革命、塔和我的故事

中秋节那天，我和妈妈早上六点多就一起出了门。

我昨天跟她说，今天一早要去山上找一座塔，妈妈不放心说：“一个人最好不要爬山，还是。。。不安全。”我心里想：可能在妈妈的脑海中里，我是要去什么深山老林吧，其实并不是，而且天气晴朗无风无雨，不需要有什么担心的必要。但这话只是在心里转个圈儿，我知道这“替孩子担心”是长辈们的自然天性，无法阻挡。所以，我只是说清楚了要去的地方的具体位置，让她不要担心就好。后来，妈妈决定和我一块儿起个大早，一起去。

这次我访的是一座和尚的墓塔，坐落在西山大觉寺的南侧，非常靠近山脚下。它的主人是周云端和尚，做过明代重修后的报国寺的第一任主持，由于他更有名的一个身份是明朝某个皇后的弟弟，所以，熟悉的人都叫这座塔为国舅爷塔。

妈妈坐在副驾驶上，一来一回的路上我们一定聊了好多话，一定聊了孩子，聊了他跟老爸逛过附近的哪里，聊了周边的村子都是怎么拆的，可我却什么也不记得。再努力回想一下呢。。。还是想不起来什么，可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耻之处，不怎么记得也是很自然的。孩子和妈妈在一起时，都是很自我的状态，从小到大受到妈妈近似无底线的牵就和包容，无论自己长多大，只要在父母跟前时，不光是有放松和安全的感觉，而且还会有不自知的骄傲和自大的情绪，这种状态下，自我会完全显现。这种100%自我显现的状态，随着一个孩子的慢慢长大，融入到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后，会逐渐的削弱、减少，而在社会中翻滚很多年之后，这状态也会完全的消失，这就是“回家”为什么如此令人愉快，那里不光有至亲的人，也有很久不见的自己。

妈妈那天一早还是很开心的，除了强打精神跟我早起，去新鲜的地方会让她也兴奋不已，新鲜的空气也让她神清气爽，清晨的阳光也不会辜负早起的人，晨光是白昼之光中最纯净和充满活力的部分，仿佛最为清澈的河源滥觞，或者早春刚刚绽开的第一缕花香。

在构思这篇文章时，有两个地方让我有些犯难，首先就是文章的标题。之前，我写过三四篇关于北京的故事与“我”的故事的文章，而这一次我也想延续这个“系列”，叫作XXXX和我的故事。但这次我想写的关于北京的故事，和晚清、辛亥革命、民国历史纠缠在一起，有人物，有事件，有遗迹，很容易写成一个无趣的野史类的文章，既没有历史的权威性，也没有文学的可读性，字里行间中空有对历史的后知后觉的亢奋。。。我不想写一篇这个，因此，名字很难起。第二个困难，就是晚清和民国这段的历史，人物、事件、叙事都太过复杂了，错综而虬结，我不能完全掌握，可还是对耀眼的漫天星空中，某一颗偶然入眼的明星所打动和兴奋，想用文字疏解热情，所以，不想放过这个题材。

在经历了一些思路整理和取舍之后，最终选择了“塔”这个主题，来作为贯穿文章的线索， 串联起那一颗一颗的、看似毫无关联的、打动我的星星。

看到这儿，就很对不起因为文章名字而误入进来的人了。我的这篇文章，不是北京的塔的科普，也没有高屋建瓴的研究成果，更没有大而全的罗列和总结。只有寥寥几座浮屠，和塔背后的人物故事，还有塔下不死的精神。

1924年10月，北洋三大军阀中，直系军阀大将冯玉祥，因为不满同系吴佩孚和曹锟的打压和排挤，决定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与老朋友、时任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12年前共商滦州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北京城，囚禁了曹锟，并将溥仪驱逐出宫。虽然政权在握，但倍感执政经验不足，便协同张作霖的奉系一起，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事。

11月初，中山先生拖着病驱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并在出发时发表了《北上宣言》，其中提到：“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统一中国……。”可就在他北上的途中，直系冯玉祥、奉系张作霖的矛盾愈演愈烈，11月中旬，冯玉祥迫于张作霖的压力，邀请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于月底在铁狮子胡同1号（现在的段祺瑞府，也是清陆军海军衙门）就职上任。冯玉祥的示弱，张作霖的反对，段祺瑞的顺水推舟，把还在北上的孙中山置于了非常尴尬的境地。

中山先生在12月底才抵达北京，但北京的时局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月前致电邀请他共商国事的冯玉祥将军，却一直称病不见他。1925年1月，冯玉祥灰溜溜的离开了政治中心，带着他的军队去了西北，更名为了西北边防军。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铁狮子胡同的行辕中病逝。遗嘱中，他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得出结论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铁狮子胡同，现为张自忠路。1946年8月，当时的北平市政府，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阵亡的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三位将军，将北京的三条路以三位将军的名字定名。）

1925年3月，中山先生的灵柩在社稷坛北侧的拜殿短暂安放，接受吊唁（社稷坛在民国时被开辟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因孙中山先生在此停灵，后改名为中山公园）。4月初，灵柩移往西山碧云寺暂厝，安放于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石龛内。1929年5月，移往南京中山陵，中山先生换下来的民国大礼服、大礼帽等衣冠，仍放在原来的楠木棺内封存在碧云寺金刚宝座石塔中——墓碑上面镌刻着“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八个大字，作为孙中山灵枢暂厝碧云寺的纪念。

金刚宝座塔同样是佛塔的一种，宝座代表神坛，其上五个塔，分别代表佛教密宗中，金刚界的五部主佛。此种金刚宝座的形制在印度起源较早，但传入中国时间却较晚，动物园北门外的五塔寺（正式名称：正觉寺）中的那尊，就是北京最早的，建于明代成化年间。我们恐怕很难想象，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有佛教而无佛像”的时代，佛教在释迦牟尼入灭后数百年间，佛陀的尊像仍未出现。当时佛教信众礼拜的对象，主要是供养着佛陀遗骨的舍利塔；当时的佛教徒是有意不去表现佛陀的形象，以菩提树象征佛陀成道，以佛足迹表示佛陀游历教化，以舍利塔表示佛陀涅槃。《长阿含经》中就说：当佛陀舍弃最后身而证入涅槃时，其形体已经不是任何天神或人所能观见的。直到公元1世纪，在犍陀罗地区开始出现了受希腊雕塑艺术影响的佛陀塑像。而五塔寺的金刚宝座塔上，有着一个中国唯一出现在塔上面的佛足印，代表着佛教最初的无形象崇拜时代。

除了碧云寺、五塔寺之外，北京地界还有另外两座金刚宝座式佛塔，分别在西黄寺和玉泉山。

玉泉山是古今的禁地，其他的三座塔我都寻访过多次，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碧云寺的塔。不是因为它最雄伟，也不是因为它命运多舛（曾两次被作为太监的生圹），更不是因为它存放着伟人的衣冠，而是因为这里闪耀着一个青春的故事。

记忆在经历了很多的时间过后，就会变得不诚实、不可靠。时间的河流不断的冲刷着记忆的堤岸，让真实的事情，仿佛梦境一般，没有开头，没有结尾。那应该是是一个深秋或者寒冬的清晨，碧云寺里某个大殿的高台阶下，两个年轻人坐在那里休息。女孩子在前一天约那个男孩子今早一起来山顶看日出，可最终没有看成，不知为何会走进了碧云寺。那天天气晴好，空气清冷，或者也许是寒冷，晨光把女孩儿洁白的脸庞照耀的更加耀眼，像珠宝一样闪亮着光芒。他们坐在大殿之下一旁的长椅上一边休息，一边做着游戏。男孩子骗女孩儿说:我给你一枚硬币，你攥在手心里，把手贴在额头上，心里默数十秒；我转身过去不看你举起的是哪一只手，仅凭心灵感应。。。当你转过来时，我一定能猜中那硬币在你哪只手里。女孩不信，试了很多次都叫男孩猜中，她眨着大眼睛，满是疑惑和惊异的神情。。。当我闭上眼时，这一切景象都消失了，男孩和女孩儿自那之后，也都慢慢消失了。他们一定在那座金刚宝座塔下徘徊过，那宝塔还记得，周围的古树还记得，那台阶和长椅也记得，只是他们自己都忘了。

塔这种建筑形制，不是中国华夏大地上的产物，它与佛教一样都是由西域传入中国，渐渐与中国传统的楼阁式建筑发生融合的产物。最初的塔在印度叫做窣堵坡，就是和尚圆寂之后的坟墓，其形状也不是竖高挑的外形，更像是一个带塔尖儿的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后来，随着塔的形态逐渐发展，用途也多样化，有用来登高瞭望、御敌的，还有文峰塔，也就是调剂风水用的建筑，再者就是纪念塔。

海淀温泉村附近，有一座很小的山坡，名为显龙山。在它的山顶上，矗立着一座民国二十五年建造的砖塔，名为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塔。塔是矗立在长宽各10米，高1米多的石台之上，周边有石栏缭绕。台上塔高12米，八角七层密檐式，白色花岗岩塔身，各层塔檐覆灰色筒瓦，檐间均饰青天白日图案。塔下石台南侧刻写“精神不死”，北侧为“浩气长存”，由冯玉祥将军手书，字体刚劲挺拔，气吞山河，让山巅之塔的英灵之气显露无遗。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正式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北方的河北省滦县，也在同一年的10月起，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虽然最终起义失败了，但它对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起到了强有力的辅助作用。1912年1月3日，王金銘、施丛云、白雅雨率领滦州的一部分二十镇官兵起义，冯玉祥为总参谋长。当天滦州宣布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次日，发表声讨檄文，准备发兵攻打北京与天津。但关键时刻，与王金銘商议好共同起义的冯玉祥被部下出卖，冯部没有按计划策应起义军，而是先被扣留，而后押解回原籍。起义军内部也出现叛徒，开始自相残杀。4日，起义军在进军京津的途中，与清军激战，王金銘、施丛云前去议和，被扣押后英勇就义。参谋长白雅雨也在几天后被捕，同样惨遭杀害。

滦州起义虽然失败，但使清廷乱了阵脚,被迫电令围攻武昌的清军转围滦州,使武昌之围不战而解,武昌起义军得以保全,并获得迅速发展。1936年，在冯玉祥将军的提议和促进下，在北京显龙山建造了纪念园，1937年5月建成，并举行隆重的国葬。

当时国民政府表彰令中曾评价说：“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另外，同盟会在策动每一次起义时，都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思想纲领，广泛的播种与传播。身虽死，意志不灭。白雅雨的一位学生，就成为了之后进一步思想革命与解放运动的新领秀——李大钊。

白雅雨

纪念塔下的纪念园中，有这次起义牺牲的14位烈士的衣冠冢。衣冠冢的位置上，有一座石幢，正南面上书“辛亥滦州革命先烈（14位烈士的军衔、名字）衣冠冢”，14位烈士的军衔都是立碑时追赠的，其中施丛云、王金銘、白雅雨三人追赠为上将。石幢为八棱形，四个正面略宽，四个斜角略窄，平顶，没有碑首，顶部侧面均刻有云纹和青天白日的徽纹，石幢下有其他革命将领的题字，如赵登禹、刘汝明、张自忠、闻承烈等，也都是冯玉祥部的亲信。

纪念碑后是一块石屏，下为须弥座，中为石屏，上有屏首造型，雕工纹饰精美，却无一字。有文章称，石屏之下为埋葬着烈士的衣冠。

我曾经三次踏入纪念园，但先前并没有对此段历史进行深入的了解，记得还在那无字石屏的前前后后转悠了好几圈，奇怪这竟无一字的石屏是究竟为何？难道这石屏跟中山公园内的格言亭上的格言一样，在建国之后的特殊时期被人为磨掉了么？在我疑问和不解时，总不会想到，烈士们的衣冠就葬于我脚下，实在惭愧。屏虽无字，但这纪念园中可欣赏的石刻与题字还是多，可以看到民国诸多将军和将领的书法作品，艺术欣赏价值很高。冯玉祥将军除了在纪念塔下的手书大字之外，在衣冠冢后山坡石壁之上，还另写了一篇《礼记·礼运篇》的一段：（礼记原文也许不易理解，翻译如下）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人人）讲求诚信，培养和睦。因此人们不仅仅以自己的亲人为亲人所赡养，不仅仅抚育自己的子女，使老年人能安享晚年，使壮年人能为社会效力，使孩子健康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而无父的人、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都有人供养。男子有职务，女子有归宿。对于财货，人们憎恶把它扔在地上的现象，却不一定要自己私藏；人们都愿意为公众之事竭尽全力，而不一定为自己谋私利。因此奸邪之谋就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和害人的事情不发生，（家家户户）都不用关大门了，这就叫做理想社会。”

十年前有一段时间，我由于多重的打击患上了中度的抑郁症和焦虑症（还不需要药物干预），睡眠崩塌、食欲不振、盗汗口干、精力涣散，经常会感到胸口憋闷，浑身酸麻。趁大学友人婚姻大事之机，我请了长假南下游历，第一站是湖南长沙。

我当时从岳麓山下坐上缆车上山，人吊在半空中缓缓上山时的记忆仍然深刻。听着脚下林间树叶发出的唦唦声，又偶然几声清脆的鸟鸣，让我的神志渐渐苏醒，精神尝试着放下沉重的“包袱”，鼻子开始感受到空气中的味道，眼睛不再空洞，看到身边反方向下山的游人。那一刻，困扰我多时、荒谬的紧张情绪休息了，我心里在想：难道这几个月匆匆的、毫无目的的紧张与焦虑，就是为了现在这一刻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状态略有放松后我到达了山顶，可身体还是诚实的，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融入到其他人游山玩水的、轻松的氛围中去，还是一个人匆匆的走过他们，不知为何的“急于”找到下一个目的地，而目的地在哪里却不知道。步行下山的过程里，我没有太多的记忆，但我记得在很机缘的情况下，我来到了一个墓前。那里是半山腰的一块开阔平地，四周被粗大挺拔的大树包围，大地上铺着青苔，满眼绿色，这静谧的环境可以让每个人恰到好处的安静下来。坟茔之上有一座高高的方尖碑，其上写着“黄公克强之墓。”

黄公也是辛亥革命早期的改革实干派，他在1904年大年三十那一天，成立了华兴会，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这是自孙中山1894年成立兴中会后，第三个有规模、成气候的革命团体。孙中山的兴中会是远在大洋彼岸的檀香山建立，依靠的是外国势力和华侨运作；而华兴会却是在清政府的眼皮子底下成立的（长沙），动员的是国内的精英阶层，第一批会员就有100余位，甚至还有清朝在职官员，湖南名士龙璋；以及清军中的将领吴禄贞；这说明了华兴会在成立时，就已经拥有了强大而身后的背景和人脉，同时也反映当时清政府内部人心的散乱。

华兴会成立的当年，就计划开展两个大动作；首先是一个对于慈溪的暗杀行动，会员杨毓麟研究制作炸弹，计划在1904年秋天，慈禧从颐和园回城的路上，送她去西天；结果，慈禧鬼使神差的却在颐和园呆了5个月的时间，蹲守等候的暗杀团成员经费耗尽，乞讨苦撑，炸弹都生锈报废，不得不停止暗杀计划。另一个，就是在1904年十月十日，慈禧70岁生日当天，在长沙发动起义。但缺乏起义经验的华兴会，同样走了孙中山的兴中会广州起义的旧辙，保密措施几乎没有，联动人员过多，具体计划和行动时间完全暴露，长沙起义未开始便结束了。

暗杀，自杀式袭击成了当时革命义士的共同选择；比如1903年，由“富二代”和学术精英们组建起来的另一个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蔡元培。在当时那个年代，谁能想象一群学贯中西的教授、大儒们，天天在实验室里研究毒药和炸弹，并且组织学生团体去刺杀清政府要员呢？“我辈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枝！”这句话就是光复会成员徐锡麟在去做卧底前，留在信中的话。

今年的暑期，我陪着闺女总是去动物园玩儿。“爸爸，要。。。看小猴纸去！。。。爸爸，要看。。。大象去！。。。”小家伙儿每次兴奋和认真的跟我说时，我怎么能拒绝她呢？当然不舍得。所以，2024年的夏天，在动物园里，总是能够见到一个一米九多得大个子，臂弯里捧着一个小女孩儿，爷儿俩兴致勃勃的和动物们嬉戏、聊天。也许是在斑马的营地围栏外吃着包子，也许是在大象的室外花洒旁的长椅上酣睡，也许是坐在长河的岸边，跟每一艘飞驰而过的快艇打着招呼。。。每次游园，一抱就是几个小时，作为一个爸爸，抱女儿也许有使不完的力气。那天，闺女又在动物园里赶上了下雨的天气；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说：巧克力和下雨天很配哦。而在我闺女这里，那一定是：动物园和下雨天很配哦！在这里赶上雨天不下四五回了。好在我那天带了雨伞，雨呢也是急脾气，狂下一阵就过去了，雨滴变成了那种江南的烟雨，空气湿润而爽利。

下午两点多，小家伙在水边看完鸭子和乌龟后，想起来要玩儿滑滑梯。我便扛着她，往北门附近的儿童动物园去，将要到时她就呼呼的睡着了。而后，我临时改计划去了畅观楼，那里没有太多人，清净的很，我也能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畅观楼南侧有一片树林，过一座小桥后，便在树林中见到一个矮小的纪念碑似的东西。高也就一米多，我扛着她转到南侧后，看上面写着“宋教仁纪念塔遗址”，蚊子太多了，碑后的文字不能详看，又匆匆回了畅观楼。

1905年，在日本东京黑龙会的总部里，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黄兴本人和他的华兴会，在当时实力和影响力都更高；但黄公高风亮节的倡议，免掉选举的环节，他完全拥护孙中山出任同盟会总理，而自己愿意敢当副手。这种惺惺相惜的革命友谊，让我想起了共产党革命初期的周总理和毛主席的关系。而一直担任华兴会副会长的宋教仁，是在1907年才渐渐开始支持同盟会的相关工作的，由于专业主修法律，他在1911年武昌起义后，专门负责政府法律的相关工作。

1912年8月7日，在宋教仁的组织下，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为代理事长。1913年（民国二年）3月，宋教仁被武士英暗杀，孙中山认为是袁世凯所为，主张武力讨袁，7月发动二次革命。纪念碑是1916年时建的，之所以算在这里建设宋教仁纪念碑，是因为他在1912年曾经住在畅观楼南侧的鬯春堂。据说这座纪念碑不高，总共两米多高，方尖碑的形制。在1976年毁于动荡，仅留纪念碑底座是原物。

初秋午后，大雨初歇，珠丝绵绵，雾气蒙蒙之时，我搬了把椅子，扛着酣睡的闺女，坐在畅观楼大门外门廊之下，观云，听鸟，闻泥土草叶之香，好像这里是我的私家别院一样。小宝不知她在哪里，可能正在梦着斑马打滚儿，小象追妈妈。在这楼里住过的慈禧、光绪、孙中山、黄兴、毛泽东和十世班禅，可能也入了她的梦来，正笑眯眯和她玩耍，逗她开心呢。

在2018年前后，我赤重资买了一本书，名为《北京古塔影像录》，作者吴锴，摄影高俊卿等。这书里面收录了上至唐，下至民国初期，这一时期内所建的几乎所有的塔，当然是现存的，因为书中都有静美的照片记录。这本书很厚又很沉，携带起来极为不便，所以我便在那年的夏天，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特地来看看这本书，欣赏北京的塔影。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更加的对塔这个建筑有了专情。

塔让一个时代有了形状，使一个人被永远的铭记，将所有的故事贮藏起来，一切均随时间逝去、湮灭，但精神永远不死，浩气亦可长存。

我所上的那所大学，是崭新崭新的，在我就读时才经历了第一个五年。图书馆门前的广场上，碎石铺地，主甬路两侧排列着20块大石，每块都有一米见方。仅第一块石头上刻满了字，其余石头上还是光滑平润。这是这所大学在创立之初的纪念规划，每5年凿刻一方巨石，记录校史，20方均以刻完后，已是百年，如此浪漫，又如此动人。现如今，第五块石头上已经写满了故事，它们会铭记过去，并且存留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