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睡在上铺的兄弟”到“谢不杀之恩”：重建我们的室友关系

室友关系正在成为高校学生最关心的一种关系，或至少是“之一”。 从曾经的“睡在上铺的兄弟”到近些年的“谢不杀之恩”，网络流行语的变化反映着人们对室友关系关注焦点的转移。

这种重视程度甚至从当初开学报到前就开始了：将和什么人住在同一个宿舍；如果遇到不好相处的人怎么办；要是被边缘了怎么办……毕业多年后回想起曾经的青春岁月，比同学关系印象更深的或许仍然是室友关系。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016）剧照，图为剧中人物毕业离开宿舍的场景。

九月初，历经十多年高考，曾放弃上海交通大学等985高校的“网红”高考生唐尚珺终于在南方某211大学顺利入学。他的高考经历使得他入学也自带着流量。自从他入学后，个别室友为回避网络关注，申请调离寝室。他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作了回应（包括为被恶意中伤的室友伸张权利）。有意思的是，也有室友顺势而为，开起自媒体，拍摄作为室友的唐尚珺，即便只是一张“珺哥”爬梯去床位睡觉的照片也能吸引一大波关注。这位室友显然接住了唐尚珺带来的流量红利。

国庆十一假期将至，对于今年入学的新生来说，与新室友相处就要一个月了。或许你们会在假期间一起走出校门，去了解脚下这座还比较陌生的城市，也或许各自收拾行李回家或去其他城市旅行，跟家人朋友还有以前的同学谈起大学新室友。

我们需要怎样的室友？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室友？

本文作者是一位从事社会工作教学的教师，他在教学过程中也碰到了“室友”的故事。这就要从他承担的《家庭社会工作》本科课程讲起。

撰文｜李侨明

室友关系变了吗？

《大学》（College，1927）剧照。

在一门《家庭社会工作》课上，我曾布置一个课后作业，希望学生可以通过自述一段令自己失望/生气的与亲人之间的情感经历，来探索过往的某些情感创伤。没有想到的是，有不少学生讲述的是发生在自己和“室友”身上的故事。

他们的故事，几乎都可以命名为“室友的‘背刺’”。这一方面说明，多为独生子女的Z世代（网络用语，一般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大学生的同辈交往类型比较有限，对室友关系比较敏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很珍视室友关系，以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室友”已经成为他们“类家庭成员”。在年轻人“断亲”的潮流之中，他们在社会交往当中越来越去血缘化，而是在学缘和业缘当中主动寻求能够满足“情绪价值”的社交对象。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研究（NCSS）十年（2010-2019）连续结果稳定地显示，室友关系是大学生学习成长过程中满意度最高且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然而“室友”的意涵在我们日常的使用语境当中非常多变，既可以指相识于微时的求学同窗，也可以是同处一室的合租者，甚至还能用来指代相处很久感情日渐平淡的夫妻关系。

上世纪90年代，由高晓松创作、老狼演唱的民谣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风靡一时，从歌词片段——“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这太神秘/你来的信写的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我们可以窥见室友关系被冠之以“兄弟”的称谓，可见其亲密程度。歌词透露出创作者对室友关系从亲密到生疏的怅然与怀念。

尔后的千禧年伴随着“玛雅预言”，尽管玛雅预言成为谣言，但马加爵残杀室友案令人对室友关系产生毁灭性的认知重塑。以至于有人戏谑地说，大学生能顺利毕业首先要感谢的是室友的“不杀之恩”。可见，现实中存在的不仅有相处融洽的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家人”型室友关系，还有冲突暗涌或直接爆发的“仇怨”型室友关系。然而这两种室友关系类型或许只是处于室友关系天平的两个极端，更多的室友关系感情处于它们的中间地带。

在现代社会的复杂经纬中，室友关系宛如一个独特而多面的棱镜，折射出丰富的社会意义，成为我们洞察社会关系的一个微型窗口。

微电影《寝室》（2014）剧照。

作为驿站的室友关系

室友关系就其优点而言，它具有独特的日常空间亲密性。相对封闭的空间使得室友关系在日常互动当中可能比一般的同辈关系更加亲近。但是正由于空间的封闭性、室友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多元性以及室友选择的有限性（多数情况下，学校安排卧室是随机组合的，学生通常并无权限选择室友）而产生摩擦与矛盾。

因此室友之间的互动无疑是社会互动的生动范例。当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个体聚集于同一宿舍或合租居所时，一幅细腻且充满张力的互动画卷徐徐展开。

日常的交流、协作与冲突，不仅仅是简单的行为交互，更是不同价值观、生活方式与情感表达的相遇与融合/摩擦。他们各自带来独特的方言、习俗和生活模式。

《女大学生宿舍》（1983）剧照。

在相处过程中，这种差异促使他们通过语言、表情、动作等多种符号进行交流与理解，这正是符号互动理论的生动体现。室友们在解读彼此符号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种共同的生活节奏，建立起一种虽微妙却坚实的关系秩序。符号互动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乔治・赫伯特・米德创立，强调人们通过对符号的定义和解释来进行社会互动。在室友关系中，符号丰富多样，包括语言、表情、动作、物品甚至特定的行为模式。

一个微笑可以传达友好与接纳，一个皱眉可能暗示不满或困惑。室友们通过对这些符号的感知和解读，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同时，他们共同创造独特符号，如宿舍内的昵称、口头禅或特定生活习惯，强化彼此联系和认同感。

心灵、自我与社会

8.1

[美]米德 乔治·赫伯特·米德 / 2018 / 上海译文出版社

《心灵、自我与社会》

对于Z世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和初入社会的合租者，室友关系堪称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驿站。在这个相对封闭却又充满活力的小空间里，个体开始真正学习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适应社会规范。大学生离开家庭的庇护，踏入大学宿舍，犹如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实验场与舞台。与室友的相处，成为他们成长的关键一课。在这里，他们可能学会分享资源、合作完成任务、妥协解决矛盾。

《一起同过窗》第一季（2016）剧照。

这些经历如同一块块基石，为他们迈向成熟的社会成员之路奠定基础。我们常常能看到室友之间在很多微小的细节上互帮互助，也常见不少的高校宣传“学霸”“考霸”宿舍，有意或无意地放大了室友的“同群效应”。从社会交换理论的角度看，人们在社会互动中会权衡成本和收益，从而决定自己的行为。在室友关系中，交换表现为物质、服务和情感等层面。物质和服务层面，室友间互相帮忙打水、带饭、完成作业等。情感层面，给予关心、支持和鼓励。然而，交换需注重公平性和平衡性，否则易引发矛盾。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8.3

[美] 彼得·M.布劳 / 2012 / 商务印书馆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室友关系亦如一面微观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出社会分层的种种迹象。尽管表面上处于同一生活空间，但室友们背后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家庭背景和文化环境。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室友往往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和更广阔的视野，其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可能与来自贫困家庭的室友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得以体现，从消费习惯到未来规划，无不反映出社会分层在微观层面的深刻影响。

正因如此，这种以往没有过度在意或被刻意模糊化的“社会分层”，在这个特殊的——既是私人又是公共的空间被无限放大，即他们背后结构性因素，例如“家庭分层”（如富裕家庭与贫困家庭）、“区域分层”（如城市和农村）、“审美/消费分层”（中产与工农群体）等的多重差异将展露无遗。如何协调这种差别使之并行不悖或友好交融是身处室友关系场域的每个个体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在室友关系中，虽无严格阶级之分，但不同生活习惯、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可能引发冲突。尽管如此，冲突也可促使室友了解彼此需求和立场，推动关系发展。

还是向往温情

在高校的校园环境中，同学关系为基础的室友之情通常被认为要比“社会”当中单纯和真诚。作为校园宿舍场域的延伸，刚毕业不久的大学毕业生有不少人选择以合租的方式共住。

在不同的场域之中，情感浓度依然是表达室友关系的有效的维度。

在大学宿舍中，有的室友关系充满着浓烈的温情，如“家人”般亲密无间、相互关心照顾，我们可以称之为“家人”温情型的室友关系类型。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可以表现为：生病时，室友们无微不至地照料，端茶送水、陪伴就医；遇到挫折时，大家给予温暖的鼓励和支持。这种关系中，情感浓度很高，每个人都能深刻感受到来自室友的关爱。从社会交换理论看，情感的付出与收获若能够达到一种美好的平衡，这种类型的室友关系往往能营造出温馨的宿舍氛围。当然，这种类型的宿舍以前可能存在于一些比较信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学生当中。随着Z世代成为大学生主力军，Z世代的个体化和强边界感使得这种室友关系急速式微。

宿舍场域也是合作的舞台，校园任务合作型的室友关系在现今的大学校园当中更为多见。它指的是室友们共同为学业和未来拼搏，一起讨论课题、准备小组作业，为了实现课业、社会实践或重大考试目标齐心协力的一种小团体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知识和资源的交换，也有共同成长的喜悦。虽然他们偶尔可能会有意见分歧等小冲突，但通过良好的沟通和协商，矛盾往往能迅速化解，进一步促进合作关系。这种类型的代表常可见于非常重视各类竞赛、考研的学校，例如当下典型的表现是整个宿舍都“考公”或“考研”，这种共同的目标使得他们生活作息习惯和学习目标趋向一致，并产生较强的凝聚力。

微电影《寝室》（2014）剧照。

然而也可能出现剧烈冲突的室友关系，如马加爵案中所呈现的那样。这种关系往往是由于长期积累的矛盾未能得到有效解决，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可能导致极端冲突的爆发。

此外，优绩主义文化在大学校园日渐盛行，处于同专业或同班的室友，可能会由于“推优”或其他的竞争因素而导致他们关系紧张。在几乎人人追求“上岸”的单一目标时，室友们更有便利条件行使“背刺”“告密”等“小恶”，并且在道德上显得见怪不怪。面对这些异化的室友关系场域，我们一方面需要深入反思如何通过更好的沟通、理解和心理干预来避免互害悲剧的发生，另一方面则需要反思优绩主义对室友人际信任和情感的损害，在更宏观的制度建设层面抵制室友间损人（不）利己的“背刺文化”。

移植社会的室友关系

大学生毕业后进入“社会”，尤其是那些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工作的毕业生，一般很难花高价单独租住比较合适的房子。因此他们会延续大学期间合住的思路。然而，在社会合租的场域中，室友关系却相比求学时期平淡了许多。大家相互尊重，各自忙碌于工作和生活，同时遵守共同的生活规则，不互相干扰。情感浓度相对较低，但也有着一种稳定的平衡。从社会交换理论看，主要是在遵守规则和互不侵犯方面的默契交换，让生活有序进行。

《欢乐颂》（2016）剧照。

这种“陌生人之上”而又“朋友未达”的室友关系，是人口密集而流动性强的城市所具有的典型室友关系，一旦换了别的住处，室友之间可能就“转生陌路”，礼貌有余而温情不足。

当然，在“社会”场域之中，也存在着一种相对特殊的小众类型，即合租互助型。这种多见于业缘关系（同事）或学缘关系（同学）而合租形成室友关系。与平淡型的室友关系相比，熟或半熟的业缘、学缘关系基础使得他们相处时更加默契，也更有私人关系的味道。

我们也要承认，并非所有的室友关系都能维持理想的状态，社会场域当中的合租室友也可能出现冲突较为激烈的情况。比如容易在生活习惯（宠物饲养、吸烟、下厨等）、水电和维修费用分摊等问题上产生较大矛盾，甚至引发争吵和暴力事件。

即便如此，青年独居面临的社会和心理风险已经被一些研究初步证明。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中，连考多年公务员却未“上岸”的独居女生如果有室友的话，或许可能会有不同的结局。在经济形势突变，青年就业面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鼓励未有能力独居的青年积极与他人共居，发展出有利于身心健康、互帮互助的室友关系。

因此，不同场域的室友关系需要第三方干预和自我管理来进行维护，改善和调节室友关系。在大学校园，入学初期便可以组织新生室友见面会，设计互动游戏促进了解，建立初步的良好互动。如开展 “家乡特色展示” 活动，让室友们分享家乡文化，增进认同感；室友们共同制定宿舍规则，明确作息时间、卫生责任等，确保交换的公平性和生活的有序性。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资源链接服务，帮助他们缓解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负担，避免因经济差异导致的社会交换不平衡。同时，鼓励室友们给予关心和支持，营造自主又互助的宿舍氛围。

除此之外，学校也应该设立宿舍矛盾调解服务，当出现冲突时，由社工/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或经过培训的学生干部进行调解。建立心理预警机制，关注室友之间的关系动态，及时发现潜在的冲突危机。

纪录片《纪实72小时：北国的学生宿舍》（2015）画面。

在社会合租场景中，室友合租同样需要一定的入住前引导。例如，房东或中介在租客入住前组织室友交流会，介绍房屋设施和周边环境，让室友们互相认识。提供合租指南，包括合租注意事项、冲突解决方法等。并且可以鼓励室友们签订合租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如租金分担、公共区域使用规则等。社区居委会等组织应该就近建立社区调解平台，当合租室友之间出现矛盾时，可向社区工作人员或专业调解机构寻求帮助。合住者则可以不定期开展合租者自助互助活动，如共同打扫公共区域、举办聚餐等，促进室友之间的情感交换和合作。

实际上归根结底，室友关系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独特而重要的人际关系。既不宜高估室友关系的温情，也不要因为极端的室友冲突个例而将室友关系妖魔化。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侨明（东莞理工学院法律与社会工作学院）；编辑：西西；校对：贾宁。封面题图素材为《睡在我上铺的兄弟》（2016）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