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个人东亚海域史研究阅读札记
首先推荐两部亚洲海域史研究入门著作：
『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桃木至朗编：日本学界海域亚洲史研究各论题入门。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葛兆光著（讲义）：侧重「亚洲东部海域」概念与文化交流。
个人关注两大不同领域的史料/史料集成： ①中世·近世日本与东亚交流史领域（近世长崎海域·贸易·港市） 关于近世日本交流史方面主要可利用日方海交史料集若干例：
『善邻国宝记』及『续善邻国宝记』（中世）、『历代宝案』（中世至近世）、『通航一览』（近世）、『史料集成·外蕃文书』（近世）『异国日记』（近世）、『萨藩旧记杂录』（近世）、『长崎荷兰商馆日记』、『平户荷兰商馆日记』、『平户英国商馆日记』等（日译），『长崎御役所留文书』（近世） 『唐船進港回棹錄・島原本唐人風說書・割符留帳: 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大庭脩編 『近世長崎・対外関係史料』太田勝也編（長崎御役所留、長崎諸事覚書、長崎記、長崎旧記）
②近代华南口岸·海域贸易史领域（个人研究领域偏近代福建海域与日资） 关于近代华南海域海关·口岸贸易史入门书： 托马斯·莱昂斯《中国海关与贸易统计：1859-1948》 松浦章『汽船の時代：近代東アジア海域』 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経済史研究』 岡本隆司『近代中国と海関』 马士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与分配统计》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及所附厘金档案史料 一般海关史料集例： 海关报告史料集，如《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仅为庞大旧海关史料一角） 相关交涉史日文一手史料出处例：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档案』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数位化影像档案于日本国立公文書館所属之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対外開放使用）
●札记序： ①近世日本海域交流史的文脉——以「建筑」隐喻的学术史
总结20世纪50年代起至今的近世日本海域交流史的研究史文脉（实证史学系），用比喻的修辞来说，可以说是从重视「门」的岩生成一时代，到重视「窗」和「门禁系统」的田中健夫、朝尾直弘、荒野泰典时代，再到重视「门」与「窗」的一体联动性的山本博文和以「房屋构造」为观察视角的木村直树，重新考察单个「窗边」的专业人员情况的池内敏，以及重视「视听系统」的松方冬子和考察「窗」与相邻的临街「小屋」之间复杂互动的木土博成。可以说有一条如何跳出被言说和事实混淆的「门」的框架预设，围绕着更基于实证判断的「窗」来思考的线索，但「门」仍是重要的判断基础。其实「窗口」是对邻居的，而「门」是对更遥远的外来者的。史料的利用上也在不断发展推陈出新，从以日文文书史料为主到对荷兰文史料加以利用，确实也更考验史料解读和批判能力了。日本学者的近世海域史研究范式和史料利用方法在这七八十年间成熟化的过程，也是整个东亚海域史研究领域都需要参考和举一反三的。无论是明清海域史研究还是近世日本海域史研究，或是西欧人的东亚海域贸易研究，都可以在日本学界的成熟研究中吸取养分，得以鉴用。
江户时代的日本的「锁国」性格虽然多有商榷，在70年代以后的研究中呈现出的是实施上和思想上「海禁-华夷秩序」的理念，具体则以「四个窗口」的面貌出现。因而，在朝尾、荒野的框架形成二十多年后的现在，日本文部科学省将「锁国」改为「幕府的海外政策」。但山本博文等学者认为，「锁国」作为相对化的分析概念，还是有合理性的，「锁国」的局面更是近世幕藩制社会形成后的结果。笔者认为，两个概念框架在研究中还是可以并存。「四个窗口」和「海禁-华夷秩序」作为交流框架解释近世海域交流史，虽然相对于「锁国」概念而言更能让人意识到海域交流史的多样性，目前也已经成为主流论点（『論点·日本史学』相关章节，木土博成），但也要意识到「四个窗口」是日本向外获取信息的窗口，并且需要引入幕藩制的视角来看待。因此，有些研究概念在具备合理性时，如何平衡或是跳出概念框架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真的是见仁见智了，毕竟不能过度放大「开」或「锁」的侧面。「锁国」概念在具体语境当然是合理的，例如池内敏就指出「锁国」语境就是只对欧米诸国的「锁」，跟荒野的「四口」两回事，并无抵触之处，不必因东亚交流内的「四口」而混淆日本与西洋交流概念上的「锁国」状态形容。 如何正确理解「锁国」与「四口」之间的关系？正如山本博文曾经指出的那样：「四个窗口」是东亚范围内以幕藩制为基础的交流装置，而「锁国」则是对西洋的防御措施，也是一种确实存在的近世日本外交政策倾向。正因为近世日本具有「锁国」性格的事实前提，也才有「开国」这样的近代胎动。
②口岸市场与经济腹地——玄关般的经济空间 走出近世日本「四个窗口」的交流史，「开国」以后的日本随着神户、横滨等港口都开港，逐渐与整个亚洲地区日益密切联结为一个贸易关系网络，不仅仅是原有的华商仍作为代理商活跃（长崎华商泰昌、泰益号），日本的航运资本也通过时势的转移开始了华南海域的扩张，而考察日资航运扩张，就不能不联系上福建沿海的口岸与海关体制。滨下武志曾以「口岸市场圈」来形容这种近代沿海口岸市场结构，但其缺陷又在于缺乏深入海关与清廷之间的财政流通，这点用在冈本隆司的著作中得以被补充。如果要考察日资的进入，就首先要如同当时的日资一样进行一场口岸经济调查，才能制定更完备的规划。 如果说港口是大门，经济腹地是客厅，那么海关体制发挥的作用就是玄关——重要的招待和简单整理首先在玄关完成，接着才将客人请入客厅。海关档案统计就如同玄关的登记簿，是我们研究进出贸易的重要依据。客人的造访如何丰富了客厅、如何扩大了大门，都是口岸研究的重要课题。而笔者想要研究的，则是那异国客人的动机与策略，就像研究近世的荷兰是如何通过荷兰风说书影响幕府而试图成为唯一独占日本市场的西洋国家一样，只要是商业，就存在着各种赛道的竞争，一个跨海的企业如何在复杂的交流环境中取得竞争的胜利，又扮演着什么样不同于以往商贾的角色，同样是身处历史的会客厅的我们需要发现、搜集资料并推理的问题。
一、沙面的海域史
旅居广府时，在广州的“出岛”（与近世日本长崎出岛类似）十三行地区与沙面岛租界参观近代交流史迹与展览，思考广州与海域亚洲世界的联动性。近世与近代的广州口不仅是商贸枢纽，也是东亚的信息交流中心与近代空间。西洋知识在十三行地区的散布也间接影响到了近代知识人的知识生产，进而使得日本知识人通过《海国图志》等作品进一步系统地了解西洋情况。十三行博物馆和粤海关博物馆都在醒目的位置放置着三度来广的瑞典「哥德堡号」模型，之前我兴趣瑞典广州贸易史时也买过一个小比例的「哥德堡号」放在宿舍。记得十多年前，复制的「哥德堡号」也驶来过广州并由瑞典国王迎接。18世纪前中期，瑞典东印度公司还有「卡尔亲王号」、「瑞典议会号」等数艘商船来东亚海域贸易，印度只是瑞典东方贸易的中转贸易口，最终的目的地是广州。相关文献资料有随船人员写的旅行记，中瑞贸易也是相对冷门并可以不断发掘新内容的领域。
在广州粤海关参观时，想到的便与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相关——作为近代经济产物的海关是外来的“冲击”还是内在的经济重构“需求”？滨下认为：这种近代化模式是在晚清内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在亚洲贸易的原理下通过海关财政与新的通商口岸市场圈重构了亚洲经济圈。广州是华南地区与东南亚联通紧密的网络圈层中心城市，清末通过粤海关财政与广州口的结合，加之彼时东南亚诸港口城市在贸易需求下通过欧美资本的连接，对东南亚经济的完成了近代化的重构，这也是不同于社会史视角“冲击-回应”模式的基于经济史视角很好的一种近代化解释模式：既将外国事务有机地纳入自身逻辑体系中充分发挥其作用，又与亚洲地域内部密切关联。
回到福州后，想到近代开港以后的福州南台北岸也初具规模，但难以和沙面相提并论。一来则在于如王尔敏所言福州的港湾条件弱于广州、厦门，二来在于福州贸易的种类较广州贸易要少，而福州口被英国人选中的原因则主要在于闽地茶叶贸易的便利。滨下武志曾经指出海域亚洲史重新定位亚洲史的三大方法要点：（1）梳理出亚洲历史的内在结构与发展理路，同时尝试将欧洲的近代放回欧洲区域史的脉络中重新定位。（2）探讨近代亚洲与前近代亚洲之间的关系与连续性。（3）用来分析亚洲的方法，也必须要是一种能够同时对欧洲提出问题的方法。在广州贸易的问题上，第一点就是要做到梳理广州的贸易发展连续性，从中古以来形成的南海贸易网络。第二点就是要从沙面入手，发现沙面这个西洋贸易窗口如何为亚洲的近代孕育着经济上的因素，特别是茶叶与鸦片这对贸易差额中形成的互补商品因素。最后就是就「哥德堡」号而言，探讨北欧的瑞典如何参与到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的亚洲海域贸易中，亚洲贸易又如何在经济上影响着欧洲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成熟。
二、海域间的文化往还
宋元时期的闽地刻书顺着海路不断流传海外，如建阳刻本一时“书籍高丽日本通”。在14世纪共时性的东亚海域战争交替期中，元末福建的“亦思巴奚兵乱”也促使了一批福州和兴化的刻书人为避战乱东渡日本（而日本也正值南北朝战争，换了环境也并没有改善多少），如兴化人俞良甫寓居在京都嵯峨，在天龙寺翻印了不少宋元刻本（在此之前，著名的天龙寺造营料唐船也是著名的“入元船”），在日本北朝后小松天皇至德元年（1384年，明洪武十七年）刻本《传法正宗记》兴化刻工俞良甫刻《刊记》中，元代的福建行政区划地名在日本的刻书上也保留到了最后。类似的文化交流品，还有日本的折扇及其受众（宋的士大夫）。
13-14世纪也可谓是「渡来僧的世纪」。而「漢詩」则是禅僧间的一种除汉文笔谈和外交文书外互相表达意思的文化趣味，也可以很适合作为思想史分析的文本。村井章介在其著作『東アジア往還』中也提及了以龙泉窑青瓷为中心的贸易和与青瓷相关的汉诗唱和，汉诗字里行间表达的对青瓷的喜爱也反映了13世纪日本对青瓷的贸易需求，也是一种「文史互证」。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中与古代日本相比，往往回避互派正式使节的「正式外交」，而是通过没有正式外交身份的禅僧和海商进行「非正式外交」。禅僧外交形成的原因在于禅僧出于自身的基本汉文文化素养，扮演着非正式「外交官」的角色，而「五山禅林」则成为了培养中世日本非正式外交官的装置发挥着外交机能。
三 读以朝鲜半岛海域为核心的交流史《高丽与中国的海上交流（918—1392）》，结合以往的相关作品阅读，有许多感触与思考。发现处于事宋朝贡状态下的高丽也存在着一套自主的天下秩序观念，这与日本在倭王权向日本国转换的过程中形成的天下观秩序很类似，但这种天下观中的组成部分还有来自宋朝与日本的贸易商。元干涉以前的高丽君主自称“海东天子”，举办由宋商、日商、女真、耽罗进献方物的公开化（高丽百姓也可以观看）、常态化的礼仪仪式“八关会”，彰显了高丽自主的天下观和君主权威。除了前来朝贡的女真人以外，当时来自大宰府和对马的日本贸易船也被高丽称为“进奉船”。 显然，高丽的这种以“八关会”为中心的仪式还是对内的，对高丽百姓公开化便是意图彰显王权的“天下”属性。而宋商与日商也是出于贸易目的前来高丽，与外交上的“进奉”丝毫不搭界。高丽初期向高丽朝贡的女真以及高丽末期前来朝拜的琉球三山政权，都是出于高丽是海域中的强权这一认识下与高丽进行的外交活动。而高丽为了防止再出现张保皋这样威胁王权的贸易势力，也将贸易地点限定于礼成港。高丽的这种规范性的贸易管理体制加上独特的天下观秩序，保证了其海域的部分开放性。因此，江户时代的日本在海域贸易管理上的种种具有防御性措施也不应视作闭锁性，而应在“有限开放”的视角下观察海域的贸易交流。 由于高丽禁绝了本国商人渡海贸易，高丽王朝前期的海洋贸易基本由宋、日商人主导，高丽海域的开放性便由其他国家的商人来活跃。首先是往来海域之间的宋商成为高丽与日本贸易的中介，而后更多的日商在高丽示好、宋丽贸易刺激以及日本贸易管理松懈的背景下也来到高丽贸易。而李朝成立时的东亚海域充满动荡（倭寇问题），14世纪共时性战争期的东亚海域无论是交通还是政治外交局势都发生了大变化。直到15世纪初李朝发动了主动的讨伐行动（己亥东征/应永外寇）以及海域局势稍平稳后，朝鲜半岛海域的外交和贸易格局才正式重构到了新的阶段。而此时李朝放弃了高丽式的“天下观”，而是采用一种基于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文化心理进行外交活动，直到17世纪东北亚格局的又一次重构。
四、从“東アジア”到“东部亚洲海域” 个人比较喜欢“东部亚洲海域”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以海洋为中心，强调海域周边国家的交流互动。而以往看到有些人关于“东亚史”的论述，常常由于学术史认识不足而混淆了不同语境里的“东亚”。我想简单梳理并明确下不同语境中的“东亚”之所指，并结合子安宣邦的“东亚论”，也谈谈为什么我更喜欢使用“东部亚洲海域”概念。另外，思想史语境中的“东亚”指代的包括了作为思想原理的“东亚”，如今天的“东亚思想”等。而笔者在此讨论的更多是作为史学研究概念的“东亚”，这是需要区分的。 与同时具备符号性和实体性的“亚洲”概念不同，“东亚”的概念更多承担着作为实体性载体的作用。近代日本以汉字表记的“東亜”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也就是杨念群所言的日本面对欧洲的扩张而产生的“近代想象”。这个概念主要是随着地缘政治变动而变动范围，最终随着日本的扩张而建构出了广泛的地域共同体概念。还有一个概念“東洋”，这也是作为他者的一个政治概念，战后广泛使用的“東アジア”则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东洋”原本指代的便是日本，而“东洋”一词在幕末时扩大了含义（佐久间象山），已经不是像以往那样单纯地指“日本”，“东洋”包括东亚三国以及佛教的起源地印度及其附近，含有文化的、历史的“共同领域”的意义。“东洋的和平”一词则将“东洋”的概念指向“亚洲”，这都是当时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加藤祐三）。“东亚”概念在欧美的确认也是离不开学术界的努力。20世纪40年代，哈佛东亚研究院的领军人物费正清与赖肖尔在授课中便致力于祛除“远东”这个欧洲中心式的概念，而使用“东亚”，他们使“东亚”这一名称在战后的美国学界全面使用所作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成功。 战后日本史学界一般使用“東アジア”这个概念，用于交流史也用于思想史。“東アジア”在西嶋定生的理论里主要指东亚文化圈几个国家，深谷克己也提出过“东亚法文明圈”概念。我们一般了解的思想史上的“东亚”，就是指东亚文化圈。子安宣邦则认为，“东亚”无论作为地缘政治概念还是文化史概念，都是基于民族国家的，他希望创造一个基于“生活交流架构”的东亚概念。不过本世纪以来，“东亚世界”概念受到批判，日本学界更爱用侧重欧亚大陆横向联系的“東部ユーラシア”概念，互动的范围也扩大了，但事实上定义也是多元而各有偏向的。“東アジア”概念在海洋史视角上的延伸，又产生了“東アジア海域”概念。而我们在使用“東アジア海域”这个概念时，也需要明确这个概念里的“东亚”狭义与广义上的区别。 日本学界在21世纪提出的“海域アジア”概念和葛兆光提出的“东部亚洲海域”，同样是更强调以海洋为中心的历史世界。我觉得“东部亚洲海域”是对史学中的“東アジア”概念的最好回应与补充，它既避免了以往“東アジア海域”概念中范围上的许多歧义，又与“東部ユーラシア”概念呼应，还弥补了“東部ユーラシア”重心于陆地的问题。这也是子安宣邦所言“基于生活交流而产生的架构”的东亚概念，即从实体论走向方法论。因此，我也更喜欢在这个概念中去思考新问题。
五
读小岛毅·羽田正编的海域史丛书之《从海洋看历史：东亚海域交流三百年》，这是一本很系统性的日本视角东亚海域交流史教材，将13世纪至19世纪东亚海域的交流通过「开拓海疆」、「相互争夺」、「分栖共存」三个主题串联起来，同时也体现了日本学界“明州计划”所表现的从明州港出发多方位研究影响日本文化形成的要素的特点。最初，东亚海域从边缘不断扩大到流通多向性，到15-16世纪东亚海域的“相互争夺”中带来了海域秩序的变动、经济交流上的白银货币化和多元混合的文化发展。18-19世纪海洋成为了边界存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特点主要是产业与贸易结构的重整及国产化，在文化上也出现了“本地化”特点。特别是「1570年体制」的框架值得注意，中岛乐章提出，这一时期明朝构建出了一个“1570年体系”：在1570年前后，海域、内亚两方面都建立起取代朝贡体制的新贸易体系，因应明朝和贸易对象国的关系而并存着多样化的贸易渠道。相对于基于“贡市一体”原则的“ 朝贡体制”，“1570年体系”是为了因应不同状况，在现实中承认“贡”(朝贡贸易)和“市”(互市和往市)，特色是“贡市并存”。
本书的最后以幕府的北方考察（对虾夷地的进一步探索）作为结尾：东亚海域开始从「分栖共存」的近世步入了「分道扬镳」的近代。近世的日本海域史研究以朝尾直弘、荒野泰典指出的「海禁-华夷秩序」为主线，开启了以「四个窗口」为特征的两百多年的近世日本海交史。而近世后期的海域则在与西洋的进一步接触中慢慢改变了曾经能够在东亚海域堂堂通行的各种原理逻辑。
六
在东京旅行时，阅读了两本中世东亚海域研究相关的作品，分别是黑嶋敏与高良仓吉的，都与东亚海域史中的“南岛路”密切相关。关于岛津氏的研究中，提到了战国时期关于萨摩向琉球往来渡航商船发行的贸易许可证“琉球渡海朱印状”的合法性基础是来源于南九州“三州守护职”的，而当时的日向伊东氏和萨摩岛津氏都标榜自己是正统的“三州守护职”继承人，而萨摩对于“琉球渡海朱印状”的发行便有对琉球确认自己南九州统治者身份的意义。此外，这还需要联系到当时明朝派遣使节（蒋洲、郑舜功）以连结琉球与南九州势力构筑的“倭寇禁绝体制”，“琉球渡海朱印状”也是在这一秩序下出现的规范，并延续到江户幕府初期的朱印船通航制度。
高良仓吉的《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王国》更侧重琉球与东南亚港市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琉球渡来闽人参与航海贸易的方面，不仅限于东亚海域，这也是滨下武志关注的作为亚洲海上贸易网络中心的琉球。他同时也指出了一种关于古琉球到近世琉球是“没有武器的国家”的一种错误印象（最早是19世纪英国人到访冲绳的感觉，之后这种刻板印象在欧美被深化），事实上那霸港的防备体系严密，琉球也有自己的动员体制，尚真王时代的“百浦添栏干之铭”中的内容并非是琉球放弃了武备，而是将武备集中到中心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古琉球到近世琉球都并非是“无武备之国”，还是保留了基础的武备规模的，但比起萨摩藩入侵的军队，承平已久的琉球还是无法应对的。
七 读关于福州港市研究的作品《晚明清初的福州城》，如果做近世海域交流史也值得借鉴。作者的写作问题意识来自晚明之清初变局下福州城市空间与属性的变化。明末的福州作为闽府和面向海洋的港市，在人口和空间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情况下恰好迎来了南下的唐王，成为了「福京」。明代后期，西人与葡人分别以特诺奇蒂特兰和威尼斯比喻福州的文化与商业特性，福州在明清之际的战乱中能够浴火重生的原因也正是其海洋性格。福州城作为清初南下的要地，历经旗营与靖南藩的驻扎，此时的城市空间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康熙开海以后，闽海关设到了南台，这也意味着衙署不必在福州城内，福州也面向海洋开始了新的城市空间发展。福州商人在清代转向南洋贸易，这并非简单的对口贸易，而是在南海沿岸国家进行的复线贸易，最终带回福州的是商业利润。由于闽江内河的局限性，福州的港市始终发展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但明清之际福州城市繁荣的恢复正在于其海洋性格。 福州虽然不如泉州、宁波繁华，也没有乍浦和广州南洋的特殊贸易地位，但一直作为琉球朝贡贸易的定口存在，因而福州的地方史中，琉球朝贡贸易占了一定篇幅。明清交替期时，福州还有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商馆，但最终荷兰人因为贸易无利润而撤走，详细可参看学者卫思韩（John E. Wills）的研究（《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
八
读崔溥的漂流日记《漂海录》时，对中世东亚海域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有这样几个明显感受：①在“后期倭寇”时期江浙沿海海域管理的混乱局面，由于倭寇本身具备“跨境的人群”的性质，不管是沿海海商，还是七岛众、济州岛的朝鲜人都有能被判定的依据。万历朝也出现过浙江抓获有倭寇嫌疑的中山王府职人船主熊普达（船上有海贼七岛众和唐人，并有劫掠的事实）并最终移交给琉球使的例子，这也反映出船主熊普达所在的船具备灰色空间中“境界人”（不同地域的人混居一船）性质。而来自济州岛的漂流民崔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差点被当做倭寇成为了军功。②通过汉文笔谈和自己的汉文素养，崔溥才得以确认自己的身份。③明朝士大夫和崔溥沟通时往往提及朱子学和《朱子家礼》来确认文化认同。④漂流人问答中的来源地概况记录，也成为当时一种异域信息的动态更新方法，通过已有的信息与最新的信息进行比对，进行更新。 还有就是村井章介曾经提到过的中世海域交流中的「汉诗唱和」，这多见于担任非正式外交官中禅僧之间。汉诗唱和也是需要一定的文化趣味基础的，深受朱子学熏陶的朝鲜儒士崔溥漂流到浙江桃渚千户所，在汉文笔谈时被问及会不会写诗，他却说道诗词是「轻薄之人嘲弄风月之物」，不是学道笃实的君子所作的，自己学的是格致诚正，没有闲暇学诗歌，但自己也能进行汉诗唱和。村井指出，这是因为崔溥所在的士林派的儒学理念将道学学习和诗歌视为不相容之物，全罗道乙卯倭变时读书堂也批判明宗降题试制的命令，因而崔溥对于汉诗具有这种轻蔑感。但事实上，朝鲜王室对于汉诗的热爱恰恰是伴随着朝鲜儒教国家的确立而日渐强劲的。
九
很喜欢黑嶋敏关于近世日本海洋的形容“中世的海洋是明亮的，近世的海洋也不是黑暗的”。无论是面向海外的四个窗口，还是近世日本海岸间的物流运输网络，都各自支撑了江户日本各方面产生的商业繁荣现象。近世日本海域的“海上武士团”退场了，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北前船”等廻船商人。网野善彦归因于农本主义为基础的幕藩制社会，黑嶋敏则指出，这是由于新的“德川公仪”改变了中世以“自力救济”为原理的海域，将日本沿岸海域全部纳入了公仪管理下，海洋无法成为中世活跃的“海上武士团”的活动空间，而是成为近世社会重要的物流交通方式。海洋之中，也有着中世到近世的原理转换逻辑。 从这段对比，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两人的问题意识不同。网野善彦是基于商本-农本的社会史构图而产生的观点，而黑嶋敏是基于海域原理的变化而产生的观点——不是“海上武士团”为什么放弃了海洋，而是海洋为什么无法接受“海上武士团”继续存在了。对此，还要引入幕藩制国家的视角来看。海洋不再是“海上武士团”的私有领域，也不能再以神明的名目开“收费站”了，海洋被置于“大公仪”（江户幕府）之下，并以具体的“小公仪”（藩）进行管理。如藤田达生所说，“藩”已经是武家领主集团内具有“共享性”的财产，海洋也是如此。并且，在近世日本的“海禁”期间，中世暧昧模糊的海洋也越来越被可视化。
十 《海賊の日本史》中也提到了网野善彦的中世社会史研究中重要的概念“无缘”原理。对于中世的濑户内海乃至其他沿岸海域来说，这里也是由“无缘”之海原理支配的——海贼们属于是在神明的海域替神收取路费，认为他们征收的物资是由海神支配的，这是从侵入其海域的异界人那里收取的海神祭品，接受这种状态的海商以“过境旗”作为通行证。但在概念史上，“海贼”是被袭击者视角下产生的史料用语，“水军”是脱胎于军记物语的，而许多学者用“海的领主”、“海上武士团”等概念去称呼他们。例如，网野将“海的领主”定义为“海民”、“诸国回船人”支配下的海上武士团，将从事控制流通路线的商业活动、设立关站收取通行费等视为“海的领主”活动的一部分，摄津的渡边党、伊予的忽那氏、熊野的小山氏、西海的松浦党、津轻的安藤氏都是这种概念上的“海的领主”。网野曾经提到北条氏在“蒙古袭来”后更关注海上交通权，这也直接与濑户内海的海上势力形成了冲突。而近世前夕这种原理也开始更多地受到挑战，不少商人选择用火绳枪武装自己和海贼对抗、逼退海盗，直到驶入海贼控制范围外的海域，『梅霖守龍周防下向日記』就记载了一艘客船如此逼退海贼的史迹。商人们也会雇佣其他海贼作为自己的“海上佣兵”，就像17世纪初郑芝龙在福建具有海商性格的在地士大夫的推荐下成为“海上佣兵”那样。 在西国和东国的不同语境中，“海贼”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海贼”一般指西国海域收取过路费的有组织的海上领主共同体，他们不仅有在地性格，也会参与战争，例如熊野海贼就在南北朝战争中加入南朝方，而松浦党则加入了北朝方。岛津家史料中经常出现的“熊野海贼”也不单单是指同一股势力，而是许多熊野海上领主的集合体。而当这些在西国有着征收过路费行为的海贼在东国的战争中加入东国大名一方、对东国大名进行奉公时，他们就只剩下了作为“水军”作战的功能。因此在东国的语境下，“海贼”作为的“贼”的属性是几乎看不见的。 另外，有一些没有征收过路费行为的海上领主也被称为“海贼”，也是需要注意的。例如九鬼嘉隆就没有过“海贼行为”，事实上是以鸟羽港为据点、以伊势湾为主要舞台活动的海洋领主。在作为海洋领主活动的过程中，他逐渐掌握了强大的造船能力和水军势力，成长为织丰政权的负责水军的大名，西国海洋世界的特质便是多样性海上势力的存在。因此，我觉得“海盗大名”的概念确实具有误导性，还是“海上领主”更能突出其实质。而这些势力，也最终成为了幕藩体制下海上军事秩序的稳定基础。
十一、漂流民的近世日本交流史 自荒野泰典的著作『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初步构建了近世漂流民送还机制的框架以降，其后如渡边美季、德永和喜、赤岭守、丰见山和行、中村质、池内敏等不同侧面的漂流民研究补充也充实了近世漂流民送还机制研究。简要地说，我认为近世漂流民送还因分为两个侧面，一是荒野提出的近世东亚「互惠交邻」机制下的漂流民送还，一是「例外」的漂流民对策。 「互惠交邻」机制下的漂流民送还仅限于与日本有「通信」（朝琉）和「通商」（兰唐）关系的对象，对于送还口、送还补给和资源分配都有明确规定，因而形成了一套送还机制。日朝之间的送还分别是朝鲜侧的釜山草梁倭馆（对马藩漂流民）、牛严浦（其他藩漂流民）和日本侧的长崎口送至对马口（不管漂流何地，先集中于长崎，因此出现过漂流到长州因等不及而自行前往长崎的朝鲜漂流民），对琉球漂流民送还则是萨摩口的任务。日本和两通信国间的漂流民送还都秉持着一种「互惠」原则，而关于漂流民送还的「谢礼使」也成为了琉球上江户通信使中一种异于朝鲜的差别存在。朝鲜、琉球之间的漂流民送还都属于近世清的宗藩关系秩序内，朝鲜漂流民一般陆路送还，琉球漂流民一般经福州送还，清在朝鲜、琉球的漂流民也分别通过陆路和那霸送还（明清交替期结束前送往长崎由唐人社群组织送还）。朝琉之间的漂流民送还则一般以清为「中介」送还。近世日本送还唐人漂流民，则与长崎的唐人社群密切相关，长崎唐人需要承担送还漂流民的主要费用。清侧送还日本漂流民，则是经历了从各口各自送还到乍浦送还的定制（乾隆期乍浦成为主要对日贸易港）。 但有许多「互惠交邻」机制以外的漂流民会来到日本，日本也有漂流民会漂去完全不明的异国。主要有漂流到露国、安南和美国这些例外情况出现。自传兵卫以来，漂流到露国的日本人接连不断，最出名的有促进了1793年拉克斯曼来航送还漂流民的大黑屋光太夫（漂流记『北槎闻略』），由此获得松平定信给的长崎信牌。1804年送还漂流民津大夫（漂流记『环海异闻』）的列扎诺夫持信牌入港长崎谈判通商未果，又成为两年后「文化露寇」的先声。正如岩崎奈绪子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对露国的了解是通过荷兰出岛和松前慢慢清晰的，拥有强武力的露国是让幕府颇为忌惮的，因此松平定信给长崎信牌也只是一种缓兵之计，表达无法「通信」，但可以通过「通商」名义暂时由长崎为窗口谈判，这也是考虑到当时日本只有长崎有完备的海防。日露之间的漂流民送还，既伴随着异国认识的流通，也伴随着更多的海防危机。 安南是又一个例外，安南与日本没有「通信」和「通商」关系，只有经安南出发的唐船到达长崎作为安南与日本的中介。1794年仙台藩船民安南漂流记曾经被记载于江户知识人山片蟠桃的小说『梦之代』中：他们漂流到了当时西山朝的归仁，通过西山朝曾经留居长崎的通事沟通，他们受到了西山朝君主阮光缵的极高礼遇，也补充了物资。但是安南没有明确送还机制，往往是交给过路商船捎回。他们上了一艘「澳门船」（葡萄牙船），来到澳门，但澳门方面不允许日本漂流民上岸。最终是有幸跟随广州方面的巡官来到广州，目睹了当时繁盛的广州十三行，又得以被两广总督遣人一路礼遇护送到定制送还的窗口浙江乍浦，最终返回长崎。当时也有安南漂流民漂流到长崎的，例如1815年（日本文化12年）安南船漂流至萨摩外海小岛，被路过的唐船救助部分补给，自己造竹筏漂流到了长崎，也参与了奉行所「踏绘」的测验，最终乘唐船返回安南。阮朝张登桂在1828年（明命9年）将这次安南漂流民漂流长崎事件编为『日本聞見録』，长崎侧史料《長崎志續編》内的「薩州ヨリ安南國之者送來事」也是互证。
至于漂流到与日本没有通交西洋国家的漂流民，在「锁国祖法」形成以后就难以再有大黑屋光太夫那样的好运了，送还日本漂流民（漂流至北美被印第安人抓为奴、后为英国商人解救带至澳门的尾张漂流民，由美国商船莫里森号送还）失败的「莫里森号事件」还引发了「蛮社之狱」，漂流民不得不归化异国他乡。因此，这些近世日本交邻机制外的例外异国与日本的漂流民送还也是因时因地而不同。例如露国送还漂流民时，幕阁的心态是纠结，既害怕露国可能做出不利于「武威」的事情，又面对露船已经停泊松前的事实，只能先把露船引去海防完备的长崎再做打算。「文化露寇」以后，海防危机也使得「锁国祖法」进一步被追认，并于1825年与英国捕鲸船的冲突中形成了『异国船打退令』，最终导致「莫里森号事件」，逻辑上是一环扣一环的。安南则是因为于日本早有通交经历，有先例可循，又有长崎唐商做中介，沟通空间很大。不过，从所谓「锁国」到幕末的「开国」，近世后期日本史的关键节点还就是这几次露米的漂流民送还事件。 配图：宽政十二年远江州横须贺村漂着宁波船
十二
关于漂流民研究，我们还可以多关注除了漂流民送还机制以外漂流民自身的主动性。比如江户后期漂流到露西亚的大黑屋光太夫一行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人家漂流到了阿留申群岛上的一个经营毛皮贸易的露西亚据点，而等了近四年，来接驳的船却失事了，但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而是跟露西亚人一起重新用失事船的材料造船到了勘察加半岛，这期间他们也学会了对方的语言。勘察加送信到伊尔库茨克办手续太慢，他们就自己去伊尔库茨克找总督申请，并意外结识了瑞典裔的皇家科学院学者基里尔·拉克斯曼（他出生芬兰，因而又被认为日芬交流第一人），而基里尔·拉克斯曼恰好又是因为其在长崎出岛工作过的老师通贝里影响对日本自然研究感兴趣，与他们结缘，最终也努力带光太夫到彼得堡办理归国请求。光太夫其实还是拉克斯曼和桂川甫周的学术交流中介，他在拉克斯曼身边接受了许多欧洲自然科学前沿，受托带信回国与桂川甫周交流，桂川甫周也因为他编写了近世日本的露国研究入门《北槎闻略》。（由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おろしや国醉夢譚》对这段历史有不错的改编再现）。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近世朝鲜漂流民的，池内敏在对史料『朝鲜漂流日记』相关研究中对朝鲜漂流民的送还较之荒野泰典论述更详细。近世朝鲜漂流民最熟悉的日本地名大概是「长崎」了，可实际上朝鲜漂流民大多是漂流到鸟取藩、长州藩等地，但江户时代日本送还漂流民的固定港口是在长崎，因而在朝鲜沿海社会中已经形成了这种常识，也就对长崎印象深刻。池内敏的研究中提到，哪怕是漂流到长州的朝鲜人，也有在长州藩手续复杂的情况下，试图提前选择自行前往长崎等待救济的。
十三 近世日本人名通常是以“名前”形式出现于日常（苗字+通称/官名位阶），“姓名”则是本姓+カバネ+名乘，多是武家社会和京都朝廷社会使用（如源朝臣某某）。关于近世日本人姓名的构成，具体可参看尾脇秀和著《日本人的姓与名》一书（王侃良老师译）。那么，近世日本移民唐人自然也要有新的“名前”（苗字、通称）。以长崎唐通事群体为例，除了在信牌贸易中，面对唐商时仍使用本姓外，在长崎生活下来的唐通事移民群体在名字上开始使用“苗字”+“通称”。因为“本姓”在日本是搭配“カバネ”和“名乘”使用的。“苗字”的“苗”取的是“苗裔”之意，是从本姓分出而区别化的新“名字”，起到区分家名的作用。归化唐人们基本是拿自己本姓郡望作为苗字，郡望堂号起到区分同一本姓不同分支的作用，也符合日本地名作为苗字的惯例，再加上通称。例如陈姓郡望为颍川，刘氏郡望为彭城，长崎唐通事里著名的就有颍川官兵卫、颍川藤左卫门、彭城太兵卫这几位，在日本的其他唐人归化移民也有许多以郡望为苗字的例子。还有一些是保留本姓，或将本姓稍作修改，取一个字或在此基础上添上一个字作为新苗字的做法。也有以妻家苗字为新苗字（如樊姓改为高尾，陈姓改为西村），或新取一个日本式苗字的例子。此外，长崎唐通事群体中还有仍延续本姓“林”——使用训读的日本苗字“林”的情况出现。还有比较特殊的是田川家改回本姓“郑”的例子，后人郑永宁（其实原姓吴，是郑家养子）也是近代长崎唐通事群体转型近代日本外交官的例子。在明治时代新的“氏名”规范下，长崎唐通事的后人们也有去“通称”而改“名”的例子（如何礼之助改名何礼之、卢笃三郎改名卢高朗）。唐通事中还出现过避长崎奉行讳而改姓的，例如元禄十二年（1699）八月，长崎奉行林藤五郎（忠和）就任时，就因苗字同字忌讳（长崎通事林家本姓是林·音读リン，苗字也是林·训读ハヤシ），长崎的唐大通事林仁兵卫将林字一分为二，改苗字「二木」，为二木仁兵卫。 在1715年长崎贸易的“正德新例”信牌贸易之后，一度引发了关于渡日商人是否接受日本“信牌”的争议，最终康熙帝将其定义为民间契约而结束了这一争议。幕府也是考虑到了这种危及“武威”的可能性，才通过长崎的九译司发行信牌，并且九译司并非写自己的日本式苗字，而是写原来的唐名本姓。虽然到了18世纪，移民三代以后的唐通事群体的文化认同早已改变，《唐通事心得译注稿》中所见的唐通事家的后生已经不熟悉各种唐话，不再是家传的本领，要靠稽古通事再教，但是本姓仍然作为非正式外交交涉的必要符号持续留存在文书上。可以说，近世长崎初代唐通事的后人们靠的并不是语言技术，靠的是信牌连署中原本为唐人的身份。
十四 学者滨下武志跳出陆地中心的史学视野由亚洲的整体性、地域与海洋中的海域（包括圈层概念、侨汇网络和知域）等核心概念组成，并且主张以多学科知识结构下的地域史研究来扩宽以海洋为中心的海域史的更多可能性。滨下武志的理论基础是「朝贡体系」，但与费正清不同，他并不是论证朝贡体系对东亚秩序有什么样的影响，而是论证朝贡体系内各国如何利用朝贡体系的关系来进行贸易交流。例如，中世的琉球王国凭借同样处于朝贡体系内的地位，跟朝鲜以及东南亚诸过都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对「朝贡体系」的活用。因此，滨下的研究中，「朝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冲击-回应」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模式，滨下的近代海关研究就清楚地理出了一条清末如何主动参与海关事务的线索——「朝贡贸易体系」被破坏后「亚洲经济圈」的重构。本书重点在于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这两个研究对象确实是伴随着西洋的近代进入东亚的，但清末的海关财政发挥的作用却使得清廷通过海关机构掌握了原本由地方支配的厘金等税金，并通过海关税担保和外资的内循环活跃了通商口岸市场圈。 古琉球到近世琉球时期的琉球王国也是滨下研究中跨海域的交流空间，东南亚华人侨汇网络同样也是构成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互动机制。朝贡体系、信俗、都市圈、网络、海洋圈构成了亚洲的贸易原理，沿海地域、环海域的区域以及海域中的贸易城市形成了海域世界的三要素，知域也在历史性的累层的地域中形成。海域的结构中，朝贡、会同馆、海港、漂流民送还机制对应着民间的妈祖、交易、移民、漂流结构，而最下层则是广泛的跨境的贸易网络。论文集《海的亚细亚》其实已经概括了滨下史学的核心观点，正如封面设计的三要素：整体的亚洲海洋、地域、海洋圈层。
十五 在近代海域史研究《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中，学者古田和子通过对上海网络承担转运洋货（英国棉布）功能的考察，指出在强调亚洲内在发展的自律性、自在性的同时，应避免“亚洲交易圈”理论中类似亚洲中心论的论调的过度强调，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因为学者井上胜生便是著名的内生论强调者，井上在其著作讲谈社日本史江户后期卷以及岩波近现代史幕末卷中，都提出了“成熟的江户”的概念，过度强调江户时代日本国内市场的自律性和内生性。但如果缺乏世界史的东西贸易联动因素，而只片面强调内生性，就不免在逻辑上显得过于无力。虽然“冲击-回应范式”是需要修补的，但是作为带来了贸易新因素的“冲击”同样也是我们治海域史时不能忽视的。例如16-17世纪的亚洲贸易网络正是得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经济互动（马尼拉大帆船与美洲白银）而出现了更多的历史可能性。 古田和子也质疑开港以后亚洲海域存在亚洲与欧洲决然对立的真实性，并主张扬弃亚欧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个话题也涉及全球视野与地域视野如何协调、交融和互补。古田和子梳理了近代东亚贸易网络的变化：日本推动的黄海交易圈中东西轴线的形成，是通过瓦解上海-仁川-阪神三角，建立朝鲜-阪神直线联系建立的。日本棉制品取代英国棉制品，开始占据朝鲜市场，是黄海交易圈东西轴线成立的原因之一。日朝贸易发生变化，开始用日本产品交换朝鲜物产。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海运和铁路运输大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更稳固了黄海交易圈中东西轴线的贸易网络。
十六 郑永常教授在论及唐代广州贸易的蕃客问题时，指出商品、商人、商船三要素事实上是单独存在的。长距离贸易商人（蕃客与唐人）到达广州后做为唐人而行动，离开广州则成为了蕃客，其在外国仍然沿袭了原地的生活文化而结成了唐人社区。船舶做为第三者，发挥了仲介的作用。 结合了三者、拥有强大力量的历史空间就是海港都市。在郑永常教授的海洋史研究中，明显的立论基础便是以海港都市做为历史的主体。这也是滨下武志的海洋三要素“整体的亚洲海洋、地域、海洋圈层”中落实到地域（海域）以后发现的历史原动力。在东亚海域史中，长崎、泉州、乍浦、那霸等海港都市都是具备居留民社区（长距离贸易商人）要素的典例，长崎唐人社会的文化史、泉州蕃客社会的社会史都是值得进一步发掘的题材。 泉州蕃客社会史的材料库——海交史博物馆也是全闽最值得特意一看的博物馆了，这里有大量宋元时代在泉州的蕃客留下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泰米尔文、叙利亚文、亚美尼亚文和拉丁文石刻碑文和不同信仰文化浮雕在内的实物文物，不少还是研究“亦思巴奚兵乱”的重要史料支撑。不需要过多的文字介绍，观看者能够通过这些实物史料更直观感受到曾经泉州海外交通的状况。泉州中山路上的私立海疆学术资料馆旧址，也是厦大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前身。
附录一首关于刺桐港的小诗： Zayton 海边的异邦人 在碑文和诗歌里长存 喧闹的港市 在日志与文献中圈点 花草与想法 在废墟的缝隙中生长
十七、关于长崎贸易的思考
长崎自脱离教会领状态、由丰臣、德川公仪先后设立奉行职起，逐渐完善着管理机制，最终在幕藩制国家中得以定型。长崎奉行最初由家康与秀忠近臣、九州大名等担任，在宽永之后进一步完善。一般设置两人，分别居于长崎与江户。「长崎奉行的体制化」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另外就是围绕着「正德新例」的唐船管理问题，也可以分时段地梳理唐船贸易的管理以及“信牌”背后的民间契约与幕藩制下的政策的双重性格。信牌通常由九译家签发，并且往往使用唐人本姓，这也是康熙帝认可其具有「乡约」性质的原因，双方都实现了「不在场」，长崎唐通事虽然已经完成了身份认同的转换，但是在长崎贸易中，基于文化的那种身份认同仍然需要「在场」。
十八、海域亚洲史研究中的定义与表述问题
中世日本的博多贸易研究有「狭义的博多」（港湾都市博多）和「广义的博多」（广泛的博多湾沿岸）之分，那么关于泉州的贸易也应该区分「狭义的泉州」（主要指刺桐港-即后渚港与泉州城市）和「广义的泉州」（泉州湾沿岸各港口再加上围头湾郑氏海商集团经营的泉州安海港），这些都是港市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定义问题。另外就是中世到近世东亚海域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些表述问题，例如关于行为意志主体的表述，岩井茂树的研究中就有两个典例：一是明中期广州互市贸易中礼部与广东对立的的不同意见，二是18世纪初长崎信牌贸易事件中浙江巡抚与江海关监督的不同意见，这些主体都不能代表「明朝」或「清朝」的意见，只有成为共识的决定才可以认为是（例如康熙朝最终同意信牌贸易并得到系统的执行）。
细微末节的表述问题，往往影响一篇论文的事实逻辑。如果不区分清楚具体的行为主体，那么很容易在文中产生逻辑不自洽的问题。尤其是中世海域史中，海域中模糊人群的具体归属连当时的裁判者都难以分辨，而研究者就需要根据史料抽丝剥茧，用尽可能准确的判断来表达。
十九、近世日本「四个窗口」中长崎口的特殊性
如木村直树在其著作（『幕藩制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中指出的那样，长崎在近世日本「四个窗口」中不同于其他三口的考察点在于「役」的特殊性。萨摩·对马·松前各藩是幕府承认中世以来的地缘关系并伴随着藩主权力的强化而重新编组的过程，而长崎是各集团各自发挥作用的一种「复合社会」。
在教会领长崎时代，没有特定的大名能够统一掌握长崎的交易和外交谈判。江户幕府将长崎直辖地化后设置了长崎奉行并将其两地化（江户、长崎）作为领导层，但长崎的海防倚靠的是九州各藩，例如松尾晋一研究（『江戸幕府と国防』）中提到的长崎海防体系主要由佐贺藩锅岛家、福冈藩黑田家和负责长崎市中防御的大村藩组成，其他的西国大名提供辅助支援。日常事务还有作为中间层的长崎町组织。因此在讨论其他同一层面的窗口时还能以藩政和各自的对口地（对马与朝鲜，萨摩与琉球）作为切入点，而长崎要考虑的就多了（本身长崎奉行负责的业务范围就是以长崎为驻地的西日本海防与外交，而不仅仅是长崎一地）。除了长崎的通商关系（唐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商馆），讨论长崎也意味着讨论九州各藩甚至还有对马、萨摩以及宽永前平户的互动关系，长崎在漂流民送还机制中也要对接对马和萨摩，荒野泰典的研究（『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中就列举了萨摩藩处理漂流到萨摩藩的唐船并如何送回长崎的三种不同情况。并且，荒野泰典还指出了漂流民送还时当地的藩可以临时承担一部分补给，但是费用需要长崎的唐人社群结算，长崎的唐人社群作为长崎的又一股力量也需要注意其机能。此外，还有在「正德新例」以后作为「信牌贸易」中的「沉默外交」下作为长崎「民间代表」的唐通事九译司家。 长崎与江户之间的联系也尤其需要注意，例如政治史层面的长崎奉行在勤（长崎）与在府（江户）的联系、长崎奉行在远国奉行中的特殊地位、长崎奉行的广义性（事实上处理整个九州乃至西国地域的海防和异国外交事务）等研究。在近世文化与知识史上，长崎与江户的文化沟通也是重要研究点。杉本勋在《日本科学史》提出应该区分作为实用兰学的长崎系兰学和作为实证兰学的江户系兰学，并认为知识结构的完整以及技术与思想的统一才是价值判断标准，肯定了近世日本兰学中江户兰学的主要地位，但江户系的兰学学者多数都在长崎「进修」过。再以本草学为例，作为兰学组成部分的本草学的重心也是由长崎逐渐转移到了江户。而「出岛三学者」之一的瑞典自然学者卡尔·彼得·通贝里是瑞典裔自然学者拉克斯曼的老师，后者在其影响下对日本充满了兴趣，也因此对大黑屋光太夫归国助了一臂之力。这些史实都能够让人捕捉到长崎的知识向江户流动的轨迹。
因此，长崎不仅仅是一个对外窗口，还是漂流民送还机制网络的一个中心，一个世界性知识流动的起点，还是西日本海防的重点，19世纪中期的长崎也是在由广阔地域（九州乃至西国）复杂的诸集团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社会」状态下进入近代转型期的，影响的还有近世与长崎密切相关的各方存在。长崎九译司家的外务省吏僚转型是一个例子，与长崎密切相关的其他力量是怎么样与长崎共同转型的，也值得进行阅读观察和思考。
二十、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昙花一现的福州贸易 元和二年以后（元和二年外国船平户长崎集中令），英国和荷兰被限制于平户和长崎二港开设商馆，不久后英国人出于日本贸易的亏损而主动撤离平户。到了宽永十八年，荷兰商馆也被仅限于长崎出岛，由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本贸易被固定在长崎口，荷兰人在长崎出岛成为「租客」，又在观念上具备一种「臣属」的意识（亚当·克卢洛《公司与将军》），并通过江户参府的仪式得以确认这种不对等的特殊关系。当明清交替期影响着东亚海域时，荷兰人也积极与清廷沟通，如1662年的册使张学礼册封中山王尚质之前就在闽江目睹了巴达维亚派遣前来与耿继茂商洽郑氏问题的荷兰博尔特舰队，并将目睹荷兰人的情况写入了自己的笔记中，相关史料也见于《巴达维亚城日记》与《清实录》。据学者卫思韩（John E. Wills）的研究（《清朝与荷兰的关系：1662-1690》），在得到两年一贡的贸易许可后，荷兰人也在福州开设过商馆常设贸易代表，但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廷交涉出现问题（1666年范和伦使团，主要是围绕以及互信问题，最终两年一贡的贸易权利也被取消，改由贸易请示模式）。而福州的贸易条件与内港航道条件对荷兰人来说也并不如意，王尔敏在《五口通商变局》中也指出了福州港的劣势：「最基本之重大难题，在于海口险滩多，港道水浅，大船不能直达口岸」。在福州商馆开设18年后，荷兰人便主动撤出福州，继续由万丹、北大年等地负责转口贸易。其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海域也主要专注经营长崎、广州与东南亚海域的贸易，而其广州贸易的地位也在18世纪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解体过程中被英国人取代。 但荷兰人在福州的活动还是给近世福州城市史和海域贸易史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图像史料，特别是荷兰人绘制的福州城市图和航海地形图，下图图一就是现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康熙朝福州地图，图中可以看到一艘荷兰船泊于福州中洲岛（当时的闽海关所在地）前的沙洲附近。图二是闽江口地图，荷兰人称其为「Bay von Hocsieu」。不过，从图中也可看出福州内港的航道相对狭小，从进入闽江口以后航道条件并不如同时期其他港口，这也是中世到近世福州贸易比较局限的原因。就福州城市史而言，近世福州贸易使得闽江两岸逐渐形成了以明市舶司和清闽海关驻地为中心的新城市区域，以长街与府城连通，这也是福州城市的二元构造：福州府城（今鼓楼区）与贸易都市福州（今台江区与仓山区一部）。
二十一、由来自博多湾的木料而想到的 宋室在宋金战争南渡后面临消耗了江南地区大量森林木材资源的现实，因此博多湾的木材渡宋贸易兴起。南北朝战争期，足利尊氏为后醍醐之灵而在梦窗疎石提议下营造天龙寺，发起了有名的渡元船「天龙寺造营料唐船」。宋末的战乱使得江南临济、曹洞系禅僧东渡以推动了镰仓禅林和禅僧外交的发展，明清交替期的变局和郑氏长崎贸易的存在推动了隐元东渡和黄檗禅在日本的落地。赵光义的感叹，源实朝的异梦。蒙古袭来的遗产，日宋贸易的余绪。博多湾的江南军，宁波港的勘合使。千岁丸上的高杉晋作和五代友厚，月界僧院的何如璋与黄遵宪。每一次此岸或彼岸的转换期，都彼此呼应着现实的交接。 ＃关于自己领域的一些读史随感 读伊藤幸司『中世の博多とアジア』有感
二十二、近世天妃的东渡：从萨摩、水户到津轻海峡 写一点自己乡土史中的重要信俗和海域亚洲史交叉的随笔。妈祖作为在亚洲海域广泛存在的航海神，有北（日本、朝鲜半岛）、南（东南亚华人社群）两条线索可以探索。关于南线的已经成果颇丰且广为人知，特别是围绕「东南亚华人庙宇网络」概念（丁荷生）的研究。而日本的妈祖信仰变容这一研究课题，在日本学界中，藤田明良就以妈祖为中心的航海信仰的故事母题形成和在日本的传播已有相关研究与综述（见《海域アジア史入門》第23章），吴伟明的研究（《和魂汉神：中国民间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我觉得今后也值得注意前后期水户学与妈祖信仰间的联系：德川光圀接受了明遗民心越禅师带来的妈祖木像供于祇园寺，而在1830年代，后期水户学思想影响下的德川齐昭继任藩主后就因不拜异朝之神而取消了供奉，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长崎唐人的妈祖祭拜仪式与闽海相差不会太多，日本学者松尾恒一曾经做过关于长崎唐人妈祖信仰的研究，他指出的妈祖信仰的「神仏融合」（观音及切支丹隐蔽的圣母玛利亚信仰）也值得一看（收录于『神仏融合の東アジア史』）。而萨摩和水户两地都进行了妈祖信仰的本土化。在萨摩，妈祖叫「娘妈权现」，这是福建兴化沿海对妈祖的民间称呼，天妃是元、明季封号，天后是清季封号。萨摩有座奉娘妈大权现信仰的「野間」（のま）山，以往有许多学者指出词源可能是「娘妈」，被表记成类似的「野間」，并且江户时代的唐通事也这样认为。吴伟明在其相关研究中指出，萨摩的娘妈权现信仰是日本影响力最大的，而水户的天妃信仰传播力主要局限于日本东北，主要是在今天的大洗（也是今天少战的巡礼地）和北茨城有两座天妃神社，且在齐昭时代被改为弟橘媛神社，此外就是水户的曹洞宗祇园寺供奉的最初传来的妈祖木像。水户藩那珂湊的米运送中，妈祖作为航海安全保障的象征而存在，七户藩大间村的名主也在因航海信仰需求从水户迎入天妃大权现，天妃也于津轻海峡侧安家，以护佑来往廻船。而萨摩的野间娘妈权现信仰出现比水户的天妃信仰更早，在中世后期便已经出现，也为后来长崎贸易中的唐船所熟知，在去长崎经过野間岳时会遥祭。此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与妈祖母题相关的日本船灵信仰的交叉，以及萨摩出现了遗体漂流谭、飞来说和东渡说等妈祖由来，这些不仅让我想到近世被发明的日本杨贵妃神话（热田明神）的类似缘起解释（异国想象）。更早期进入日本沿海精神世界的异国航海神还有浙东海域的航海神招宝七郎，是南宋期随明州贸易宋船进入九州，而彼时恰是妈祖信仰的第一波扩大（地方士大夫、移民和航海推动，可参考《妈祖信仰史研究》），明代方才东渡，成为新的广域航海神。到了近代，妈祖信仰又出现在横滨中华街，可以说是保留传统仪式的长崎型妈祖信仰在近代移民潮的又一次扩大。 曾经逛博物馆时，看见一个设计：闽海的海岸线上立着两尊塑像。一为延平王，一为天后。延平王的传奇伴随着跨越海域的历史，妈祖的传播也伴随着海员海船漂洋过海，甚至成为了地名（Macau）。滨下武志提出的基于妈祖信仰的圈层结构值得注意，但滨下武志主要关注的是东南亚华人的妈祖信仰这种「天妃的旅行」，而妈祖信仰的在地化、特别是起到的联系作用（在萨摩成为唐船的「圣地巡礼地」、成为德川齐昭藩改的一部分），很值得进一步再探究～
二十三、「港町复合体」方法论 伊藤幸司在考察中世博多港町时，区分了「广义的博多」（博多湾沿岸）和「狭义的博多」（港湾都市博多），这样区分的理由在于博多湾沿岸各港町围绕博多贸易的功能和竞争关系各不相同，中世博多贸易也并非只在博多港湾都市进行，而是与以博多为中心的诸港町复补，形成了一种「港町复合体」。 伊藤的启发来自山田邦和评价中世京都及其周围的卫星都市现状时提出的「巨大都市复合体」概念，港湾都市博多相当于「洛中」，博多湾各港町及贸易据点（寺社，如承天寺）相当于洛外各寺社的门前町等卫星城市。这种研究范式好在突破了以往港市研究时更多着眼于核心港湾都市的局限性，将视野扩大到以港湾都市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结构。例如，我们分析那霸港市时应注意那霸为中心的港市与久米、泊等港町的复合体系（作为国际港的外港和作为住宿区的内港），考察泉州港市时要注意以泉州后渚港为中心的泉州湾港区诸港甚至是泉州内陆的瓷市德化这一手工业市镇。
二十四、大洋路与南岛路的反复
以博多为中心的中世东亚海域贸易网络中，大洋路到南岛路的路线转换是一大关键。遣唐使时代，大洋路是主要航路，出五岛列岛，直到宁波，一直持续到日宋贸易时期（明州与博多、福原）。而南岛路是走奄美、冲绳诸岛到宁波或福州，由多条航线构成，并不是固定的。南岛路曾经还是海贼多发地，海贼还会主动袭击大宰府（奄美海贼），因而大宰府当时在奄美群岛也有派出机构，近年被考古发现。南岛路（奄美·琉球）的兴起主要是伴随着大洋路因两次「蒙古袭来」而受阻的现实，并且元末的战乱也让大洋路再次受阻，在冲绳和奄美出土的福建产粗制白瓷是一个考古证明。此时，大洋路与南岛路还是并用的，但是航路选择更多往南岛路倾斜。随着南岛路的兴起，三山王权得以发展。明使杨载到访博多，而杨载在回国途中发现了中山王权的那霸港，最终促成了册封（林炫羽老师的《书写、记忆与权力: 南宋至明初琉球书写的转变及动因》相关研究也值得一读）。同时，在博多商人恢复贸易路线的意愿下，琉球朝贡贸易的诞生也出于南岛路上形成固定交易据点的需求。室町期遣明船也开始从堺（南海路）或博多出发，从积累了丰富航海经验的南岛路前往宁波，实现了大洋路向南岛路的转换。
但近世的海域再次发生了转换，来自江浙和闽粤乃至东南亚的唐船重新利用大洋路前往长崎，特别是像乍浦漂流民送还机制形成了一条固定航线。而南岛路成为琉球王国和萨摩藩利用的航线，专营于朝贡唐物贸易。到了19世纪时，来航增多的西洋船将南岛路再次变为了一个补给点。原本的博多朝鲜航路，也由对马-釜山口取代。需要注意的是，海域间往来的商人主体是多元的，并不能说哪个商人群体就像威尼斯商人那样构筑了一个主导性的网络，伊藤幸司就指出了中村翼研究过度强调博多商人主导作用的问题所在。并且博多-大洋路是最早的博多-宁波航线，当南岛路兴起以后，对接于南九州的南海路也就更发达，堺的贸易开始繁荣了。从大洋路到南岛路的转换中，堺的南海路贸易也开始兴起。
从「物的贸易史」视角看，南岛路原本的「区域内贸易」产品主要是硫黄、夜光贝、法螺等南岛土产，而宋海商为调运日宋贸易和日丽贸易不可缺少的萨摩硫黄岛的硫磺、夜光贝、法螺等南岛产品而往来于南岛路，渐渐熟悉了南岛路的航线。当大洋路的航运风险提高时，南岛路就自然地成为了平替的选择，瓷器和生丝和其他唐物奢侈品开始成为南岛路新的主流商品，并在15-16世纪被多样化的海上势力所利用，直到近世又重回「区域内交流」。南岛路不仅和南海路得以连接，并且与博多-朝鲜航路也得以连接。15-16世纪出现了冒充琉球王国使节的「伪使」以获利的博多商人，他们与朝鲜王国的外交同样是依赖博多的禅僧，禅僧们也正是中世东亚海域交流中具有高汉文素养的一批「非正式外交官」。
二十五、「刀伊入寇」——『致光之君』46回的海域史背景 『致光之君』46回的「刀伊入寇」的情节，是关于大宰权帅藤原隆家击退刀伊海贼事。刀伊入寇也算是渤海国覆灭后东女真人原有贸易路线受阻而引发的连锁反应，从高丽的郁陵岛到日本的壱岐、对马、博多和松浦，都出现了入寇的「刀伊」（高丽语的「東夷」）。一开始其实大宰府和朝廷都不清楚入寇壱岐和对马的海贼是何许人也，一开始预判是朝鲜半岛人，因为九州海域是新罗和奄美海贼（南蛮海贼）都曾经活跃的地方。藤原实资的『小右记』关于刀伊入寇的过程有详细记录，刀伊身份的破解是通过对马判官代长岭诸近（此人亦是百济系渡来人后裔）知晓了情况：他与家人随从等一起被刀伊的贼船带走，但在返回的途中一个人成功逃脱。但为了寻找被带走的家人，打破渡海的禁令，秘密到高丽打听到了刀伊其实就是女真人，而他也因为私自到半岛的行为遭到了处罚。而刀伊中，也有朝鲜半岛的人（俘虏），「刀伊国人之中，有新罗国人等」。被大宰府俘虏的就有一时错被当做海贼的高丽人。最终，消灭了来到朝鲜半岛沿岸的高丽方面向大宰府送还了被掳者。 在「刀伊入寇」战后，自大宰府权帅藤原隆家以下，大宰少弐藤原蔵規（菊池氏先祖）、肥前介源知（松铺氏先祖）、平为贤（肥前伊佐氏、萨摩平氏先祖）都得到了赏赐，这也是九州在地武士团的进一步形成。
二十六、东亚海域的亚美尼亚海商 读中岛乐章论文『亚美尼亚商人到过琉球吗？——金银岛传说与大航海时代太平洋航线的探索』（主要考证了随葡萄牙商人贸易的亚美尼亚人漂流谭传说，指出西北太平洋诸岛的未知空间给了西洋人更多的幻想空间，特别是纪念一位亚美尼亚商人而命名的「亚美尼亚群岛」），想起来这个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在东亚海域和印度洋活跃着的外商群体：亚美尼亚海商。可能很少人会把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跟东亚海域联系在一起，但13世纪前半期开始亚美尼亚商人就通过中亚陆路和印度洋、南海航路参与到东亚海域贸易中，元代泉州的天主堂就是亚美尼亚商人修建的，亚美尼亚商人在泉州形成了社群。明初海禁以后，亚美尼亚人暂时退潮，但是16世纪以后随着葡萄牙人开启的印度洋-东亚贸易重返东亚海域，因其信仰相近，又熟悉印度洋区域贸易（能跟印度洋沿岸势力打交道），因而成为了葡萄牙人的合作伙伴，在果阿、澳门和广州又形成了社群，之后又跟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参与印度洋-东亚贸易。 去年国际博物馆日，福建博物院举办了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历史博物馆、泉州海交史博物馆等馆的联展（《诺亚之子 大美初见：亚美尼亚19~20世纪文化瑰宝展》），我也去参观了下，其中有一块来自泉州海交史馆的墓碑文物（见笔者亲摄附图），碑文上有墓主（侯赛因·本·穆罕默德）的别称，与亚美尼亚地名Khalat（现土耳其阿赫拉特）有关，据此推测墓主可能祖籍亚美尼亚或居住于亚美尼亚，也是一块与泉州亚美尼亚人相关的实物史料了。亚美尼亚海商也是有着自己的「全球贸易网络」的，检索到一本相关的英文著作《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新朱法亚美尼亚商人的全球贸易网络》（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editerranean: The Global Trade Networks of Armenian Merchants from New Julfa），是关于亚美尼亚商人构筑的欧亚贸易网络的著作，有兴趣的友邻可以读读。
二十八、近世到近代日本的港市窗口移行
在日本学界海域史研究的港市社会论中（如『海域アジア史入門 19章 港市社会論：長崎と広州 川口洋平/村尾進』），长崎通常和广州相提并论，因为共同点都是面向西洋的窗口，都有固定的西洋商人居留区（长崎出岛、广州沙面），以及都有着「水上居民」人群。不过还是有许多不同之处，那就是长崎仅限荷兰东印度公司商馆运营，西洋其他国家的商船（如勃兰登堡、丹麦和美国）需要借荷兰东印度公司名目（入港前挂上荷兰旗帜）才能进入长崎（相关论述见包乐史《看得见的城市》），或是像松平定信发给露船信牌许可那样。而广州沙面是西洋各国商人开设商馆经营的区域，可以说是「工作区」，而西洋商人还有作为「生活区」的澳门。其次，长崎贸易的地位的确定是在元和（平户、长崎两港制）、宽永期（海禁）逐步确立起来的，而广州西洋贸易的专营化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此之前清朝有数个口岸能够经营西洋贸易。
再次，就是海外信息的传播上。曾经听过刘建辉一个关于近代生活空间的讲座，例子就是从广州到上海的「东渐」。广州是西洋信息进入东亚海域的第一个窗口，获得的信息较长崎更有时效性。并且广州的沙面、十三行区域规模较长崎出岛更大，商业与文化交流更多，同样出现了如长崎兰学那样的「开港地知识人」又作为最初的「近代知识空间」产生了辞典和各种海外信息介绍书籍，是上海租界兴起以前东亚海域首要的近代知识窗口之一。长崎的局限性在于与西洋的知识交流主要以荷兰为媒介，例如「出岛三学者」（德意志人坎普尔法、西尔博德，瑞典人通贝里）都是作为出岛商馆的医师而居留长崎的，广州的西洋知识交流相对来说更多元。上海开埠形成租界以后，出现了与日本地理上最近的一个近代城市空间，并作为西洋近代的前沿窗口给乘「千岁丸」前来的高杉晋作、五代友厚等人带来了冲击，这也是近世港市长崎所无法给予的。长崎与广州的交差点，就在于更具有可能性的广州在转换期在原有环境基础上率先转型为近代港市，而日本新兴的一批近代港市则是神奈川条约到安政条约以降兴起的太平洋沿岸港口城市：东京、横滨、大阪、神户等港。近代日本航运业的两大巨头（三菱系日邮和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也是分别崛起于东京湾和大阪湾的。曾经写过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与华南航线的考据论文，也是自己把地方史和海域史（航运史）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这同样也是我港市史研究问题意识的重要启迪。
二十九、最后的巴达维亚使团
欧阳泰在其著作《最后的使团》中用了大篇幅介绍荷兰使节团在秋冬上洛的过程。荷兰使团一路上备受接待人员算计，遭遇朝鲜使节的“过度好奇”，以及被招待时对异文化的无法理解又成为了荷兰人在日记中抱怨的素材。直到乾隆数次在不同场合和蔼地接见荷兰正副使节并让他们在中西合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中得到了最高的礼遇，才让荷兰使节团这次出使得到了一些宽慰。乾隆也许是在他掌握的欧亚信息网络中听到了风声，故意询问荷兰正使得胜荷兰是否在战争状态，得胜掩饰说没有。但就在荷兰使节团上洛和返回广州的时间里，法军攻下了阿姆斯特丹，荷兰联省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名为“巴达维亚共和国”的法国附庸。英国盟友也恰到好处地搜刮着荷兰人在广州的资产，在之后的拿破仑战争中英国人还将“偷袭长崎”。
欧阳泰的结论是围绕着费正清命题以及对以往较为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的批判展开的。欧阳泰指出，马戛尔尼使团是带着明确外交任务而来的“任务型使团”，更容易引发外交冲突。而自17世纪初与日本的外交冲突（可以看看关于荷兰与德川幕府外交史的书《公司与将军》）开始便熟悉东亚国际间外交秩序的荷兰派出的是作为“寒暄外交”使团的“礼节性使团”，这本身就是基于东亚的外交礼仪规则——在操作上具有模棱两可性质的的“朝贡原理”的。因此，荷兰人能够与朝鲜人共同在圆明园参与乾隆的东亚外交礼仪秩序秀，使节团许多人在日本江户早就体验过日本版的了，正使得胜也曾经两次带队上江户朝见将军。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此时的衰落也使得该使团成为“最后的使团”，在东亚的西洋人间也难以再出现像荷兰人这样能够主动迎合东亚外交礼仪的存在。
另一个有意思的点是日本通过荷兰使节团在清朝的“在场性”。荷兰正使的日本收藏丰富，包括人偶和平户地图，他回国之后也书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籍。他的藏书《大日本史》让馆驿人员忍不住赞叹日本的书籍出版并拉踩朝鲜（一路上也有许多接待人员对荷兰人拉踩无礼的英国人以示好），回到广州的荷兰使节在悲伤的送别会上也将在日本买的“伴手礼”日本刀剑和书画送给广州的清朝地方官员。在荷兰使节的日记中，也经常将清朝与日本以及荷兰母国进行比较。相比于在清朝的文化体验，荷兰人更熟悉会喜爱在日本的文化体验——那些盛大而神秘的祭典能让他们想到欧洲君主的豪华巡礼，而乾隆更多为他们准备的是各种他们看不懂的戏曲表演，他们不得不看这些自己欣赏不来的“文艺汇演”并怨声载道。而返回广州时路过江南地区，他们看见一些被告知是东海中漂流民的人群时也在议论纷纷，幻想他们也许是去长崎的唐商，在长崎见过荷兰人…
欧阳泰的结尾趣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对于荷兰使团而言，这里的文化体验与生活方式与欧洲差异甚大。“但人生的美好之一，不就是不同地方生活方式的差异之大嘛。”
三十、海域亚洲史中的瓷器「传播-回流」
泉州的德化曾经是瓷器生产名地，沿海各地的博物馆也不乏沉船遗址中发现的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瓷器。其实关于瓷器这个出土较多海域贸易品，相关研究真的是表现出一种深不见底的感觉，但从中也能发现一种传播-回流的途径。在14世纪以前，东亚海域内贸易的瓷器主流是越系青瓷和闽系白瓷，日宋和日元贸易的主流瓷器是龙泉窑青瓷，龙泉青瓷比较符合东亚海域沿岸地区的文化审美，就韩国新安沉船遗址来看，龙泉青瓷在元代曾经大量出口日本。而出口中东的青瓷则有所不同，在纹样上更为复杂，贴近中东区域的文化审美。
元代的瓷器中兴起的元青花一开始便是主要为了出口中东而生产，其采用了波斯的钻蓝技术，主要是伴随着元代海外贸易的扩大而产生，在审美上符合中东文化审美。青花技术也向南传播到红河三角洲，出现了工艺上最相近的越南青花。技术随海路一直传播到奥斯曼帝国和伊朗，出现了随着贸易回流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伊兹尼克陶器和萨法维陶器。明代西线海外贸易的瓷器以景德镇瓷、德化瓷、漳州瓷为主，与日本贸易的仍是龙泉窑系青瓷为主。九州也出现了吸收了青花技术的肥前瓷，在明清交替期和三藩之乱的海禁期一度取代了景德镇瓷。康熙开海以后，景德镇瓷重新占领市场，肥前瓷的市场仅剩下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交易，也产生了定制日本风俗图出口欧洲的一批产品，变得与景德镇瓷更容易分辨（肥前瓷的落款也是模仿落明清年号居多），欧洲吸收的青花技术（萨克森和尼德兰）制造的产品也有回流亚洲市场的，瓷器的海域交流也能发现这种传播-回流的途径。
三十一、阿蘭陀人的东亚随俗外交 要理解近世东亚海域交流史中荷兰人的特殊地位，其实就应该分别在近世日本的幕藩制原理（木村直树）和岱清的朝贡-互市原理（岩井茂树）下理解，因为荷兰人的「入乡随俗」姿态是事实上的前提。比如长崎荷兰贸易形成的过程，荷兰人在幕藩制下接受了自己是臣属的地位，因此也就有了这个贸易特权（亚当·克卢洛和松方冬子的研究）。之前写过荷兰昙花一现的福州贸易，那时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跟岱清就现实利益合作交涉甚多，并且是接受了「朝贡国」的位置，其后一直是以此地位在广州进行互市贸易。欧阳泰那本《最后的使团》中就说明了为什么荷兰人能够在那次接见中最终获得随侍圆明园的优厚待遇，因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商业利润为核心目的，并不谋求在东亚外交上的对等地位，只要有实实在在的利润即可。荷兰人的「江户参府」与进京朝贡，都属于是礼节性外交的「寒暄外交」，是确认这种拟主从制关系原理的一种仪式，荷兰贸易特权的维持也全系于此，是必要的姿态。 葡萄牙人从长崎被驱离，是因为无法与幕府继续互信下去。明清交替期，荷兰获得岱清的信任是经过了一个基于现实合作的长期过程，而已经在澳门长期化的葡萄牙人的存在模式更早得到岱清的认可。荷兰在东亚站稳脚跟，就离不开对幕府和岱清的「乐意效劳」，在岛原与福州都是如此。荷兰与岱清建立起稳定的贡市关系以后，地位成为广州的西洋互市诸国（英、荷、法、美、瑞典、丹麦等）中与岱清关系最近的「自己人」，成为实录中表贡方物的入贡国。因此，得胜使团会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解体之际成为「最后的使团」，却也从来不曾有「翻译的危险」。
三十二、观長崎御役所留文书所感 隐元和朱舜水这样的渡日遗民能够定居日本都比较特例了，或者可以说也是一种特殊情境下的「人才引进」。隐元之前以及之后的几年内还有许多渡来僧，但是隐元来的时机和缘由都与明清交替期的战争密切相关，也让幕府担心会有更多遗民僧前来长崎。考虑到护持「武威」，不卷入明清交替期的战争事态，幕府在接受了隐元以后，在明历三年（1657）以后就不允许其他遗民僧来日本定居了：「隠元禅師来朝以後唐僧切々渡海候、向後来候ハ不揚陸而、重而渡海無用之由申聞可相戻候」（長崎御役所留文书）。这一年渡来的唐僧数量也是可观的，也许这正是幕府忧虑的原因。直到明清交替期结束后，长崎的唐寺又恢复了聘用唐僧的惯例。例如我查阅家乡地方史资料时发现的一位康熙朝的渡日僧大衡禅师，他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接长崎圣寿山聘书，于日本元禄六年（1693）七月二日抵达长崎，登崇福寺参本师千呆性安（也是1657年福州人渡来僧），翌年继任崇福寺住持，又曾经接京都宇治黄檗山住持之聘而未应。 而朱舜水在17世纪50年代期间多次来到长崎都是临时性停留乞师，事实上相关史料也无法证明最终朱舜水的目的是流寓长崎，是以宽文元年（1660）长崎奉行黑川正直下发长崎留住许可为时间点，才能确认其决定流寓长崎这一事实，其实也是特例。长崎口的复合性格和幕藩制视角下的观察优势正在于此，长崎的唐人社群也应该分「三江帮」、「福州帮」、「漳泉帮」、「广东帮」几个社群来看，这四大群体各有各的交际圈，各有各的唐寺——因为江户时代的人口管理也是通过寺檀制度运行的，不同地域的唐人都经营着自己的寺庙作为菩提所。隐元最早就是被福州寺（崇福寺）请去做住持的，朱舜水几次赴长崎，也是在长崎的三江帮浙江人关照。当然，朱舜水自身也有价值，比如长崎御役所留文书中的「博学之唐人長崎在留之儀」就强调了朱舜水能够被允许居留原因的学问技能因素。有意思的就是朱舜水的言行一直是很「相对」的，在《上长崎镇巡揭》一文中表现出对于居留长崎的渴求，在《与孙男毓仁书》中又写是日人央求自己留下，也还是很傲气的书生性格，这在朱舜水自己的使安南书写中也可见一斑了。他能够在1663年被幕府允许留在日本活动而不仅仅是长崎，也是和隐元一样以学问安身的近世「境界人」的特例了。
三十三、英船「リターン」（Return）号入港事件与幕藩制下的长崎
虽然一般说以安汶岛事件为契机，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彻底退出了日本贸易，离开了平户。但一六七三（宽文十三年·延宝元年，时值英荷战争时期）英国东印度公司船「リターン」号入港长崎请求重新通商，被幕府所拒绝，最终离去。在这个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是长崎口的海防动员和荷兰风说书的作用。英船入港后，先是负责长崎港内防御的大村藩派出番船随同警戒，解除英船武装，再是唐津、岛原二藩藩主来到长崎准备，最终由佐贺、福冈二藩配置海防警备。在这个过程中，长崎奉行本想把英国人转移一部分到出岛，被荷兰侧拒绝。事件的最终解决则依靠荷兰风说书：英荷战争爆发的事情已经被长崎方面知晓，并且之前英国与葡萄牙联姻的情报这段婚姻的情报也在一六六二年（宽文二年）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作为荷兰风说书传给日本方面。因此，以宽永禁令禁止葡萄牙船来航为由，与葡萄牙有联系的英国船也被拒绝入港，结束了这一次的通商可能。
在「リターン」来航事件中，还有个信息差的问题，主导者整个事件的走向，那就是巴达维亚方面一直有意识向长崎传递有利于自己的情报，让长崎到江户迅速得知英荷战争的进行，并且告知幕府，马上会有英船前来长崎，可以说「リターン」来航的信息非常明朗。但是入港长崎的英船「リターン」并不知道东亚海域中的其他英船已经在战争中被荷兰人尽皆捕获，也还敢到长崎继续请求与日本恢复通商，最后还是落入荷兰人彀中。
因此，「荷兰风说书」是长崎口获取海外信息最迅速最直接的一个渠道，来自巴达维亚的消息能够短时间内在出岛的荷兰商馆完成风说书的制作，并传递给幕府。因此，也许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自己都没有放在心上的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幕阁看来是早已了然于心并且有了应付之借口的。
木村直树认为，幕末「锁国祖法」的原型是通过「リターン」来航实现的——通过这件事，荷兰才算真正意义上独占了长崎贸易市场（『幕藩制国家と東アジア』）。也就是说，什么船要来长崎或日本其他地方，只要是巴达维亚能知道的，都可以通知幕府提前应对。因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角色也确实如亚当·克卢洛的研究（『公司与将军』）里形容的那样，是幕藩制下唯一通过长期互信的惯例以及上江户参府仪式确认的西洋「臣属」，与其他西洋国家的根本差异在此。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那艘没有能够前往长崎的丹麦船，在福州停留了（见于荷兰风说书），参考荷兰风说书这些材料，说不定能弥补不少地方志关于海外交流部分语焉不详的地方。当时荷兰在福州还有商馆。因此我推测、无根基的丹麦船应该是由荷兰福州商馆参与接待。
长崎口确实是很适合用幕藩制范式来分析的，多藩联动和荷兰风说书构成了这个近世日本最核心的通商口岸。木村直树的幕藩制对外交流史研究还是要多看，永积洋子和松方冬子的荷兰风说书研究也是这种范式的重要补充了。
三十四、近世长崎铜料贸易
赴长崎购铜料的兰船和唐船入港数及运量，唐船一般定量十三艘，与兰船两艘运量大抵相当，兰船体型更大质量更好，载重量大。学界论及此多引木宫泰彦交通史研究的数据统计，指出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以后，铜料大部分取之日本。以1701到1710年的数据为例，日本铜年均产量为5340吨，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年均运走912吨，唐船年均运走2930吨，分走一半以上。正德新例以后有了限制，因此大多维持在一半左右。例如1771-1780年日本铜年均产量2702吨，兰船年均运走559吨，唐船年均运走897吨。木村直树就近世中后期制作的图表（关于兰船半减令的）也能说明这些问题。而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走的铜，大部分转卖到了岱清，因为荷兰人在南洋本也有铜矿，在日本购铜只是来一次转手贸易，岱清在康雍期铸造铜钱也基本来源于日本铜料，到了乾隆期才因为采办铜量日减而有了内陆的平替需求。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康熙帝宽容于「信牌贸易」的原因（岩井茂树『朝贡·互市·海禁』）。在乾隆中后期，由于持牌唐商成为除荷兰人外仅有的合法铜商，暹罗也有请求唐商帮忙代购铜的例子（见暹罗入贡勘合表文）。
曾经宋钱和明钱在中世大量流入日本，近世日本各地矿山开采的铜料则通过长崎贸易回流。有一些电视剧会出现皇商负责「东瀛购铜」事的桥段，这也是长崎铜料贸易的一个体现。另一件值得一提的是长崎贸易与虾夷地开发论的联系，勘定奉行松本秀持就提出构想，希望利用虾夷地的金银铜资源与露人交易，同时惠及长崎贸易，幕府居中抽分，其实这些都是田沼时代通过进一步介入贸易稳定财政的尝试，还是比较现实的应对。如果拿来跟松平定信时期更维持旧制的倾向比，就容易产生一种田沼重商的错觉。因为幕府·长崎奉行、长崎町民、荷兰商馆与唐人屋敷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贸易利益对立的结构，田沼幕阁更多是希望自己在这个结构中多分一杯羹，以解决幕府财政的恶化。
三十五、平户藩与山鹿流面对的海
再检讨朝尾直弘、荒野泰典以来的框架设想（17世纪中叶海域的安定化）的一个途径是围绕长崎的九州海防体制，如木村直树指出的1684年以后海域才趋于平静，在此之前的17世纪后半叶仍出于不安定的环境中，荷兰人与英国人、郑氏的矛盾在幕府眼前也明确化，容易危及公仪的「武威」。而近世初期平户藩盛行山鹿流兵学的一个原因是平户藩直接担负异国船警备任务，与其著名的祖父重名的平户四代藩主松浦镇信与山鹿素行亲交深厚，因而平户也保留了山鹿流的学统。吉村雅美（主近世平户藩与对马藩交流史研究）的研究指出，平户藩以岛原之乱军事动员经验为基础的对策，加以与兵学理论相结合的形式，制定了对异国船的对策。兵学与海防结合的例子，在负责江户湾海防的房总诸藩也可见一二。
三十六、荒野泰典「四口」框架中的例外问题 就荒野泰典在『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中提出的至今影响近世日本交通史主流解释的「四口」与「海禁-华夷秩序」框架来说，松前藩如何定义就是一个需要辨明的问题。首先，近世日本的外交一般是定位为「通信」和「通商」，对马和萨摩分别是作为对朝鲜和琉球的通信口，长崎则是对荷兰和岱清的通商口，松前并不具备任何「通商」或「通信」的功能，拉克斯曼来航松前停留时，也被告知讨论通商请拿着信牌去长崎谈，幕府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可能接受松前作为同样的交流口，唯一有与西洋交流经验且具备完备海防的长崎是唯一选择。 按朝尾直弘和纸屋敦之的观点，近世初期的松前被定位为对「夷」（日本海-鄂霍茨克海诸族）的最前线，其实松前更适合用「海禁-华夷秩序」来解释。那么为什么荒野把松前也列入「四口」呢？这主要是他从贸易交流的角度来看的，因为近世初期到中期的松前与「异域」（虾夷地）的阿依努人存在贸易，松前垄断了这些贸易，所以19世纪初的虾夷地幕府直辖化也引发了松前藩不满。荒野的立场侧重于哪些地方能实现贸易交流，从而超克「锁国」框架，根本上是一个视角问题。从内部视角看，自然是存在「四口」的近世日本与东亚交流，但从外部、特别是有通商需求的西洋各国视角看，日本就是将其拒之门外的「锁国」，除了愿意成为「臣属」的荷兰人满足于独占日本市场。日本的「锁国」不仅仅是言说层面的，这个词汇作为研究概念还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西尔博德事件、蛮社之狱和安政的「开国」的。虽然日本学界有不少声音在商榷近世日本的「锁国」和近代的「开国」的合理性，但最好还是不要因为价值偏好而轻易废掉在解释上具有合理性的研究概念。
三十七、泉州海域的跨海桥与贸易转移 泉州海域交流史的近世期间发生的重心转换刚刚好是从以洛阳桥（万安桥）所处的泉州湾后渚港转移到了安海桥（安平桥）所处的安海湾区域。如果以「人」为线索，那就是北宋蔡襄知泉州时主导的建设以降的泉州贸易发展和晚明以安海为根据地的郑氏集团兴起的安海东亚贸易。洛阳桥的中原自然得名于来自中原的一群伙伴，洛阳和晋的地名都在闽南得到了延异。蔡襄主持建的洛阳桥成为泉州跨海桥的典范，图中的地图（出自《海国闻见录》，陈伦炯）中可见泉州海域有三座跨海桥：西面连接南安的安海桥，东面连接惠安的洛阳桥，南面连接乌屿的盘光桥，建于北宋中期的洛阳桥长834米，建于南宋的安海桥和盘光桥（已不存）在其经验上建设，分别有2.2公里和1.2公里长。如果去安海桥看的话就更亮眼，毕竟也是最长的石梁桥。后渚港自元明交替以后沉静已久了，安海的繁荣在明清交替以后仍持续着，泉州和闽南区域的经济重心在近世有一个从泉州府城（刺桐）-后渚港及泉州湾诸港到安海-厦门-月港的转移过程，与博多到长崎的贸易转换命运确实也是同样的，关键在于「人」的变动（泉州蕃客的退潮、安海郑氏的崛起，成为连结日本、西葡兰贸易的势力），和「地」的机遇转移：月港贸易的开放，形成了类似长崎的贸易特权机会，也带动了安海等周边港市发展。
三十八、浅思近世日本海防的「内与外」 发现近些年明清海防史和近世日本海防史都从以往的交流·贸易史和海防制研究转向来与地域社会结合的社会史研究（广泛利用地方文献），从重视外向互动到重视内向互动。勉诚社出的这本清水的近世后期海防与社会变容研究就超越了以往幕藩制下大名海防军役制研究的框架。如松尾晋一『江戸幕府と国防』中虽然强调19世纪初面对文化露寇时，长崎模式的沿岸警备体制成为全日本的典范，在幕政层面有了一个模糊的仍基于护持「武威」的类似「国防」的意识（幕藩制国家的海防）。其实目前日本学界对此没有定论，还在各自论争中，「国防」自然是近代以后的概念，当学界多思考于近世的「海防」何时具备近代「国防」的性质，是意识还是事实？ 但松尾比较模糊地将「国防」指向了幕政层面的意识，事实上他使用的也是「沿岸警备体制」的用语。而清水则是明确将「海防」从幕藩制的「国防」下分离出来，以「自领海防」概念明确了近世后期各藩海防具有的自律性格（以江户湾·房总诸藩为例）。清水的书封内容上就质疑了使用近代性的「国防」这一用语，而认为这事实上应该被称为「全国性海防」。我认为近世后期如果要用「国防」这一研究概念分析，那也需要明确在当时语境里最关键的是护持将军的「武威」，是幕藩制的国防。而幕末的「国防」，是开国冲击下形成的危机意识，「武威」也解体了，此时的「国防」才扩大到了全日本，并以「尊王攘夷」的言说体现出来。 但是，松尾指出的长崎应对外敌进入港口后的全城紧急应对措施都没有普及到日本各地，在不同的地方领主间表现出的差异也是具有危险性的，这也是幕藩制社会的局限。而长崎模式是基于长崎出现的较强的町人自治以及积累了大量对外关系经验的一面，因此长崎首先产生了设置避难所保护民众的意识，这也是长崎的特殊性，也是长崎海防史与社会史的接点。 如前述，松尾使用了具有近代性的「国防」概念来类比幕藩制日本的全国沿岸警备体制，探讨19世纪初的海防危机如何刺激幕府海防的扩大，关注与「外」的互动带来的变化。清水诗织明显强调「海防」概念与幕藩制下海防任务（房总诸藩共同负责的「江戸湾海防」）以外的「自领海防」的自律性，更关注的是「内」。例如，清水提及浜松藩的藩政改革与海防之间的联系，以及对长沼流兵学的采用。吉村雅美的平户藩海防研究也是这种思路，平户藩也是处于长崎沿岸警备体制下的任务中，但平户藩如何通过海防任务与山鹿流结合产生平户海防兵学也是很好的「内」的论点。此外，还有围绕着海防构筑的各藩信息互通网络、组合村承担的海防任务等。把研究视线转向海防的「内」，也就突破了以往围绕着交流史与事件史的束缚。国内明清海防史研究也有过像松尾治近世日本海防研究那样注重空间结构的史地学尝试，但现在也多重视区域社会史，都在「近世海防社会史」的赛道上。清代海防研究中，水师旗营和绿营之间、地域各府就海防体系分区的协调都是论点。顺带一提一个例子，曾经去过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旧址（今琴江村），这个水师旗营一直延续到清末，也作为近世福州海防体系扼守闽江的核心存在。即便是近代有了近代化的新型海军，这一旧旗营仍作为福州将军直属武力而存在，发挥作用。1911年，也是在马尾的闽系海军控制住了三江口水师旗营（二者隔江相望），最终和平地过渡。在今天的语言学研究上，这个水师旗营转型的琴江村也是著名的方言岛了。
三十九、海域史研究中应注意之多线互动之面
海域史研究中，港市（贸易口岸）作为「点」固然重要，但认识到这些「点」之间的互动联系形成的「线」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线」组成了海域交流的具体「面相」，下面主要谈谈个人阅读中所见的一些例子来说明何为海域史研究中应注意的多线互动之面。
一些研究在讨论本多正纯和松平忠直改易事件（1622年，元和8年）时会用到平户英国商馆日记史料中提到的关东诸大名大乱风闻，这当然是英国人从事实和逻辑上都进行了夸张化的想象，但也足见当时关东的紧张局势。那么，英国人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并不存在的「关东大乱」呢？
直到元和2年两港限制令以前，英国除了在平户开设商馆作为主要交易场所外，还在江户、大坂开设了分馆主导日本内地的贸易事宜，并以日本各地11家代理店为日本市场的主要销售点。英国人通过这些派出机构了解销售价格和商品（西洋呢绒、东洋生丝）需求情况，把信息报告给平户以供制订备货计划。虽然元和二年以后，这些英国派出机构都关闭了，但是代理商人组成的人际信息网络还在，英国人仍旧通过这些代理商人获取一手商业信息。元和8年英国人所记关东出现的幕藩之间的紧张氛围，也许就是这样通过代理商人到平户完成的传播，在英国人的观察中产生了焦虑，毕竟大坂之战也才过去8年，最终被英国人幻想为「日本前所未有的大阴谋」。又过了一年，元和9年（1623）以后，英国人由于安汶岛事件而不得不主动退出日本贸易，就当时英国的东亚贸易困局而言，日本市场的利润既相对少，又面临荷兰人的贸易竞争和排挤，幕府侧的风闻同样能刺激英国人的神经。也许元和9年英国人主动离开之前，就已经对日本的情况充满疑虑而忧心忡忡，也是最终放弃平户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此之前，英国还有考虑在琉球开设商馆，最终也因贸易无利可图而放弃。在考察以平户为中心的近世英日贸易时，英国人与其他城町的日本代理商之间的人际关系联系也需要注意。
同样，中世琉球朝贡贸易研究也不仅仅是以泉州或福州为中心展开的。之前提到过，琉球贸易本是博多贸易南岛路的一部分，宋元之际开始，博多商人往往经过南岛路而非原本的大洋路前往宁波贸易，龙泉窑青瓷是当时畅销日本的贸易品，琉球作为南岛路上的贸易据点而兴起，冈本弘道在其研究『琉球王国海上交涉史』中称其为「新型通商据点国」。从琉球三王权各开始进入朝贡体系到最终中山王权成为一元化的朝贡国这段时期，琉球各势力的「贡道」和「贡期」都是不断调整的。嘉靖以前，琉球贡舟或去宁波，或往福州、泉州（成化以前的闽省市舶司），还有一些假借漂流民名头停泊于浙江温州府瑞安。《明实录》宣德七年四月条，温州知府何文渊奏：「瑞安耆民言，洪武、永乐间琉球入贡，舟泊宁波，故宁波有市舶提举司安远驿以贮方物，馆榖使者，比来番使泊船瑞安，苟图便利，因无馆驿，舍于民家，所贡方物无收贮之所，及运赴京，道经冯公等岭，崎岖艰险。乞自今番船来者，令仍泊宁波，为便行在」，指出瑞安没有接待能力，希望朝廷仍让贡船前去宁波。礼部则提议新修筑一座馆驿，最终建成了接待贡使休息的「东安馆驿」，至嘉靖年废。宁波争贡事件不仅是让遣明船勘合贸易受到冲击中断，事实上也让琉球的朝贡贸易最终转移到了被允许的福州口，鲜有再去宁波贸易的。但正如滨下武志和冈本弘道等学者指出的那样，朝贡体系对于琉球而言只是起到一个关系网络培养的作用，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山王权不仅广泛参与海域内密贸易，在东南亚贸易的同时也参与了广州的互市抽分贸易（关于互市贸易可参看岩井茂树的研究『朝贡·互市·海禁』），因而广州侧史料中的贡市国出现了琉球之名。滨下武志通过近代粤海关史料还发现，琉球贡商在福州还会派人去广州与英国人交易棉布，与十三行的英国商人也存在贸易联系。也许正是因为这些西洋贸易联系，幕末琉球的西洋通事才会担负了替萨藩向法国订购蒸汽兵船的任务（牧志恩河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