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澤史朗：『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理论的动向』（2000）

赤澤史朗.（2000）.戦後日本の戦争責任論の動向.立命館法学，6（274），137.

引言

在当前日本，与日本战争责任相关的书籍、论文、记录及档案的出版量年复一年地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要编制一个精确的列表变得极为困难。然而，尽管存在这样的出版浪潮，追溯战后日本战争责任理论的历史转型以及思想动态的研究依然相对稀缺（1）。

在这一背景之下，石田雄于1996年所撰写的『战争责任论：50年的变化与今日的问题（戦争責任論五〇年の変遷と今日的課題）』（石田雄『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学』明石書店二〇〇〇年所収）被视为一部全面审视二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战争责任理论发展历程的关键文献。石田雄将这一发展历程巧妙划分为五个阶段，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视角。从笔者的角度来看，石田的研究为理解战后日本战争责任理论动向提供了一种视角。然而，石田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视角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与他自身观点不完全一致的其他理论流派，如马克思主义、亚洲主义和基督教的观点，这些在他的分析中或被较少涉及，或甚至忽视了。在笔者看来，这种疏漏意味着一些在战后各个时期对战争责任提出了尖锐且有深度问题的理论流派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石田雄在其论文中采用了一个别具一格的视角，他通过「国族国家」及其所面临的「外部」挑战来梳理战后日本战争责任理论的动态。所谓的「外部」，既包括国际社会的批评，也涵盖了国内非主流声音的反响。这一视角深刻指出，从那些遭受战争无法挽回的损失的「外部」角度来审视战争责任，可以揭示出一些在「内部」难以觉察的人权侵犯问题。石田的这一论点非常关键，然而，值得反思的是，石田批评指向的「日本」，通常不被视为一个内部存在多种对立以及多样化倾向的复合体，而是被理解为一个虽有不同声音，但最终都纳入「国民国家」这一框架的单一实体。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解读是否忽略了内部多元性的真实存在？

在其论文的开篇部分，石田雄提到「靖国神社对『英灵』的纪念」形成了日本战争记忆的一个「共同体」，并将这种记忆方式面临的批评视为来自「外部」的一种「挑战」。然而，笔者认为，日本对过去战争的记忆方式明显存在着分歧和分化，这种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显得尤为独特。相较之下，在美国、法国、中国和韩国，似乎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战争「记忆共同体」，在这些国家，不管国民的政治立场如何，Ta们普遍对本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和经历持有一致的认识。相反，在日本，这样的共识尚未建立。石田提及的「靖国神社对『英灵』的纪念」，并不能完全代表全国对战争的记忆。其实，关于战争记忆应当如何保持，其内部的分裂与冲突，反而一直是日本战后公共辩论的核心议题（2）。

鉴于上述批评，本文旨在系统梳理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理论，将其从战争结束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探讨近年来战争责任理论爆炸性增长的背景与动因。关于日本战时的历史研究与叙述，本研究将专注于那些与战争责任争议紧密相关的历史研究与叙述。特别是自1989年起的第四阶段，本文将仅简述其基本特征。在整理这一历史过程的同时，我也希望能揭示那些促成战争责任追问的关键时刻，以及战争责任理论的主体性质与论证方法。

一、战争责任论的沸腾与退却（1945-1954年的第一阶段）

可以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战败，「战争责任」这一概念首次广泛进入了众多日本人的认识。在战前，许多日本人仍坚持19世纪的战争观，认为发动战争和获取殖民地是国家的正常职责，认为自己对发动的任何战争负责的想法几乎难以想象。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战争责任」这一术语在日本国民间迅速传播。这种转变部分是由盟国的法律、政治和行政行动推动的，例如通过东京审判、BC级战犯审判和公职人员的清洗等方式来追究日本人的战争责任；另一部分则是源于日本国内的市民运动，这些运动揭露了战时日本的不公行为和对人权的忽视，以及对战争的支持，从而促成了对日本国民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追责。在这个时期，追究战争责任的主要行动者是作为外部力量的占领军和联合国。日本国内对占领军追责的批评因受到严格的审查制度的限制。从这个视角看，当时的日本战争责任追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占领军的政策形成了共鸣。

在这方面，「战争责任」一词具有双重含义。首先，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它指的是追究战争罪行，这可能使得日本国民作为加害者之一，被置于可能单方面审判其责任的境地。另一方面，它还涉及对那些对日本国民造成伤害的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责任，这里的日本国民被视为是被Ta们的领导人「欺骗」的受害者，Ta们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国家的压迫和剥削，现在作为受害者，同样有资格追究加害者的责任。因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所谓的「战争责任」持有非常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差异主要取决于Ta们对这两种「战争责任」的理解和立场。

在这方面，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势力采取了一种态度强硬的政治立场：彻底追究国家及其领导人的责任，天皇也不例外。这种对战争责任的坚决追求，激发了战后初期左派市民运动的活跃，有时甚至将责任的箭头指向地方领导，如「街道议会会长（町内会長）」和教师。共产党能够采取这样彻底的追责立场，部分原因是它在战争中被视为唯一「未被沾污（手の汚れていない）」的政党，因此，对于共产党来说，战争责任是外部的事务，而其立场也被视为与联合国的立场相一致。从总体上看，当时的日本国民对于这两种「战争责任」的认识显得不够深入。战争责任的追究以市民运动的形式进行，要求相关人员辞去现职或被开除公职。这种追责活动不仅在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出版物中有所展示，同样也见于『民报』和カストリ雑誌『真相』中。

战争责任的追究并不仅限于政治领袖，而已扩展至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更广泛领域。例如，在『文学時標』上，揭露和谴责了文学家们在战争中的合作行为；而在『新日本文学』中，则批评文学家承担了战争的责任。然而，这种追责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色彩，以往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转向和背离，常与战争责任问题相混淆，一并成为批评和追求的焦点。尽管由共产主义运动引起的转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战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两个议题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这方面，1948年发行的『潮流』特刊『日本法西斯主义及其抵抗路线（日本ファシズムとその抵抗線）』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转向理论中的生产力理论定位为一种非战争协助的独立抵抗的一部分，引发了对这种观点的批评和争论。

由共产党领导的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基于一个前提：承认当前的统治制度和统治阶级如同战前一样得以延续。然而，关于战后通过改革重组统治阶级的问题，是否得到了准确的认识，则是一个复杂的议题。这种统治制度和统治阶级在战前及战后的连续性与断裂，进而成为了后来解读战争责任时的一个核心争论点。

此外，在共产党及其周边团体中，一些被称为「中国派」的知识分子主要通过『人民評論』发表观点。Ta们在详述如南京大屠杀等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时，也强调了日本国民（不仅仅是统治阶级）对亚洲各民族所负的战争责任，并提出了深化反思的必要性。这一边缘思潮在战后日本继续以小溪的方式存在，偶尔在公众讨论中浮现。

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部分人因被怀疑与战争有牵连，或确实遭受了被开除公职或教职的处分。这些人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战争协力中的责任，因为在战争期间，Ta们同样遭受了来自军部和统治阶级的压迫。Ta们对占领军怀有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一方面，Ta们对占领军所代表的西方人道主义立场表示认同；另一方面，Ta们却反感占领军对日本国家自主权的破坏。换言之，尽管这些知识分子支持占领军基于普世原则追究战争责任的立场，但对其实际执行的方式，尤其是与左翼势力的合作方式，感到不安乃至难以完全接受。

因此，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并不热衷于追究政治和法律层面的战争责任，而是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出发，探讨战争责任的内在反思与伦理维度，质疑日本国民，包括Ta们自身，缺乏自主意识。伊丹万作的『战争责任者的问题（戦争責任者の問題）』（1946年）中指出，日本国民因缺乏自主性而无法摆脱责任，尽管Ta们清楚自己被「欺骗」并且认识到战败的事实；丸山真男在『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軍国支配者の精神形態）』（1949年）中则深刻剖析了日本政治领导人的被动性以及日本政治体系的「无责任结构（無責任の体系）」。这些论述成为自由主义者从伦理维度进行内部反思战争责任的代表性观点。

此外，许多自由主义者还明确提出天皇应承担道义责任，并主张其退位。南原繁在贵族院的演讲（1946年）以及三好達治的『令人怀念的日本（なつかしい日本）』（1946年）便是天皇道义退位学说的典型代表。

在这一时期，关于战争责任的法律与政治责任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战后各种战争责任理论的原型几乎都可以追溯到这一阶段。法律与政治责任理论的一个重要代表是戒能通孝的『極東裁判』（1953年），此书在战犯审判结束后出版。戒能通孝在书中指出，革命审判是每次革命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保护新政权免受旧统治阶级反革命行为的威胁，因此，这类审判必然是「事后法」的审判。在他的论述中，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视为全球民主力量对抗法西斯国家的民主革命战争，而作为这场革命一部分的东京审判，正是通过「事后法」进行的。在这一视角下，显示出他对「政治」在战争责任追究中的优越性有着坚信。与此相对，大熊信行在『国家悪』第一部（1948年）中则强调，从东京审判及其他案例中可以看到，联合国的判决基于一个原则：上级的命令并不能免除下级执行者的责任。他还进一步指出，即便国家强迫个人参与战争罪行，个人依然有义务基于普遍的人类准则拒绝执行这些命令。大熊信行认为，追究战争责任的关键在于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凌驾于国家之上，并应将这一理念灌输给日本国民。戒能通孝和大熊信行的论点都肯定了联合国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如东京审判，并认为其形式上是完全合理的。

然而，尽管东京审判和BC级战犯审判在揭示南京事件及其他战争罪行的真相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审判本质上仍是单方面的。日本人和中立国人士被排除在审判过程之外，每次起诉与判决都充满争议。因此，这些审判并未促使许多日本人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以东京审判为例，右翼认为其是完全不公正的「胜者的正义（勝者の裁き）」，而左翼则批评审判掩盖了对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天皇。与此同时，保守派也对某些判决心存质疑，认为其中存在不公，如広田弘毅的死刑判决。换句话说，从右翼到左翼，虽然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但在日本社会中，几乎没有人全面肯定东京审判的所有内容。

最终，随着占领政策的调整，占领军逐渐不再热衷于推进对战犯的审判。在日本国内，曾在追究战争责任方面领衔的共产党，也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红色清洗和政治逆风迅速失势。而在战后和平时期，关于联合国自身战争罪行的事实逐渐显现，如美国的原子弹轰炸、苏联对日本战俘的拘禁等。同时，许多BC级战犯被告的回忆录相继出版，揭露了审判程序的草率和不公。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社会对战犯审判的强烈不信任感逐步蔓延开来。

二、主体的战争责任理论的提出（1955-1964年的第二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外部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暂时告一段落，国内开启了一场由内部自主提出的战争责任反思运动。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源于对斯大林的批评，而其中崭露头角的，是「戦中派」知识分子。

对斯大林的批评之所以与战争责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是因为日本共产党曾是战后第一个阶段中追究战争责任的主要国内力量。而对斯大林的批评，揭露了在这一阶段发挥核心作用的共产党思维方式和态度中的问题。在这一时期，新闻界涌现出一批「戦中派」知识分子，Ta们要么是战时的学生，要么是较为年轻的一代知识人。相比之下，那些在战败后不久迅速登上思想和文坛的新人，通常是30多岁的知识分子，Ta们在战争爆发前便已涉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其他批判军国主义的思想流派。然而，「戦中派」这一代在战时由于思想控制的强化，未能接触到这些批判性的思想流派。Ta们被迫卷入战争的漩涡，承受了深重的代价，直到战后才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因此，这一代人对自身的战争经历怀有极为强烈的情感。

「戦中派」的吉本隆明与武井昭夫在其著述『文人的战争责任（文学者の戦争責任）』（1956年）中，揭露了日本共产党派系中的民主主义文人的问题：Ta们曾在战争期间参与战争协力，却在战后追究他人责任时，未对自身行为进行任何反省。书中对这种只批评他人、却不自我批判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与此同时，丸山真男在『战争责任理论的盲点（戦争責任論の盲点）』（1956年）中，进一步追究了天皇制与共产党的战争责任，尤其是指责共产党作为先锋党，未能有效阻止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足够的探讨。虽然这些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政治立场对共产主义的反对，但其意义在于揭示了共产党声称自己可以免除所有战争责任的道德漏洞。

在这个节骨眼上，遠山茂樹、今井清一、藤原彰等「講座派系」历史学家（继承了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講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统），撰写了『昭和史』（1955年），对当时由前军事人员撰写、充斥市场且缺乏反思的「战争回忆录（戦記もの）」提出了严厉批评。『昭和史』作为一部当代史，明确将共产党描绘为战时对抗国民统治的最高峰，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昭和史』的批评主要来自亀井勝一郎在『现代史的课题（現代史の課題）』（1957年）和松田道雄在『现代史的诊断（現代史の診断）』（1957年）中的观点，由此引发了Ta们与「講座派系」历史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形成了所谓的「昭和史论战」。

『昭和史』争论涉及众多议题，其中与战争责任理论相关的焦点之一，是日本国民的战争经历与战争责任理论之间的相互交织。有人提出，如果战争责任理论脱离了国民的实际战争体验，便可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另一重要观点则指出，尽管『昭和史』探讨了统治阶级和财阀的战争责任，却对日本国民在侵华战争中的责任讨论不足。这场争论对「講座派系」历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講座派系」历史学发生转变。吸收了丸山真男、竹内好等批评者观点的「战后历史学」，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这一变革也为后来通过战后历史学深入研究战争责任铺平了道路，成为推动战争责任反思的重要契机。

当时的畅销小说，如五味川純平的『人的境遇（人間の条件）』第一至第六部（1956-1958），生动地描绘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诸多暴行。同时，记载日本士兵作为战犯在中国受审及获释供词的『三光』（1957年）也在这一时期出版，使得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战争罪行逐渐为日本社会所认知。竹内好此前曾讨论过日本国民缺乏国家主体性的问题，并试图通过『近代的超克（近代の超克）』（1959年）一书，寻找日本国民在战时合作中的抵抗契机。随后，他在『关于战争责任（戦争責任について）』（1960年）中进一步提出，通过正视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责任，可以在日本国民中重新构建国家主体性的观点。这一提议引发了对战时国族主义的重新审视，并促使了关于亚洲战争责任问题的广泛讨论。

在这一阶段，也为了响应竹内好的提议，「戦中派」一代的作品接连问世。例如，橋川文三的『日本浪漫主义流派批判导论（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説）』（1960年），冷静地追溯了战争时期自我的精神历程。类似的作品，如橋川文三的『历史与经验（歴史と体験）』（1964年），逐渐发展成了一场通过个人战争经历来正视战争责任的运动。「戦中派」知识分子对战争经验的关注，直接推动了『昭和史』争论中的论点演变。在这一系列动向中，「思想的科学研究会（思想の科学研究会）」通过其『会报』（1957年）和『思想の科学』杂志，以及『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杂志（1957年）和『现代发现（現代の発見）』系列书籍（特に第三巻「戦争責任」一九六〇年），积极探索日本人应如何主动承担和处理战争责任。围绕这一过程的方法和视角，激烈的辩论仍在持续。

思想的科学研究会编撰的『共同研究转向（共同研究転向）』（1959-62年）是一项独立的研究，最初并未将知识分子中的「转向」问题直接视为战争责任的延伸（虽然在必要时也会与战争责任问题相联系）。此外，『文艺（文学）』杂志的「战时文艺（戦争下の文学・芸術）」特辑1-4（1961-62年）则详尽揭示了战争动员与合作的诸多方面，涵盖了情报局、战时文学家及其文学组织、电影・戏剧・歌曲等。这一系列研究为第三阶段战时文化的实证研究铺平了道路。

战争责任理论的第二阶段是对第一阶段的反思与批判。在这一阶段，法律・政治责任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内部视角的伦理责任论则成为主要的论述框架。讨论的核心在于，为什么战后的日本人未能对战争责任形成更深刻的认识，以及这一现象的深层意义。与此同时，Ta们试图探索一种途径，使日本人能够主动接受Ta们所应承担的战争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讨论的焦点并非具体的战争罪行或历史事实，而是关于如何看待战争责任的问题。尽管这些辩论在知识界引发了热烈讨论，但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然而，日本在这一时期开始自发地深入思考战争责任，并逐渐开展对战争合作各个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一动向为之后重启关于战争责任的广泛辩论奠定了基础，成为深入探讨战争责任问题的重要起点。

三、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以及「战后责任」（1965-1988年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可以以1982年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争议为界，划分为上半期和下半期，但贯穿整个阶段的，仍然呈现出某种一致的趋势。延续第二阶段提出的问题，第三阶段更具具体性和实证性，围绕天皇的战争责任以及国民在战争中的责任展开讨论。尽管此期间还涉及到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类团体（如宗教组织、教育机构、大众传媒等）的责任，但这些团体广泛地被归入国民的范畴。这一时期也是通过实证研究来解决战争罪行问题的时代，典型的议题包括日本军队在南京的罪行及美国的原子弹投放。简而言之，这是战争责任问题范围进一步扩大的时期，随着这一认识的深化，对过去历史事实的挖掘也占据了重要位置。换句话说，第二阶段是理论反思的时期，而第三阶段则是广泛提出新问题的时期。史料的挖掘证实了许多以前未被深入探讨的历史事实，也提出了许多作为战争责任的新问题（包括许多在某种程度上已为人知但未彻底处理的历史事件）。

在第三阶段，辩论的主导者逐渐变为宗教人士，主要是基督徒。Ta们比「戦中派」一代更为年轻，即战时尚在国民学校就读的「少国民」一代。从第三阶段的后半期（自1982年起），女性史研究、女性主义潮流以及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纯战后派一代也相继加入了这一辩论。「战后责任」一词也在此时广泛传播，意指因未能妥善处理战争责任而产生的疏忽，这与纯战后派一代的崛起密切相关。从第三阶段开始，参与辩论的已不仅仅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学者，还包括那些亲历战争的普通民众。

1967年3月，日本最大的基督教新教派「日本基督教団」发表了一份『日本基督教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责任忏悔书（第二次大戦下における日本基督教団の責任についての告白）』，「忏悔（告白）」了其在二战期间对战争的协力「罪行」。这份「忏悔书」也被简称为「战争责任忏悔书（戦責告白）」。在此「忏悔」之后，其官方杂志『福音と世界』相继发表了关于基督教「战争责任」的多个专刊，如『教会の戦争責任』（1967年）、『戦争体験と戦争責任』（1968年）以及『戦責告白は何をもたらしたか』（1971年）。此外，渡辺信夫的『戦争責任と戦後責任』（1972年）、笠原芳光与森岡巌合著的『キリスト者の戦争責任』（1974年），以及藤田若雄编著的『内村鑑三を継承した人々』（1977年）等书也相继出版。特别是『内村鑑三を継承した人々』，集中探讨了无教派基督徒对战争的态度及其自我总结的问题。尽管基督教组织及其信徒在战争中扮演了共谋者的角色，但他们实际上也处于被压迫的境地。这种局面揭示了一个悖论：那些客观上「罪责」相对较轻的人，往往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有罪」。基督徒的「战争责任忏悔」甚至震撼了佛教界，引发了一系列反思。比如市川白玄的『仏教者の戦争責任』（1970年）和中濃教篤编辑的『講座日本近代と仏教』第六卷（1977年）等作品，促使一些佛教团体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战争责任问题。

以基督教相关人士为首的宗教信徒，在讨论战争责任时，往往通过反对「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来加强对天皇和国家神道的批评。该法案在1970年至1975年间五次提交国会，最终于1975年在未经辩论的情况下被放弃。此类观点的代表作如戸村政博的『靖国问题与战争责任（靖国問題と戦争責任）』（1973年）。然而，战后的日本社会中也存在一种倾向，认为天皇制的精神结构似乎并未改变，依旧被视为一种应追求的纯粹信仰形式，而这种批评带有强烈的观念性色彩。

「少国民」一代则是另一批新兴的参与者。Ta们在经历了战时的军国主义教育后，战败之时迅速转向民主教育，这一过程中，对教师、父母及其他快速适应时代变化的成年人的不信任感愈发强烈。在山中恒的『我们少国民一代（ボクラ少国民）』第1-5卷（1974-81年）、長浜功的『教育的战争责任（教育の戦争責任）』（1979年）、桜本富雄的『无法遗忘的少国民（少国民は忘れない）』（1982年）等作品中，广义地追究了教育工作者、儿童文化参与者在战争期间的责任，特别是教师、教育家及儿童文学学者的角色。「少国民」一代的追责根源于对成年一代的强烈不信任。那些成年人在战争期间强迫儿童配合战争工作，而战败后又迅速适应了民主时代的变迁。「少国民」的行动特色在于细致地收集并揭露与战时教育政策相关的文件和文化参与者的声明。与此同时，Ta们的追责逻辑基于自身作为「军国少年（軍国少年）」的经历，将这一经验绝对化。这种责任追究的方法，带有教育学的色彩，从理念的角度出发，对战争责任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然而，除了「少国民」一代对责任的追究，新闻界和文化界在这一时期对战争责任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探讨的范围已超出儿童文化领域，着眼于艺术家及其作品中所涉及的战争协作与共谋问题，而非单纯的谴责。高崎隆治的『战争文学通信（戦争文学通信）』（1975年）通过发掘大量战时文本，指出普通人在战争期间可能存在的抵抗行为，同时严厉批判了专业作家的战争协力。菊畑茂久馬的『沉睡吧，藤田（フジタよ眠れ）』（1968年）深入探讨了杰出画家藤田嗣治的战争画，揭示了他在战争期间的协力行为。与此同时，尾崎秀樹的『前殖民地文学研究（旧植民地文学の研究）』（1971年）则讨论了日本文学家与朝鲜、中国文学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战争与殖民统治的联系。

在延续『昭和史』辩论的基础上，江口圭一的『日本帝国主义史（日本帝国主義史論）』（1975年）从战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满洲事变中排外主义的形成，并探讨了新闻界和国民在推动「拜外主义（拝外主義）」中的责任。

第三阶段的起点可追溯到1965年签署的『日韩条约』及朝鲜半岛的轰炸，伴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扩大与日本国内反越战运动的发展。一方面，这激发了对日本殖民统治及战争罪行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太平洋战争结束时美军狂轰滥炸及原子弹投放责任的讨论。

关于殖民统治的研究，主要由日本朝鲜研究所和朝鲜史研究会推动。玉城素的『国族责任的思想（国族の責任の思想）』（1967年）对日本在殖民统治中的责任提出了质疑。而对日本军队战争罪行的实证研究在此期间也有所进展，尽管面临资料销毁等困境。洞富雄的『南京事件（南京事件）』（1972年）通过大量史料试图揭示南京事件的真相，他还主编了『中日战争史资料（日中戦争史資料）』第8、9卷：南京事变（2）、（3）（1973年），系统收录了相关资料。本多勝一的『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中国の日本軍）』（1972年），通过采访揭示了南京事件及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诸多暴行，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至1975年代中期，围绕南京事件的争论愈演愈烈，否认南京事件的山本七平、鈴木明等人与反驳者洞富雄、本多勝一之间的辩论持续不断。与此同时，七三一部队作为细菌战部队，对战俘进行了残忍的人体实验，这一事实通过高杉晋吾的『日本医疗的原罪（日本医療の原罪）』（1973年）、常石敬一的『消失细菌战部队（消えた細菌戦部隊）』（1981年）和森村誠一的『恶魔的饱食（悪魔の飽食）』（1981年）逐渐为公众所熟知。江口圭一的『中日鸦片战争（日中アヘン戦争）』（1988年）还进一步探讨了日本的鸦片走私和贩运问题，并推动了关于日军毒气战的研究。

关于美军战争罪行的讨论，西島有厚的『为什么要投原子弹（原爆はなぜ投下されたか）』（1968年）代表了美国原子弹投放问题的修正主义学派，而『东京空袭・战争破坏史（東京大空襲・戦災史）』第1-5卷（1973-74年）则对美军对东京的猛烈轰炸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前田哲男的『战略轰炸的理念（戦略爆撃の思想）』（1988年）指出，日本对重庆的轰炸是战略轰炸的起点，并由此引发了对平民的无差别轰炸。

这一时期，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开始涌现，伴随着日本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天皇的角色在国内外引发了危机感，尤其是在他访问欧美以及对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的批评声浪中，这种危机感更为凸显。此类实证研究大多由曾隶属于「講座派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及基督教相关人士完成，这一趋势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特征。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の戦争責任）』（1975年）是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他通过利用新出版的资料，如『木户幸一日记（木戸幸一日記）』和『杉山备忘录（杉山メモ）』，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详细探讨。随后，藤原彰的『天皇制度与军队（天皇制と軍隊）』（1978年）基于天皇国家结构的特点，揭示了包括天皇在内的国家机构的责任，推翻了战后天皇在战争中没有实际权力的常识，并且揭露了常被认为是「穏健派」的宫中人脉在战争中的责任。与此同时，基督教相关人士的研究也引人瞩目。武田清子的『矛盾的天皇观（天皇観の相剋）』（1978年）揭示了联合国在战前和战后对天皇及天皇制度的苛刻态度，展示了内外对天皇制度处理的对立。

除了学术著作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基于个人严酷战争经历的作品，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奥崎謙三在其作品『山崎，射杀天皇！（ヤマザキ、天皇を撃て!）』（1972年）中，基于自己在南线前线饥饿的亲身经历进行反思，而渡辺清的『我的天皇观（私の天皇観）』（1982年）则根据自己在战舰武藏号上的经历，探讨了天皇责任问题。普通人的战争经历成为追究天皇责任的动力，这种趋势在战后长期作为一股细流存在，并逐渐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闻界的讨论视野。

相较之下，「戦中派」在这一时期也创作了一些作品，试图通过自身的战争经历来思考战争责任问题。安田武的『人性的重建（人間の再建）』（1969年）和吉田満的『戦中派的生死观（戦中派の死生観）』（1980年）都由学生运动的幸存者撰写，探讨了「戦中派」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和责任。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戦中派」与追究包括Ta们在内的日本国民战争责任的年轻一代之间，裂痕愈发明显，缺乏对话与共鸣，Ta们固守自己的战争经验，逐渐与新时代脱节。

1987年，历史教科书问题爆发。据报道，教育部在审查一本历史教科书时，将原稿中的「入侵」改为「进出（進出）」，此举引发了韩国、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批评。这一事件的背景与自1965年开始的「家永教科书诉讼（家永教科書裁判）」密切相关。在该诉讼中，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主张，教育部对教科书的审查侵犯了思想、学习和教育自由，违反了宪法，并对因审查而被迫修改的历史教科书提出异议。争论的焦点广泛，其中，教育部强行修改涉及天皇、国民及现代日本战争的部分，成为战后众多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法律学者支持家永三郎的漫长法庭斗争的核心议题。

在这场围绕教科书展开的诉讼中，也涌现了一些教育实践的反映，如本多公栄的『我们的太平洋战争（ぼくらの太平洋戦争）』（1973年），该书从亚洲视角探讨了日本初中教育中关于战争加害责任的问题。1982年，历史学研究会编辑出版了『历史学家为什么关注「入侵」？（歴史家はなぜ“侵略”にこだわるか？）』，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讨论。此外，自1984年开始，教科书诉讼的焦点集中在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八个问题上，其中六个与战争罪行和殖民统治的描述相关。在第三次诉讼中，家永三郎指控教育部的审查行为非法（该案于1997年结案）。作为原告，家永三郎在其著作『战争责任（戦争責任）』（1985年）中，试图证明十五年战争是一场非法战争，并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甚至根据『大日本帝国宪法』探讨战前日本法律体系下的责任问题。

1987年爆发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责任的广泛批评，而自1982年起，外界的这些批评也逐渐促成了日本国内战争责任的辩论模式。这种从国外追讨战争责任的现象同样出现在1980年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以及1987-88年昭和天皇去世时。但无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靖国神社国有化及天皇战争责任问题，实际上日本国内在此之前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批评与研究，这一积累也为之后高水平的批评奠定了基础。

自1982年起，洞富雄等人创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该研究会的部分成果体现在吉田裕的著作『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天皇の軍隊と南京事件）』（1985年）中。然而，田中正明等人的南京事件否认论也随之再度浮现，令这一问题再度引发争议。与此同时，一场由退役士兵发起的运动悄然兴起，Ta们开始承认日军在战场上的暴行，并公开讲述自己参与的罪行，而这些在此前一直是禁忌话题。由『朝日新闻』专题讨论组编辑的『战争（戦争）』（1987年）上下两卷，收录了大量士兵的加害经历投稿，而伊井口和起等人编辑的『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南京事件京都師団関係資料集）』（1989年）则收集并出版了与南京事件相关的日本士兵与军官的日记和回忆录。

除此之外，自1982年起，女性史研究与女性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战争责任讨论的新力量。代表性的例子如加納実紀代的『枪炮背后的女人们（女たちの〈銃後〉）』（1987年），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探讨了女性在战争中的协力与共谋问题。鈴木裕子的『女性主义与战争（フェミニズムと戦争）』（1986年）则追究了妇女运动领袖的战争责任。同类研究还包括藤井忠俊的『国防妇人会（国防婦人会）』（1985年），该书揭示了大规模妇女战争协力团体的真实情况。日本的女性史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众多业余历史学者参与的重要领域。从这一角度看，女性史视角下的战争责任研究，带有从民众立场出发重新审视战争责任的意味。然而，尽管这些研究展现出积极意义，以当代女性解放的视角探讨，但在责任追究上，部分研究显得较为草率。

1980年代另一个显著发展的领域是对东京审判的研究。由細谷千博等人编辑的『追问东京审判「国际研讨会」（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東京裁判を問う」）』（1984年）汇集了有关东京审判的肯定与否定观点，在当时引发了广泛讨论。该书的一大特点是，通过澄清东京审判的实际情况，对其立场进行了相对化处理。关于东京审判的意义及其遗留问题的研究，见大沼保昭的『从东京审判到战后责任的思想（東京裁判から戦後責任の思想へ）』（1985年）；而关于被告选定过程的研究，则可见粟屋憲太郎的『东京审判论（東京裁判論）』（1989年）。此前，东京审判更多关注的是「反和平罪（平和に対する罪）」，但从这一时期起，关于「反人道罪（人道に対する罪）」和「通例战争罪（通例の戦争犯罪）」的揭示日渐增多，这些问题过去未曾得到充分关注。这一趋势成为第四阶段人权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的早期预兆。此外，这一潮流催生了许多独特的作品，如内海愛子的『朝鲜人BC级战犯记录（朝鮮人BC級戦犯の記録）』（1983年），该书将殖民统治与战争罪行审判联系起来探讨。

总体而言，战争责任的第三阶段可以看作是在第二阶段提出的问题基础上，进行实证挖掘与延展的过程。在这一阶段，内部伦理责任意识为揭示大量事实提供了强大动力，而这些揭示出的战争罪行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内部伦理责任意识。战争责任讨论的领域得以进一步扩展，新的、更亲民的参与者加入了辩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Ta们揭示了此前被忽视的问题。然而，随着讨论的深入，不同认知之间的裂痕也日益加深。从1982年起，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批评促使日本国内外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为广泛的追究，这也为第四阶段战争责任观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外部冲击以及「战后补偿」的视角（1989-至今的第四阶段）

1989年冷战的结束成为一种催化剂，促使多个地区（不仅包括亚洲，也涵盖东欧）掀起了追究战争责任的运动，这些运动在冷战体系下曾被压制。与此同时，一股所谓的国际化浪潮席卷了日本，随着外部冲击的到来，日本国内也逐渐形成了新的战争责任观念。在此，我将列出并简要说明第四阶段的几个特点。

首先，第一个特点是国外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运动开始出现，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战争责任及战后赔偿问题的解决。这一趋势不仅仅针对日本，也包括德国统一等国际事件为契机展开的类似运动。从1989年起，这种从外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趋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的变化。可以说，直到第四阶段，国外战争受害者的声音才真正传入了更多日本人的耳中，双方开始直接对话，逐步发挥起重要作用。从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正是在这种国际化背景下，通过更紧密的交流逐步形成并扩展的。

这种国际化浪潮，结合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及其他国际团体在各国的行动，一方面促进了国际间的团结，另一方面也引入了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逻辑来追究战争责任。这种趋势强调了「外部」视角，并以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为契机，展开了对「国族国家」的批判。「外部」的视角为反思日本的战争罪行提供了新的角度，而对「国族国家」的批判则揭露了现代日本社会存在的某些偏见。然而，这些讨论往往倾向于将日本社会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日本社会对外部批评缺乏自觉意识。特别是，这种批评引发了对构成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的战争经验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估，甚至可能导致其断裂的契机。

冷战的结束成为全球民族主义思潮的催化剂，战争责任问题也被带入了这种民族主义逻辑的舞台，不仅追究者如此，被追究者亦然。随着韩国和中国对日本战争责任的追讨逐渐加强，这种追讨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与此同时，1990年代中期在日本国内也兴起了一股打着批判「自虐史观（自虐史観）」旗号的「自由主义史观（自由主義史観）」派，Ta们反对来自韩国和中国的民族主义逻辑，并试图用战前甚至是军方时代的日本民族主义来回应。这种逻辑中充斥着对亚洲各国的传统偏见与歧视，形成了一场带有对抗性质的运动。

其次，冷战结束后，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逐渐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对侵犯人权的反思。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对此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女性主义作为新人权理论的承载者，推动了对「慰安妇（従軍慰安婦）」问题的关注。此外，马克思主义学术路线对战争责任的探讨逐渐与公民运动结合，削弱了其原本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南京事件等少数案件，第四阶段的讨论中也开始更加关注战争罪问题，尤其是对BC级战犯审判和战俘虐待等长期被忽视的议题。这表明，战争罪逐渐被理解为一种侵犯人权的现象。

第三个特点是，律师群体在这一阶段的战争责任讨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变化反映了战争责任被逐渐视为法律与政治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法律和政治责任观念在这一阶段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战后赔偿（戦後補償）」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也显著提高，取代了过去较为模糊的「战后责任（戦後責任）」概念，尤其是在战后赔偿诉讼启动的背景下。然而，对法律和政治解决方案的诉求也带来了战争责任讨论的政治化倾向，非政治性的伦理批判与法律追责相结合，逐渐转化为更具政治色彩的讨论方式。

第四个特点是，战争责任的概念进一步扩展，开始更加强调对殖民地与被占领土的责任。在学术研究领域，『现代日本的殖民主义（近代日本の植民地）』（1992-93年）前八卷的出版，旨在澄清殖民地与被占领土的整体历史，并将日本的「帝国」统治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进行对比探讨。

与此同时，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关于天皇、教育家、宗教人士、文化界的战争责任，以及各种战争罪行和BC级战犯审判的研究也逐渐展开。然而，正如第三阶段所指出的那样，某些领域的研究视角出现了倒退。例如，随着昭和天皇的去世，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天皇战争责任问题的禁忌逐渐解除，右翼势力也不再威胁那些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文献中心（日本の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并出版了『战争责任研究季刊（季刊戦争責任研究）』。该中心成为历史学家、教育家、律师、民间社会活动家等各界人士探讨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的交流平台，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论坛，为战争责任理论和战后赔偿运动之间的连接发挥了重要作用。

结语

以下是对日本战后战争责任观点特点的总结。

首先，五大思想流派逐渐成为战争责任讨论中的主要立论者，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延伸、基督教、亚洲民族主义、女性主义与公民主义。每个学派都具有各自的国际主义形式，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各有擅长与不足。例如，虽然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在日本社会中力量微弱，但它们在天皇战争责任的探讨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阶段，这些学派各自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在第四阶段，女性主义与公民主义发挥了显著作用。

战争责任观点的形成也可以从代际视角来理解。从「戦前派」（第一期）、「戦中派」（第二期）、「少国民世代」（第三期），到「純粋戦後派」（第三期后半到第四期），每一代人的战争经历大不相同，Ta们的思想与战争经历之间的时间距离，也直接影响了Ta们论述中的主体性，给Ta们的思考蒙上了悲怆的色彩。然而，这样的代际差异并未推动不同代际之间的交流，反而加深了彼此的隔阂与脱节。

其次，战争责任的讨论主要分为两类：法律与政治责任，以及内部面向的伦理责任。这两种责任观始终并存，但在不同时期，主导的观点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法律・政治责任观点占主导；第二、第三阶段，内部面向的伦理责任占据上风；第四阶段则再次回到法律・政治责任的主导地位。这种责任观点的变化，与日本境外的追责力度有着密切关系。当法律・政治责任观占据主导时，往往是境外对日本施压最为严峻的时期。而在第二、第三阶段，内部伦理责任观虽然更关注事实基础，但往往难以推动真正的法律或政治解决方案。相反，在第一、第四阶段盛行的法律・政治责任观点虽然能与实际的政治和法律举措挂钩，但也有可能因政治化倾向而陷入过度政治主义的泥沼。

最后，1989年后战争责任观点的第四阶段呈现出一些独特的逻辑特点。首先，这一阶段深受国际化浪潮的巨大影响。国际化不仅体现在人员、货物、资本和信息的跨境流动加速，还体现在所谓全球标准在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的不断推进。正如前文所述，前者推动了第四阶段战争责任观点的形成与发展，但后者——即全球标准的推行——带来了新问题。

一般而言，战争责任观点的特点与其基本前提密不可分，例如Ta们所持的国际正义观、国家观和战争观。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这些观念与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所体现的独特理念息息相关。然而，第四阶段的战争责任观点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逐渐与这些战后形成的核心理念产生了分离和转变。

首先，我想探讨一下国际正义观和国家观。战前的日本，直到二战失败为止，对于国际社会的印象一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只要有机会就会不惜动用武力，这种「万国对峙（万国対峙）」的观念深植人心。正是这种国家间随时可能为自身利益兵戎相见的印象，导致日本国民对所谓普遍的国际正义始终持有怀疑态度。当然，自江户时代终结、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已经意识到「万国公法（万国公法）」等国际规则的存在，但在国家面临危机时，日本并未真正努力遵守「文明国家（文明国）」的法则，而是「万国对峙」的观念占据主导。在国家观方面，则普遍存在一种无条件的信念，认为日本国家承载着「正义」，而当日本的「正义」主张遭到侵犯时，这便成了战争爆发的理由。

战败让这种对国际社会和国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人们开始怀疑，日本，乃至任何国家，都未必天然承担正义。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方面源自宪法的理想主义，但另一方面，也隐含着一种悲观主义，即对国家能否代表正义的深层怀疑。在国际社会观方面，逐渐形成了捍卫和平时应当存在普遍的国际正义这一理念，但这种正义更多被视为一种抽象的追求，而非现实中的存在。

相比之下，第四阶段的国际化浪潮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关于军事贡献，普遍默认存在一支代表普遍国际正义的国际力量，比如海湾战争中的多国部队或波斯尼亚冲突中的北约部队。然而，日本只限于提供财政援助，却未能在军事行动中发挥直接作用，这种角色的缺失被认为是问题所在。即便在和平贡献的论述中，人们也无异议地承认国际正义的存在，并认为那些推动环保或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人道援助的国际组织承担着这一正义。这两种贡献方式（军事贡献与和平贡献）都被视为使日本成为全球意义上「普通国家（普通の国家）」的努力。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以及对战后赔偿的呼声，或许与这种和平贡献的理念密不可分。在这一框架下，不仅仅是对受害者进行道歉或赔偿，更多的是对日本成为「道义国家」的期待，这种微妙的变化在近年来愈加显著。

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一种战争观的表达。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观点，尤其是在战后历史学中，得到了「侵略戦争＝犯罪説」的支持。这一观点区分了侵略战争与抵抗・防卫战争，承认日本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并进一步确立了「侵略戦争＝犯罪説」，即将侵略战争视为犯罪。同时，这种观点将所有战争都视为反人类罪，即「戦争＝罪悪論」，并未对战争性质进行区分，而是将所有战争一概视为罪恶。然而，这样的观点在面对日本自身的战争责任时，表现得尤为模糊和软弱。

尽管如此，「戦争＝罪悪論」并非完全忽视战争责任。它将战争的发动与实施视为一种罪行进行批判，因而隐含了对那些决定发动战争的决策者进行责任追究的契机。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运动，特别是基于宪法第九条的和平运动，正是建立在这种「戦争＝罪悪論」之上，像反越战运动就是在「侵略戦争＝犯罪説」与「戦争＝罪悪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然而，「侵略戦争＝犯罪説」和「戦争＝罪悪論」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彼此未能完全契合。「侵略戦争＝犯罪説」基于对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区分，而「戦争＝罪悪論」则认为所有战争都带有罪恶，即便是所谓的正义战争，也不例外。这种观点不仅质疑了普遍正义的存在，还对国家是否能够代表正义持有深刻的怀疑。而「侵略戦争＝犯罪説」更侧重强调抵抗者的地位，而「戦争＝罪悪論」则从弱者的角度出发，揭示了Ta们在没有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卷入现代战争的命运。

东京审判的逻辑基础是正义战争论，集中体现了「侵略戦争＝犯罪説」的精神。战后国际秩序本质上也是建立在这一正义战争论的基础之上。随着国际化浪潮的推进，这种正义战争论被重新带回日本，并成为全球标准之一。第四阶段的战争责任讨论正是从这一正义战争论的角度出发，将日本的战争责任集中于「侵略戦争＝犯罪説」的框架内加以考量。

对于近年来与战后日本传统和平主义思想相关的这些变化，如何评判见仁见智。然而，笔者认为，战后历史学所代表的这两种战争观念中，可能蕴含着世界通用的普遍价值观，而继承这一价值观或许具有其深远意义。同时，笔者还注意到，尽管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观点曾展现出战争经验与战争责任的交织，但这种趋势在近年来的讨论中却逐渐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