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批判理论的赤色记忆

作者：李澤廣（Alex Taek-Gwang Lee），庆熙大学外语系教授

出处：ゲンロン17

翻译：DeepL

校对：养鸡场客卿

原文的赘语和废话一概删除，仅学习使用

李澤廣

1. 20 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学生运动

当今韩国的批判理论潮流被“赤色时代”深深烙印，亦即1980年代兴起的student rebellion。而光州事件[1]在之后，彻底引燃了这个政治动荡时期。光州事件肇始于朴正煕遇刺之后的军事政变，民众要求实行德谟克拉西，在被镇压之前，光州群众的活动延续了十天，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韩国批判理论自此而始。

Namhee Lee认为，1970-80的韩国大学中的student rebellion是创造大众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以对抗national意识形态的范例[2]。 换言之，student rebellion并不执着于对学生身份的重新想象，而是跳过大学斗争，直接重塑大众议程。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student rebellion已经取得相当社会影响，这些问题包括legitimacy of power, 分配正义，光州事件的历史真相，以及朝韩统一问题。

如前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student rebellion的特点是，学生活动家并没有落入与社会孤立的陷阱之中。这一路径和日本student rebellion大异其趣，即 1968 年后组织的全学共闘会議。日本student rebellion主张彻底打烂大学，否认大学的合法性，而韩国学生运动则将大学视为一个解放空间。他们占据了大学这一空间，向大众宣传光州事件的创伤真相，并以此为窗口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乃至促进理论对话。

因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大学被视为重要的思想战略基地，其议程在于持续探索和揭露光州事件和朴正熙政权崩溃的原因。将日韩进行对比，则可以看出韩国student rebellion的选择既有其优势，又埋下了恶果。 韩国学生运动之所以能够扩大其基础，是因为它将大众吸引力放在首位，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而或多或少对质的转变视而不见。这虽然迅速扩大了运动规模，但这种只有普及没有提高的路线，也导致许多活动家放弃了revolution议程，转而选择实用主义的reformation。 后者尽管是权宜之计，但却扭曲了revolution激情，在苟且之中葬送了运动的前途。

虽说如此，20 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student rebellion有其耐人寻味的部分。这是因为，在全球情绪标志着 “全球68”结束、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世界观的时候（即全球80年代），韩国学生运动信奉的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激进主义激进主义。 这种不合时宜的激进主义可以说继承自日本的激进主义，日本在“全球68”的潮流中坚持最久[3]。 在朝鲜战争后，冷战愈演愈烈，在这种压力下，韩国出现了一场践行正统Marxism的潮流——从苏联的正统Marxism-leninism、中国的Maoism，甚至到朝鲜的主体思想，都被视为可行的战略。尽管全球形势不断变化（毛与尼克松握手），但韩国student rebellion仍然执着地践行这些古旧的理论。

悖论性的是，正是这种字面意义直接践行正统←的幼稚认识，反而推进了韩国的革命，为打破冷战铁幕的student rebellion提供了可能性。毋宁说，这一现象表明了理论的悖论力量——即使理论背离了现实，理论仍然能鼓动群众的行动。在错误的时代践行古旧的理论，可能完全步入了歧途。但是正是在歧途之中，韩国student rebellion才得以把理论的潜在能力解放出来。

2. 关于朝鲜半岛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辩论”

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家群体而言，首要任务是弄清韩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许多进步的大学教授和学生活动家由此开展了“朝鲜半岛生产方式”的辩论。 他们认为，如果能够确定所谓的“朝鲜半岛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就能确定revolution的行动方案。这种讨论在韩国被称为“社会结构辩论”[4]。 这场思想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分析韩国资本主义，以及如何组织revolution队伍。

“社会结构辩论”虽然执守于极端教条的思路——如果可以从理论上确定经济基础，那么就可以得出科学的实践手段——但这场辩论还是引起了1980年代韩国的“赤色时代”。 这场争论超越了学术界的局限，通过各类出版物渗透到大众的日常语言之中，奠定了之后运动中各类主义和派系的基础。

当然，这种对实践的热忱，不能单纯从韩国内部得到解释。如上所述，韩国的1980年代是创伤的时代。光州事件以及之后绵绵不断的军民冲突，导致李博儒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范式丧失对现实的解释力。在光州事件之前，韩国的社会运动通常由教团主导——大多数是进步 □ □ 徒——其李博儒主义议程具有强烈存在主义倾向。他们的目标是结束dictatorship，建立资本主义议会，并在此基础上巩固代议制的德谟克拉西。

然而，在光州事件后的情势下，越来越难以保持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人们越来越需要切实的理论来阐明韩国社会的矛盾。因此，学术界相对不受审查制度约束的Marxism学者和学生活动家，着手学习日本和拉美的案例，并用这两种方法论来分析韩国的资本主义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活动家成为一支掌握领导权的进步先锋队，并逐渐成为经济上升时期城市中产阶级阶层中的权力菁英（power elite）。

虽然关于韩国资本主义性质的辩论主要受日本和拉丁美洲话语的影响，但论辩的具体展开，却类似于二战后法国关于戴高乐政权性质的辩论。

法共曾通过辩论，将戴高乐政府的政策指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分析构成了法共官方立场的依据。由此，法国共产党决定与垄断政府合作，以在内部重建和更新其体制。法共不直接反对戴高乐政权。他们认为，“第五共和国建立的总统制最适合法国所达到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不会破坏工人阶级或反对德谟克拉西”[5]。

与法国的情况相同，1980年代韩国的思想也分为两派：民族解放主义者和德谟克拉西主义者。两者的立场基于不同的对韩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剖析。 民族解放主义者认为，“朝鲜半岛生产方式”，从根本上讲是不完整和欠发达的。他们认为，“朝鲜半岛生产方式”，是殖民体系下的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他们并强调外国势力和传统社会结构仍然持续影响韩国的当前局势。 他们强调，在其他进步议题之前，必须先实现国家独立和南北统一。

与之相反，德谟克拉西主义者则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视角分析韩国的经济。他们认为，尽管国家与大型财阀勾结，实行严格的统制经济，但韩国已经实现发达资本主义。他们强调统制经济的剥削性质，主张立即鼓动工人，进行彻底变革。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影响了工人权利、经济改革和与朝鲜关系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一同塑造了20世纪下半叶韩国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轨迹。

3. 德谟克拉西和新自由主义化的结果

1987年6月的“六月德谟克拉西运动”[6]带来了德谟克拉西，是韩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将一直在地下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带到了公众讨论的前沿。它极大地扩展和改变了韩国合法的“公共领域”。 “六月德谟克拉西运动”是多年德谟克拉西运动的高潮，标志着dictatorship的终结。它为直选和更广泛的……铺平了道路。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公共领域的这种扩张仍然充满争议。虽然运动带来了决定性reformation，但它并没有立即瓦解所有的dictatorship结构或解决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激进团体——尤其是那些挑战现有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团体——仍然在这个新扩展的公共领域边缘活动。例如，反对社会保障法的团体（他们认为该法不妥当，是维持经济不平等的工具）继续开展活动。这些团体经常倡导更激进的变革，采用比主流政治话语更富争议性的策略。

合法公共领域的扩张，与激进团体的持续存在之间的紧张关系，凸显了韩国向德谟克拉西过渡的复杂性。它揭示了德谟克拉西的局限性，以及仍然存在的困难。1987年之后，在韩国，人们一直在争论可接受的公共言论的界限在哪里，以及实现社会变革的手段是什么，同时政治自由也在不断扩大。

随着dictatorship的削弱，地下性质的知识运动和政治运动开始消失。大学成为阐述和辩论revolution重要场所（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庇护”它们）。与此同时，市场驱动的人文繁荣（包括出版、媒体和文化生产）为传播和竞争各种政治观点提供了新的平台。然而，这一时期的智识兴奋相对短暂。

（……）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时代的终结使得韩国思想和政治发生彻底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的“赤色时代”，以强大的社会运动和激进主义为特征的Marxism曾保持着理论上的主导权，但如今却逐渐衰落。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吸引力。许多旧活动家参与了这场转向。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努力，试图重建和复兴日渐衰落的Marxism。正是这些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塑造了韩国的理论图景。

（……）人们逐渐发现，早期分析韩国社会时所依赖的两个关键概念——ethnicity and class——已经不足以捕捉变化后的现实的复杂性。（……）在这个新时代，欲望的概念——在以前侧重于结构要素的社会政治分析中基本被忽视——对于理解个人动机和行为变得至关重要。

（……）

4. 后现代主义不存在

20世纪90年代韩国知识界图景中，德勒兹的哲学被创造性挪用。德勒兹在韩国的接受“与学科无关，而是与政治运动的发展有关”[7]。 在这个以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的时代，韩国知识分子对德勒兹的理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韩国接受德勒兹哲学的方式，与邻国日本完全不同。在日本，德勒兹的思想被引入，作为理论框架来取代Marxism，并带来了后工业等等新概念。 这种做法符合后现代思想超越传统Marxism范式的全球大趋势——即“De-Marxism”[8]。

相反，在韩国，德勒兹的哲学与瓜塔里的著作一起被接受，其目的不是取代Marxism，而是作为振兴和重构Marxism的理论基础。 这种做法反映了Marxism在韩国知识界持续的影响力，即使韩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

韩国思想家李珍景曾经创设了名为“Suyu+Trans”研究公社[9]，他和他的同僚将德勒兹的根茎、去领土化和组合的概念与Marxism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新自由主义下发生的复杂社会变革。这为分析新自由主义时代权力的分散性、社会关系的流动性以及新主体形式提供了新的工具，同时保持了Marxism的态度。

德勒兹和瓜塔里著作的引入，是韩国智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们的重要合作作品《反俄狄浦斯》于1994年首次被翻译成韩语，而瓜塔里的多部作品之后陆续被翻译成韩语。

韩国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接受和解读与美国大不相同。在美国，德勒兹往往与瓜塔里分开，在许多情况下，德勒兹首先被归类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这种分割可能淡化了瓜塔里的重要性。 与此相反，韩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的作品采取了更全面的方法，毫无保留地吸收他们合作的成果，并坚持他们的关联性。这种全面的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对他们的哲学项目有更丰富、更全面的理解。

在韩国的D&G接受史中，解读出韩国特色的学者当数曺貞煥[10]。曺貞煥将瓜塔里的著作引入韩国，并将其与奈格里联系起来。 法国思想与意大利自治主义的传统交杂在一起，形成了韩国独有的理论视野。赵正焕的学问源自其人生经历。作为先锋组织“劳同盟”[11]的成员，当局曾尝试逮捕他。尽管面临这些困难，他仍继续以Lee Won-young的笔名继续写作，翻译并出版了加塔里和意大利自治主义的许多作品。

（……）

在韩国，后现代主义话语首先出现在文学、艺术、电影和建筑批评中，而不是通过哲学或社会学。这种独特的进路塑造了韩国语境下对后现代思想的认知和应用。这场思想变革的关键时刻，是1992年《文化/科学》杂志的创立[12]。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杂志。

《文化/科学》的问世表明，韩国的文学批评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文化/科学》促进了从传统体裁批评向更注重理论的文化分析方法的转变。这种新方法使得对现代韩国社会及其文化产品进行更复杂的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这种思想转变的核心是韩国对英国文化研究的接受与改造，为韩国风格的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一领域显然受到了霍尔的伯明翰学派——特别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启发。

在21世纪韩国的知识界，齐泽克脱颖而出，西方批判理论的接受也发生了重大转变。最初，诸如福柯和德里达等早期后现代思想家首先被介绍到学术和文学界，但齐泽克之于韩国，却走了不同的道路——它对电影评论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传播到新闻之中。齐泽克对哲学和文化批评的经常具有挑衅性和流行文化色彩的方法被韩国文化评论家和媒体专业人士所接受，将批判理论扩展到传统学术领域之外。

齐泽克在韩国的崛起也带来了该国对精神分析思想，特别是雅克·拉康著作介入方式的重要变化。从历史上看，韩国知识分子的进步派对精神分析持怀疑态度，甚至持敌对态度。这种对精神分析的抵制，主要是由于早期文学理论家的持续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卢卡奇。他运用Marxism研究文学，对韩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临床角度来看，英美心理学认为弗洛伊德不符合科学标准，而韩国对英美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并很早就将其引入大学体系。 通过齐泽克的作品引入拉康的概念，打破了这一领域的僵局。齐泽克对拉康精神分析，Marxism与文化分析的独特综合，为韩国批判理论思想家提供了新的框架。此外，齐泽克的著作还连接了在韩国已经存在的各种思想传统。通过融合德国古典唯心主义、Marxism和精神，韩国人从他这里找到灵感，以重新讨论主体、意识形态和社会变革的老问题。

德勒兹和齐泽克占据了出版市场，掌握了群众，而学术内部的左翼大师仍然是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阿尔都塞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接受，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理论被视为应对Marxism危机的方案。然而，阿尔都塞的影响力仅学术研究人员，人们对巴里巴尔的兴趣也很有限。德勒兹、福柯和齐泽克的作品在出版之后，立即被翻译成韩语，但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著作却很少引起公众的兴趣。

5. 批判理论的物化

韩国批判理论与狂热的政治与智识活动相交缠。在动荡的1980年代，批判理论曾直接在街头鼓动群众，如此盛况早已不在。 在当代韩国，曾经激进的理论话语已经商业化，沦为思想市场上的商品。与此同时，在大学课堂上，这些理论往往被视为过时的化石，丧失生命的化石。

这种变化，恰似 Fredric Jameson所说的“理论的物化”。抽象思想落入具体的文化产品之中，往往失去了其最初的潜力。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韩国“文化热”与2000年之后个人奋斗的新自由主义精神混在一起，然后沦为“人力资本增殖的工具。最终，批判理论一败涂地。

但是，韩国批判理论还没死。毋宁说，韩国批判理论正处于结晶状态。（……）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向新自由主义投降，而韩国却经历了一段时代错置的狂热revolution。这一时间的错位，恰恰促成了韩国批判理论的独特思辨主题，即激进的资本主义批判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共存。

（……）

20世纪90年代，韩国知识界开始（重新）涌现出一批李博儒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受日本后现代哲学影响的批评家。日本批判理论家柄谷行人和东浩纪对韩国年轻人影响很大。同时，媒介研究出身的康俊晩[13]创立了“公开批评”的流派，孵化了一批公知，其光谱从李博儒到Marxism。随着这些思想家在社论和广播中逐渐受到关注，20世纪80年代的批判理论逐渐深入一般群众。

（……）

康俊晩彻底革新了韩国批判理论。他最重要的成就是大胆捍卫李博儒主义[14]，引导韩国知识界逐渐摆脱了韩国残存的麦卡锡主义

（……）

康俊晩证明批判性地参与Marxism，而不被贴上康米的标签是可能的，由此促进了知识界的宽容。

（……）

自2000年代以来，韩国批判理论逐渐脱离了与欧洲的知识联系（这种联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占主导地位），转而投向美国，即Judith Butler与Lauren Gail Berlant等人的思想。尽管如此，欧洲哲学传统仍然非常重要， Bruno Latour的著作持续流行，新物质主义的读书会人气十足，这类欧洲哲学仍然拥有很多读者。

韩国批判理论虽然已经枯败了，但是在未来未必不能枯木逢春。

（……）

随着不平等、技术创新和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凸显，韩国批判理论曾经给出的批判性视角，完全有可能显露出新的重要性，并且鼓动起新的实践。

[1] 朴正熙遇刺后，人们开始期待韩国统治的放松，全国范围内爆发了运动，史称“汉城之□”。然而，夺权的全斗焕决定于1980年5月17日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戒严令。由于这场动荡，继朴正熙之后担任总统的崔圭夏被迫辞职，全斗焕上台。

[2] Namhee Lee, The Making of Minjung: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South Kore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0.

[3] Gavin Walker, “Rethinking Japan’s Red Years,” Spectre, July 9, 2021. URL=https://spectrejournal.com/rethinking-japans-red-years/

[4] 20世纪80年代韩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辩论之一，辩论内容是如何基于Marxism理解韩国经济基础的本质。这场辩论的细节可参见社会学家曺喜和经济学家朴玄埰整理编撰的《韩国的社会结构辩论》（1989-92年，共四卷）。

[5] Maxwell Adereth, The French Communist Party: A Critical History (1920-84) from Comintern to “the Colours of Fra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71.

[6] 1987年4月13日，在任期的第六年，总统全斗焕宣布了“4.13护 □ 措施”，拒绝修 □ 以允许直选，这导致民间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而在1987年1月，首尔国立大学学生朴鍾哲被 □ □ 拷打致死。以这两者为导火线，群众运动在6月10日达到顶峰。镇压失败之后，盧泰愚作为全斗焕的继任者，发表了六二九宣言，承诺实行德谟克拉西。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六月运动。自此韩国开始直选。

[7] Alex Taek-Gwang Lee, “The Ghostly Presence of an Untranslated Book: The Korean Reception of Race, Nation, Class,” in Balibar/Wallerstein’s Race, Nation, Class: Rereading a Dialogue for Our Times, edited by Manuela Bojadzijev and Katrin Klingan (Berlin: Argument-Verlag, 2018), p. 134.

[8] 韩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存有疑虑，但是与其说是警惕，毋宁说他们将是否接受后现代主义视为是否“全盘美国化”的问题。参见Song Mi-sook, “Postmodernism and Korean Culture,” (포스트모더니즘과 한국적 문화현상), 造形 Form, vol. 16 (1993), pp. 78-88.

[9] “Research Machine ‘Suyu+Trans’”是韩国文学研究者高美淑（1960-）于1997年建立的公社组织。第二年，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如李珍景（1963-）也加入了进来。 该组织现名为“Suyunomo 104”，正在持续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李珍景原名朴泰昊。1990年，他曾被安企部逮捕，目前在首尔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

[10] 曺貞煥（1956- ），文学评论家和哲学家，于首尔大学任教，专攻韩国文学，重心在于殖民地时期的大众文学。他曾提出“劳动解放文学理论”，来对抗当局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自1990年起，他因违反保安法被当局通缉，为时九年有余。在流亡期间，仍然笔耕不辍，翻译出版了一系列Marxism书籍，并且用Lee Won-young的笔名继续撰写论文。

[11] 1989年法学家白泰雄和诗人朴労解创立的政治团体，其成员多被安企部逮捕，创始成员被判无期徒刑。于1992年解散。其中的成员之一，曺國，曾在文在寅时代担任法务部长。

[12] 季刊，由韩国中央大学英文系教授姜來熙（1951-）创办。

[13] 康俊晩（1956-），社会学家，媒体研究学者，政治评论员。曾任《中央日报》记者，后来担任《人物与思想》（创刊于1998年）杂志主编。曾任全北大学新传系教授，现退休。

[14] 康俊晩的李博儒主义不同于庸俗的李博儒主义，而是自左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