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求之谜
李瀚部分
李瀚的《蒙求》作为最早的人物典故启蒙读物，一经面世便广泛流传。在这本书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仿写之作。然而作者李瀚本身以及补注者徐子光的身份年代，却一直包裹在迷雾之中。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书前的《荐蒙求表》。这篇表文说是饶州刺史李良上表向皇帝推荐“境内寄住客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的作品《蒙求》。落款时间在敦煌抄本上只标记为“月日”，而日本传本中则注为“天宝五年八月一日”。这个时间点已经有学者考证不可信。假设《荐蒙求表》的内容属实，其上奏年代应该在肃宗乾元元年至代宗永泰元年之间（758-765），不大可能在天宝年间。然而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的饶州刺史为颜真卿，肃宗上元元年为崔论，《荐蒙求表》的上限进一步压缩至上元二年（761）。这个时间区间已经非常狭窄。
更蹊跷的是，《荐蒙求表》末尾还特意写明“（李）良令国子司业陆善经造表，未行而良授替，事因寝矣。”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就更加奇怪。首先李良还要陆善经“造表”，给人感觉李良本人没有撰写表文的能力，还要别人代笔，难道李良本人没有文化？其次，后文说李良“授替”，似乎是说李良上表后没多久就不再担任饶州刺史一职，这也导致向皇帝推荐《求蒙》一事事实上没有成功。那么也就是说《求蒙》的推广压根就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而是走了其他渠道向外传播。那这荐表荐了个寂寞，但还是放到书里充当序言使用。一些学者认为，此李良即《新唐书·宗室世系下》中提及的“袭丹杨公、桂府都督良”，此人在大历元年至二年（766-767）任桂州刺史（即桂府都督）。然而唐朝名为李良的宗室不止一人，是否就一定是此人还得打个问号。陆善经其人史料记载很多，但现存史料中没有他的去世年代的具体记载，知道他最晚的活动信息是天宝初期，是否能活到肃宗、代宗时代不能确定，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判断《荐蒙求表》年份及可信度的一个线索。
至于为《蒙求》作序的李华，资料也比较翔实，有完整的履历生卒信息。根据唐雯考证，李华在广德二年（764）五六月间途经饶州前往信州，这是李华与李瀚会面并且作序最有可能的时间点。而李华与李良是否在这个时间段见面不确定，不过李瀚应该是带着李华给他做的序言拜见了李良，并请求他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作品。李良上荐表的时间应该比李华作序的时间稍晚，晚了多久不确定，但当时的皇帝应该是唐代宗。李良“授替”之事，有学者认为就是指其改任为桂州刺史之事，与广德二年相去不远，倒也说得过去。
需要注意的是，李良不仅仅是推荐《蒙求》这本书，而是借机向皇帝推荐李瀚这个人，希望朝廷能给予李瀚一个合适的官职。大历二年九月，桂州山獠攻陷州治，刺史李良遁逃。如果此李良与《荐蒙求表》的李良是同一人，那么这件事可能会给李瀚以及《蒙求》带来负面影响，朝廷可能会对李良推荐的人予以贬斥。这也许是李瀚其人其作在官方史料里缺载的原因。一些学者在唐朝史料中寻找名为“李瀚”或“李翰”的信息，但还不足以证明这些资料中的人就是《蒙求》作者，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
笔者翻检唐代墓志材料，无意中发现一个人物，可能更符合《蒙求》作者的身份。此人涉及到三块墓志铭，分别是《李夷吾墓志》（天宝八载749）、《李挺墓志》（大历六年771）、《李玄禄墓志》（会昌四年844）。其中《李夷吾墓志》与《李玄禄墓志》是同一家族墓志，李夷吾的高祖、曾祖即李德林、李百药父子，而李玄禄则是李夷吾的曾孙。李德林、李百药家族出自赵郡李氏汉中房，后人以安平为郡望，称为安平李氏。
而《李挺墓志》的志主李挺出自姑臧房李氏，与安平李氏联宗，两家关系十分亲密，李挺称李夷吾为族叔，与李夷吾之子李澣以兄弟相论，李挺年长为兄，李澣年幼称弟。《李夷吾墓志》即李挺所撰，而李挺本人的墓志铭则由李澣撰写。大历六年（771）李挺去世时享年49岁，生年在开元十一年（723），而李澣既自称弟，李挺去世之时年龄应该小于49岁。而李澣也是李玄禄的祖父。
我们可以发现，这位李澣的活动年代恰是在盛唐、中唐之间，而其郡望正是安平，符合《蒙求》作者的题名记载。而“澣”与“瀚”，形近容易混淆，过去清代学者将《蒙求》作者当作五代时期的李澣（？-962），只因年代太晚，被后来的学者所否定。现在看来，《蒙求》传本记录的“李瀚”依然可能是“李澣”之讹，只是过去学者限于材料没有找对人。
我们可以沿着这条线索再看看其他信息。《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收录了李百药家族的世系，其中李夷吾之子写作“幹”，漏掉了三点水，其官职记为“同州司户参军”。而《李玄禄墓志》记录“祖王父澣，皇超绝登科，同州司法参军”。“司户”、“司法”一字之差。李澣看起来也参加过科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只是现有资料不知道他在哪一年登科。他的好兄弟李挺在其父《李夷吾墓志铭》中提及“嗣子澣，文学成器。”而李挺本人曾经在“弱冠”之年参加难度相对较小的宗正寺考试，取得了“宗正进士”的头衔。大概就是在天宝初年，那么李澣大概也是在天宝年间参加的科举并成为进士。李挺成为宗正进士之后，一度授官同州河西县主簿一职，后因父亲李成性去世为其丁忧。而李澣父亲于天宝八载去世，也得为其丁忧。
从相关墓志可以看出，李挺、李澣关系非常好，两人曾同游十年，先后参加科举，又先后为父亲丁忧，时间就逐渐逼近安史之乱。乾元二年（759年）前后，李挺启用为河南府兼水陆判官，参与了收复洛阳的军事行动，自此开始在仕途有所作为。永泰元年（765年）李挺成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张献诚的节度判官，加监察御史头衔。而李澣则在大历六年《李挺墓志》上注明自己的职务为“怀州司户参军”。而同州司法参军可能是李澣晚年最终的官职，看起来李澣在中唐时期一直是停留在这个层级的官职直到终老，这与《荐蒙求表》提及的“前信州司仓参军李瀚”的履历可以整合到一起。李澣为何仕途不顺，前面已经分析，最大的可能是荐者李良落败失势的原因。可以看出，安平李澣在中唐的履历与同期的赵州赞皇人李瀚完全不同。由此笔者认为，安平李澣极有可能才是《蒙求》的作者。
综上所述，通过对以往学者考据的筛选分析，可以大致认为，《荐蒙求表》年份大概在广德二年到大历元年之间（764-766），此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蒙求》没有得到唐朝朝廷的官方支持。李澣（李瀚）本人也没能借此打通仕途。然而《蒙求》却在当时的文人圈中得到广泛认可，成为当时人撰写诗文用典的重要工具书，甚至很快传到日本。
徐子光部分
进入南宋时代，有人觉得《蒙求》旧注过于简陋，于是亲自动手对《蒙求》的注文进行补充和扩写，形成了《蒙求》的补注本。补注者的名字，按照《蒙求》相关版本的书籍抄本、刊本以及南宋著录显示叫做“徐子光”。然而这位徐子光比原作者李瀚更难考证，完全不知道此人生活在南宋的哪个时期，还是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信息进行一点点推测。
首先是徐子光补注《蒙求》的流传年代，不见于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却先后出现在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明其最早出现于南宋中后期。根据日本传本中的《子光序》落款的年份记录“己酉仲冬之月辛卯吉日”，可知序文可能是写于某个己酉年的十一月辛卯日。假设《子光序》撰写之后没多久，书籍（不管是抄本还是刊本）就开始向外流传，那么南宋的备选年份有建炎三年（1129）、淳熙十六年（1189）和淳祐九年（1249）。然而序文中还用了“辛卯吉日”的说法，理论上这一天还是个朔日。无论建炎三年还是淳熙十六年，仲冬之月（即十一月）都没有辛卯日。淳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辛卯日，但不是朔日。南宋时期符合“十一月辛卯朔”这个条件的年份有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壬申年）、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己巳年）。《子光序》在中国已经看不到相关的传本，目前所见都是日本的抄本和刊本，我们不能排除《子光序》在流传过程中将年份干支写错。如果是壬申年，则干支全错；如果是己巳年，则只是将“巳”误写为“酉”，修正幅度不算大，因此笔者将嘉定二年这个时间点也纳入到考察范围。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成书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却没有提及徐子光补注《蒙求》，看来在此之前补注本尚未面世。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中出现了“徐子光注《蒙求》”，尤袤本人虽然卒于绍熙四年（1193）（见魏晓帅《尤袤卒年及<遂初堂书目>成书小考》），但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人依然维护补充《遂初堂书目》的内容，使得所收书籍的年限大大延长，例如庆元五年 （1199）始编成的《成都志》、《成都文类》，以及杨万里脱稿于嘉泰四年（1204）《诚斋易传》。这些例子表明《遂初堂书目》所收录的书籍下限至少可以延长至宋宁宗嘉泰年间。魏了翁在《遂初堂书目后序》提到了自己在宝庆元年（1225）被贬的时候，听说数月前遂初堂藏书楼遭遇火灾，大量藏书被焚毁，他只能看到书目而已，可以作为《遂初堂书目》的最终下限。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撰著时间为宋理宗宝祐六年（1258）。
那么《补注蒙求》出现的时间区间在1151-1258年这一百多年里。综合上面对《子光序》年款的分析，笔者还是倾向于嘉定二年十一月辛卯朔这个时间更为合理。而《遂初堂书目》收录嘉定年间出现的书目也不是不可能。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提及了日本江户时代学者龟田兴（龟田鹏斋，1742-1826）的推理，具有一定代表性。龟田兴在《旧注蒙求》中提及了日本庆长时期（1596-1615，相当于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三年）的《补注蒙求》刊本，此本现存内阁文库。这个本子有个特殊之处，就是在《子光序》后面又多了一段前进士宋秉孙的序文，其他版本的《补注蒙求》都没有。序文如下：
《易》之《蒙》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此《蒙求》名书之义。倥侗颛蒙，聪明不开，又安得不下注脚？傥发蒙之初，逐事记诵，日积月累，胸中成一部国子监，幼而学，壮而行，不待击蒙，归而求之有余师。君其问诸徐君以为然乎否？咸淳戊辰菊月，前进士宋秉孙书于挂月精舍。
宋秉孙是历史可考人物，此人是《洗冤录》作者宋慈的小儿子，字彝父，淳祐四年（1244）甲辰留梦炎榜进士。而宋秉孙的序文落款年月为“咸淳戊辰菊月”，也就是咸淳四年（1268）九月。龟田兴据此认为，距离咸淳四年最近的己酉年是淳祐九年（1249），也有二十年了，也就是宋秉孙中进士的五年后。序文中宋秉孙还说“君其问诸徐君以为然乎否”，似乎徐子光尚在。龟田兴认为他应该是宋理宗、度宗时期的人物。
但如果按照笔者的分析，徐子光于嘉定二年撰写序文，那么他应该是宋宁宗时期的人物。《子光序》的下限距离《宋秉孙序》至少相差了六十年。徐子光与宋秉孙压根就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宋秉孙序》中提及“徐君”可能只是《补注蒙求》在宋度宗咸淳四年某次再版的时候，书商请宋秉孙出面写了几句话，于是宋秉孙便在序文中对着想象中徐子光展开发问，其实并不能证明徐子光尚在。
以上分析虽然可以得出《子光序》可能撰写于嘉定二年的结论，但要想确定徐子光是否出现在其他资料之中还是十分困难。日本传本《蒙求》中有一批标题为《标题徐状元补注蒙求》，又有《新刊徐状元补注蒙求》，似乎徐子光还是个状元。然而从嘉定二年到建炎元年，南宋就没有徐姓状元，宋理宗时期出过两名徐姓状元，分别是绍定五年（1232）徐元杰（字仁伯）与淳祐元年（1241）徐俨夫（字公望，一作公圣）。这俩人从名字到年代都与《补注蒙求》的信息不沾边。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某个徐姓进士被冠以“状元”名头？理论上有这种可能，但很难沿着这条线进行排查。
最奇怪的，是一些日本传本《蒙求》上留下的所谓结衔信息。位于李良《荐蒙求表》开头位置有“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徐贤等奉敕撰”。位于《子光序》结尾之后有“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徐子光序”。而且这两个结衔信息并不是每个版本都有，部分刊本照着抄本的结衔信息刊刻，一些刊本则没有相关信息，可能是觉得比较奇怪而删去。两者相同之处在于结衔都是“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不同在于一个人名是徐贤，一个是徐子光，留在书中的位置也不同。单从结衔来看也比较奇怪，“光禄大夫”是唐宋文散官，唐朝从二品，宋朝从一品；“右散骑常侍”在唐朝由散官改为职事官，宋朝不常置。也就是说，这个结衔看起来更像是唐朝官职。而“徐贤等奉敕撰”却出现在《荐蒙求表》的位置，显得莫名其妙。与这个结衔比较相似的，可以举出唐朝《初学记》作者徐坚的结衔：“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国公徐坚等奉敕撰”。结衔开头部分一字不差，“坚”与“贤”上半部一样，因此笔者怀疑这个结衔实际上就是抄徐坚的。至于宋代，可以看到的类似结衔是“银青光禄大夫守右散骑常侍上柱国东海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臣徐铉”，徐铉是北宋初年人物，曾经负责校订过《说文解字》。南宋恐怕很难看到类似的结衔。不管徐贤和徐子光算不算同一人，都不大可能拥有这样的头衔。
日本传本《蒙求》留下这些古怪的结衔信息，不禁让人怀疑抄本在流传过程中是不是做了一些手脚，包括“徐状元”的题名，借此抬高抄本的权威性，但这样的结衔写出来又能达到什么效果？十分费解。也成为《蒙求》版本考证的干扰项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重新考证了《蒙求》作者李澣的身份信息，以及《子光序》的撰写年代。而《蒙求》与《补注蒙求》的流传可以获得两个时间点，即广德二年（764）和嘉定二年（1209），从中唐开始，跨越了五代北宋以及几乎整个南宋，这四百四十五年间在中国流传的《蒙求》版本主要就是无注本（白文本）和自注本（旧注本或古注本）。自《蒙求》成书后一百年左右进入日本，历经几乎整个平安时代，传抄的《蒙求》也基本上是这两种版本及其衍生版本。虽然徐子光补注《蒙求》成书之时对应日本的镰仓时代，但应该没有那么快传入日本，整个镰仓时代估计和平安时代一样，还是流行两种早期的本子。《补注蒙求》传入日本估计要到室町时代，也就是明朝初年，从现存的日本传本《蒙求》各种版本来看也是大体如此。虽然围绕《蒙求》的谜团没有完全解开，也算是小小地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