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疯了，他还正常着

    最初，社会形态还原始自由松散，人们对疯癫的态度暧昧，疯癫一度既是威胁，又是达到某些真理的通道。《疯癫史》中，疯癫被看作是“人世中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理性的流动。”
    后来，权力结构发展至紧密膨胀，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疯癫逐渐变成了一种需要用禁闭所来对付的完全的破坏力量和威胁。社会选择用一种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疯人院将这一形式制度化。医生在科学的面具下，对病人具有家长和法官般的绝对权威。因此，疯人院实际上成为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因为“疯人院”，非理性作为一种存在，不再轻易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它们多半出现在了现代艺术之中。“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指控，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们关于疯癫的知识显示出知识与残忍的本质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我们对理性的依赖多绝对，对秩序的反抗就有多激烈。无论如何，理性仍旧是我们批判理性的武器。
   在《性史》第二卷导言中，Foucault这样写道：“如果哲学不是思想自我批判的工作，那么当今的哲学……又是什么呢？如果它不是不再确定已知，也不是着手了解怎样和直到何时另一种思考才是可能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当思想正在成为平庸学术工业的牺牲品之时，也许我们首先应该记得这句。所以，人们不必再问，邓晓芒为何要为了批判而批判。
    关键在于，人们批判之后，是否还知道自己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