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钱理群⑥ | 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与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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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之际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与心灵史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简读与摘要（六）
十一：南下与北上——1948年12月
1948年12月，北平解放在即。组织急电前线，要求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这是软的一手：安抚本就普遍左倾的北平教育界、文化界，可以团结多数，避免为渊驱鱼。另一面，战场上不断失利的国民党当局，痛感自己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也已远远落后于敌军。蒋介石的“抢救”计划与三人小组（陈学屏、蒋经国、傅斯年），相较组织发动品学兼优的积极分子去做老师工作的策略（这些学生有的还是这些名教授的得意门生），自然显出了无力。
此刻，面临是否要留下来“等待解放”这一两难课题的，主要是公务军政人员及教育文化界人士。这批人的见面问候，据说也变成了：“怎么样，走不走？”至于沈从文：沈氏的次子此时还趴在礼堂窗缝听中学生们自发练唱“山那边哟好地方”“没人为你做牛羊”，而他的父亲正忙于迎接各种朋友的到访，交谈情势与去留问题。最终，沈下定决心：“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钱理群分析，沈从文也有五四一代的“历史中间物”的意识：一方面，他认为旧社会是一只没有希望的“沉舟”；另一方面，虽然他也对自己在新时代的命运不抱幻想，做好了“消失”的准备，但是，他以为劫难与殉葬只限自己这一代，是自己与“沉舟”有过历史纠葛的代价，而自己的后代，在新社会仍有希望。
沈从文对了一半：旧社会确如沉舟。1948年下半年的中国，确是一副末世之景，天灾人祸，危船将倾：水灾、难民、传染病、饥饿、物荒、通胀......总之，市场崩溃，人心浮动，社会秩序一片紊乱。各式离奇荒诞的社会新闻不胫而走；涵盖小品民谣对联打油诗等幽默段子的《论语》保持着畅销；上海的富人们仍在醉生梦死；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却于南京自戕，留下遗言：“误国之罪，百身莫赎”......
此刻，那些还没有彻底倒向光明，或对组织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能持续多久心存疑问的少数文人，仍在做最后的思虑。转折即将到来，如果不愿接受胜利者的统治，就必须流亡他乡，这对与这块故土有着血肉羁绊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难以接受。箫乾直至晚年仍记着那个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能入睡的夜晚：留下，会否遭遇苏联、东欧式的厄运？离开，却注定成为“没有祖国的人”……天亮了，箫乾做出决定：留下，北上。——尽管此后历经磨难，他也未表露过对那晚所做选择的遗憾。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死守故土”是一个自然的决定。钱锺书当年就以平静的语气对别人说：“这儿是我的祖国”；杨绛后来也解释道，素不相识的人“终归同属一体”，“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陈寅恪谈及去留问题时，据说也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告。
另一方面：四面溃败之际，千疮百孔的国民政权，还在文化思想领域拙劣地忙于强压、堵漏，只换来为丛驱雀的反效果。1948年1月12日，生活·读书·新知三书店被查封。4月9日，《国讯》被查封。6月5日，《时代日报》被强令停刊，罪名是“煽动囗潮囗潮，扰乱金融，歪曲军情”。7月8日，《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7月16日、19日，《中央日报》连发社论，扬言要“三查”《大公报》王芸生。8月，宣传部禁止影片出现“物价上涨及讽刺金圆券贬值”等剧情。9月24日，《时与文》被查封。10月2日，内政部下达密令，对新闻报刊杂志提出限制。10月14日，生活书店经理等人被捕，“特刑庭”对相关人士提起公诉。同月，《诗创造》与《中国新诗》被查禁。11月26日，内政部致电上海，查禁六十四种“鼓吹邪说”的学生刊物。12月25日，《观察》以“讥评国军”“扰乱人心”等罪名被勒令永久停刊......
《观察》是倡导“毫无偏袒”的储囗平主持的。对组织，储氏不仅不偏袒，甚至有所疑惧：他曾说过，“我们现在争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假使变了天，“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然而，国民党却因为他同时批评了自己，因为《观察》在群众中的影响日增（其发行量从最初的四百份升至最后的十万余份），而视为大忌，决意除之而后快。一方面，尽管与国民政权走向决裂，《观察》仍不时发表责难共产主义的文章；另一方面，当局对《观察》的迫害有增无减，从“一月一查”，到围捕有关人士——储氏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投奔新政权，已近乎穷途末路。
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最后的结果：12月25日，当两架派往北平“抢救”平津名流的专机降落在南京，走下飞机的只有胡适、陈寅恪等，不过二十五人。尽管这不是“南下”的全部（如梁实秋早在12月13日也离开了北平），但却基本象征了国民党在争取文化精英方面的惨败。
北大同人中，也有挽留胡适的，胡适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他的态度是明确的。他确实不想立即南下，因为他不愿“丢下北大不管”，然而北大教授会做出了“绝不南迁”的决定，他又连续接到政府电报，终于只好匆匆离开。打捆好的一百多个大木箱的书也无法带走了，提包里只装着正在校勘的《水经注》和他视之为生命的十六回残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此时已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的南下，也引人注目。陈寅恪在南下三天前，告诉他曾经的助教蒲江清：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虽然最终，他选择留在广州，由此也未能幸免晚年的劫数。）
回顾旧政权将亡未亡、新政权将生未生的1948年，知识分子的众生相实在值得细看：不同人呈现出迥然相异的人生姿态。有人仍坚持文化耕耘，所谓“天下愈乱吾心愈治”：郑振铎、费孝通、钱锺书、冯至、李长之、王亚南、吴泽、赵元任等人均在这一年出版了学术著述。而更多人则卷入了政治的漩涡，心情不能自已。蒲江清（此时他已经在清华中文系任教）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燕大昨日请来组织方面人士演讲，谓日后并非苏维埃制度；而“组织政策已改变”，“适合国情”，“所要打倒者惟蒋政权及四大豪门”......
另一边厢，那些被组织转移到香港的名流，如郭沫若、茅盾等人，此刻正等候时机，乘舟北上，迎接新政权的诞生。1948年的年尾，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南下”与“北上”两股人流：前者仓皇、稀落，后者浩荡而激昂。自称在蒋管区“坐了十几年的集中营”的郭沫若放舟北上，途中再次施展他的浪漫主义才情，一路高歌：“我今真解放！”
同样在年末，诗人、翻译家卞之琳也急匆匆登上离开英国的客轮，手提箱里装着自己的小说《山山水水》，赶来参加新社会的文化建设。（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文学实验与新时期的文化氛围有些格格不入，于是几年后——他把原稿付之一炬。这是后话了。）与卞之琳一样，在这个时间节点，急欲回国的还有很多海外赤子，比如李四光、冰心、老舍......
不算尾声
1948年12月19日，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觉农来，为远方致意”。“远方”指组织，“致意”即是组织邀请其离沪赴港，随后北上。叶几经考虑，同意了。他关心国政，但之前始终与潮流中心保持着距离；可如今事势湍急、再不容迟疑，他终于下定决心站队。
这一时期，他也曾强调，革命的目标是“要让大家生活得好”，并解释说：“所谓‘大家’，包括血肉之躯的所有的人，不是指少数人或某一阶层集团的人；这里所谓‘生活得好’，包括物质精神两方面而言；好又不是终极的好，只是比较的渐进的好。”他甚至总结道：“必须看大家是否生活得好，才可以判断有没有革了命”，“政权从甲集团转到乙集团手上也不是革命”......不过，纵然还夹杂着一些出格的言辞，他面对胜利者，终归表达了态度、转动了朝向，于是也站定了席位。
而他的三子叶至诚则比自己的老父亲更进一步：他不仅早已参加了地下革命活动，而且在父亲面前表现出一副“革命分子”的傲岸态度，让叶圣陶心生愤懑，在日记里感叹儿子已“距我远矣”。只是，，在叶至诚对父亲满脸优越、出言不逊之际，大概万万没想到，革命胜利后，反倒是自己成了“右派”......
12月9日，胡风也离开了上海。他走得有几分勉强：不仅面临被国民党抓捕的风险，还有坊间说他“闹独立性”的流言……他不得不走。临行前，胡风突然想起住在上海这两年半间，常听到一小贩“高亢到近乎凄厉”的叫卖声，他从中感受到“生命要求底呼声”。（这不禁让人想起，今年元旦那天凌晨，诗人冯至所听到的咳嗽声。）抵港后，胡风大概与《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家们接触过几回，只觉得隔膜，甚至没有再谈话的兴致，于是躲在寓所静坐，避免和人接触——这一态度自然又被看作是拒绝改造。不过，在1948年的尾声，终于“爬完了地狱”的胡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仍满心澎湃地想象着北方，那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净界”：噩梦就要结束，一切将重新开始......
这个时候，胡风的学生和友人路翎还困守在南京的“危楼”里。在《危楼日记》中，路翎记录下了12月15日这一天：成千的人在闹市挤兑黄金；他碰到有一群基督徒街上在喊着，“金条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还有信徒在演讲：“人人有罪！”“中国五千年不知换了多少朝代，但是还是有罪！”......路翎感到愤怒，破口大骂，随之又嗤之以鼻，报以轻蔑：他认为，这群信徒是在为中国最后的专权与暴戾做着掩护……此刻的路翎，似乎已经彻底服膺于历史的强力，在当天的日记中，他设问道：“然而有谁能够掀动那压在这都城上面的巨大的坚不可摧的东西？”到了第二年1月，他又写下了另一句话：“新的时代要沐着鲜血才能诞生……”
同样是这年年底，“农民作家”赵树理携妻带子来到农村，仍关注着现实的问题——第二年4月，他才只身赴京。“流浪汉”萧军在这年冬天封社停报，把出版社的资产全数交公，怀着“逐客”的心境离开了哈尔滨。而“净界”里的丁玲正度着自己一生中的黄金岁月：9月出版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后，11月和12月她先后出访匈牙利和苏联；作为刚获解放的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她获得了热烈的欢迎与追捧。丁玲感到一种自豪：我们终于站起来了......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新年刚至，决意留下的沈从文，却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显然，这又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没过多久，北大校园里出现了用大字报转抄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在文中，沈从文不仅被指为“桃红色文艺”作家，而且“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虽然1948年五四纪念晚会上就曾朗读过这篇檄文，但这回却专对沈从文而来；与此同时，教学楼上也挂起了大幅标语，上面赫然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这颗政治炸弹彻底震住了沈从文：他感到“清算的时候来了”，随时觉得受监视、隔墙有耳，只能压低声音说话，又长时间独坐，叹息，喃喃自语……最终，他下定决心要自我了断。
一年前的1948年元旦，胡适在日记中写下“苦撑待变”四个字。一年过去了，日记变成了“在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1948年的最后一刻，他与傅斯年凄然相对，一面喝酒，一面吟诵陶渊明的《拟古》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1948年12月31日晚上，在蒋介石的南京官邸内举行了一场便宴，这是兵败山倒的国民政权在大陆最后的晚餐，一个时代即将落幕。宴会上，蒋介石宣布下野。有人失声痛哭。
这一夜，更多人在搜寻和倾听北方的声音。这一次，除了高昂地宣布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的压倒性的革命形势，这个声音还特别讲到了那个古老的“农夫与蛇”的寓言。它让人们记住：“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不论他们是“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还是“化成美女的蛇”……而这个声音最后的告诫是：“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这篇永载史册的社论由领袖起草——从此人们也将习惯于根据社论来领会最高精神——它有一个炽热而崇高的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或怅然忧虑，或欢欣鼓舞，彼时的人们，尚且还不能完全明白这个题目的全部含义。
202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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