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与康乃馨》：第十二章

我姑姑的丈夫服完刑后，又重新开始经营生意和管理家族土地。他们的儿子阿卜杜勒 - 拉希姆已经开始蹒跚学步，牙牙学语。

我姑姑的丈夫又开始光顾在希伯伦的那些店铺，他在那里有着良好的商业关系。他们围坐在炉火旁，喝着茶，重新开始讨论，那些男人询问他在监狱里的经历、所受的待遇、遭受的折磨以及审讯情况。他谦虚地讲述着，试图淡化他们对占领者和监狱的恐惧，声称虽然确实很艰难，但还能忍受。这磨练了他的意志，增强了他的精神，让他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伟大。那些男人听后，都难以置信地摇着头。也许在他离开之后，会有人对另一个人说：“看，他疯了，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麻烦，引起了轰动，可他还说这是可能的，还能忍受。真是胡说八道！”

他的弟弟阿卜杜勒 - 拉赫曼正在希伯伦的塔里格・本・齐亚德高中读高三。他以勤奋、有道德、虔诚以及与该市和周边村庄许多学校的年轻人关系密切而闻名。当时，一群与伊斯兰运动有关的虔诚学生开始在塔里格・本・齐亚德高中崭露头角。这所学校的几位老师不久前从约旦大学毕业，在求学期间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回到希伯伦在学校工作后，便开始传播伊斯兰思想，在高中生中找到了肥沃的土壤。

与此同时，该市开办了伊斯兰学院，由市长监管。在学院里聚集的年轻人自然形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流派，其中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最为突出，这得益于学院里的老师以及所提供的伊斯兰和伊斯兰教法研究课程。

一群学生开始围绕穆斯林兄弟会的理念凝聚在一起。在希伯伦市，穆斯林兄弟会这个名字并没有像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北部那样伴随着喧闹的争议，在那些地方，兄弟会的名字几乎就像一种侮辱或诅咒。然而，在希伯伦，兄弟会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理念被该市一些以财富和荣誉著称的家庭所接受，这使得这个名字能够轻易地出现并被宣扬，而不会令人尴尬。

在塔里格・本・齐亚德学校，阿卜杜勒 - 拉赫曼与另一群城市青年和来自其他村庄的青年相聚。受大学 / 伊斯兰学院的学生和一些老师的影响，他们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框架来学习和采纳穆斯林兄弟会的理念，投身于伊斯兰教和当代伊斯兰思想的研究。

有一天，作为兄弟会的一项活动，大约十名这样的同龄人去苏里夫村拜访阿卜杜勒 - 拉赫曼，目的是相互了解、增进感情和接受教育。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朋友们聚集在一个山坡上玩耍，谈论宗教和政治。应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要求，他的姑姑为他们准备了午餐，阿卜杜勒 - 拉赫曼早上宰杀了四只鸡，她便开始准备一道名为穆萨汗的菜肴。

当阿卜杜勒 - 拉赫曼的叔叔从店里回来，而阿卜杜勒 - 拉赫曼自己去取食物晚了的时候，他叔叔就去把食物送到他们那里。他向他们打招呼，叫阿卜杜勒 - 拉赫曼过来，告诉他自己把食物带来了。阿卜杜勒 - 法塔赫感谢他，奇怪他为什么要费心，自己本来是打算去取的。阿卜杜勒 - 法塔赫解释说这没什么麻烦的，这是一个了解这些年轻人的机会。

他在午餐时和他们坐在一起，了解他们，加入他们的欢乐和讨论，试图激发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探究他们的观点、想法和准备情况。他询问他们对本国当前民族工作状况的看法。其中一个年轻人回答说，问题在于我们的人民仍然缺乏民族工作和抵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准备程度和牺牲精神都很低。

阿卜杜勒 - 法塔赫惊讶地问他怎么能这么说，他的说法有什么依据。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像伊斯兰事业、阿克萨清真寺问题、第一朝向以及第三圣地这样重大关键的事业，需要大量的牺牲和殉道，而目前民族工作的水平还远远不够。人民的准备程度比所需的低百万倍。

阿卜杜勒 - 法塔赫再次讨论说：“但是你难道没有听说在加沙地带所有被占领地区、约旦河西岸的北部和中部、耶路撒冷以及希伯伦和各个村庄的圣战者行动吗？” 这个年轻人打断他说：“是的，我听说了，但所有这些都远远不够！你难道没看到，犹太人在希伯伦市自由出入，除了极少数情况外，没有人敢对抗他们，游客参观圣地，犹太人在易卜拉欣清真寺里闲逛嬉戏，他们来希伯伦做生意，频繁出入铁匠铺和木工店，而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家庭却把他们当作不是占领者，不是我们土地和圣地的侵占者来对待。”

阿卜杜勒 - 拉赫曼打断说：“毫无疑问，仅有民族动机是无法应对这场冲突的，有必要……” 阿卜杜勒 - 法塔赫打断他说：“我的兄弟，我们的人民在历史上一直保卫着自己的土地，从不屈服，而且他们……” 这个年轻人又打断说：“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在以色列占领希伯伦之后，我还很小，我看到一个犹太人独自走在希伯伦的街道上，这让我很生气，于是我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朝那个犹太人扔去，然后跑到我们土地上的一片苹果树林后面躲了起来，在那里坐了一会儿，直到我以为那个犹太人已经走了。突然，我听到一个邻居的声音在喊‘贾迈勒，贾迈勒…… 过来，他已经走了。’当我从树后面出来时，那个犹太人正躲在房子的拐角处，朝我走过来，还拔出了手枪指着我的头，试图吓唬我，让我不要再这样做。我这才明白，在我朝他扔石头之后，他敲了邻居的门，威胁他们如果不把我交给他，他就会毁掉他们的房子，把他们的孩子关进监狱。所以他们的一个儿子就按照他的要求把我交给了那个犹太人。”

阿卜杜勒 - 法塔赫打断说：“这些事情是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会发生…… 但是人民是好的，我们的民族是好的，我要说我们的民族是好的，即使是那些人也是好的，他们是善良的人，但是他们贫穷且害怕损害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愿意牺牲的意愿是有限的，必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阿卜杜勒 - 法塔赫又打断说：“伙计，不需要任何过程，责任迫使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你们说这些，我应该让你们继续你们的一天。”

然后他站起来，抖了抖衣服，说：“欢迎，年轻人，欢迎。” 他一边说着 “愿你们平安”，一边抖着衣服离开了。那些年轻人站起来，在橄榄树林中嬉戏打闹。

我的哥哥穆罕默德和我的表弟易卜拉欣深受我的哥哥哈桑及其宗教虔诚的影响，于是他们也开始祈祷，并逐渐变得虔诚，和他一起去清真寺做礼拜。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有时祈祷，有时又忽略祈祷，有时会和他们一起去清真寺，在那里我们会一起做礼拜。

然后，我们有时会在礼拜之后坐在其中一个圈子里，其中一个人会谈论一个宗教话题，解释《古兰经》中的一些内容，阐释一则圣训，读一本书并解释所读的内容，或者解释先知生平中的一些事情。有时，在昏礼之后，当我和他们在清真寺一起祈祷时，他们会坐在那些圈子里，开始齐声诵读他们称之为 “穆哈拉图” 的祈祷文。我不像他们那样能记住所诵读的内容，所以我只是跟着他们动动嘴唇，好像我知道他们在读什么似的。

马哈茂德对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的宗教虔诚非常不满，之前他也对哈桑的宗教虔诚感到不满。他经常会和他们所有人一起或者单独和每个人坐下来，试图说服他们不要再去清真寺，不要再参与那里的活动，警告他们那些负责人是伊赫万吉（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他声称谢赫・艾哈迈德是伊赫万吉，兄弟会反对阿卜杜勒・纳赛尔，反对阿拉伯统一，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们说巴勒斯坦革命的烈士不是真正的烈士，不参与抵抗和武装行动。他们会看着他，无论是在一起还是单独一人，都惊讶地说：“你在说什么？我去清真寺，坐在讲座里，听他们讲的内容，根本没有你说的这些！” 马哈茂德会提高声音，更加激动地回答说：“但是我了解他们，他们现在不会和你说这些，现在他们和你谈论宗教、伊斯兰教、先知和祈祷，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谈论热点话题。” 其中一个人会表达他的恼怒，说：“伙计，别说了，你以为我们是小孩子吗？”

在我去清真寺参加的所有讲座中，我从未听到过有人在那里谈论政治，提及巴勒斯坦或抵抗或占领，甚至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事业的历史、解放组织、法塔赫、烈士或其他任何相关内容。他们只谈论纯粹的宗教话题。

我不知道在我没有参加的讲座中是否有关于这些话题的讨论。然而，像营地里所有的年轻人在那个时期一样，我对亚西尔・阿拉法特怀有极大的尊重和钦佩，他已经成为巴勒斯坦革命的象征。我把他视为我的领袖和指挥官，经常在示威活动中举起他的照片，从心底里真诚而严肃地高呼 “用我们的灵魂，用我们的鲜血，我们赎回你，阿布・阿玛尔”。

然而，我注意到我的哥哥哈桑和我以及营地里的其他年轻人不一样。当提到阿布・阿玛尔的名字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像我们一样激动或受影响，好像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也从未听到他对阿拉法特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达过反对或敌对的立场。

当提到烈士时，比如说某某是烈士或者某某殉道了，他有时会宣称只有真主知道谁是烈士，谁不是烈士，因为这是一个与意图和内心相关的问题。当提到有人从人民阵线殉道时，他会更加坦率地说：“谁知道他是不是烈士呢？他可能原本就不相信真主，甚至是个无神论者，那么他怎么能是烈士呢？” 在这种情况下，马哈茂德会非常生气，对他大喊：“你和你所有的谢赫有什么资格决定谁是烈士，谁不是烈士，而你们却坐在家里对那些把自己的灵魂置于危险之中、为国家而奋斗的人发布教令呢？” 哈桑会嘟囔一些不清楚的话，激动地站起来，然后离开那个地方。如果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在那里，他们会在他之后不久离开，人群也就此散开。

如果阿卜杜勒 - 哈菲兹也在其中一个这样的场合，讨论就会变得极其激烈。他会开始攻击谢赫和宗教，甚至会说穆斯林兄弟会是特工，因为他们从沙特阿拉伯领取薪水，还会引发各种不同的思想辩论。哈桑会愤怒地回应，指责他无神论和不相信真主，还说他们是苏联的尾巴，因为苏联在 1948 年第一个承认了以色列。

哈桑的很多言论和观点都吸引了我，引起了我的共鸣，但我不理解他在几个问题上的立场。当讨论伊斯兰主义者在承担民族关切方面的作用、他们在武装抵抗占领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对为国家而死的烈士的立场时，他的弱点就很明显了。

此外，他们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模棱两可的态度也很明显。哈桑、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明显感觉到他们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的立场，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完全理解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好像是转向谢赫・艾哈迈德询问这些问题，而他告诉他们他会在未来几天在清真寺举行的讲座中讨论这些问题。

几天后，我感觉他们想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清真寺参加昏礼，那些讲座通常在昏礼和宵礼之间举行。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去了。我们在谢赫・哈米德的带领下做了昏礼，他已经老了，声音几乎听不见了。清真寺里挤满了年轻人、男人和男孩，和我小时候和祖父一起去的时候不一样。做完礼拜后，一些人离开了清真寺，然后大约五十个年轻人坐成了一个圈。

谢赫・艾哈迈德坐下来，开始他的演讲，他先赞美真主，并向他的使者致以祝福，然后他开始讨论人类在地球上的角色以及他们对真主的顺从，他以拉比・本・阿米尔给波斯指挥官罗斯图姆的信息为例进行了清晰的说明。在卡迪西亚战役之前，当罗斯图姆问他他们从阿拉伯半岛来与他们作战是为了什么时，他说：“我们来是为了把仆人从对仆人的崇拜中带出来，带到对主仆人的崇拜中，从宗教的不公正带到伊斯兰教的公正，从这个世界的狭隘带到它的广阔以及后世。” 他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点，他说在我们民族的存在以及我们的土地被占领的背景下，这种理解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是困难的。然而，这是解放和救赎的唯一途径，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甚至可能会反对它。

就像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邀请那里的人们和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一样，他们的尊严和伟大就在于此，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反对和与他战斗。最终，事实证明阿拉伯人的尊严在于伊斯兰教，这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将是未来的走向；我们的尊严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然后，他开始讨论伊斯兰教中烈士的定义，他说任何为了让真主的旨意至高无上而战斗的人都走在真主的道路上，这是烈士的法律定义。至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烈士，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详细地谈论了与代表穆斯林的伊斯兰社区的性质相关的概念，几乎是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这一观点表示保留，但他没有明确地说出来，只是有所暗示。

谢赫・哈米德过来叫大家做宵礼。我们站起来做礼拜，谢赫・哈米德作为伊玛目带领我们。在礼拜过程中，他诵读了《夜行章》开头的经文，并重复了一些单词或句子，好像他在继续他在礼拜前关于 “我们的仆人，强大有力” 这个主题的课程。我意识到谢赫在避免明确地谈论与占领的冲突，试图暗示它，担心被占领当局追捕和骚扰，从而阻止他传播自己的思想。

哈桑、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在回家的路上对谢赫・艾哈迈德的演讲表示满意，表达了他们的满足和钦佩之情。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演讲满意，虽然谢赫的话很美好且有影响力，但它并没有为马哈茂德和阿卜杜勒 - 哈菲兹在与哈桑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

营地里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明显提高。大多数家庭现在有一到两名成员在以色列工作，与该地区以前的状况或像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这样的阿拉伯国家相比，收入相当不错。人们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了；你可以在所有家庭中找到收音机，很多家庭还有电视机。许多家庭接入了电网，照亮了他们的家园，一些家庭有冰箱或煤气炉，大多数家庭都接入了水管网。在我们家，我们有一台不错的收音机，并且接入了水电网，但我们还没有幸运到拥有一台电视机、冰箱或煤气炉。尽管如此，我们的情况比很多仍然处于困境的家庭要好得多。

重要的是，在 1948 年大灾难（纳克巴）之后的过去二十年里，难民营的人口惊人地翻了一番。房子已经无法容纳里面的居民，尤其是因为很多当时还是孩子甚至是在纳克巴之后出生的人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了。每个房子里都有一个或多个已婚的兄弟，这使得原本就拥挤不堪的营地房子变得像鸡笼一样。

这时，关于军事政府住房部门准备的住房项目的讨论开始了。那些希望在营地房子里扩建的人可以在住房部门登记他们的名字，缴纳象征性的费用，前提是他们要拆除自己的营地房子，这样，这个房子里的每个已婚个人都将在将要建立的社区里获得一个居住房间。

这在营地居民中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无论是聚会、会议还是拜访，这个问题都会被提起，人们分为反对者和支持者两派。支持者认为应该适应现实，他们说像生活在 “沙丁鱼罐头” 里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房子已经无法容纳我们，而且这个问题在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也买不起普通的土地来建房，因为成本太高。反对者担心清空营地的居民会淡化难民问题，他们认为这是占领者的目的：让难民在这些社区定居，从而终结他们的事业。这场辩论还在继续，这些项目仍然只是一个想法，还没有实施，所以双方的观点都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在我的哥哥马哈茂德和哈桑结婚之前，我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化妆品。我的母亲，像营地里的其他女人一样，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产品。她们在特殊场合所做的只是解开头发，修一下眉毛，但她们看起来仍然非常美丽。当人们还在为养活孩子而挣扎，孩子们只有在重要场合才能吃到肉，甚至分不清在学校生物书上看到的水果的名字和种类时，谁会去寻求化妆品呢？

当一个女孩结婚时，很明显会使用一些化妆品来美化她们，但我没有意识到有专门叫做化妆品的东西。然而，在马哈茂德和哈桑的婚礼之后，每当我走进他们的房间，我都会看到梳妆台上有瓶子和盒子 —— 卧室里有带大镜子的衣柜 —— 我知道那是化妆品。然而，看起来它们除了在婚礼当天和亲戚结婚的场合之外并没有被使用。直到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女人在营地的街道上化着妆行走。

事实上，很多女人不包头巾，有些女人包头巾，但化妆品既不为人熟知也没有广泛使用，尽管人们的整体经济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变化，但毫无疑问，一些女性已经开始使用化妆品了，尽管使用范围仍然有限。

营地里的女孩很自然，不使用化妆品，甚至没有最简单的美容处理，比如脱毛或修眉。然而，她们常常像满月一样光彩照人，她们的美丽因极致的端庄而更加动人。当被问到问题时，她们的眼睛会看着地面，如果她们的目光不小心与一个男孩的目光相遇，她们会立刻低下头，脸颊泛红，这更增添了她们的美丽。

邻居的儿子哈利勒在和一个营地女孩目光交汇一次后，就对她产生了感情。他觉得自己爱上了她，并且感觉到她也对他有好感。他总是等着她去上学和放学回家，但他从来不敢接近她或和她说一句话。他满足于从远处和她目光交汇，认为这是她对他感情的回应，他会一直坚持这种状态，直到他完成学业，找到工作，攒够钱盖房子和结婚。

一些年轻男子会和他们喜欢的女孩通信，一些女孩也会给他们回信。然而，大多数营地青年都严格遵守规则，避免这种互动，遵循我们母亲的严格教导和她高尚的教养，远离这些事情。然而，似乎有些年轻人敢于更深入地涉足这个领域，对待此事比较随意。

有一次，从海滩回来，我在我家房子的拐角处转弯，看到我的表弟易卜拉欣从清真寺回来。一个邻居家的女孩，以调皮著称，正坐在她家的门口。看到易卜拉欣害羞地走着，目光向下，这是清真寺的谢赫和我们母亲一直教导的，她用调皮的声音看着他说：“哦，是伟大的谢赫啊，愿真主保佑你！请给我们一个眼神吧，你这个只向上看，从不向下看的人。” 我看到易卜拉欣的脸因为尴尬和害羞而变红，他加快了脚步，好像在逃避长期的追捕，让她的话尴尬地悬在空中。我威胁说如果她再试图取笑我或在我身边闲逛，我就把她的行为告诉她的母亲（我的姑姑）。

1973 年的胜利，虽然实际上并没有改善我们巴勒斯坦人的处境，但却是我们所有情感的一个战略转折点。的确，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消失，离开巴勒斯坦，我们也没有回到我们在 1948 年被赶出的城镇、城市和村庄。甚至 1967 年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的领土也没有被解放。实际发生的是埃及军队的推进，他们越过了苏伊士运河，突破了巴列夫防线。然而，我们对以色列的失败感到非常满意和欣慰。

这就是我们当时对事情的理解，我们全心全意地相信，以色列及其无敌军队的神话在阿拉伯士兵的伟大和意志面前已经破灭，无论是在埃及前线还是叙利亚前线。我们骄傲得几乎要把头抬到天上去了。

然而，当我们听到埃及总统萨达特准备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的新态度时，我们的感情逐渐开始改变。当我们听到他宣布愿意访问以色列议会时，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当我们通过收音机听到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以及他在以色列议会对以色列政府和议员发表演讲时，我们完全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所以我们没有看到那些画面，但收音机的报道已经足以让我们深感震惊，让我们怀疑这是现实还是幻想。似乎整个阿拉伯世界，或者说大部分阿拉伯世界，都被震惊了，因为各个政权之间出现了严重而深远的矛盾和争端。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自然而然地完全倾向于反对、对抗和攻击萨达特以及《戴维营协议》的声音。我们更喜欢听反对派电台，尤其是那些从巴格达广播的电台。

对我们家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是埃及大学对巴勒斯坦学生关闭了大门，这是在萨达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之间存在深刻分歧的背景下发生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强烈反对与以色列和平相处。这种反对是众所周知、明确而公开的，甚至一些巴勒斯坦人因为这个问题暗杀了著名记者阿尔 - 萨拜。因此，埃及做出了一个政治决定，缩减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包括不再像以前那样接受来自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高中毕业生进入埃及大学。

我的哥哥穆罕默德在这一年完成了高中学业，他本应该被埃及大学录取。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很适合他去埃及上学（在经济方面）。站在十字路口，穆罕默德最终决定在约旦河西岸靠近拉马拉的比尔宰特大学学习。他去了那里，申请了这所大学，并被科学学院录取。他从新学年开始就入学了，和其他学生一起在拉马拉合租了一套公寓，住在那里。穆罕默德每个月会回家一次，和我们一起住几天，然后再回拉马拉。

在被占领土内，圣战者（游击队员）活动仍在继续，但已经大幅减少。大部分的民族努力开始采取政治、工会和群众工作的形式。以色列当局允许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市政选举，各个地区形成了政治框架来参与选举。

在希伯伦，法塔赫运动的代表在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人的支持下，与自约旦统治约旦河西岸时期以及以色列占领时期就一直担任市长的谢赫・贾巴里展开竞争。当谢赫・贾巴里发现自己获胜的机会很渺茫时，他退出了竞选，使得法塔赫 / 兄弟会联盟获胜，并组成了一个由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成分组成的市议会。在纳布卢斯的巴萨姆・沙卡等全国知名代表和民族人物也在约旦河西岸的其他城市获胜。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的各个城市成立了许多专业工会，如工程师、医疗和律师协会，定期举行选举来选择其管理机构。竞争主要在左派力量和法塔赫之间展开，然后伊斯兰势力开始出现，它经常与法塔赫结盟反对左派，然后在一些地方开始独立运作。同样，大学活动也开始反映这种动态，在纳布卢斯的纳贾赫国立大学、拉马拉附近的比尔宰特大学和希伯伦大学（由该市的伊斯兰学院演变而来）都是如此。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在埃及大学对来自加沙地带的学生关闭之后，一群来自加沙的知名人士决定在加沙地带开办一所大学。他们开始努力争取，与以色列当局联系，但以色列当局没有批准开办大学。

达成一致并不困难；一所大学在加沙的爱资哈尔宗教高中的晚上开办了，作为该学院的一个延伸。它逐渐扩大并转变为一所大学，尽管它从未得到占领当局的认可。相反，它面临着持续的封锁和骚扰。

这些人继续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国外的领导层联系，以获得开办大学的支持，并与巴勒斯坦和国外的一些知名人士联系，以筹集在阿拉伯国家为这所大学提供的资金支持。随着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戴维营协议》生效，以色列开始试图美化其在 1967 年被占领土上的形象，为《戴维营协议》中包含的自治做准备。它建立了所谓的民政管理机构，该机构本应从军事指挥手中接管这些地区的管理，作为稍后建立自治的准备阶段。

民政管理机构只是军事统治的一个新名称，变化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然而，它为一些受控制的政治表达开辟了空间，如前文所述。

在这一时期，伊斯兰主义者变得活跃起来，他们根据奥斯曼法律申请开办机构和协会，并获得了批准。这包括伊斯兰协会、穆斯林青年协会、伊斯兰社团、慈善社团、俱乐部、幼儿园和医疗诊所，他们通过这些机构开始为居民提供服务，并传播伊斯兰主义思想。

我的姐姐蒂哈尼在这一时期从教师培训学院毕业，过了一段时间后，她在营地里的一所近东救济工程处小学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一个不错的年轻人向她求婚，她结婚了，在婚姻中找到了幸福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