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研究的理论工具箱》:金融(Finance)
《基础设施研究的理论工具箱》:金融(Finance)
作者:Hannah Appel和Mukul Kumar
翻译:一块红布
原文链接: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finance
本文并非理论工具箱中的工具,而是所需工具的占位符,探讨了基础设施、金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想建议从民族志角度关注任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的金融关系——关注批判性的金融理论与建筑环境交汇的地方,关注对债务日益增长的兴趣如何被放大在市政管理、州政府乃至主权国家的行为上,关注人类世与经济增长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理想交汇之处。
印度的国家电网拥有世界第三大装机容量。2012年7月,全国五个区域电网中的三个发生故障,导致六亿多人停电两天。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停电事故,而印度国内仍有超过三亿人无法正常用电,无论是否停电。伦敦和纽约的金融分析师认为,此次停电将对印度经济产生“负面信用”影响,而印度经济正因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煤炭短缺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而苦苦挣扎。停电后,印度能源基础设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被视为风险较高的资产类别。这种信用效应增加了基础设施的借贷成本,并可能阻碍外国投资。我们不禁要问,印度电网(POWERGRID)及其主要能源来源印度煤炭有限公司(COALINDIA)是如何在孟买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电网及其庞大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是如何成为全球市场的金融资产的,会产生什么影响?
2013年,石油资源丰富的赤道几内亚的投资占GDP的百分比(61.3%)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投资占GDP的百分比是国家基础设施的统计反映,包括道路、铁路、电网和水管、学校、医院、商业和工业建筑的投资。赤道几内亚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百分比,反映出该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强度非同一般,这种强度是发自内心的,是感官上的——手摇钻、推土机和卡车发出的震动,殖民地道路无法承受的重量,以及落在皮肤和嘴里的水泥灰尘。建筑工地上到处都是临时工——他们通常来自塞内加尔、喀麦隆或贝宁,他们焊接、挥舞着金属梁,在殖民地的地下城挖沟。更多的工人来自摩洛哥、中国和埃及的半官方公司,他们负责铺设道路、建造桥梁、水坝、机场、港口、体育场和政府官邸。赤道几内亚是少数几个有能力直接支付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这个名单包括中国)。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与同情它的政权(如中国)的半官方机构签订虚高的合同,将超额部分返还给赤道几内亚官员。在全球范围内,非洲被视为基础设施融资的一个增长市场,这一评价与经济增长率挂钩。基础设施、石油美元、经济增长和南南融资之间的关系涉及哪些认识论和政治学?
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提案1寻求选民批准71.2亿美元的一般义务债券,用于水资源基础设施,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储存、水循环、先进的水处理技术和防洪设施。该提案获得选民批准后,债券利息将在40年内通过一般税收收入偿还。工会养老基金是此类债券发行的主要投资者,但作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劳动力,工会工人也是其成本的一部分。在财政上实现此类交易往往需要减少工人的健康和退休福利或缩减劳动力。加州工会为何同时成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推动者和对象?在债券发行、养老基金和劳动力的交汇处,与印度或赤道几内亚相比,加州的基础设施推崇的是哪一种自由公民身份?
印度的电力。加州的水。赤道几内亚的基础设施。而每种形式都有不同的融资方式:债务关系、公私合作、国家提供的石油美元以及未来半个世纪的税收。在基础设施融资交易中,价值、风险、分配和人格等经典问题是如何重新配置的?举个例子:当基础设施被理解为一种资产类别时,桥梁、电网、火车或管道本身并不是价值的来源,它们提供的服务也不是价值的来源。相反,价值是桥梁通行费、电费或水价带来的潜在收入,不仅流向私人投资者,也流向作为私有化投资者的国家。同样,任何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都会计算可感知的风险,从而调动人们对印度、非洲和加利福尼亚的特定想象,这些想象与对政治稳定性、人口构成、劳动力成本和腐败程度的评估息息相关。一本在世界各地法学院和商学院广泛使用的教科书(Esty 2004)评估了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科威特石化厂、澳大利亚-日本海底通信电缆、德克萨斯州高速铁路、越南糖厂和香港迪士尼乐园等项目的政治和文化风险。这类教科书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角度对全球化课程进行了反思
除了单个项目的规模,基础设施融资还与经济增长的认知学有关,这种联系与历史在自由主义和帝国的相互构成中是相通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为东印度公司工作时写了他的第一本书(Keynes,1913年),他著名的观点是,降低利率和鼓励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实现经济刺激的最佳方式。2008年之后,凯恩斯主张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的观点再次流行起来,从世界银行到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再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都呼吁在全球北方和南方重新进行基础设施投资。人类学、地理学和相邻学科的研究也转向了基础设施,多米尼克·博耶(Dominic Boyer,2013)认为,这种分析转向可以被视为“人类科学的罗斯福新政(New Deal)——压抑已久的对公共发展主义关切的回归”。然而,博耶和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chell,2011)都提醒我们,凯恩斯主义对战后现代性的怀旧并不能为我们指明前进的道路,因为这种怀旧的前提是,在对中东及其他地区石油的帝国控制推动下,实现无限增长的幻想。在人类世,凯恩斯将何去何从?
随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佛蒙特州和华盛顿州开始认真考虑建立公共银行,还有什么其他类型的金融想象可能成为现实?南南金融实践以及它们可能产生的关于价值、风险和增长的独特政治和文化观念,如何重塑自由主义和帝国的概念?南南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是否会产生自由主义的财产公民权和人格概念?它们还会产生其他影响吗?随着印度煤炭公司在莫桑比克收购煤矿,中国和埃及的半官方机构在赤道几内亚争夺合同,还会产生哪些社会金融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重新思考基础设施融资将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本身?
参考文献
Boyer, Dominic. 2013. Discussant comments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Infrastructure” sess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November 23.
Esty, Benjamin C. 2004. Modern Project Finance: A Casebook. New York: Wiley.
Keynes, John Maynard. 1913. 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London: Macmillan.
Mitchell, Timothy. 2011.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New York: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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