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国际系列讲座
2024年10月16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国际系列讲座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顺利举办。都灵大学原副校长、哲学系教授、本体论实验室负责人莫里西奥·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都灵大学哲学系教授提兹娜·安蒂纳（Tiziana Andina）、萨莱诺大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教授、人文与社会研究实验室负责人马西莫·卡罗里斯（Massimo De Carolis Di Prossedi）、罗马第三大学副教授达里奥·詹蒂利（Dario Gentili）、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哲学家、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莫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等学者受邀座谈，系列讲座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南京大学哲学学院蓝江教授、周嘉昕教授、康加恩副教授分别主持。
上午9时，莫里西奥·费拉里斯以“网络福祉——关于数字福利的宣言”（Webfar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Well-Being）为题展开座谈，讲座由周嘉昕教授主持。
费拉里斯认为21世纪的福利将消费和生产视为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生产是为了将来的消费，需求是消费的古老民主本质。在一个生产日益自动化的世界里，需求因不能被自动化却构成生产的最终目标而变得具有决定性。从这个意义出发，关注需求而将消费置于次席不仅是内心的渴望，也是一条基本的经济规律。网络福祉是数字福利的一种形式，区别于传统福利仅涉及现有价值的公平分配，它以承认网络创造新价值的这种可能性将需求而非价值置于社会的中心，在当下，进行交易、消费商品、追求利益等人类特定的生活形式通过转化为数据而得到自动固定，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人类的需求、思想和行为，而且产生了一个新的自主的领域，一个丰富而有前途的领域。
上午10时30分，提兹娜·安蒂纳以“对环境的本体论反思”（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environment）为题展开座谈，讲座由周嘉昕教授主持。
安蒂纳首先做出一种理论假设，即关于跨代际性的考虑有利于评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一个跨代性的典型案例，该领域中涉及的每个社会主体都典型地执行具有跨代特征的行动。“跨代行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观察成果：第一个是，后代作为一个虚构的实体，不能给予任何形式的同意。第二个是，作为一个虚构的实体，后代的本体论地位设想了从潜在性到现实性的过渡，并且认为他们是跨代行为完成的必要条件。一旦社会行动者成为跨代行动者，延迟并不是一个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立场。尽管气候一直在变化，保护气候是一项将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义务。就当前而言，关注不利气候变化及其有害影响的学者和立法者需要考虑“共时正义面”和“历时正义面”两个层面，以期在气候问题的有限范围内，使我们能够朝着保护地球及其生物多样性这一重要目标迈进。
下午14时，马西莫·卡罗里斯以“塑造世界意味着什么？”为题展开座谈，讲座由康加恩副教授主持。
卡罗里斯以海德格尔本体论三个基本原则为引并提出，形成和塑造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理解整个现代欧洲哲学，而且有助于重建现代欧洲所阐述的整个文明模式及当前危机的根源。卡罗里斯根据乌克斯库尔的研究，指出相比于动物封闭在有限环境中、匮乏于世界，人类要求从混乱、长期的不安全和极端的不确定性中建立和得到保障成为一项普遍任务。西方传统中，对这一任务的两种不同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制度世界秩序的危机，并希望找到应对危机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文明被认为是一个生态，一个人工的和有限的世界，它倾向于主宰外部世界，以其资源为食。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文明秩序被视为宇宙秩序的结果，它越是能够包容其组成驱动力，就越是稳定。在宇宙-政治模式中制度秩序应植根于普遍人类驱动力，但全球秩序中单个国家等参与者倾向于构建人造微观世界，导致现代性两个向量冲突，引发制度危机。世界主义模式与分裂模式相互对立，当前体制秩序危机是两种模式紧张和冲突的表现，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包容性和多中心秩序才能对抗破坏性趋势，而跨文化和哲学-政治传统的公开对话在过渡时期能发挥重要作用。
下午15时，达里奥·詹蒂利以“作为症状的极端主义”（Extremism as a symptom: for an alternative to therapeutic neoliberalism）为题展开座谈，讲座由康加恩副教授主持。
詹蒂利首先指出当前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的两种态度，即新自由主义遭受的危机是致命的还是暂时的。事实证明，2007-2008年经济危机催生出新的主权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福柯“社会主义治理术”的破产以及西方国家和北方地区最近的权威政府与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勾结，全部指向了西方似乎正处于一种表面上回归秩序的阶段，甚至是明显的反动阶段。在葛兰西的危机概念中包含一种社会症候学：“危机恰恰在于旧的正在消亡而新的尚未出生；在此过渡时期，各种病态症状会大量出现”，当前危机中显现的最明显症状是日益在西方社会中显现的极端主义，即新自由主义正瓦解那些它曾经利用来获得霸权的民主制度。根据埃斯波西托的观点，制度化实践是极端主义的替代方案。一种制度化实践应当追求激进性。激进的体制不应止步于症状并让其可容忍。用葛兰西的话总结，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过渡期将结束：旧的最终得以消亡，新的得以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