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彪佳日记 1643 癸未计典——明代最后一次政治斗争

上

1642年秋天，祁彪佳40岁，已过了不惑之年。距离1635年他辞职苏松巡按御史，已经7年，意味着，他已经远离官场好多年。

七年中，他失去了长子同孙，也为年迈的母亲送终，还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园林，名叫寓园。

年少时热爱戏曲，中年时痴迷造园，彪佳以为，他会在这座精心构建的山水中与妻子商景兰终老余生。

一封书信，因为北方战乱而姗姗来迟。

朝廷下了命令，令祁彪佳出任河南道掌道御史，入京主持官员计典，不容推辞。

同年徐石麒时任刑部尚书，1643年癸未大计，河南道掌道御史无人出任，他想到了祁彪佳，并在书信中略带嘲讽又实为激将的说道：若耽情蕙帐,流恋药房,惟知怀土之安,不顾国家之急,甚非所望于老公祖!

彪佳这才意识到，从1632年考授福建道御史，他已经栖身于都察院10年，与他同时入台的同事们早已升迁，成为朝廷要员。而他，从20岁考中进士，从推官开始，这十年，都只是一个七品的御史。

这十年，都察院风云变幻，他的岳父商周祚，老师刘宗周都曾成为最高的都御史，而他却不曾想要复职。

十一月十三日，祁彪佳别过亲友，将家中事务托付给夫人商景兰，发舟北上。送别他的有倪元璐，陈子龙，黄道周。

一个月后，祁彪佳到了淮上一带，因为兵警道梗，人心惶惶，交通阻断，不得不徘徊停滞。

北上的人越来越少，百姓都在往南走。一起同行的友人劝他不要继续往前。

祁彪佳遣返了一些随行家仆，写信给家人报了平安。

事实上，战事越来越紧，北有李自成，南有清军。乱兵时不时从附近掠过，许多城市破败不堪，民居田舍荡为平地。

当时的淮扬巡抚史可法告诉祁彪佳，为他找到了住的地方，可以暂时住在淮上，伺机而动。

在淮上，彪佳还遇到了一个朋友，张岱，是同乡，是好友，还是亲属，张岱当时在淮上探访长辈，正好遇到北上的彪佳，见他犹豫不定，便陪他占卜求卦，与他喝酒消愁，还赠了《金汤十二策》作为应对计策。

不召，且当赴；义之所在，死生以之。况有朝命乎。 祁彪佳骨子里仍是忠君的，他还是决定北上。

他自知文官势单力薄，便向史可法请求了护卫，穿上了戎装，带上了兵器，很多个晚上都在星月兼程的赶路。

路上遇到大雪，寒风刺骨，同行都冻僵了，他们就去找人家买薪火取暖。途中，他肚子又开始痛了，甚至腹痛欲绝。很多时候，吃不到午餐，只能露宿在破屋之下。许多次，他和清兵擦肩而过。

他见到逃难的男女从天津过来，向他们打听南方何处可去，这里邸报都收不到了。

沿途所见，离乱之景，伤心惨目。民心惊慌，初苦于贼，继苦于兵，百姓看到他这个南方来的官员，又惊又喜。

十二月初四日，祁彪佳终于到达京城。初五日，他面见了崇祯帝，正式履任。

当时京城内外谣言纷纷，民心崩溃，见到从江南而来阔别十年的祁御史，还以为他从天而降。

祁彪佳脱下戎装，穿上了暌违许久的官服，向困守在京城的官员们讲述途中见闻，稍稍安定了人心，但好景不长，他听到了左都御史刘宗周被革职削籍的坏消息，这意味着都察院没有了可以支持他做事的长官。

彪佳更不会知道，面前的这一场癸未计典，不仅是明朝最后一次官员考核，还会引爆明朝最后一次政治斗争。

下

1642年的除夕，祁彪佳与幕客陈长耀一起在北京度过，举杯贺岁间，彪佳不免感叹，这是他在北京过的第四个除夕了。

第一次，是1621年，年仅19岁的他赴会试，来年春闱，得中三甲进士。长安道上，一时竞相观看这位弱冠的青年俊秀。

第二次，是1631年，他为父亲服丧完毕，进京选官。

第三次，是1632年，他考授为御史，授福建道监察御史，协理户部事务。这一年他迎妻子商景兰自绍兴北上，一家团圆，年末，得第三子，班孙。因为当时正在侍班，妻子临盆在即，无人替换，等彪佳回家，儿子已经诞下。便取名班。

1643年元旦过后，祁彪佳立即着手准备计典事宜。

计典就是明代官员的绩效考核，分为京察与外察。

京察针对在京官员，六年一次。四品及以上官员，需要对皇帝直接陈述功过，然后得到考核评定。五品及以下的官员则是把功过记录下来，交给考察官员评定。

外察针对地方官员，他们的功过册（计册）要经过层层审批：州官初考——府官——布政司——按察司覆考——吏部终考

层层复审后，计册会送到京城，交给考察官员终审。

祁彪佳这次主持的是外察，也叫大计，针对的是外地官员。 考察由吏部，都察院，河南道掌道御史共同主持完成，决定官员的升迁和贬谪。

1642年末，因为战乱，交通阻碍，各地计册延迟送到。彪佳十分担忧，甚至自责，280年的职掌从我开始堕落了。直到1643年正月，各地计册陆续收齐，彪佳着手批录。

这一年的考察官员变动也大，先是彪佳的老师左都御史刘宗周罢官，继任张玮多病，二月去职，不久竟病逝。到了三月，毛士龙入都察院负责外察。然而此人能力有限，祁彪佳在计典中多次反映问题，毛都是唯唯，只是应承，不予解决。

这期间都察院计典事务多责河南道分理，彪佳“处势孤，自任益厉”。幸好，吏部科道官吴磊斋是一位能官，认真负责，尽绝情面。更重要的是，他是祁彪佳1622年同榜进士，是同年，还是浙江同乡，1623年，两人一起骑马进京选官，都授予推官，1632-1633年，也曾一同在京城做御史。履历极为相似，性情极为投合。吴磊斋亦景仰刘宗周为人，向其请教学问，追随蕺山学派。

所以，这一次执掌计典，他与彪佳戮力合作，坦诚相待，两人多次走访各部官员与各道御史，收集评价，填写访单，最后汇总成考核意见，经过吏部最终评定，决定官员的升与降。

计典事宜持续到1643年的四月二十八日，考核完毕，祁彪佳在日记里写：重担为之少释。

但少释，并不意味着全释。这期间，祁彪佳大病一场，他因为腹痛，号叫彻夜，几不能生。病是生理疾病，也是心病。

这场心病的引发与时任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有关。

计典完毕，照例要升迁官员，各部旧例外转二人，吴昌时竟然安排外转了八人。

六部之下有六科，六部科官与十三道御史，合称科道官，也就是所谓的言官，属于都察院管理。

科道官都以内部升迁为荣，外转为耻。而吴昌时为了一己私欲，违规办事，还不与当事的河南道掌道祁彪佳商议。

祁彪佳于是上疏弹劾：

顷闻文选司郎中吴昌时扬言于外，谓衙门御史，顿有外转六员。 内惟二员经堂官毛士龙与臣商酌咨送，其他四员则绝不知也……

当然，祁彪佳弹劾之前，并非没有和吴昌时交涉，当众斥责无用，又会同各道御史与吴昌时对峙，激烈到几乎要打起来。

吴昌时依附周延儒，背后有靠山。周延儒是当朝首辅，还是东林派器重之人。

祁彪佳并不热衷于结党攀附，虽然他岳父属于浙党，而老师刘宗周是东林。

祁彪佳与周延儒首辅确有一段不愉快的往事，1634年他巡按苏松，处理宜兴民变，处理对象中正有周阁老家的奴仆，彪佳依法秉公治罪，并未通融情面。等他回道考核，明明政绩极佳，甚至有苏州百姓进京祈求他继续任职。但最后的考核结果是降级降俸。

1635年，祁彪佳以身体多病为由，辞官归乡，至此家居七年。

回到主题，此时非彼时，祁彪佳要维护科道官的权威，履行职责，势必要纠正吴昌时的违规行为。

他与吴磊斋首先上疏，身后有六科官员和十三道御史，以及被罢官的老师刘宗周的支持。

但此次并未引起崇祯帝太大关注，但后来陆续有人上疏弹劾，说吴昌时结交内官，勾结阁臣，这些内容则让崇祯大为光火，无法容忍。吴昌时由此而系狱处死，周延儒亦被勒令致仕。

关于吴昌时之死，史料另有记录，1643年7月24日，崇祯帝亲自审问，施以酷刑，吴昌时双腿骨折，当场昏迷。当时在现场的吴磊斋感叹：我朝气数尽矣。

这便是明末最后一次大型政治斗争的由来，起于癸未计典，科道升转之争成为诸党势力的角斗场。此事不独崇祯一朝，却成为了明朝最后一次政斗。

不久，祁彪佳完结工作，上交了河南道掌道御史印鉴，领取了南京畿道印鉴，准备启程南下返回绍兴，他甚至不再想做官了。

按照规定，计典事毕，他是可以升为小九卿的。

彪佳对京城与官位似乎毫无留恋，病中，他都在思念家乡的桃花，故乡的寓园，以及家书中盼望他及时回家的妻子。

1643年8月16日，祁彪佳拜别北京的朋友，倪元璐（年初到达京城），吴磊斋，曹溶等友人，张帆南下。

他离开那天，看见西山有雪，仿佛是灾变的征兆。

1644年3月19日，北京陷落，崇祯帝煤山自缢，倪元璐与吴磊斋亦自缢殉难。

关于这次计典，推荐祁彪佳的徐石麒曾说：“世培若至,其风采自可与磊（吴磊斋）兄颉颃”

后人评价：时共掌科事者为吴公磊斋、冢宰为郑公元鹤，皆清正不阿，先生又虚心，不轻折人名爵；至平日盗虚名、负奥援者，则不得幸免焉。事竣，问遗莫敢及其门，一时号肃清。

然而这挽救不了岌岌可危的大明朝。

1644年8月，时任南明苏松巡抚的祁彪佳，见到了好友吴磊斋的灵柩南下。

他想起磊斋在信中曾说，要到他的寓园来做客的。

1645年，闰六月初六，祁彪佳徐步廊下，星光微明；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已焂忽一世矣’！随后，自沉于寓山水池。时年四十四岁。

文中所提：刘宗周，史可法，徐石麟，黄道周，陈子龙亦先后殉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