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
我们住在花园街拐角平房里的时候，周末常常在团结浴池洗澡。现在的大众澡堂和从前一样，蒸气房里用冷水浇热石头产生大量热气。通常认为搓澡前要把人由内而外地烘软，特别是下雪天，大家在蒸气房呆上半小时，呼吸着由于寒冷而显得格外珍贵的水汽。我们上初中将学到的化学反应，把人们从一块块僵硬、下垂的肉吹成热气腾腾、柔软强韧的身体。
零五年团结浴池门左边修起几根巨大的黑色铁制管道，模型浇铸的表面凹凸不平。这些暖气管无时无刻不发出闷闭的震响，像太行山沙场的大货车轰隆隆轮流开过管道内部。每辆车都因为不堪重负发出精疲力竭的轮胎蹭地、排气管颤抖声。我一直坚信这些管道有一天会爆炸。当我提着澡篮走进走出团结浴池，这种恐惧紧紧攥握着我，巨大而持续的震动输向某个地方，管道终于会承受不住鞭打而崩裂。那时滚烫的热水会把澡堂周围所有人烫死。现在我知道我恐惧的其实是无止境。那些管道呈现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段路程，一个经过，由于窥探不到终点我时时揣测它是否能容纳如此巨量、狂暴的热气。最好的结果是，我想着，这些管道蔓延过城市，慢慢爬过公路，延伸到太行山更北的平原上。管道不是最终输入某一个或几个地方，而是输向平原，这意味它们在最后只需要一个断面，不再接续的切口。白艳艳的热气只有立刻被原野消化才让我感到安全。
我是不是恐惧所有看不到终点的过程呢，那么最令我惊恐的其实是人生。正因为命运彼端是绝无意外的死，我才更觉生命多么漫无目的。我总忍不住幻想经过我的每个段落，窥测至少是一小时的终点。有人坐在我们的小桌上吃饭时，我观察他们吃饭的神态、谈话、姿势，从人吃最简单粗糙的食物中能看出许多前因后果。那个骑二八自行车，把孩子放在后轮焊上去的座筐里的苍白女人，她下车的姿态像一朵迷失的百合。她侧身时脖子伸得高高的，无意识地轻微摆动，青白的血管毫无生气。她要买两块五的饼，我掀开白布，用铝夹往电子称盘上夹饼。那么这是她和那个同样茫然沉默的孩子的晚饭，合上袋子前我往角落夹了两把咸菜。她身体上飘着可衡量的因果，魔咒一样无法摆脱。大部分人，当然不能期待我们的客人能展现出惊人的美德，都在吃饭时别过拇指挠挠后背，用力嗦一次性筷子的末端，掏出油腻腻的钱。这些动作适配于我的青春，他们的中年，和一些飘落的晚年。坐在我们被无数屁股磨得圆润的矮木凳上时，我不知道我其实早就窥探了世界的本质，这些动作是人最后的界限。事实上你看，它们并没有那么糟。它当然有更体面、威严、合理得多的形式，但我们也这样渡过它，活过来了，不是吗。
在我最早被世界带领进入它的内部时，我不知道这里到处都是界线。很多场景再跨过去一步，人就不再被称作为人，至少是成了社会的幽灵。我们在线上浮浮沉沉。被汗水、眼泪、口水洗刷到透明，松散，渐渐就看不清楚了。不是我们看不到线，而是线再也看不到我们了。它无法再打捞，溺毙，审问我们。你把腿放上来，他的手烂在下面，你把她的眼睛抬起来，她的嘴停在过去。我们这样溃烂着，没有人想给我们抹上药膏。如果确实有什么人想使我们变得看起来整洁文明，喷在我们身上的是杀虫剂。
零八年夏天，晚上收了摊父亲带我们在柳树下等公交回家。母亲给我买一根绿皮红豆沙冰糕，正在我啃它的表皮时，远处开来一辆摇晃的空旷公交，昏暗中看到父亲准备上车的动作，司机在距离我们三步的地方朝父亲快速摆了一下手，意思是他已经收车，接着快速从我们身边开走。往常一定会上升到咒骂的没坐上车，由于司机挥了一下手，他使我母亲和父亲久违地感受到亲切尊重，他们惊喜地重复着，赞叹着司机的动作。事实上是司机在界限内认出了他们，于是向他们挥手，就像他们是三个正襟危坐，富丽堂皇的人。
由于父亲母亲在背井离乡的此地有一些称得上体面的朋友，我常常被那些毫无遮挡的亮光照得萎缩，照得瞠目结舌，满腹疑惑，恍入梦境。在很少一些时候，我们也能扮演那些游刃有余的光景。我把这些过量的灯光遗忘在心里。就像零九年除夕夜里母亲忧郁地坐在昏暗的房间织毛衣，父亲不知道去了哪里，她急匆匆打发我和朋友出去捡炮筒。我和朋友溜进小区，在每栋楼下垃圾桶旁寻找炮筒时，我假装忘了其中一栋楼上住着他们明亮灼人的朋友。
那些人，和我共用一个垃圾堆的人们，也被我扔在身后了。垃圾堆边的公厕多么肮脏，我们也都熟视无睹地进去。母亲厌弃，看不起，也许还有点嫉妒总是半夜来我们家买凉菜的美丽年轻女孩，她多多少少向我们暗示过穿成她那样的女人都是卖身体的。她常穿一条黑色短裙，裙摆大而蓬松，镶了几排亮晶晶的水钻。有天吃饭时，母亲从公厕回来，带着一点兴奋说，我刚刚在厕所遇着那个女的。我故意尿得很使劲儿，估计溅到她身上了。
好了，好了。说出这句话，我对这个社会没什么可解释的。
十月中旬，凌晨两点南京开始下雨。雅歌要给集成电路博士煮方便面，从酒架后面掏出一口小锅。吧台干净温暖，最后一批客人一小时前已经离开。博士坐在高脚凳上，向我们分析过去的情感经验，被婉言相拒的次数太多，这是因为我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太低了，他说，我们应该警惕资本主义。
下飞机时刚过九点，临时起意，买好机票背两件衣服出门时，我无甚期许，连酒店也没有订。南京地铁开过毛毛雨中的荒草野，树叶上秋天踩过或轻或重的脚印。城市地铁有氛围的差异，除了没有人穿拖鞋，南京地铁也比深市高许多。挺拔而不笔直，到了穿薄毛衣的季节，有股煮沸的老旧白开水味。南京人说我们不是旅游城市，是六朝古都，也体现在街道积尘，高墙幽绿，老而不哀上。
漫无目的，于是在翠屏山站下地铁，因为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山。其实没有山，索性骑车行过巨硕梧桐默立的宽阔街道。北地故乡的梧桐远比不上这些粗厚。随风而逝里，工程师开进伊朗明媚的高原坡地，电话里的人说村子在一棵巨大的树下。能有多大？山坡上到处都是大树。车子拐过两个山脚，噢，大家望着窗外的山顶说，确实是棵很大的树。
这样时空跌落的景别多令人沉醉。手臂一伸，抓起的是连骨带皮的命运。一百年足以用一棵树言说，掉落的梧桐叶的脉络连起来是历史的纹理。
骑到爬山虎密生的立交桥下的公厕，看到左边围墙空地深处有一道斜坡。空地里边是公交总站，斜坡上去有座雪白圆门小庙，叫建初寺。寺里飘着零星人影，跪在偏殿棉垫上久久发愿，泥塑天王像从脚到冠崩裂无数。宝殿两侧立着两个一米高的莲花石台，石面钻出一个小孔，各斜插着一支香。香倒向佛殿，斜斜劈过朱红木柱，烟断线般朝房梁逸散。这庙有过香火旺的时候，殿外窗户边两个木架上挂满许愿牌。但红线勾丝廉价，粘稠的词语层层褪色。
鸡鸣寺昏黄的墙壁前，燃出的香几乎是迷雾，人四方做拜，煞有介事，像跳舞似的。奥尼尔说，雾可以把你跟全世界彼此隔绝，雾里什么都是真真假假的，没有人能找得到你，碰得到你。全世界的人可以从我门前走过，我也不会知道，我希望永远就这样。
我许久不拜佛。从前在寺里闲坐到傍晚，听唱经声出神的日子也长久不过了。朋友把寺里一块度一切苦厄的匾做背景图，大愿当头，却是颓靡。
我用雅歌的相机给她拍照，相机昂贵复杂，我只会放大缩小。趁她煮面的时候，拍她逆光下的剪影。最后的成片里，雅歌和我喜欢的照片全是两样。我最喜欢她闭着眼睛，右手悬在半空向上，手指像花朵，我指给她看，你手心好像有螺旋向上的精神。这张照片里她黑色的轮廓贴近镜头，昏黄的酒架自身体向后延伸。她喜欢我开闪光灯拍她洗酒杯，强光让她的头发、侧影和脊背显得遥远，纤细的玻璃山颓废地堆叠着。这张看上去我很温柔，脸小，发质也很柔顺。她说完，我们四个大笑起来。雅歌是漂过的金色发，我喜欢的那些暗光轮廓里，发色、肤质、胖瘦并不可见。我认出的只有她，所以我说，这张很美，不是吗？照片里有的只是你。
有关影片，我今年多出许多心得。有天把去年的照片调出两个色调，一张放在屏幕，一张在背景。朋友见了幽幽地说，你知道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吗？我说这是出于无心，朋友摇摇头。她说第一张像水淋洗过，斑驳凋零，你站在那里，好像一擦就会掉。虽然主体分明，但被一层很薄的雾气涂在周围。它看似没有背景，是空的，但因为你的主体在，所以它有了背景。竖纹像旧空间，水洗像灰尘，也像灰蓝色的雾。第二张是你走到锈红的铁门前，你是分离的。我张口无言，来回想那些她做的关于我的梦。
在南京朋友和我坐轮渡。起先我们去莫愁湖，和玄武湖西湖都无甚区别。水面银白，荡着几小只野鸭，大有蒹葭萋萋的迷离味。我们坐着，说起光滑、洁白，出离的人。朋友看透我试图衡量人性尺度的终极是独裁暴君。我说也好，我独裁着自己。从公园出来吃过晚饭，我带朋友到雅歌的酒吧。雅歌雅歌，我叫得这样亲密熟悉，其实我在到南京那天傍晚才认识她。雅歌也或许不是她的名字，只是她信仰的教义中一个词语。我骑车在街道上打转，想到一家评价不错的酒吧，转了几圈找不到，拐弯到另一条路上。那时候正是黄昏，我看到一面开四分之三空窗的墙，左侧是玻璃门，里面有暖黄的酒架。我走进去的时候雅歌坐在吧台椅上喝咖啡，我以为她是客人，她站起来说，坐，想喝什么？
雅歌的酒吧白天是咖啡馆，咖啡师见我四个夜晚坐在这里大聊，最后一晚送给我两袋咖啡豆。他在袋子角落上写：花香、荔枝、蜜瓜、草莓。我和朋友们挨在一起讲话，凌晨三点大家圆坐在空地，新人旧人影影绰绰。两点的光景有个长发眼镜说，你长得好像韩国人。他向旁边两个准备结帐离开的客人求证，她们纷纷点头，最终三个人找出三张完全不一样的韩国人照片给我看。客人说她家开了饭店，欢迎我们去吃，大家笑着告别。
今年和许多朋友在许多地方讲起自我构建，它不必华美崭新，也不必完整充盈，无所谓体面周全。我只是想明白你，所以它不是答案和结局。
这是我生命的基本逻辑，如果自我崩塌，对我就是万劫不复。于是在此地或远方听人的声音、气味和轮廓，构想大家的生活逻辑，以此探索自己。游刃有余，从容不迫，多么美妙的两个词，我和朋友说，人们不知道我要花多长时间才摸得到它一点影子。
最后一晚南京下大雨，九点我撑伞先送学生朋友到地铁站，一路上水流汩汩。在门口拥抱时，我们说一句蹩脚的法语祝福语。我们像两个真正的法国人，朋友和我笑起来。
我记得澡堂里的很多身体。第一个是零六年读高中的女生。她非常漂亮。当时团结澡堂只有几个人，我蹲在红色塑料水盆边，呆呆地看着她。她头发还没解开，梳着高高的马尾，左手撑着腰，稍稍驼背站在一半水流里。她正望着墙壁上一个地方发呆，所以没注意到我大睁眼睛，凝视她纤细雪白的四肢。她弯着腰，好像随时要起跳飞奔而去。另一个是棉花澡堂的新搓背师傅。她至少有一米七三，皮肤是健康光泽的铜色，年龄不过二十八岁。用母亲的话说，是个年轻能干的媳妇儿。她显然对帮别人搓澡这件事很不熟练，带着一点害羞、迟疑，请人躺到皲裂的海绵床上。她怕伤到客人，所以动作轻柔，这招致了大家柔和的嘲笑。她们问她，谁都像你一样皮娇肉贵的？搓澡不使劲儿，钱不是白花了！还有许多发胖，干瘪，矮小，残缺的身体。每当我踩着不分左右的硌脚红色拖鞋跟在母亲身后走进澡堂，目光里除了她扁平宽阔，有小红斑点的屁股外，依次而过的是陈列在界限上的一扇扇人。
从澡堂出来的每个人，身上指尖都打起泛白的褶皱。这些新鲜美好的，状如花朵的褶皱，预示着我们每周一次地，再度变成干净轻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