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犯罪与叛乱

谁想起张爱玲和她的出版商的时候不会想到罪犯？但在我钟爱的现代诗人面前，我对她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见前文《张爱玲与网络水军的戏仿》。

如果作家、出版商绝大多数不是麻木不仁的罪犯，那为什么他们不敢相信尼采是诚实的呢？尼采正是那少数几个被宣告无罪或赦免的。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尼采这样的阐释者，人们还是会把自己的肤浅、笨拙、迟钝、短视、偏听偏信和缺乏洞见造成的一无所获归咎于尼采的不好理解，不容怀疑的、可以直接领悟的是商业化。很多人都过了三十了还不知道那个底线在哪儿，不知道判断依据在哪儿。今天，如果一个人的朋友是皇军，他也不会有任何感觉不适，又有什么判断依据？

在2015年注意到尼采关于“人们应该将作家视为罪犯”的观点后，它就成为了我的斗争路线。我从济慈和史蒂文斯的诗中也看到这了这种斗争的线索。他们和诗歌的叛乱者斗争。

叛乱罪难道是可思考的吗？人如何能够思考一个身体会不惜毁灭自己而欲求一种能首先操纵自己然后借其操纵世界的权力呢？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的史蒂文斯写出了伟大的诗歌，因为人的情感的极端化就是献祭仪式性质的叛乱，而且这就在他说的音乐中。什么是音乐？叛乱的战鼓也把自己当音乐，但真正的音乐带着情感色彩思考叛乱。这正是因为有比控制更优越的力。艺术的力量最终能思考反动的力量，从而促成了健康的健忘，反动消解于其中，被高处的目标冷漠以待。这种叛乱对玛丽安·摩尔来说，总会被艺术、音乐的掌管者太阳超越。

济慈的《夜莺颂》是给夜莺定罪的，当然是写作的法西斯罪行——死亡是美的母亲。

在以古法语“此为圣女乌尔苏拉与一万一千个处女的肖像”（教士的抄写错误，当为11名）为题的诗中，华莱士·史蒂文斯讽刺了这种献给仁慈的主的写作：她说：我的至爱，在你的祭坛，我已经献上了 雏菊和罂粟，还有玫瑰……没人能看见，我奉献一份祭礼，在草地上，是小萝卜和花朵。这比匈奴截杀的11名处女还要多，就是这位诗中的乌尔苏拉后来真的成为了给仁慈的主的祭品。

“她哭了/生怕主不会接受”，“仁慈的主在祂的花园里寻找 新叶和暗色调，而它们全是祂的思想”……——“这并未写/在任何书中”一万一千个处女以花朵和小萝卜的形式被献祭给仁慈的主，这只是她的一份自我感动，主也真的颤抖了，但深知这不是天堂之爱。由于这事儿没写在任何书中，告诉人们这是突破底线的，所以伪君子就认为这也不叫事儿，出版继续繁荣。

在写作中献祭一万一千个花朵、小萝卜、玫瑰、雏菊在史蒂文斯看来是突破底线的禁术。

史蒂文斯会把大屠杀和皇军对女性的行径写成一个女黑鬼（《提灯笼的处女）），也就是令其性转以减少其超雄合理性，暗示：侵犯方为什么总是认为自己作为男性取得了对女性的奴役式胜利，并且这胜利是保存在男性的亵渎的姿势中的？在那里的是个女黑鬼罢了（同样的手法也是艺术家马克思·恩斯特使用的，例如他的《伪教皇》）。

也可以参考动漫《魔女与野兽》第4、5集。法西斯主义从死亡那里保存“生命”和“记忆”禁术，让一个既不可能神志清醒地存活又不可能等待灵魂转世的虚空地狱诞生了。和史蒂文斯的《提灯笼的处女》一样，《魔女与野兽》4、5集里也出现了一个灯笼，“在那些补生保养不佳而神志不清的人眼中，它比任何事物都要耀眼”，史蒂文斯的诗的结尾是“她虔诚的出行，会给一个女黑鬼的守夜注入这般强烈的能量”。作为禁术的写作是必须被禁止的。

学术界的戏剧性转折往往体现在其“内政”切割，切割属实无关痛仰，因为换汤不换药，就和人改宗换血一样难，这就像大学那些官僚，处理了犯罪分子，再培养出来的还是同样的人，这就是道德说教的两面性，反观史蒂文斯的诗，就是干脆彻底地和献祭的历史断开了，让它只处于自己的闭环中。

沙织，2024.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