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诗，必然性与可能性

共产主义是一种固定化，或者，至少可以说有一种内在的、潜藏的固定化倾向，因为它包含一种“如果不怎么样是不行的”的要求。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之下，仍旧自得其乐，不问政事，享受各自生活的可能（想想那些热衷于钓鱼和游船的挪威人，他们从不像美国人那样热衷于政治辩论，只是享受各自的生活）。然而，一个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大概会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因为革命还未胜利，你竟在此享受；这样的快乐是虚假的，只有推翻资本主义获得无产阶级的全盘胜利，那时的快乐才是真实的。

就是在这里，共产主义包含了一种固定化的标准，一种必须这样、非此不可的冲动，一种对于“真实幸福”的定义，一种定义的权力，一种权威——这权威不必然是具身化的，可以是超越的，黑格尔式的，目的论的，信仰的。而从这种意义上，共产主义就是反诗意的——因为，诗意可以存在于任何地方。哪怕是在资本主义的圈套里，那最黑暗的地方——或者说越黑暗的地方，就越有重生；越是在被压迫的地方，越是在日常秩序极端稳固的地方，那小小的突破就越发可能。诗意就是这样产生的。

共产主义是反诗意的；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诗是反动的（因此共产主义的哲人王理想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

可是，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诗意的产生，恰恰源自于对秩序的微小突破，恰恰源自于对那个安定的家园的不满足，源自于冒语言之险、冒存在之险（海德格尔语），那么，那最为极端的冒险和突破的可能性——即共产主义，那个摧枯拉朽的，冲破一切旧秩序、旧枷锁的共产主义——又何以最终成为某种反诗意的东西呢？共产主义和诗，究竟是在哪一个路口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分歧乃至悖反？

原因就在于，这种对整个系统的彻底颠覆，不是来自于可能性的实现，而是来自于必然性的担保。

回到这一句：诗是反动的。什么叫“反动”？当反动这个词已经成为俗语，成为reactionary的对等译名的时候，它真正的内容就被掩盖了，它所内蕴着的观念基础就被遗忘。反动，不是那反动派、反动分子，而是“反-运动”——那运动，正是黑格尔的辩证运动，历史与逻辑的正向运动，那个有方向、有目的的运动。这意味着，那“动”是必然性本身。动是必然的；而反动，则是反必然，反对必然性——难道“反-动”这个词本身不就指涉了一种诗意吗？一种对必然性的抗争，一种否定性，对那否定辩证运动本身的、更高一层的否定，一种巴迪欧的纯粹的否定性，一种吊诡地反倒更接近共产主义的东西。如果说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从某种程度上是批判性地借鉴了康德的自由观，即一种不同于受到必然性统治之自然领域的、外于这个被必然性束缚的领域的、理性人的自由，那么共产主义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反倒吊诡地引入了一种必然的、强制的束缚。这不是某种偶然的越轨，而是深埋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隐藏矛盾：因为它一方面要求一种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之消极自由的积极自由（一种康德式的，超越自然领域的自由），但同时却在更大的框架上依循了黑格尔的目的论，一种自然法则的必然性，一种真正的上帝观念，一种信仰的神学（而不是逻辑的神学）。

这冲破便不再是自由的冲破，而是一种基于必然性的冲破，自动的，结构主义式的，上帝旨意的。诗却是真正的存在主义（这存在主义恰恰与主体无关；主体反倒最是结构的产物），只可以遭逢、邂逅、偶遇，绝无任何把握的可能。它不接受必然性的统治，也不接受主体意志的操纵（你不能说，我今天什么事也不做，就在这里努力写出几首诗来）。诗是最完美的可能性，是可能性一词的最完美诠释。

而萨特，那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和存在的双重误解，一个自其发端处就自相矛盾的错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