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巨人一样在狭小世界中走动 ——读尼采《善恶的彼岸》（二十二）何为高尚？
高尚，熟悉又陌生的字眼，带给我们最贴切的感受从来都是咫尺天涯。
从小学识字后不久我们就开始认识它，如果看过一两本《吹小号的天鹅》、《时代广场的蟋蟀》、《艾特熊和赛娜鼠》、《银河铁道之夜》之类的故事，可能在幼小的心灵中更会孕育出高尚的嫩芽。我们熟悉的程度几乎到了要在作文中直白地写出这两个字，仿佛一旦写下就成为永恒，精神将永远与它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尽管其实并不明白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父母的喋喋不休、老师的严厉目光和繁重的作业已经压得我们顾不得许多，而校门口的辣条和冰棒无疑更具吸引力。
随着长大，升入中学、大学，为了显示成熟，我们将高尚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深处，非必要不与人言（恋爱的时候一定要让她知道，尽管婚后某一天有可能被指出相比于权势和财富，前者其实是一种迂腐和借口。那些宁愿陪伴被流放的丈夫远走西伯利亚的妻子毕竟是少数）。于是高尚渐渐变得陌生。这种陌生不仅表现在当我们走出校门、开始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应付生存的时候，我们很难看到高尚的行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忽略它，为当事人找到动机，以证明他们其实跟我们一样无非是为了名声或者钱财，因为人人庸俗不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高尚”——而且我们的心灵已然拥挤不堪，没法给它留下一丝一毫的空间；而且恶人总是横行于世，一个反例就足以颠覆“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常识，而善的反例如此之多，让我们不是仅仅怀疑是否存在善，我们根本就不相信。
这种陌生最终体现在，我们也不会主动去寻求高尚，有人被撞倒，我们远远地看着；有人被欺凌，我们赶紧走开——如果身边的孩子显得犹豫，“不要多管闲事”是铁一般的遁词。我们信奉的是“过好自己的就行了，哪管的了那么多”。如果恶降临到了自己头上，我们有两个武器，一个是“命该如此”，一个是“反正大家都一样，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我们仅仅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仅此一点就证明还存在略显合格的父母），或者口是心非地告诉孩子善良、诚实、正直这些东西是好的——尽管现实常常隔着数千年的时空抽打亚里士多德的脸；或者仿佛大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仿佛失去了什么而心生愧疚，因为人生的意义仿佛突然闪现。
读书人可能更多地在这种熟悉与陌生之间拉扯和纠结，这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不知道一头吃饱喝足悠哉悠哉的猪和一个总在形而上的存在、真理、高尚之中不停发问的人相比，哪一个更幸福。后者似乎永远得不到答案，前者既不需要问题，更不需要答案。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后者一定是个读书人，他免不了会碰到荷马、苏格拉底、维吉尔、普鲁塔克、蒙田、卢梭、尼采⋯⋯，免不了被这些人时时唤起一种高尚的情感，增添一种精神和勇气（也可能是绝望）。这些人当中，尼采无疑是那个最具冲击力、最具颠覆性眼光的人。他的意思是，是否高尚，无非就是想做主人，还是想做奴隶。
我们受到庸俗历史观的影响，一提到主人和奴隶就想到奴役与反抗，主人代表着广大被压迫者要推翻的对象，奴隶一定是被压迫者，需要解放，如此等等。与我们将这一对范畴设定为外在世界——即与我们自身所区别的世界——不同，尼采所意指的只是我们自己。“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如何生活？”这就是“想做主人，还是想做奴隶”的全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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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尚的人就会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并轻蔑地对待他们。我们很快就发现在第一种道德（主人道德）中，“好”与“坏”之对立就等于“高贵”与“低劣”之对立，“善”与“恶”之对立则来自其他方面。他们轻蔑以对的是这些人：那些胆小如鼠的、大惊小怪的、吝啬抠门的、锱铢必较的人；此外还有那些猜忌多疑的、妄自菲薄的、逆来顺受的、奴颜婢膝的人，不过首当其冲的还是那些谎话连篇的人：贵族之中有一个基本的共同认知，那就是平民阶级都是谎话连篇的。“我们这些诚实的人”——古代希腊的贵族们总是愿意这样称呼自己。
首先需要将之悬置一旁的就是，将贵族和平民做历史性地解读。重心在于，奴隶道德没有主宰自己的能力，奴隶害怕那些能够主宰自己的主人，“谎话连篇”因此成为前者的护身符。
⋯⋯高贵的人类认为价值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们并不觉得他人的赞美是必需的，他们认为“对我不利的事情，就可以被认定为恶本身”，他们知道事物之所以可敬正是因为自己，所有价值都是他们的杰作。他们的一切自我认知在自己看来都是可敬的。最突出的是一种满足感，那种快要溢出来的权力感，那种饱胀的幸福，想要将财富赠送分享出去的想法：高贵的人会对遭遇不幸者伸出援手，但是其中不会掺杂或者说几乎没有同情的成分，准确地说这只是一种过剩的权力外溢而产生的欲望。高贵之人会对他们之中掌握权力的人表示尊敬，就是可以对自己使用权力的人，他知道何时该开口何时该缄默，他很愿意严格并且强横地对待自己，更愿意先尊敬那些严格和强横的人。
主人道德就是贵族道德。“价值由自己决定”绝不是相对主义的“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也不是根本不存在什么价值，有的只是利益的取舍，而是“快要溢出来的权力感”。贵族就是轻骑兵上校安吉罗（让·吉奥诺的《屋顶轻骑兵》），他也对不幸者给予同情，那是高贵的、饱含尊重的同情，其中没有任何“同情弱者”的成分。
贵族如同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的沃坦一样，“在我的胸膛里放了一颗坚硬的心”。他们不是为了同情而生，唯一的信条在于：“若人在年轻时不曾拥有一颗坚硬的心，那么他就永远不可能会有。”“有这种信念的高尚者与勇者，跟那些贴着同情、乐于助人以及不计得失道德标签的人刚好相去甚远；这些人有自己的信念和骄傲，他们由衷反对和批判这种‘无私’的情怀，也会时不时小心且有点轻蔑地看到同理心与温柔，⋯⋯”这些就是高尚的道德。
特权阶级知道该如何表示敬重，这是属于他们的舞台，他们在这方面拥有卓绝的天才。对年纪与出身表示出深切的敬重——这种双重敬重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厚古薄今的理念与偏见，是一种典型的贵族道德；反之，那些相信“现代理念”的人类却几乎将对“进步”与“未来”的信念作为一种本能，对年长之人原来越不敬重，将这种“信念”不高贵的出身暴露无遗。⋯⋯具备长久地感激或报复他人（他人即同类）的能力与义务，完全彻底地坦诚相待，对待友情一丝不苟，对手则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就好像这是宣泄忌妒、狂妄以及暴力等情绪的最佳方式，但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友爱他人）。
“特权阶级”、“贵族”在尼采这里都不是被扭曲的而莫若说回归了最本真的含义，前者不是吸食大众骨血、为他们制造幻象的既得利益者，后者也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挥霍先人财富的人。他们代表的是高尚道德，是一战中身先士卒的英国贵族，将荣誉和责任看得比生命更重要。高尚道德信奉厚古薄今，因此施特劳斯主张应该从古典哲人那里寻求现代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它的对立面就是“现代理念”，“将对‘进步’与‘未来’的信念作为一种本能”，相信时过境迁，古人的东西即使不是过时，也完全不适用于现代。正是这个原因，我们谴责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辩护的论调，认为柏拉图过于理想化⋯⋯一句话，那些东西——就像最终被暗杀的五亿探长雷洛——都不合时宜。
所以问题就可以归结为：我们很难认同主人道德，甚至很难发现它。我们被“现代理念”遮蔽了双眼。（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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