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似幸福指数很高的瑞士，他却写出了普通人的“小确丧”
“人人都要应对‘不确定性’：年轻人要处理生活中种种不确定，老年人不得不面对死亡何时到来的恐惧。”
脆弱的爱情、危险的婚姻、迷茫的青年、孤独的老人……瑞士作家彼得·施塔姆（Peter Stamm）的文字冷静而克制，却在简洁、疏离的叙事中，将普通人的欲念和挣扎刻画得纤毫毕现，外界评论其作品有着“足以燃烧的冷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作为瑞士文坛的中坚力量，施塔姆的创作可谓多产，其代表作包括《阿格尼丝》《如此一天》《七年》《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等长篇小说，以及《在陌生的花园里》《我们飞》等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39种语言。
施塔姆曾于2007、2010年两次访问中国，2024年10月上旬，这位荷尔德林文学奖得主再次访华，在沪期间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
“每次来上海我都感叹：这里交通发达，出行便利。在中国，尽管看不懂、听不懂你们的语言，但我总能让别人理解我的意思。这里的人很友好，也不复杂，我认识的那些德语教授非常有趣，他们经常开玩笑，让你感到放松。与此相比，欧洲气氛拘谨，我好像必须遵守1000条规则才能融入社交。”
施塔姆1963年生于瑞士魏因菲尔德，做过夜班门房、会计、医院护理师和记者等多种职业，他曾在大学修习英语文学、心理学、信息学等专业，游历过纽约、巴黎和斯德哥尔摩等地，为《新苏黎世报》《每日导报》等报刊撰写文章。
1998年，施塔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格尼丝》在瑞士出版，翌年获得奥地利萨尔茨堡劳利泽文学奖，作品被选入德语国家中小学生读物。《阿格尼丝》奠定了施塔姆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在这部早年代表作中，故事叙述者指出，他爱阿格尼丝，跟她在一起很幸福，但“只有当她不在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我的自由对我来说一直比我的幸福更重要”。
如何在生活的漩涡中追寻自由一直是施塔姆的创作所探讨的主题，《阿格尼丝》出版20年后，他又创作了与其呼应的《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凭借这部新作摘得2018年瑞士国家图书奖。施塔姆借书中叙述者透露：“现在我才明白，爱情与自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制约，一个没有另一个是不可能的。”
施塔姆的多部作品都聚焦于刻画当代瑞士人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七年》中，他构想了一名男子为欲望纠缠的、危机四伏的婚姻，借书中人物的心理独白，施塔姆给时代下了份诊断书：“他们的道德想象偏向狭隘，但他们理解人性的弱点，准备原谅一切。”
女人看似弱者，但其实她们都很强
南方人物周刊：早年写作《阿格尼丝》时，小说标题直接用了女主人公的名字，多年后与之呼应的中篇《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则用了个相对抽象的标题，说说这个标题的来源，以及两本书之间的关系？
施塔姆：这个标题其实受到加缪《局外人》的启发：当主人公默尔索意识到他会死、会被处决，因为他杀了人，那一刻，他谈到了世界的甜蜜和冷漠，他接受了自己将被处决的事实，既有对这世界深情的眷恋，又带着平静的决绝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这个标题差不多引自《局外人》。
我认为《阿格尼丝》中，小说战胜了现实，因为书中女主人公在虚构的结尾死去，但不是在现实中。但在《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中，女主人公最后表示：我不再玩你的游戏了，我要离开。这一次现实赢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写作《阿格尼丝》时我还是个冲动的年轻人，现在自己到了年纪，我支持现实获胜。
南方人物周刊：“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较量。玛格达莱娜赢得了几乎所有我们后来决出胜负的战斗”（《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男女关系是你一直在写的主题，你觉得亲密关系中经常伴随着这种“争胜负的战斗”？
施塔姆：我也不确定，但至少我喜欢自己书里那些强大、厉害的女人。这个世界上有好女人，也有坏女人。玛格达莱娜不是坏女人，她非常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我看来，大多数女人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中国也是这样吧？女人经常看上去是弱者，但她们并不是真的软弱，我觉得女人都很强大。
南方人物周刊：长篇小说《七年》中，男女主人公的婚姻冲突体现在他们原生家庭的阶级差异。有种说法，婚姻要“门当户对”。
施塔姆：哦，是吗？我觉得在瑞士这不太重要，也许因为瑞士不是一个真正的阶级社会，某种程度上不存在什么阶级。当然我们有富人和穷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属于某个阶级，也许有些圈子不对所有人开放，但没人特别“重要”，也没人特别卑微，或许这也是小国的优势，人人都相对平等。
平等对于瑞士人而言非常重要，如果某个人极其成功，人们就不再喜欢他了，这无形中也成了我们的传统：每个人都保持低调。当然，这也未必是好事，一旦你成功了，就可能招来嫉妒。
我觉得唯一获得成功但不招人嫉妒的瑞士人大概就是罗杰·费德勒了，他很友好亲切，即便已是大红人，他从不骄傲，也不会宣称我很伟大，他总是很谦虚，所以人们喜欢他。他是个超级明星、网球天才，不过我觉得他有些无趣，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回答得很简单，作为记者我可能没什么兴趣采访他。
南方人物周刊：说说你当记者的经历，当时都是做哪些方面的报道？
施塔姆：我们通常选定一个主题，去一个地方待上一周，写作关于当地的深度报道，通常是那类专题长文。很遗憾，现在媒体已经不发表这类深度报道了。例如我以前报道过北爱尔兰的冲突、挪威的少数民族萨米人、巴黎医院里经受战争创伤的老兵、伦敦剧院的校园项目……让我想想，我还做过关于墓地的报道，那个墓地葬着一些无名氏：他们的尸体被海水冲上了一座小岛。
南方人物周刊：早年你曾修读心理学，这段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我发现你在作品中很少去分析笔下角色的心理，基本是让他们以行动来展示自己。
施塔姆：我学过心理学，但我没有完成学业。（笑）比起心理学，我觉得文学更能让我见识人性，某种程度上比心理学显示出更多真实的人性，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一直热爱文学，当初选择心理学是因为我觉得文学要写人、我必须研究人，后来我才意识到学习心理学不能真正帮助我理解每个人，也许它能帮助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但它不能真正教会你读懂人性。人性要复杂得多，我认为文学是描述和研究人的理想手段。
学习心理学时，我曾有机会在心理诊所工作，我挺喜欢在那里工作，你会看到很多异于常人的案例，有几次真是超出我对人类经验的理解，有些是心理问题严重的病人，我说他们“有趣”也许很刻薄，但他们确实很有意思。
现在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觉得孤独
南方人物周刊：你多次提到喜欢海明威，不过阅读你的小说感觉与他的作品风格迥异，不知海明威的创作对你有哪些影响？
施塔姆：在我看来，海明威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不仅仅是创造句子。当我阅读他这些书时，我感觉自己身处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不觉得自己是在读书。我尤其喜欢他那些短篇，例如《雨中的猫》，没什么事发生，但是个很美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没什么事发生，但能捕捉人心的微妙变化，你喜欢挪威作家约恩·福瑟的作品吗？
施塔姆：我没读过他的小说，但我读过他三四个剧本，例如《有人将至》等代表作。14、15年前，他那些剧作在德国很受欢迎。我喜欢他的作品，但有时可能没法领会挪威人的那种冷幽默。我觉得福瑟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读了些关于他的报道。你知道吗？他改信过不同宗教，最后信了天主教，我觉得他是那种敢于面对真实自我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作品？他也以德语写作。
施塔姆：我更喜欢汉德克的早期作品，尤其是那本《无欲的悲歌》，讲述他母亲的真实人生经历，她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桎梏，最终选择了自杀。《无欲的悲歌》蕴含着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语调，在德语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
南方人物周刊：《在陌生的花园里》中的那篇《看望》，对“空巢”老人的心理刻画细腻而温暖，但也能读出她的孤独和无奈，分享下你当初创作这部短篇的考虑？
施塔姆：我想这源自我对母亲生活的观察。当我在创作中提出些问题时，它可能不是来自我自己的生活，而是我从周边生活中了解到的。因为我母亲就面临着这种生活景况，她有四个孩子，我父亲在我年轻时就去世了，在我母亲生命的最后25年里，她都独自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从《这世界的甜蜜与冷漠》的结尾和《我们飞》中的短篇《晚年》，都能读到你对独居老人的关怀，现实中瑞士的独居老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施塔姆：问题在于，他们都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但正如你所说，这更多是一个情感问题，不像中国，有些孩子和父母住在一起，在瑞士这很少见。瑞士的老人都独自生活，有些独居老人寻求陪伴会养宠物，通常是那种肥壮的大狗，因为老人喂养得很勤，给它们吃得很好。如果这些老人无法自理，通常会被送去养老院。
但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因为要写一篇讨论孤独的纪实文本，对此做了些调研。通常就像你说的，我们会想到老年人的孤独境况，但我读到些统计资料，让我感到惊讶：现在的年轻人比老年人更觉得孤独。调研数据显示，在瑞士，18到25岁的年轻人中，有超过60%的人时不时地感到孤独，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只有30%的人感到孤独。我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能更好地应对独处，现在的我就很享受独处，但二十来岁时我不喜欢独处。
南方人物周刊：这些年轻人备感孤独的原因是？
施塔姆：那篇统计报道中没写，但我认为他们过于害羞、没有社交圈，尤其是新冠疫情那些年，对年轻人而言很难，他们现在整日看着电脑、手机，捆绑在社交媒体上，但基本不出门，我们的两个儿子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但我发现我们外出活动比他们还多些，他们的学习、工作都可以在电脑上完成，而我们必须出门，家里没什么动静。（笑）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刚才聊到老年人，与此同时，在《我们飞》等几部短篇中，儿童也是重要角色，说说你对儿童的关注，以及将他们写进作品的考虑。
施塔姆：当我自己为人父母后，我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孩子这样的角色。需要强调的是，作品中写的孩子并非我自己的孩子，但当我为人父母后，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人父母意味着什么？当我成为父亲后，我也开始思考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我觉得这改变了我对自己父母的看法。也许，当我养了条狗，我也可能会写更多跟狗有关的故事。
南方人物周刊：我发现，孩子的形象在你的作品中有时也被女主人公视为某种“负担”？
施塔姆：我觉得创作中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是去测试、挑战一些想法。例如，如果你有个自己不喜欢的孩子，会发生什么？你会如何处理和应对？因为要写一个你爱的孩子并不难，人人都知道那是怎样的感觉，但有时在你的生活中，如果那个孩子开始惹恼你，你会如何处理？我觉得去想想这些问题也挺有意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