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pedia条目翻译 - 阿图尔·尼伯

出生日期：1894.11.13

出生地：德意志帝国，柏林

死亡日期：1945.3.21

死亡地：纳粹德国，柏林，普勒岑湖监狱

死因：绞刑处决

受害者人数：至少45000

犯罪时期：1941-1944年

犯罪地点：白俄罗斯、德国

军旅生涯

效忠于：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

军种：德意志帝国海军、党卫队

服役时间：1914-1918年、1931-1944年

军衔：党卫队集团领袖

单位：刑事警察

曾指挥单位：帝国刑警办公室（Reichskriminalpolizeiamt/ RKPA）、别动队、国际刑警组织

参与战争：一战

荣誉：一级铁十字勋章、一级和二级双剑战功十字勋章

职务

· 刑事警察总长（1939-1944年在任），前任：他本人，职务为“帝国刑警办公室主任”，继任：弗里德里希·潘辛格（Friedrich Panzinger）

· 国际刑警委员会主席（1942-1943年在任），前任：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继任：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

阿图尔·尼伯（Arthur Nebe）是一位德国党卫队官员，在纳粹德国的安全和警察机关曾身兼要职，自1941年起参与指导纳粹大屠杀。

尼伯出身于普鲁士警察，于1936年成为纳粹德国刑事警察（Kripo）领袖，刑警于1939年并入党卫队国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RSHA）。在1941年入侵苏联行动发起之前，尼伯曾志愿出任党卫队4支机动处决小队之一——别动队B的指挥官。别动队B被部署在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军区（Rückwärtiges Heeresgebiet Mitte，位于今白俄罗斯境内)；至1941年11月，该部队已杀害45000人。1941年末，尼伯被派回柏林，继续在RSHA工作。1944年7月的刺杀希特勒行动失败后，尼伯被告发，最后被处决；在此之前，他一直担任刑警领袖。

战后，一些幸存的政变密谋集团成员曾针对尼伯的生涯以及其在七月二十日密谋中起到的作用发表辩护性言论，他们将尼伯描述成职业警察、勇于献身的反纳粹主义者。很多史学家对此表示怀疑，称尼伯是个机会主义者、大屠杀实施者，其动力来自种族主义和事业野心。

二战前

警察生涯

尼伯于1894年生在柏林，其父是个教师；尼伯在一战期间志愿从军，服役记录优异。他在1920年加入柏林刑事警察。他于1923年晋升为督查（police inspector），于1924年晋升为警察总监（police commissioner）。

尼伯是个保守派民族主义者，在1930年代欣然接受国家政治右倾。1931年7月，他加入纳粹党（党员证号574307）和党卫队（队员证号280152）。尼伯成了纳粹在柏林刑警力量中的联络人，与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指挥的一个柏林党卫队早期组织有联系。1932年初，尼伯和警察中的其他纳粹分子一起组建了“国家社会主义柏林警察公务员协会”。他在1933年结识柏林警察总部官员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Hans Bernd Gisevius）；战后，吉泽维乌斯给出了一份关于尼伯的纳粹时期行为活动的陈述，带有辩护意味。尼伯于1935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刑警领袖。1941年11月9日，他晋升为党卫队集团领袖和警察中将。

领导全国刑警

1936年7月，普鲁士刑事警察成为德国中央刑事调查部门——帝国刑警办公室（RKPA）。该部门和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一起被并入安全警察，由海德里希出任总指挥。尼伯被任命为RKPA负责人，向海德里希汇报。在海德里希控制刑警后，纳粹警察国家的根基得到了巩固。这一结构变更也导致德国警察和安全力量的领导层中出现了党卫队保安局、盖世太保以及刑警人员“重叠”的情况。

1939年9月27日，希姆莱下令创建党卫队国家安全部（RSHA）；这个新部门包含了情报机构、安全机构、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RSHA分为几大主要部门，包括刑警，也就是RSHA第5处。刑警的指定任务是“消灭刑事犯罪”。在尼伯的领导下，可以肆意行使逮捕和拘留权的刑警的行事风格变得越来越像盖世太保，他们还能随意进行所谓的“保护性拘留”，对“反社会”群体实施大规模围捕。

1939年，尼伯将自己的刑警办公室里的一位专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斯图加特）借调给T-4行动部门，该部门负责运行针对残障人士的非自愿安乐死项目。同样是在1939年，尼伯作为刑警领袖参与了关于即将发起的针对辛提人和罗姆人的行动的讨论。尼伯表示他想把柏林的“吉普赛人”也送进位于东方的、给犹太人和其他族裔设立的保留地。1939年10月，他命令阿道夫·艾希曼实施“尼斯科方案”，将辛提人、罗姆人和犹太人一起运输到波兰占领区。11月，尼伯在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刺杀希特勒失败后审讯了他，认定埃尔泽说自己是独自行动时没有撒谎。

二战

别动队B

就在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之前，曾行动于波兰的党卫队机动处决小队“别动队”得到改编，再度被置于海德里希的总体指挥之下。尼伯主动提出指挥处决小队之一“别动队B”，该部队随着入侵行动的进展，活动于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军区。该部队的任务是在被国防军攻克的地区消灭犹太人及其他“不受欢迎者”，包括共产党人、“吉普赛人”、“亚细亚人”、残障者以及精神病院病人。军方也曾把人质和战俘交给别动队，由后者负责枪决。

大型杀戮行动

大约在1941年7月5日，尼伯在明斯克附近完成了对别动队B的整合，设立指挥部，在当地停留了2个月。杀戮行动进展迅速。在一份日期为7月13日的行动情况报告中，尼伯称已在明斯克消灭1050名犹太人，并注明，维尔纽斯的犹太人清除行动也在进行中，每天都有500名犹太人被枪决。在同一份报告中，尼伯说：“在最初的几天里，只有96名犹太人在格罗德诺和利达[Lida]被处决。于是我下令加速行动进程”。他报告说，屠杀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执行枪决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还称尼伯的别动队正在明斯克屠杀非犹太人。

在日期为7月23日的报告中，尼伯提出，“犹太问题解决办法”在自己管理的行动地区“不切实际”，因为“当地犹太人数量过多”；比如，执行杀戮的人太少，需要消灭的犹太人却太多。至1941年8月，尼伯意识到，自己的别动队的资源已不足以完成规模扩大后的杀戮行动（从当月起，上级要求别动队将犹太妇孺也纳入消灭范畴）。

新的杀戮手段

1941年8月，希姆莱在访问明斯克之后决定寻找大规模枪决之外的杀戮手段。他告诉海德里希自己很担心党卫队人员的精神健康。他找到尼伯，请他想出一种“更便捷”的杀人手段，尤其要让处刑者免受任务的负面影响。他们考虑了已经在国内的“安乐死”项目中使用的一氧化碳杀戮办法，但认定这一方式对苏联占领区的机动杀戮行动而言过于麻烦。

尼伯决定先用苏联的精神病患做试验，他先在明斯克附近尝试了爆炸物杀戮手段，接着又在莫吉廖夫测试了汽车废气杀戮办法。而用毒气杀人的主意则源自尼伯过去经历的一场事故：在一场聚会结束后的夜晚，尼伯醉酒驾车回家，将车停进车库，接着没关发动机就在车里睡着了，结果差点因吸入废气而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为进行试验，他命令党卫队化学家、RKPA的刑侦技术机构雇员阿尔伯特·维德曼（Albert Widmann）带着250公斤爆炸物和排气管前往明斯克。次日，维德曼、尼伯以及一位爆炸物专家在明斯克地区的地堡里进行了首次试验。维德曼在战后受审时作证说：

有一座地堡里放了炸药，24名精神病患被送入。尼伯下令引爆，但爆炸没能杀死病人。他们中有几个浑身是血，尖声惊叫着跑出地堡。随后，我们又放置了更多炸药，逼迫受伤的病患们返回地堡，第二次爆炸终于解决了问题。地堡里静了下来，能看到碎尸块挂在附近树上。

两天后，尼伯和维德曼又进行了另一场杀人实验：5名来自莫吉廖夫的精神病患被置于一间密封房间里，有管道与外界相连。起初，他们将一辆客车排出的废气送入房间，以便让一氧化碳杀灭里面的人。一辆车的废气没能杀死病患，于是他们又加了一辆卡车；病人们在15分钟之内全部死亡。尼伯和维德曼由此得出结论，爆炸物杀人办法不实用，而毒杀则“前景可观”，因为车辆资源充足，需要时便可使用。

实验性屠杀过后，尼伯想到，可以对一辆车加以改装，将车厢密封，用于杀戮。他们打算把受害者关进密封车厢，再把车辆排出的废气导入车厢。尼伯和刑警技术机构的一名专家讨论了这种办法的技术可行性，之后将提案呈交海德里希，后者予以许可。

莫吉廖夫会议与暴力的升级

国防军采取的后方安全政策相当残暴，由于要用“应对安全威胁”这个借口来掩盖种族灭绝政策，因此就需要军方和后方安全机构紧密协作。1941年9月末，尼伯作为别动队B指挥官参与了为期3天的莫吉廖夫战地会议。该会议由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军区司令马克斯·冯·申肯多夫（Max von Schenckendorff）组织，便于国防军后方军区各单位指挥官的“交流经验”。

与会资格取决于在先前的安全行动中“取得的成效和积累的经验”。除尼伯外，发言者还包括党卫队和警察高级领袖埃里希·冯·登·巴赫-热勒维斯基、中央警察团（Polizei-Regiment Mitte）团长Max Montua、党卫队骑兵旅（SS-Kavallerie-Brigade）旅长赫尔曼·费格莱因、党卫队第1骑兵团（隶属于党卫队骑兵旅）团长古斯塔夫·隆巴德（Gustav Lombard）。尼伯的发言重点是党卫队保安局在反“游击队”和“盗匪”的普通作战中的角色。他还谈及“犹太问题”及其与镇压占领区抵抗运动的关系。会议之后，德方给后方军区的国防军部队和秩序警察营分发了一份长16页的执行摘要。此后，在1941年的最后三个月里，德方针对犹太人和其他平民人口的暴行骤增。

别动队B在尼伯的指挥下执行公开绞刑，恐吓地方人口。尼伯在日期为1941年10月9日的报告中称，由于Demidov附近可能存在游击队活动，当地所有15-55岁的男性居民都将被关入隔离营。有17人被判定为“游击队员”和“共产党人”，其中5人被公开绞刑处决，400名当地居民被召集起来，到场旁观；其他人被枪决。截至1941年11月14日，别动队B已上报了对45467人的处决；此后，尼伯返回柏林，继续担任刑警领袖。

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空军第3主战俘营（Stalag Luft III）屠杀事件

海德里希于1942年遇刺身亡后，尼伯于6月接任国际刑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Commission，即今日的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兼任）。国际刑警委员会在1938年德奥合并后便被纳粹德国控制，一直由海德里希担任主席。尼伯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至1943年6月，之后被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接替。

1944年3月，在空军第3主战俘营发生“大逃亡”（Great Escape）事件后，尼伯奉盖世太保总长海因里希·穆勒之命，从73名被再度抓获的战俘中选出并处决50人；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空军第3主战俘营屠杀事件”。同样是在1944年，在希姆莱向党卫队高阶医师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Ernst-Robert Grawitz）征求意见后，尼伯建议将被关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罗姆人送到达豪集中营，因为他们是医学实验的优质实验体。

1944年刺杀希特勒密谋

尼伯被牵扯进了七月二十日政变；按计划，他将率领一支12人警察小队去杀掉希姆莱，但他从未接收到行动讯号。刺杀失败后，尼伯逃跑，躲藏了起来。1945年1月，在被之前的一个情妇出卖后，尼伯被捕。3月2日，他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官方记录显示，他是在3月21日在柏林普勒岑湖监狱被绞刑处决的，根据希特勒的把所有密谋炸死他的人“像牲畜一样吊死”的命令，尼伯被挂在肉钩上的钢琴线绞死。

评价

尽管尼伯曾参与七月二十日密谋，但史学界对他以及他的动机都持负面态度。Robert Gellately曾写道，尼伯持有极其恶毒的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观点。Martin Kitchen则称尼伯是个机会主义者，将党卫队视作未来的德国警力，是个“对大规模杀戮有着充足精力和高涨热情的凶徒，会抓住一切实施屠杀的机会”。据Kitchen表示，尼伯“显然因屠杀工作而过度劳累，于是被召回柏林”。

史学家Ronald Headland在他的著作《谋杀的讯息》（Messages of Murder，1992年）中分析了别动队的综合报告。这些文件给了后人洞悉别动队指挥官的世界观的机会。Headland写道，那些报告“是别动队指挥官们狂热地致力于完成种族灭绝任务的见证”；文件中“一直存在对受害者的侮辱贬低”，“总是涉及针对犹太人、共产党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劣等’人群的种族主义观念”，这些都展现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思想。Headland得出结论，尼伯是个事业野心极强的人，他可能为了升迁才主动提出要指挥一支别动队，以讨好海德里希。尽管对任务的可行性心存疑虑，但他依然在指挥别动队的那5个月里监督了对将近5万人的杀戮。

Gerald Reitlinger称尼伯加入别动队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刑警部门的职位，从1934年开始，盖世太保的势力就逐渐在刑警部门里扩张，整个刑警部门后来也被海德里希接管。Reitlinger写道：“尼伯能一直在刑警部门担任领导，和他在俄国度过的那5个月有很大关系，或者用他的友人吉泽维乌斯的原话来客气地讲：‘在前线’。”Reitlinger称尼伯是七月二十日炸弹密谋的一名“十分可疑的参与者”。

Alex J. Kay写道，“那些曾经既参与过屠杀计划的制定乃至实施，又参与过反希特勒密谋的人的作用、性格以及动机都值得进一步研究”。他把尼伯和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KH）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Franz Halder）、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国防、经济和军备办公室主任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划入同一类人。

辩解

曾有些七月二十日密谋集团成员替尼伯作过辩解，称他是一名职业警官、德国抵抗运动的忠实成员。汉斯·贝恩德·吉泽维乌斯在1947年将尼伯担任别动队B指挥官的那段日子称作“在前线短暂指挥”；在尼伯参与别动队行动的事实被揭露后，吉泽维乌斯于1960年代改口。他在著作《尼伯在哪里？》（Wo ist Nebe?，1966年）中称尼伯不愿接受任命，但被反希特勒集团领袖汉斯·欧斯特（Hans Oster）和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说服，据说他们想让尼伯继续在海德里希麾下扮演重要角色。吉泽维乌斯还声称尼伯在给柏林的报告中夸大了受害者人数，在死亡人数后面添上了一个0。瑞典警察官员、曾在战争年代工作于国际刑警委员会的Harry Söderman在1956年的著作中将尼伯和对迫害罗姆人负有责任的RSHA要人Karl Zindel称作“职业警察…相当温和的纳粹分子”。

史学家Christian Gerlach曾撰文探讨过七月二十日密谋者和他们涉嫌参与的国防军战争罪行，称尼伯是个“臭名昭著的大规模杀人犯”。他也讨论了军队里的反希特勒派系成员亨宁·冯·特雷斯考（Henning von Tresckow）及其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的角色：

施拉布伦多夫声称他和特雷斯考说服了他们自己，认定尼伯的“党卫队领袖外衣之下藏着坚定的反纳粹意志…他曾编造理由，破坏希特勒的残暴命令。我们成功保护了很多俄国人的生命。俄国民众经常向我们表达感激”…据施拉布伦多夫称，特雷斯考曾亲自带尼伯去见军中的密谋者。但他完全没提到截至1941年11月被别动队B所杀的45467人。

Gerlach质疑尼伯曾伪造别动队B行动报告的说法，将施拉布伦多夫的说法置于两重背景下：一是炸弹密谋者们的回忆录，二是曾盛行一时的对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的评价：“特别是在谈到屠杀犹太人问题时，他们说党卫队曾秘密执行屠杀任务，上交不完整报告，或者根本不上交报告，以此欺骗那些军官；若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提出抗议，党卫队就会予以威胁。”Gerlach的结论是：“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

史学家Waitman Wade Beorn曾写道，“有人称尼伯在报告中故意夸大了杀害的犹太人数量；但有充足证据表明，他对自己为纳粹种族灭绝作出的贡献颇为满意，他后来对纳粹政权产生不满，可能是因为德国即将战败，而非对大屠杀的反感”。尼伯的前刑警同事伯恩哈德·维纳（Bernhard Wehner）曾表示，“尼伯担心自己会因曾经的罪行而被同盟国惩处”——这是他加入抵抗运动的唯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