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劳力”概念的重现：锡安主义农业的种族化和阶级构建

“天然劳力”概念的重现：锡安主义农业的种族化和阶级构建

作者：Matan Kaminer

翻译：一块红布

出处：New Socialist，2023年9月30日

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的“种族资本主义”理论近年来产生了巨大影响，该理论认为，自中世纪欧洲诞生之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同时催生了种族和阶级形成。[1]

尽管罗宾逊用他的论述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种族化的观点，但我相信，对这个问题采取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可能会证实他的论述。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针对以色列的泰国农场工人这一案例，挑战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同时具有阶级和种族特征的社会标志的出现。首先，我回顾了自己在以色列农场遇到“泰国佬”（tailandim，单数tailandi）并与他们一起工作的经历，并运用符号学的“捆绑”（bundling）概念来展示在现实中，那些在分析上可以被分为种族和阶级成分的属性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然后，我以泰国佬符号学捆绑的一个方面——他所谓的“天然”——来考察历史上锡安主义农业中的种族化和阶级形成。我审视了巴勒斯坦人、也门及其他中东犹太人以及泰国人相继被动员从事这项劳动的情况，并讨论了将形容词“天然”的两个相关含义——接近有机自然和天生适合这项工作——如何被重新运用到这些群体身上，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对泰国佬的直观认知

你坐在汽车副驾驶的位置上，汽车行驶在以色列的某个乡村，也许是在特拉维夫和贝尔谢巴之间。你漫不经心地看向窗外，看到人们在田里弯腰劳作，尽管天气炎热，他们还是裹得严严实实，就像下图中的身影。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泰国佬——来自泰国的25000名移工构成了该国农业劳动力的主体。大多数以色列人眼中的泰国移工并非凭空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田野里一个个模糊的身影，虽然可以推测是男性，但无法确定。他们遮遮掩掩，显得陌生而难以捉摸，肢体动作也显得非常像外国人，但似乎又符合劳动者的身份。

图1：从路边看到的泰国佬。照片提供者：Sharon Ben-Arie，维基共享资源

过了一会儿，你停下来加油。在一家有空调的便利店，你喝着焦苦的意式浓缩咖啡，看到一台摩卡咖啡机被改造成了小费罐，上面有一个看起来很幼稚的手写小便贴，内容是：“如果我像泰国佬一样努力工作，难道不应该得到去泰国的机票吗？”[2]

这句话立刻引起了你的共鸣。这家便利店的收银员可能受到了周围农业景观的启发，夸张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泰国佬的工作进行了对比。众所周知，泰国佬是令人惊叹的勤劳者，而且恰好来自一个拥有蔚蓝海水和椰子、冰淇淋的旅游胜地。“飞往泰国的航班”将把泰国佬送回家，确保他们不会成为犹太人国家的“人口问题”，这一点在此被幽默地重新定义为对犹太人公民工作的奖励，尽管工作既不辛苦，报酬也不少，但也会包括回家的机票，因为他的存在对于保持犹太人占多数的人口斗争是必不可少的。[3]

在希伯来语中，泰国佬只是针对泰国人的民族称谓。根据它的构词要素，该称谓指男性，这也是因为泰国劳动力中男性占绝大多数。[4]但它还有更多的意义。如今，以色列绝大多数农场工人都是泰国人，但并非全部农场都是如此。因此，我听到农民们说“有个我新请来的泰国佬是越南人”，或者在工作场所向我这个有抱负的民族志学者描述农场工作，说：“你要像泰国佬一样工作，拿泰国佬一样的工资”。这个标志显然带有种族色彩，因为它取决于人们对人类类型的想象，认为人类具有根深蒂固且不可改变的特征，这意味着这些人处于某种在国家中边缘化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阶级标签，标志着社会分工中的特定位置以及适合担任该职位的人的特定薪酬水平。[5]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unders Peirce）创立的符号学传统与更著名的索绪尔传统不同，它对符号的研究并非从意义取决于任意约定的假设开始，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因果性和连续性关系入手。我将采用韦布·基恩（Webb Keane）的“捆绑”概念，该概念指出符号可以通过其共同特征来涵盖各种现象。[6]虽然这些特征往往是物理性的，但它们本身并不具有意义；要使意义发生，必须有一个解释者在场，根据先前的解释行为来建立联系。因此，皮尔士的符号学与索绪尔的符号学不同，它可以向物质性和历史开放。

泰国劳工在以色列的历史并不长，但十分悲惨。在政府做出让经济摆脱巴勒斯坦劳工的战略决策（见下文）后，以色列农业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依赖来自泰国的外来劳工，但只允许他们来一次，为期五年。夫妻不允许一起移民，怀孕的女性移民必须选择保住孩子还是保住工作。以色列的移民制度与海湾国家和黎巴嫩的担保制度非常相似，根据该制度，雇主须对其员工的行为负责，如果员工违反合同条款，雇主将被扣减一个“签证”或员工许可证。这使雇主在员工留在该国的权利方面成为事实上的执法者。与此同时，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理论上与以色列人平等——却完全得不到保障，普遍工资水平徘徊在法定最低工资的70%左右。[7]在以色列的所有移民和难民群体中，泰国人可能是社会最孤立的一群。这种多重孤立体现在语言——他们不会说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或英语，而且通常没有学习的机会；地理——他们集中在该国人口最稀少的地区；经济——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在将大部分收入汇给国内家人之后。

虽然这些事实可能为与泰国人打过交道的以色列人所熟知，但它们并没有直接进入泰国佬的符号体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更突出的问题是，以色列人主要在工作场所遇到的泰国移工的外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通常试图在赤裸的身体上找到实证，特别是身体特征，如肤色，这些特征被认为是遗传的、不可改变的。但我们通常不会遇到裸体的陌生人，而身体的其他方面，包括服装选择和身体姿态，在种族识别中扮演着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重要的角色。就以色列的泰国人而言，肤色确实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比简单的种族化模式所假设的要复杂得多。以色列人和泰国人都认为肤色深浅与出生地无关，而是个人户外农业劳动经验的指标，尽管两国对这一指标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在泰国，皮肤黝黑干裂（有时与水牛的皮肤相提并论）表明农民的身份，而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农业劳动（某种特定的劳动——我们稍后会看到）产生的黝黑皮肤历来被视为具有很高的声望。[8]

在以色列最南端的阿拉巴（Arabah）定居点的早期建设时期，那里阳光充足、炎热干燥，定居者几乎赤身裸体地工作——许多人因日晒和杀虫剂而患上皮肤癌和其他疾病。不过，在以色列，晒黑的皮肤仍然被视为勇敢的象征——就像在其他富裕的“白色”国家一样——现在人们更普遍地将其视为人们进行户外运动而非户外劳动的休闲指数。日晒与肤色之间的因果关系仍然存在，但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户外农业劳动到室内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时代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虽然如今在田间劳作的以色列人比他们的前辈遮盖得更多，但通过服装选择，他们仍然可以轻松地与泰国人区分开来，如图2所示。

图2：泰国劳工（插图左侧）和以色列劳工（插图右侧）在农场工作的穿着。插图作者：Alma Itzhaky

丹尼·哈达斯（Danny Hadas）《面具背后的人》摄影系列中，泰国工人穿着工作装和休闲装的照片凸显了这种着装习惯的符号意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以色列人熟悉的泰国人形象是右边的那个：工作中的形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了工人和雇主在公共领域平等相处的经典形象，直到工人被拖到“生产场所”的黑暗角落。与此相反，在这里，工人的公共形象是在工作时的形象；只有在放松的家中，人们才能更容易地将他视为一个完整的现代人，而此时泰国佬的形象才有可能变得令人反感。

但人体在我们眼中并非静止不动，它们在空间中的移动方式对于我们的感知至关重要。就泰国的农民而言，外观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说的“身体行为”（body hexis），即人类完成体力劳动时因文化背景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方式。[9]任何偶然来到我工作的温室的人都可以观察到我完成规定任务的方式与泰国同事的方法之间的明显差异。对我来说，种植是农场里最困难的任务，因为种植的高度很低。我们的老板用大号泡沫塑料托盘购买番茄和辣椒苗，每个托盘大约有两百棵；在种植前要给托盘浇水，因此托盘很重。种植任务包括一边向前走，一边搬运其中一个托盘，一边从托盘上摘下一棵苗，同时注意不要把苗连根拔起，每隔二十厘米左右，把手伸到预先在土里打好的洞里，把苗放在洞里，把土铲到苗上，然后轻轻夯实。这个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贴近地面，同时稳步前进。如果具备必要的技能，理想的姿势是半蹲或深蹲。稳定的蹲姿可以让人仔细靠近地面工作，然后轻松起身走到下一个洞。图1中的泰国佬弯腰，是另一种选择，但这也需要练习和特殊的肌肉结构。另一种方法是像我一样弯曲一只或两只膝盖，跪在地上（见图2）。但跪姿经常要起身然后再跪下，既费力又不方便，而且会把裤腿弄脏，让我感到不适和尴尬。

在西方，尤其是在犹太复国主义中，站直的姿势被推崇为勇敢，而深蹲等姿势则与原始和动物性联系在一起，因此被贬低。[10]在泰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蹲着是一种常态，在西方人更愿意坐在椅子上吃饭的情况下，泰国人经常选择蹲着吃饭。[11]常年蹲着的锻炼使泰国人能够完成一些地面工作，例如种植，除了脚底，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不会接触地面，从而减少不适和背痛，同时避免弄脏衣服。

身体外观的差异，尤其是身体行为的差异，为捆绑过程提供了便利，使泰国人具有“天然”的特质，这具有双重含义：首先，接近自然——如果这里的“自然”是指土壤和需要土壤才能生长的植物，那么这确实很接近自然；其次，天生特别适合这类工作。与泰国人一起工作的以色列人经常提起这个比喻：因此，一位曾参与招聘泰国工人的员工向我大谈特谈他们的“擅长打理植物的手”和审美直觉，这使他们成为优秀的花束制作师、农民和园丁。另一位雇主严肃地告诉我，在泰国，农场工作代表着“一种冥想”。我们很容易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刻板印象嗤之以鼻，但其中涉及的符号学是皮尔士式的，而不是索绪尔式的；换句话说，它们不是任意的约定俗成，而是抓住了真正感知到的差异，例如我描述的那些差异。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它们仍然需要一个历史基础。

犹太复国主义农业史中的“天然劳力”

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泰国移民工人并不是第一个被视为“天生的工人”的农业无产阶级群体。在本节中，我将超越当前的人种学现状，探讨这种将雇佣农场工人（而不是拥有土地的犹太人“先驱者”）与“天然”反复联系起来的历史根源。我认为，理解加桑·卡纳法尼所说的“从本质上讲，阿拉伯农业经济向犹太资本主导的工业经济转变”[12]，可以为我们理解为什么巴勒斯坦人、也门人和其他中东犹太人，以及后来的泰国佬，都被视为天生的农场工人，而相反，阿什肯纳兹农民却被视为“志愿性的”或“由意识形态驱使的”工人，为国家做出牺牲。

19世纪末，第一波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建设（阿利亚运动）浪潮绝对是资产阶级的，定居者毫不犹豫地雇佣土著农民，而后者恰恰是因为拥有一点自己的土地，所以是既熟练又便宜的劳力。他们种植当地多年种植的作物，采用的方法与传统方法非常相似，唯一的例外是灌溉时使用了蒸汽泵[13]，而巴勒斯坦人是自然景观的一部分的东方主义观念很容易被定居者带入对劳动力的看法中。直到20世纪初第二次阿利亚运动开始，来自东欧的贫穷年轻犹太人才开始成为定居者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几乎没有务农经验，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钱来购买土地。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其他选择。事实上，大多数第二次移民潮的移民最终都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有工业工作的其他目的地，主要是美国；但后来又有其他背景相似的移民潮接踵而至。

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明白，要想将这些定居者留在国内，尤其是留在农村地区，这既是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也是经济目标，就必须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进而提高生活水平。结果，在犹太复国主义机构购买的土地上建立了基布兹和莫沙夫，这些社区和合作社式定居点由犹太复国主义机构保留最终所有权。[14]由于规模经济、新作物和新技术的出现、城市保护市场的建立以及其他形式的补贴，这些社区能够为其成员提供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同时拒绝雇佣巴勒斯坦工资劳动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工定居者运动”的领导者们逐渐认识到，剥削“外国人”——即巴勒斯坦人——不仅对被剥削者不利，对剥削者也不利，因为这会使他们的社区面临道德甚至物理上的毁灭——我在其他地方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倾向称为“剥削焦虑”。[15]在1929年的骚乱事件和1936-39年阿拉伯起义中，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阿拉伯劳动力的廉价所带来的危险性更大。当定居者开始认为巴勒斯坦劳工与土地的亲密关系威胁到他们在土地上的权利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与阿拉伯劳工的区别在于“志愿性”和“由意识形态驱动”。

于是，阿什肯纳兹劳工（Ashkenazi labour）——不仅出于意识形态，而且出于物质实践——被树立为意识形态驱动的、昂贵的，而巴勒斯坦劳工则被树立为天然的、危险的。这种术语预示着一个超越这种区别的群体的出现。1910年代，安排进口也门犹太人劳工的人正是这样理解的。将数百名也门犹太人带到该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机构人员认为，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能够适应殖民计划，但由于他们是阿拉伯人，因此是“天然劳力”，他们也不会受到繁重劳动、不卫生条件和低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正如兹维·本-多尔·贝尼特（Zvi Ben-Dor Benite）所证明的那样，这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也门人一般来自工匠家庭，而不是农民家庭。他们所承受的恶劣工作条件导致许多人丧生，另一些人则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要求作为犹太人在依舒夫的政治机构中享有平等地位。[17]

尽管这一战略以失败告终，但在以色列建国后，成千上万的米兹拉希姆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这一战略得以重新实施。许多人半被迫地定居在农村，其中许多人受雇于莫沙夫和基布兹的农业，这些地方刚刚获得了在1947-49年的浩劫期间从巴勒斯坦人手中没收的大量土地。与也门人一样，这些人大多在来到以色列之前从未务过农，但统治的阿什肯纳兹精英阶层认为他们转变成农村无产阶级非常合适，原因还是他们的种族特征。与也门人一样，新来的中东移民也被视为政治上可靠的人；事实上，他们在边境的存在被视为防止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战略堡垒。这一次，这一举措更加成功——中东移民的劳动力在农业领域被调动了几十年。[18]

但是，最终政治团体中的一等公民身份与劳动力市场底层被剥削者间的矛盾激化了。20世纪70年代中东犹太人移民的起义——从1970年的黑豹党抗议运动到1977年利库德集团的选举胜利——可以看作是这种矛盾的体现。[19]在农业以及经济其他领域，1967年的占领缓解了这种冲突，占领开辟了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巨大新储备，使许多米兹拉希犹太人得以提升职业阶梯。巴勒斯坦劳动力再次成为农业的主导，雇主和国家则乐享着剥削被禁锢的土著人口所带来的好处，而后者被剥夺了独立经济发展的权利。[20]当然，这种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第一次大起义中爆发，其方式包括在工作场所对抗、罢工甚至袭击雇主。[21]廉价劳动力使以色列成为富裕国家，而劳动力开始利用其能力来支持政治诉求。这确实非常危险，1990年代初，拉宾政府找到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从国外进口移民工人，使以色列经济摆脱对巴勒斯坦劳动力的依赖。[22]

时至今日，将泰国佬种族化为天然劳力的观念已根深蒂固，以至于以色列人很少会问自己，为什么这段期间会选择泰国作为农业劳动力的来源国。事实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解决方案可以在任何一个公民符合两个主要条件的国家找到：第一，他们不可能是犹太人，因为所有犹太人在以色列都享有一等公民权，这种公民权所赋予的政治权力最终会转化为议价能力，从而获得更高的工资。第二，他们不能是阿拉伯人 (或穆斯林)，因为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危险性不亚于刚被驱逐出以色列劳动市场的巴勒斯坦人。结果泰国被选中，因为泰国军事政权对以色列定居者殖民知识的兴趣，已经让数以百计的“受训人员”在以色列的农田里进行被勉强掩饰的工资劳动，而这两个国家的中间人都建立了私有化的招募劳工的基础架构。[23]

结论：“天然劳力”的回归

作为建立在巴勒斯坦土地原始积累基础上的阶级形成过程，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殖民项目的一部分，动员连续的工人群体从事农业劳动一直伴随着种族化的意识形态。连续几代农场工人被定位为“天然劳力”，具有双重含义——他们与工作的自然环境接近，并且天生适合从事相关劳动。这种联系非常有力，以至于掩盖了巴勒斯坦农民、也门工匠、北非城市居民和泰国半无产阶级之间截然不同的历史，似乎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只是为权贵服务的简单宣传。但其中每个群体（目前不包括泰国人）都反抗了意识形态的这种决定，这种意识形态一方面将“天然”劳动与廉价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天然”劳动与顺从联系在一起。这些群体的政治实践，从也门犹太人放弃农场到巴勒斯坦人起义以及摩洛哥犹太人投票淘汰工党，都证明了这种自然化的意识形态是错误的。与此同时，正如我的民族志数据所示，这种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和持续性（尽管可能短暂）取决于现实世界中种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遇。

换句话说，种族和阶级之间的联系意味着，种族就像阶级一样无法被任意“构建”。无视种族主义如何依附于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异（也可以理解为阶级差异）是愚蠢的，也是不切实际的。理解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向种族主义屈服；正如我所希望展示的那样，人们之所以遵从这种类型划分，是因为强迫性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表达了一些遗传的本质。为了揭示这种偶然性，有必要了解这种意识形态组合产生的历史背景。就“天然劳力”而言，这种背景就是原始积累，它把农民赶出自己的土地，并重新雇佣其中一小部分人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通常做着同样的工作，但环境却大不相同。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能够表明，“天然劳力”的“天然”本身绝非天然，这为罗宾逊的论点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和理论依据。然而，如果还有必要的话，还有一个理由可以证明，从全球到地方，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和争取种族正义的斗争必须在各个层面紧密联系起来。

注释

1. Cedric J. Robinson. 2000. Black Marxism: The Making of the Black Radical Tradi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ee also Walter Johnson and Robin D. G. Kelley. 2018. Race Capitalism Justice. Cambridge: MIT Press.
2. I am grateful to Shahar Shoham for introducing me to this artefact. For further discussion see her forthcoming dissertation, “The Heroes from Isaan Working in Israel: The Production of Migrants in the Thailand-Israel Migration Regime”. Berlin: Humboldt University.
3. See Yossi Yonah. 2004. “Israel’s Immigration Policies: The Twofold Face of the ‘Demographic Threat,’” Social Identities 10, no. 2 (March 1, 2004). pp. 195–218.
4. A serious discussion of gender is beyond the remit of this piece. For more on the gendering of tailandim, see Matan Kaminer. 2022. “Saving the Face of the Arabah: Thai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Asymmetries of Community in an Israeli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American Ethnologist 49, no. 1 (February 2022). pp. 118–31.
5. See also Matan Kaminer. 2019. “At the Zero Degree / Below the Minimum: Wage as Sign in Israel’s Split Labor Market,”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3, no. 3 (September 2019). pp. 317–32.
6. Webb Keane. 2003. “Semiotics and the Social Analysis of Material Things,”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3, no. 3–4 (July 2003). pp. 409–25. For a very accessible introduction to Peirce, see Richard J. Parmentier. 1994. “Peirce Divested for Non-Intimates,” in Signs in Society: Studies in Semiotic Anthrop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3–22.
7. For details, see Kaminer. “At the Zero Degree / Below the Minimum: Wage as Sign in Israel’s Split Labor Market.”
8. For Thailand, see Pattana Kitiarsa. 2018. “An Ambiguous Intimacy: Farang as Siamese Occidentalism,” in edited by Rachel V. Harrison and Peter A. Jackson. The Ambiguous Allure of the West: Traces of the Colonial in Thaila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57–74; Amare Tegbaru. 2020. “The Raci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Expertise and the Fluidity of Blackness: A Case from 1980s Thailand,” Asian Anthropology 19, no. 3 (July 2, 2020). pp. 195–212. For Israel, Tamar El Or. 2010. “The Winter of the Veiled Women: Covering and Unconvering in 2007/8,” Theory and Critique 37 (Fall 2010). pp. 37–68; Yifat Biton. 2011. “Mizrahim Under the Law: ‘Absence’ as ‘Presence,’” Mishpatim 41. pp. 455–516.
9. Marcel Mauss. 1973.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 2, no. 1 (February 1973). pp. 70–88.
10. Sander L. Gilman. 2014. “‘Stand Up Straight’: Notes Toward a History of Posture,”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35, no. 1 (March 1, 2014). pp. 57–83.
11. Gordon W. Hewes. 1955. “World Distribution of Certain Postural Habit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 no. 2. p. 238.
12. Ghassan Kanafani. 1972. The 1936-39 Revolt in Palestine. London: Tricontinental Society. p. 23.
13. Tamar Gozansky.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Palestine. Haifa: Haifa University Press.
14. .Gershon Shafir. 1989. 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1882-1914.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 Kaminer, “Saving the Face.”
16. Though the author explicitly refuses a materialist analysis, the attitude of the “pioneers” to land and labor is masterfully explored in Boaz Neumann. 2011.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translated by Haim Watzman. Waltham: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7. Zvi Ben Dor Benite. n.d. “Satan and Labor: Proletarianization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the Mizrahim”.
18. Shlomo Swirski and Deborah Bernstein. 1993. “Who Worked at What, for Whom and for How Much? Israel’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thnic Division of Labor,” in edited by Uri Ram. Israeli Society: Critical Perspectives. Tel Aviv: Breirot. pp 120–47; Shelly Shaul. 2016. “From Morocco to a desert c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proletarianization in Dimona’s first decade, according to the oral testimony of its residents”. Tel Aviv, Tel Aviv University; Smadar Sharon. 2017. “Kach Kovshim Moledet”: Tihknun ve-Yishuv Hevel Lakhish Bi-Shnot Ha-Hamishim. Tel Aviv: Pardes); Liron Mor, Conflicts: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Israel-Palestine, forthcoming.
19. Sami Shalom Chetrit. 2010. Intra-Jewish Conflict in Israel: White Jews, Black Jew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20. Harold Wolpe. 1972. “Capitalism and Cheap Labour-Power in South Africa: From Segregation to Apartheid,” Economy and Society 1, no. 4 (November 1, 1972). pp. 425–56.
21. Leila Farsakh. 2005. Palestinian Labour Migration to Israel: Labour, Land and Occupation. Abingdon; New York: Routledge.
22. Rebeca Raijman and Adriana Kemp. 2010. “The New Immigration to Israel: Becoming a de-Facto Immigration State in the 1990s,” in U Segal, N Mayadas, and D Elliot. Immigration Worldwid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7–43.
23. Matan Kaminer, “Transnational Coloniality: The Thai Army, the ‘Frontier Settlement’ Project,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Migration Flow from Thailand to Israel” (n.d.) (manuscript under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