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让我飞走 ——读《尤内斯库戏剧全集3》之“空中行人”
这是一个写作者的故事，为了体现代表性，它忽视了千千万万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的写作者，选取了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贝朗热先生。
贝朗热一家隐居在英国一所乡村别墅，不想还是被记者找到了。他“不情愿地”接受了采访——因为担心否则可能就会被遗忘，名人最擅长的莫过于欲拒还迎——假装“一直都觉得没有任何从事写作的理由”。
一个写作者很容易被代入到贝朗热的观念中，虽然他可能尚未卖出去一个故事，而某些想法只有黄袍加身的时候才具有价值，也即是说，才会有人听，并为了自抬身价而奉为圭臬。对记者的谈话无疑是隐身在贝朗热身后的尤内斯库的声音，仿佛在荒诞的海洋中他终于决定要正经一回。
比如说，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他们认为，历史就是正确的，可其实历史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对他们来说，很简单，历史就是强权，是得以确立和取得胜利的制度的意识形态。哪种制度都一样。人们总能找到最充足的理由来证明取胜的意识形态的正确。其实，在它们得以确立和取胜的那一刻起，这种意识形态就开始进入错误了。必须要有鉴别力、智慧的勇气或明晰的直觉才能反对现状、预见未来，哪怕只是感到该有点什么事情会发生。”
又比如，真理和写作者纠缠不清的关系。“真理存在于一种神经官能症中⋯⋯真理不在健康里，神经官能症才是真理，明天的真理反对今天表面的真理。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文人墨客，几乎所有的戏剧作者都揭露昨天的丑恶、不义、癫狂和烦忧。他们闭眼不看当今的丑恶。过去的丑恶用不着再揭露了。已经真相大白的事情没必要再去揭露真相。这是陈陈相因。这只能是掩盖新的烦忧，新的不义，新的弄虚作假。今天的大多数作家，在历史超越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总想站在前沿。他们是傻帽，而不是勇者。”
文人的劣根性和鸵鸟性格充分体现在这段文字中。他们不敢面对当下，只有面对过去的丑恶才显得正义凛然；讽刺的是，已经真相大白的事情没有揭露的必要，需要揭露的当下无人问津。这既是时代的悲哀，更是写作者的悲哀。因为思想如果不能化身为改变的力量，就仿佛乔托的《哀悼耶稣》挂在了靠高利贷吸食人血的犹太人门口，后一种情况下，犹太人无动于衷，前一种情况下，思想滑稽可笑，时代一无所得。
尤内斯库痛恨的是这种伪君子：他们惺惺作态，写出某些历史的东西，以为站在时代的前沿，其实早被历史甩在了身后。他们是当权者的附庸，是当后者将“七月流火”理解为酷热天气之后拍手鼓掌的人；在有幸与当权者“合影留念”的时候，他们乖乖地站在最边上，心有余悸的程度就像蒋介石一样——在和胡适那张引人注目的照片中，前者略显拘谨和僵硬，后者翘着腿，一副怡然自得、理所当然的样子。这时候出现的是角色互换，小心的是权力，放松的是文士。
再比如，尽管我们承认文字一定有所用处，但我们的怀疑也具有同样的确定性。
“我也在自问，是否文学和戏剧真能表现真实的巨大复杂性，是否有谁今天在他人或自己的身上都还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生活在恐怖的噩梦中；文学从来都缺少威力、锐力、生活的张力，而今更加式微。为与生活对等，文学应变得千百倍地凶恶、可怕。就算文学足够凶恶，它也只能奉献出较之真正的凶恶现实差得远的形象；反之，美妙的真实也一样。既然文学只是底片，它也不是一种认知：这就是说，它成为底片，直接就定格了，表现总是滞后而非超前的。怎样才能使文学成为有趣的探索？仅靠想象本身是不够的。现实，思想正统的文人——只有思想正统的文人——想要反映和认识的那个现实超越了虚构；它也无法为意识所掌控⋯⋯”
如同现实世界在柏拉图那里永远只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文学也只是与真实对应的形象和底片。它永远与真实差得很远，无法达到现实那种足够的凶恶——也许《荒野侦探》是个例外——；它将现实定格，如此后者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写作者明知不可而为之，他们肩负着与尤内斯库相同的使命。
身为写作者永远要面临“思想是否枯竭”的灵魂拷问，但最难堪的其实是像贝朗热一样，需要向妻子约瑟芬和女儿玛尔特解释自己并非时时在寻找借口不工作的理由，是孤独但不可诉说。就是说，强颜欢笑不仅是沦落风尘的女子的理性本能，也是写作者的宿命。大多数写作者无法像卡夫卡那样奢求到一间阴暗的地下室——一张桌，一张椅，一盏灯，除去定时送餐以外无人打扰——而必须不时出现在人群中，陪妻子和女儿散步，看看飞机或风筝，谈论天气或歌声。
约瑟芬看不到“反世界”先生。另外两个人能看到，玛尔特是因为纯真，贝朗热是因为那是另一个自己——“无法证明它的存在，但可以想象，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思想里找到它。很明显，这是精神性的。只有一个‘反世界’。但有很多鳞次栉比的宇宙。”
贝朗热相信宇宙的反面是存在的——“当我们看到倒映在水中的城堡塔楼，天花板上脑袋朝下的苍蝇，从右往左和从低往高的书写，字谜游戏，一个江湖骗子，一个杂耍演员，或是通过水晶三棱镜看到太阳的光芒折射、碎裂、蜕变为彩色的尘埃，然后重又聚集⋯⋯也许，我们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模糊的想法⋯⋯”——完全是写作者独有的观念，其他人也可能有，但转瞬即逝，只有写作者仿佛如获至宝。更多的人是像约瑟芬一样，认为“这些想法最多只能激发你搞出些烂文学”，而且不相信“突然拔地而起一根小小的玫瑰花柱”。
“当我想到岁月流逝就像我们翻转空空如也的口袋时，我是忧郁的；当我想到我们将要彼此分离、各自也要自我分离时，我是忧郁的。而忧郁是一段空白时间。（快乐地欢蹦乱跳）今天我满怀幸福，快乐充满全身。”
贝朗热只有离开人群、甚至至亲才是快乐的。他先是在离地几厘米的草地上行走，逐渐提升高度，开始起飞。人们对看到的景象充满怀疑，贝朗热解释说飞行就像走路一样也是人的本能，只要愿意、有信心，只要坚信必须去做，保持平衡⋯⋯这简直就是在回答“写作何以可能”的问题。
贝朗热越飞越高，几乎消失。约瑟芬唯一担心的就是丈夫会抛弃自己。一个女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尽管常常，她给予对方的多是抱怨、忽视或淡漠。这个荒诞的戏剧以贝朗热的归来结束，否则约瑟芬无法从被法官审判、被刽子手行刑的噩梦中苏醒。
身为作家的贝朗热要求不多，他只想在一个微小的时间段内被允许离开、飞走，在无人的地方看到“断头台的柱子，干瘪的巨人，魔鬼，战败的大天使，刀子，坟墓⋯⋯众山崩塌，血流成洋⋯⋯成千上万个世界在消失，成千上万个星球在爆炸”，而这些没有人会相信。
“请让我飞走！”
这是写作者对世界唯一的诉求。我们是“空中行人”，永远希望在更广阔的视野下俯视世界，永远怀疑自身，时刻担心否则就会因为能力的丧失而失去写作者的身份。而我们的宿命全在于写作，就像布朗神父尽管有时候会顺便破获一两起凶杀案，他没有忘记自己始终是上帝的仆人。
欧仁·尤内斯库，法国剧作家，荒诞派戏剧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罗马尼亚，两岁时随父母迁居法国，一九二五年返回罗马尼亚，一九三九年以后在法国定居。
一九四九年开始戏剧创作，第一部剧作《秃头歌女》一九五〇年在法国首次公演，引发戏剧技巧的一场革命，此后陆续发表了三十多个剧本，主要作品有《椅子》《犀牛》《国王正在死去》《拜访死者的旅行》等。
一九六九年获摩纳哥皮埃尔王子文学奖和法国国家戏剧大奖。一九七〇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同年获奥地利欧洲文学国家奖。一九七三年获耶路撒冷奖。一九八五年获艾略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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