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转移：巨石阵、心胸与脉搏

【原载《GQ》2024年6月刊】

“老狼老狼几点了？”

“1、2、3，木头人！”

——儿童游戏用语

虽然“具有时间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了一种对人的常用赞扬，但人类何以对“时间观念”，尤其是计时精度具有一种内在的需求，这仍然是令人思索的问题。事实上，人类最初的时间观念并非来源自身，而基本上来自于对日月星宇运行的观察。在1967年原子计时器出现之前，时间的测定主要来自于对地球自转与公转的观测，并展现为天空景象的变化。无论是巨石阵、石碑还是更直接地服务于测时的日晷，与其说它们是在记录和显示本身，不如说它们是在反映规律出现的种种事件，时间仅仅意味着会发生事件的“时间点”。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发现的规律性事件的密集度决定了人们对“时间点”数量的需求。澳大利亚的伍迪杨古石阵和秘鲁的昌克罗塔阵，其石头的摆放仅仅用来显示日出点与落日点，因此可以测定一年的日期，但误差也随着地平线的变动而以天计算。这意味着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除了白天与夜晚的分别，时间并无其他的意义可言，这就是世界最客观也是最稳定的秩序。实际上，即便经过了很长的历史，当人们要从时间中提取令行禁止的法律或道德依据时，仍然会将时间回复到最简单的昼夜之分。

在中国，从春秋时期开始，古代中国官方所期望民众的日常生活便是「明而动，晦而休」。直到唐代，在里坊制——一种规定了城市空间里可自由活动时间的规划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的时期，夜间在街道上行走会被视为非法行为而加以杖罚。在此，时间不过是自然现象的发生，或者说它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在这种观念下，时间便是“天文历法”，抑或是“四季节气”，它标识着一个长周期内相聚甚远的“时间点”，并同时是一种严格的法度。它是绝对“线性”的，错过或者错行都会有严重的后果。“线性原则”并没有一跃而成为“时间理性”，而只是成为一种“界限”，它所指向的不是哲学至高层面上的讨论，而仅仅是“法律”，“线性原则”只有通过“法律”的空间才能够成为一种“时间意识”。

由此，一个显而易见但又决定性的事实是，只有当人们在昼夜之间继续细分时间刻度的时候，时间才不仅仅是外部的强制性依据，它才对应了人在时间中的能动性，同时也才产生了计时器。最古老的能够将一天分为若干个小时的投影钟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前的埃及，一个世纪之后则出现了可以计时并且可以测定短时间间隔的水钟。至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水都是计时装置最主要的动力源，时间的连续性观念也从水的流动性中提取而来。从天体到水体，时间观念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时间的动力源不再是人类不可控的宇宙常量，而是能够分析、理解并加以利用的物质。

虽然水这样的物质仍然是一种自然之物，有其自身不受人所控制的运行规律，但毕竟它是地上触手可及之物，可以被装置设计所克服。古希腊建筑师维特鲁威描述了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台用于测量一个恒星日时长的水钟。它的两个水箱的复杂设计克服了水压不均的问题。恒定水源注入第一个水箱保持恒定水压和流速让水流入第二个水箱，随着水面的上升，带有指针的浮子就可以指向相应的时间刻度。时间装置在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其动力运行的实质：克服与制衡。这一点即使到了后来擒纵装置出现之时也仍然没有发生改变。

也是在这一时期，水钟的刻漏上开始出现标有星座图的圆盘、地平线、黄道和回归线等。这标志着时间不仅不再是地球之外的客观规律，并且人已经开始通过装置将天体运行捕捉到地上生活的相似性之中，这一观念的普遍性可以通过遍布欧洲的古罗马时期的星盘遗迹证明。至此，时间不再是与人隔绝开的客观之物，它被人类所捕捉并成为了人类历史与个人命运的预示。记时装置对天体规律的捕捉促成了占星术的出现，虽然它仍然表现为对某种客观命定的测定，但也极大拓展了时间观念，预示就意味着未来成为了一个可以触及的时间范畴。在公元2世纪的中国，因为农业文明的原因，时间的划分仍对应于发生事件的时间点，比如汉代所用的十二时辰就命名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但同样原理的装置运作已经指向对未来未知事件的预测。张衡在发明了水运浑天仪直接展现星体运作的同时也发明了地动仪，这意味着在人们的时间观念里，时间不再仅仅是当下显现的恒常规律，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异常也仍然被涵盖在时间自身的恒常之中。

虽然历史行进至此，现代时间观念的要义已经一应俱全，但现代意义上的钟表，尤其是便携式计时器的产生，最早的记录也要到14世纪中期才出现。其中关键的发明就是“擒纵”装置，而据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研究，这一装置最初产生与11世纪中国北宋官员苏颂之手。擒纵装置的基本原理与维特鲁威记录的水钟原理类似，通过运动周期恒定的单摆控制动力链的稳定动能释放，就像恒定的水源保持流出水池的水压。被英国天文学家理查德和意大利钟表匠唐迪最早记录的擒纵装置被用来直接驱动天象仪的转动，虽然并未凸显机械计时器层面的重要性，但是在此天体的恒定运行已经完全地被同化入人对时间的收纳中。

此后在怀表作为独立便携计时工具出现前的两个世纪里，主要在天文学家的苛刻要求下，擒纵装置的稳定性被不断改良提高。但在此之前，实际上人们就已经很难说清，到底是天文学家需要准确的恒定的计时器来观测客观的星体运行，还是他们通过计时器对宇宙提出了和谐恒定的要求。一个不算离题的例子是，当开普勒得出他的第三定律时，他只是坚信，星体之间的运转关系被一个常数所表示。他测试了已有的主要来自于天文学家第谷的数据——他相信这些数据的准确性——的各种比值，最终在立方数上得到了那个常数，但他没有也无法给出任何进一步的说明。天体似乎只是依据他的信念给出了一个恒常的规律。

虽然从资料上看，“怀钟”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492年的意大利，但有明确记载的作为便携性计时装置的怀表则要到16世纪初才出现。16世纪初期，德国发明家彼得·亨莱因（Peter Henlein）在纽伦堡发明了第一只怀表——“纽伦堡蛋”，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不需要利用重力作为动力来源的钟表。有趣的是，虽然从形式上人类已经通过怀表将人类收纳于分秒之间的微观宇宙纳入胸怀，便携性计时器自身的历史却似乎回到了人类时间观念发展的源头。怀表的平衡系统并未在产生伊始就得到解决，在1675年格林尼治天文台建成不久，惠更斯与胡克仍然就谁最先发明了将弹簧卷应用于怀表平衡系统而争论不休。在游丝出现之前，怀表只能用一个指针指示时间，误差最高可达15分钟，两块怀表保持一致两分钟都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在最早的便携性计时器的所有者那里，他们各自的微观宇宙只能保持很短时间内的一致，或者说他们只能在同一个宇宙中共存很短的时间。

于是，怀表在它的历史当中充当了一种绝对私人化的象征，它标志着时间不仅仅被从天空拉到地面，同时也从自然转移向个人，它被放置在人的心胸之处，与生命的隐秘本源置于一处。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有一个关于怀表的著名段落，华生拿来一块怀表让福尔摩斯推断怀表主人的性格和习惯。从怀表的外观看这只表制造时间约为50年前，表上刻的字和制表日期相近，说明是先辈遗物，表背面刻着HW两个英文字母，其中W是华生的姓。按照惯例，昂贵装饰品一类多遗赠长子，况且约翰·华生的名字里没有H。因为知道华生父亲去世多年，所以他推断怀表的主人是华生的哥哥。并且福尔摩斯发现怀表上有钥匙孔，上面有很多的划痕，推断是被钥匙摩擦而造成的。因为清醒的人插钥匙一般很精准，只有醉汉的表上才会留下这些痕迹。这个围绕怀表的推理凸显了怀表所代表的时间的私人性，它铭刻着时间中的私人信息，也因为保护着私人信息而不常被拿出示人。它在产生相当长的时间里并不能精准计时，正如人的心跳的变奏不易被外人察觉和比照，就连爱欲引发的心动都主要被用来形容对爱欲的掩盖。甚至在某些桥段中，它会帮助持有者挡下夺命的子弹。

腕表的出现则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很多人认为它是怀表逐渐实现小型化的必然趋势，但实际上，除了短暂的作为首饰出现之外，腕表作为一种被广泛关注的公共器物是由于出现在有关军事和战地的图像当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早期腕表的发明者曾因为怀表拥护者的批评，倾向于承认手腕并不适合佩戴手表，但这种逆潮流随着腕表在战场上的应用而完全逆转。早期的腕表大多是军事用表，时至今日，飞行员系列的手表也仍然是早期腕表观念的延续。由于军事行动对时间一致协同的要求，时间必须被转化为公共性的，它需要被时刻查看和校准，腕表就像一个时间装置让佩戴者停留在同一个时空当中。

时间在此从心脏转向了手腕，那是人的脉搏所在处，它表征了心脏在内的身体体征，却不再是私人的了。它被用于诊断和记录，被用于望闻问切，它让人们或者迫使人们生活在一个公共的时间之中。在腕表时代精准的时间装置中，我们感觉着一种微妙的双重性：一面是我们与他人的共在，这无疑是我们当下时代的道德观念基础；另一方面，也许我们也感觉到相对于怀表所在之处，腕表吸取并展现我们无法隐藏的生命状态。在今天，当智能腕表读取、分析甚至上传佩戴者的健康状态之时，我们会想到在人类历史开端，空中那些自行运作的天体如何被吸入人类对时间和历史的欲求之中。

时间装置的发展史就是这样一个时间转移的历史，从天空到大地，从外部到内部，又从私人变得公共，这些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似乎远比时间流逝带来的焦虑更加萦绕于心。但时至今日，在尚未习惯性佩戴手表的孩子那里，仍然存在着开篇提到的这类时间游戏。在游戏中，客观齐一的时间被屏蔽，游戏者在其中通过语言随意变幻着时间的速率，决定着行动的发生。或者说，时间的统一规制也并不是人们共同生活和行动的必须框架。当人类经历了时间转移的整个历史过程，而又不仅仅选择其中的一种作为约束，那么被掌握在手的时间就是自由的来源。正如在自动机械表的运作中，行动与腕表运转的同步性仍然包含着这样的隐喻：我们的行动决定了时间是否行进，而不是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