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万莹《岛屿的厝》 | 出山入世

《出山》是龚万莹的第一部小说集《岛屿的厝》中倒数第二个故事，也是体量最大、人物的成长最为漫长而显著的作品。千回百转的情节牵扯起兜兜转转的人物命运，他们离合聚散，互相支持，彼此慰藉，砥砺、成长或者重生，油葱外公、妙香姑婆、妈妈惠琴和小菲三代人的成长线索勾连起的是正在被大时代席卷着的、渐渐人走茶凉的鼓浪屿。弥漫岛屿的湿气和闽南风物散落在故事细节里，交织起那方水土的人情、传统与变迁。闽南气味的文字纵横舒展，让情感和意义的浓度舒徐化开。

书写《岛屿的厝》是在2021年到2022年，整部小说集中的故事并非彼此独立分开，同样名字的人物在龚万莹的脑海里生长了一年多，可能在不同故事里若隐若现，拥有不同的身份和命运，如同在前世和后世之间的轮回转世。在《出山》中，人物经过了蹒跚而波折的生长，相比于前几部短篇小说中的同名人物，浮现出更丰富的面目，扎根于更明亮而扎实的生命底色，正如同镜头慢慢调度在他们身上，放大，凝视，聚光灯照亮他们的脸。

“我认为人物存在，故事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有时候我写小说，并不是强调故事线，更像是扮演这些人物角色。当虚构的灵魂被塑造出来时，我只需跟随他们的灵魂行走，观察这几个人放在一起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物在外部环境中经历了几段变化，从杂货店到养鸡场再到殡葬行业，环境在变化，我已经熟悉这些人的灵魂，接下来的事情在他们身上如何发生，情节如何开展，有时候是自然而然地出现。”龚万莹说，言谈利落而恳切，些许闽南口音带来属于南方的温度。

比如，《夜海皇帝鱼》中的小菲和她的朋友们都身在婚姻不幸的家庭，她和母亲在琐碎日常里应对逆境，如一个个场景的闪现，海潮还在翻涌，生活还在继续。而《出山》里的小菲同在离异家庭，她在家庭变故和同龄人歧视中学习成长，帮衬外公的殡葬生意，克服校园霸凌和学业的不顺，慢慢在异国求学和工作期间独当一面，历经一个人生命的沉浮、坚韧和丰盈。而《浮梦芒果树》中教小女孩鹭禾抓虫、穿短裤打领带的油葱在《出山》中摇身一变，穿着风衣、打着领带，到学校去为受歧视的孙女小菲解围，在作为庇护者的形象之外，他年轻时逃脱父辈遭遇的厄运，后来支撑起传统殡葬行业，为女儿和孙女挡风遮雨，他还是妙香姑婆的情人，最终随着传统殡葬行业的衰落而垂垂老矣。《鲸路》中帮助鱼丸店老板娘走出丧子之痛的妙香姨在《出山》中成了陪伴油葱外公和小菲的妙香姑婆，她身上昭示着刚柔相济的女性力量。

小说缘起于对殡葬行业的考察。早在2012年，龚万莹确定自己最想做的是写作，她先从非虚构下手。2014年在伦敦的她开始采访周围有趣的朋友，诸如卢旺达大屠杀的幸存者、在伦敦进行废奴运动的人、想要成为导演的小酒保……后来，闽南殡葬行业自然进入她的视线，其中牵涉到的生与死、故乡民俗的变化和消失、传统殡葬行业被全国连锁殡葬店淘汰，都吸引着她。有时在采访结束，殡葬店的老板让她留下来吃火锅，她看到，火锅缭绕的水汽上升，周围围绕的却是死亡用具，前者的轻盈和后者的沉重并存。等到写《出山》，她就试图在轻盈与沉重之间寻求平衡。

这些观察播下了种子，在创作的时候，对从事殡葬行业的人们，她付之以平视的目光。相关非虚构报道先被作家笛安看到，邀请她为《文艺风赏》写专栏，写着写着，因为还在外企上班，没有时间采访，她提议写虚构，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从2016年起，小说的写作起步了。

“我感觉，文学创作要以10年来计。10年来，我学习处理现实材料，计划练习进入虚构。这本《岛屿的厝》是从短篇小说开始，起初自己的力量不足，如同人练肌肉一样，提高10斤我就提不动，因此我可能一开始是8000字左右的体量。我可能会尝试通过自己的写作慢慢让这个故事中的内核、力量和细节撑长，逐渐到中篇的体量，再到小长篇。我现在编写的第二本书就是长篇。我仍然处于练习肌肉的过程中。”

曾经在外企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多年的龚万莹到中年确立了自己职业小说家的身份，过去的生活是土壤，她扎根其上，从容地将从事商业的方法用在创作上，从已知创造未知的叙事，也跃跃欲试，突破边界，打开更多的空间，布下舞台，让人物悉数登场，氛围萦绕。那是她在虚实之间泅渡的旅程，也引领更多的心灵探入情感和时代的秘辛。

Q：是否会专门为这部小说配一种语言？

龚万莹：我将小说设定在90年代的闽南岛屿上，大家会发现这本书充满了浓郁的闽南方言特色，我们在90年代的岛上就是这样讲话，他们不可能口正腔圆地讲普通话。

我认为闽南的语言在被言说时非常美，它在书面语言中尚未被大量使用。将一些闽南词汇运用到中文词汇中，就像小河汇入海洋。一个既能够用中文写作又能够讲闽南语的人，可以在中间起到桥梁作用。方言只是一个契合当时现实环境的选择。此外，大家可能认为书中有许多孩童轻盈的语言。前半本书从孩童视角出发，更多地关注孩童的语言，即自由天真，不会像成年人那样老谋深算。到后半部分人物成长，涉及到许多沉重的话题，语言随之改变。

我认为大家对方言进入写作的理解有所不同。我在使用方法和处理方法上都有自己的艺术思考，希望这些语言经过筛选，实现陌生化的效果。我认为有些词语具有桥梁作用，即使我直接书写，也不影响其他地方的人理解这个词。我每次写完之后，会让北方朋友或者其他城市的朋友阅读，如果他们都提到有些字非常费解，我就会添加注释，或将其切换为更容易理解的词语。

Q：小说涉及的主题非常广泛，包括时代变化、成长、人际冲突和离异等，你会从小处写细节，营造画面感，有些地方使用孩童的视角描绘得非常可爱，不会显得很沉重，为什么这么处理？

龚万莹：我认为这是生活的逻辑。我小时候的闽南，经常可以观察到家庭矛盾冲突。虽然我爸打不过我妈，因此家里没发生过暴力事件，但我经常看到其他同学突然间爆哭，去找爸爸，因为他父亲离开家，与其他的女人一起生活。而那些父亲几年之后回来，他们家庭既然直接接受了，并且与他们继续生活。小时候的我不理解，还可以这样吗？闽南社会中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少，即便有很多矛盾，也并非以爆发为结果，也不是以你死我活为结果，诸多结果可能扭曲地长在一起，也有可能是释然地长在一起，每个家庭都有很多不同。并非需要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故事才深刻。我认为很多时候，矛盾深刻地隐藏在生活中，虽然人们接受了，但是心里有疙瘩。这个疙瘩需要原谅才能化解，可放下远比爆发更难。

Q：你提到过，你在写小说时会自由想象自己的成长，有时候自己像个小孩子，有时候想象超越自己的年龄，让自己变老，如何以不同于你的年龄和心态，描写人物？

龚万莹：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困难。虽然我35岁才开始写这个故事，但是当我提笔，发现能文学人格需要一定时间来养育。因此，在我开始写作时，那个人格必须先从一个孩童开始建构，灵魂体逐渐成长。前面四篇文章很多是从孩子的角度讲故事，从幼童到少年，他已经逐渐成长。在《菜市钟声》中，所有人物环绕钟表转了一道之后，突然走向成年。对于我和他们而言，他们的成长让我有了突破，从少年走向成年人的视角。后面四篇，人物逐渐趋向中年人和老年人。我认为自己创造的灵魂体需要经历从孩童到老年的思维拉伸，有时候是通过写文章陪伴他们成长，也可能需要通过阅读来实现。你可以模仿他的灵魂，对他人有倾注的观察，因此有很多这样的苦功。作者从现实中想象成长，在文字里经历一段人生。

在文学中，时间可以拉长或者缩短。博尔赫斯有一篇短篇小说，他在主人公被枪决前的几秒钟，写了很多事的发生。因此在文学世界中，时间是一个概念。这些可以存在，甚至可以不存在。

Q：你在《出山》里写了很多死亡，有的死亡是因为病痛，有的是因为人性的恶，有的是猝然到来。你说过，死，恰恰埋藏了生之讯息，这如何理解？

龚万莹：我认为在城市生活中死亡是被驱逐的。我询问过以前殡葬业的民俗，家人死亡后会有头七，这可能需要风光大办很久。比如菽庄花园的女主人死后，停棺很多年，按照风俗是停越久越好。工人每年都会为棺材上漆，所以味道不会漏出来。在过去，死亡是可以看见的事情。如今在城市里，死者匆匆被放进冰柜里，几天后举办仪式将其烧掉，尽快寻找一个地方将其埋葬。死亡是不容易被看见的，导致我们都知道死亡存在，但是我们并非真正了解它的存在。我在撰写文章时需要面对恐惧，因为越是未知的事物，越是神秘的东西，你越会害怕，因此我必须按头让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至少在文字中经历。

我认为只有看见死亡真实存在，才知道生命是怎样存在的。有死亡，才有生命，死亡是时间的开始。如果所有人都是永生，那么时间就不存在。死亡仿佛在某个地方切断了一个点，秒表摁下去了，因此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一分一秒的记录。所以我认为，死中隐藏了生之讯息。

Q：你书写非虚构和虚构，这两者要表达时代和社会的命题会有什么差异？

龚万莹：非虚构比较像一块土，你要松土。虚构是在此吸取养分，却是不同的东西，要开出自己的花。非虚构，每个人对它的定义不同。对我而言，目前人生中最重要的，在创作板块里，是从事虚构小说的写作。

因此我将非虚构作为材料处理的方式，就像我们在菜市场购买很多食材后，需要预处理，例如给黄瓜削皮。虚构则是另一套体系。土豆变成土豆泥，甚至捏成土豆饼来炸，是变出与原材料不同的东西。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即在现实海洋中取一瓢海水，然后写小说的人将海水处理成盐，撒进一盘菜中，这是虚构。非虚构，就相当于我做海水提取净化的工作。

非虚构处理的许多题材，会帮助我获得一种在地的语气。即使我是闽南人，也不代表我可以写出闽南语气的作品，因为很多文章都是使用北方语言写的，我必须重新在书写中习得闽南语气。而当我写过上海或其他地方的非虚构作品后，我也可以模仿他们的语气来讲述这个故事。

与此同时，虚构有很多手法和技巧，同样可以用于非虚构创作中，包括什么时候应该调整节奏，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双线叙事，在非虚构写作中也可以借鉴虚构的手法，所以我认为虚构与非虚构是互相滋养的关系

Q：《出山》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迁徙计划，当初你听说小说可以被改编成电影，你有什么感觉？

龚万莹: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思考过影视化的问题,甚至不确定这部作品能否发表和出版。当有机会实现影视化时，我认为也蛮好。

文学到影视并非1:1的复刻或者简单的语言翻译。文学的责任是提供一片沃土，我在这片岛屿上种满了植物，上面有很多风物、动物、民俗和人情，以及真实的灵魂。此后，需要勇敢的影视创作者在此上充满创意地开出自己的花朵。但他们究竟取哪个种子，开怎样的花？这是他们的自由，这是一个开放空间。

文学与影视有很多不同之处，因此这两者之间需要桥梁，那些起到连接作用的人需要勇气和创意。包括复原文字的气氛也非常重要。我喜欢的一些电影，除了情节特别好之外，氛围也特别好，它的氛围自成一种活体。有些电影可以让你感觉到湿漉漉，有些电影会让你感觉到有些干燥，它仰赖的是影视创作者自身的能力。

影视要为大多数观众提供服务，大多数人怎么看，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文学，我可以只在乎一个人，在这个人的内心，我走得够深，就可以向自己交代。所以在创作时，我要排除所有一切外在的影响，绝不思考它能否被影视化。

写于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