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最后的亲征 —— 064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最后的亲征
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四日，元璋引得胜之师由湖口凯旋回到应天，想来应天官民一定是夹道欢呼不已，场面定然热烈至极！
几天后，元璋带领众将祭告了神庙，随之大封群臣。其中以常遇春、廖永忠等人功劳最大，被赏赐了大量田产，其余的有功将士也各有封赏。
说起来常遇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功劳，无非是救驾那次表现稍微突出些，但参与救驾的将领很多，何况那次廖永忠的表现一样超凡，可是为什么常氏也得以与廖氏的功劳并驾齐驱呢？事实上，除了关键时刻常遇春的“独不言”的主战态度，于战局影响甚大之外，也是因为朱氏故意将射杀陈友谅的不世之功归到了常氏头上，毕竟当时是夜里，谁也没有看清。笔者推测，一年之前常遇春力主杀掉邵荣时，元璋是不可能给他计算功劳的，然而这一次就可谓是一种变相的酬功了；而且元璋大约也是不想让廖永忠这个“嫡系中的杂牌”太过抢眼，所以要平衡一下他的蹿升势头，因而故意大大抬举常遇春。
不过，廖氏在这次大战中的非凡表现实在是看在众人眼中的，元璋后来也承认“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廖氏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所以元璋不能不有所特别的表示以奖励其卓著的功勋，除了将他擢升为中书平章政事，元璋还专门以漆书写了一块牌匾，上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大字颁赐给了廖氏【1】！
假使廖永忠是朱氏的嫡系跟班或者骨肉至亲，那么他在这时就完全可以凭借着鄱阳湖水战之功，在地位上超越诸将。平章这个官阶，是去年邵荣的头衔，而在鄱阳湖大战之初，徐达还是右丞，由于徐达只是打了一天，所以论功劳来说几乎可以忽略（当然坐镇后方也是一种特别的功勋）；再看战前还是参政的常遇春，假使只是给他正常叙功，那他至多也就是左丞或右丞。然而廖氏只是一位后来者，所以朱氏为了避免某种尴尬及派系平衡的盘算，也得格外照顾常遇春；再加上朱氏还须考虑资历、地位、影响力等因素，不久后还是会大力擢升徐达等人。当然，应该说廖永忠更用心、更擅长的还是水战，他具有在南方作战的独特优势，可是到了北方就不尽然了，因此即便他此时受万众瞩目，也是暂时的。
为了趁热打铁以尽快解决陈友谅的残部，元璋一面命李善长、徐达、邓愈等留守应天，一面则又亲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开赴武昌。
就在同时，已经投降了张士诚的谢再兴带领着张家军进犯东阳，结果被左丞朱文忠率兵击败而去。之后，胡深向文忠建议：“诸全乃是浙东的藩屏，诸全不守，则衢州不能支持，最好在距离诸全五十里的五指山下修筑一座新城进行防御。”这一建议被文忠采纳。
不久，张士诚手下大将李伯升率军大举进犯诸全，号称六十万。不过，当张家军来到已经修得差不多的新城之下时，看到坚固高大的城墙，只得悻悻而返。当这一好消息传到元璋那里时，他为了嘉奖胡深的筑城之功，特赐之名马。
也就在这一月，张士诚开始自封为“吴王”。张氏之所以这么急着称王，大概是为了应和那句“试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著名童谣。而第二年，元璋也成了“吴王”（史称“西吴”），据说也还是为了去应和那句尽人皆知的童谣。
因为早在至正五年时，江淮、荆楚地区就普遍流传着这样一首摇荡人心的童谣：“富汉莫起楼，穷汉莫起屋，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2】童谣、谶语这类东西在迷信天命的古代还是很重要的，几乎无代无之，如前面提及的“莫道石人一只眼”，再如秦末的“亡秦者胡也”、隋末的“桃李子,洪水绕杨山”之类。这类东西的出现大概跟两汉时期儒学的一度神学化有密切关系，更是古人认知水平的体现。
这“羊儿年”，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至正十五年，就在那一年，刘福通拥立韩林儿为小明王，举起造反大旗；另一则是指至正二十七年。至于“吴家国”，最早的版本很可能是“无家国”，那意思是指将要天下大乱。但不知被谁这样一改，意义就完全不同了，预言吴国将要兴起——所以，张士诚和朱元璋都抢着要把“吴王”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扣。
十月，元璋的大军到达武昌附近，他们马、步、舟水陆并进，但没有强攻重兵把守的武昌，而是采取了“锁城法”，毕竟张定边不是等闲之辈，困兽犹斗，元璋也不想徒增伤亡。元璋命常遇春等分兵于四门立栅以围之，又于江中联舟为长寨，以断绝敌人与外界的联系。另外，还分兵攻取了汉阳、德安（今湖北安陆）等州郡，既对武昌形成了战略上的总包围态势，也是乘机扩大战果。
这种“锁城法”，对于困守坚城的敌人是最有效的，如果没有外援，十之八九都会因拖耗不起、粮食用尽而弃城投降。“锁城法”非常著名的战例大概就是北宋末年金军大将粘罕对太原的围困，当时金军分兵两路南侵，但粘罕的西路军久攻坚城太原不下，只好采取了挖掘壕沟进行长久封锁的“锁城法”，在消灭了宋军的多路精锐援军后，也最终迫使太原城在十个月后陷落，两路金军由此会师汴京，一举灭亡了北宋。再有后来像明末著名的大凌河之战中皇太极就对祖大寿固守的锦州城采取了“锁城法”，并重创了多路明朝援军；清末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于武昌、九江、安庆、天京（即南京）及江西等处重要攻城战中，也将长围久困的战术运用到了一种相当成熟也相当极端的程度！
朱家军这一围就到了十二月，百事缠身的元璋不得不先行赶回应天，临行前，他还特别叮嘱常遇春道：“城中的敌人如同被困在牢笼中的狐狸，想出来已不可能，时间久了他们自然会降服。如果他们要突围的话，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只要坚守好自己的营栅就行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守为攻，借助自身的防御设施尽量增大阻截效能、降低己方伤亡。
转眼就到了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在李善长、徐达等人的一再固请下，以及小明王的允准下，元璋终于同意了即吴王位。此时天下再无人可以危及应天的安全，“缓称王”的战略已是瓜熟蒂落。
当然，事前也少不得群臣几番劝谏和元璋的几番推辞表演，双方给出的都是堂堂皇皇的大道理。不过，一切表演都会适可而止。“天予不取，反受其咎”，该接受时不宜再推迟，更何况现在已经真到“天命所归”的时候了。
从左丞相（吴国公）到吴王的这个变化，其实是意味着小明王承认了朱氏诸侯王的地位，类似战国时期周天子承认诸侯称王（不过小明王名义上是皇帝），如此一来应天方面就可以从名义到实质上，都能够做到自成一体了。当然，小明王本身已经成为一位光杆司令，客观上也要求朱氏自立门户。
吴王的受封大典，伴随而来的便是一应典章制度的设立，这一任务主要交由李善长负责。于是，应天政权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非过去的行中书省），并正式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其余人等也各有名位。
既然称了王，就该有个王的体统，一切得照规矩来。为了敲打一下众人，一天退朝之后，元璋便对徐达等人说道：“你等为生民考虑而推戴孤，然而建国之初，应该先正纪纲。元朝政治昏乱，纪纲不立，君主荒淫无道，大臣专权跋扈，以至于威福下移，由此导致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乱。你等应该吸取元朝失败的教训，当与孤同心协力以求清明之治，以成你等的功业，万万不可苟且因循、尸位素餐！”
礼仪、礼法这种东西至少从传说中的夏朝就已出现，后来又相继被殷商与周朝所继承和发展，它的主要核心功用便是维护等级秩序。于是元璋又接着说道：“礼法，是国的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这是首先要注重的事务……你等既是孤的辅佐，当铭记于心，万不可有始无终！”【3】话外音便是：我朱某人向来是不跟你们讲私情的，况且如今名位已定，你们更要小心从事，要照着礼法来，不然我是会不客气的。
又一天，元璋端坐于白虎殿中，他兴致大发，与近臣孔克仁谈论起天下形势，在回顾过了自己那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后，元璋又对天下大势和未来的计划做了一番勾画道：“自元运既隳，连年战争……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以为何如？”显然，自鄱阳湖大胜后，他已经有了北进中原、统一天下的想法，关键就是做好粮食和交通方面的准备，并等待北方群雄内讧之类有利的时机。
孔克仁没有异议，乃答道：“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这年二月，武昌已经被围四个多月了，可是仍然没有屈服的迹象。元璋终于有些坐不住了，他怕夜长梦多，也便于就近同张定边等人讨价还价，于是再次亲往武昌前线巡视。
由于几个月来朱家军已经休整得差不多了，可堪再战，加上被围的武昌城内日益窘迫，所以到达前线之后，元璋便开始督师攻城。这时，陈理、张定边见情势紧急，便让人突围到岳州张必先处求援。不久，张必先率领人马赶到，准备在距离武昌城二十里的洪山一带驻扎下来。
元璋乘其立足未稳，即命常遇春率精锐五千人向张部发起了进攻，结果大败敌军，张必先被生擒。张必先一向骁勇善战，人称“泼张”，武昌城能坚守到今天，指望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是他。当张必先被捆绑着押赴武昌城下时，朱家军的人便向城里喊道：“你们所指望的不过就是这位‘泼张’，如今他已被我军擒获，你们还有什么可以依赖的？还不赶快献城投降！”
张必先也在下面跟着劝降张定边，张定边在城上听了，气得差点昏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另据《明兴野记》中的记载说，此前有俘虏的汉兵一千余人，为了震慑负隅顽抗的守城者，元璋便下令将这些俘虏每四个人共用麻将头发编在一起，又用木桩钉于靠近西南城墙的鹦鹉洲上；当晚寒风大作，雪片纷飞，及至天明，那些俘虏冻死者已过半。
武昌城东南有一座高冠山，那里可以向下俯瞰城中，有一部汉兵驻守在那里。为了拔掉这颗钉子，于是元璋询问诸将：“谁能夺下高冠山？”
傅友德当即请命前往，元璋欣然应允。只见傅氏领着数百人，一鼓作气就拿下了那个山头，至此“城中益丧气”。不过，在登山作战的过程中，傅友德脸上中了一箭，箭镞从脑后穿出，又有一箭射中了他的肋骨，但傅氏毫不为意，以至于大伙对其勇悍、命硬佩服到五体投地！此战之后，傅友德被擢升为雄武卫指挥使。
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汉军中有一位擅长使槊的家伙，竟一路长驱杀到了元璋的中军帐下，当时元璋正坐在胡床上看书，他疾呼自己的内弟、郭兴的四弟郭英道：“郭四，为我杀此贼！”郭英一向身手不凡，又系外戚，所以被元璋任用为身边的护卫将领，此番郭英闻声之后，立即手持长枪迎面扑上前去，结果那员敌将“应手殒坠”。见此情景，元璋笑着嘉勉道：“好！便是尉迟恭再世也未必能及！”说着解下了自己身上的红锦袍便给郭英穿上了，算是一种特别的赏赐。
几天后，元璋又派出陈友谅旧臣、史有明载的老成人罗复仁入城劝降陈理及张定边等，他保证说：“陈理若来归降，当不失富贵！”但是老实厚道的罗复仁却害怕元璋食言，于是再三请求。元璋便解释说：“孤非兵力不足，所以久驻此者，欲待其自归，免伤生灵矣。你且去，孤绝不误你！”这回诚意明显足了。
当罗复仁来到武昌城下时，号哭不已，陈理见之大惊，立即将罗氏召进城里，“复相持痛哭”。最后，罗氏言辞恳切地转达了元璋的意思，绝望之际的陈理与张定边等终于决定开城投降。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陈理“衔璧肉袒，率其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当年幼的陈理到达朱家军的营门时，他“俯伏战慄，不敢仰视”。元璋怜其幼弱，于是拉着他的手宽慰他道：“孤不归罪于你，你毋须害怕！”
这时陈友谅的父母都还活着，元璋因此“命宦者入其宫，传命慰谕友谅父母”，又约定：凡武昌府库中的储蓄，一概由陈理自己支配。文武官僚按顺序出城，其妻、子及家里的下人都可以跟随。
张定边、张必先等人虽然智谋出众、威猛无匹，但他们毕竟不是朱氏麾下的干将，投降之后能够活命就不错了，尽管正史中没有指出二人的归宿，但据《沔城志》中记载说：张定边当时并没有跟随陈理投降，而是率领一支孤军冒死突围，游击于荆、襄之间；后来眼见无力回天，他解散了士卒，自己则改名换姓，浪迹江湖，寿九十余而终。
笔者认为这只是表达了当地人的一种美好的想法而已，就如后世编排说李自成出了家，无非是心有不甘。就笔者对朱元璋个性、行事的了解，以及对后来历史走向的研判，至少张定边是绝对不可能在朱氏手里苟活的——这恰恰是因为张氏的能力太过出众，威望实在太高，而朱氏无法收服其心，也没有智量和信心可以驾驭张氏，所以斩草除根必然是朱氏的无奈之选！
笔者翻找史料，最终在《新元史·卷二百二十六》中验证了自己的这一判断：“张定边、张必先等，寻皆诛死。”当然这事朱元璋做得大概比较隐密，毕竟他已有言在先，既然他食言而肥，所以出于避讳，正史记载中干脆不再提及二张的下落。
朱氏为人刻薄，陈理的待遇自然也不会好，他一向被监视着，到了洪武初年，当蜀帝明昇也投降后，朱皇帝就将他和陈理等人一起远远打发到了高丽，去深入体验朝鲜泡菜般的余生了。《新元史》中说陈友谅的父亲被安置到了滁州，陈理被打发到高丽后便不知所踪。此外还有曾经作为陈汉太子的陈善儿，史书中完全没有了他的记载，笔者推断他大概也被秘密处死了：之所以这般与陈理区别对待，笔者推断应该有两个理由，第一就是陈善儿当时年纪大了，他的能力、权威、性情都是弟弟陈理比不了的，所以对朱氏政权威胁性更大；其次就是朱必须做出一种大度的姿态，所以不能对陈理也赶尽杀绝。
此外，元璋还纳了陈友谅次妃达氏，后来在御制大诰中他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所以就将陈氏最美艳、最宠爱的一位妾室带回应天充入自己的后宫，算是一种男人的报复吧！次年底这个达氏就为朱生下了第七个儿子，后被封为齐王，她也被封为了达定妃（后面会提到她被处死的事）。可奇怪的是，当写作这篇御制大诰时，朱皇帝却忽然自疑起来，他对自己收纳达氏的行为，究竟是出于好色之心，还是出于豪杰之意，已开始说不清楚，只好大度地表示要请智者来评鉴了！
武昌城归降后，朱家军纪律严明，按事先约定，不派一兵一卒入城，所以城内市井晏然，一片安乐祥和的气氛。
元璋“倡仁义、收人心”的意图达到了，由于围城数月城中老百姓已然饥困，元璋即命配发粮食进行赈济。加之他“召其父老复抚慰之，待友谅父母以礼”，以至民心大悦。很快，汉沔、荆岳郡县相继归降，这其中也包括陈友谅的二哥陈友才——这里笔者有些怀疑这个名字是否搞错了，因为陈友谅是家里的老二，当然也不排除陈家是按照家族兄弟排的长幼，据说陈友谅是族中老四，陈友仁就是“五王”了；其次陈友谅的父亲叫做“陈普才”，不管是父子还是叔侄，名字都不应该这么相近。
不久，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以枢密院判杨璟为参政。在离开武昌之前，元璋又特命常遇春发遣陈理官属赶赴应天。三月，元璋终于回到了应天，算是将灭亡陈汉政权的善后工作告一段落。
在一次谈话中，一位来自句容的儒士问及元璋道：“主公先前在湖口、九江一带大败陈友谅时，其众既溃，您何不乘胜直抵武昌，为何反而引兵退还呢？如今您虽然攻克了武昌，但是也费了不少力气啊！”
元璋不疾不徐地回答道：“你们儒者有一句话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你应该听说过吧？况且事有缓急，兵贵权宜。当陈氏兵败的时候，我岂能不知道乘胜席卷的道理？可是兵法上说‘穷寇勿迫’，若是我大军乘胜急追，彼必死斗，如此我军伤亡必多。咱所以任由他回去，又派出一支偏师跟在后面，就是防止他们逃窜到武昌以外的地方。我已料定他们在创残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难道还敢再战吗？我以大军临其城下，所以他们才全城降服……如此一来，我师不伤；二者，生灵获全；三者，保全智勇。难道好处还不算多吗？”
这位儒士听后，大感悦服，果然不愧是一代“天授智勇”的英明统帅。
陈氏既灭，应天政权也就以此牢牢控制住了长江中游广大地区，如此一来，不仅朱氏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而且应天的安全系数也得以大大提高。四方的强敌须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水军才可获得觊觎应天的资本，否则，就休想在南方地区有所作为；而想要夺取上游优势、打造一支可观的水军，就必须先以大军夺取荆州、襄阳一带——这样的强敌，在大元广袤的疆土上短时期内是不会再有了，何况民力在短时期内也无法予以满足，而虎踞江淮、坐拥东南的朱氏，凭借其所掌握的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即将在不久后具备对南北两个方向进可攻、退可守的不凡资本。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武昌督师迫降陈理，也算是朱元璋最后一次浸霜露、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一度被敌将闯入了中军大帐）。自此以后，大小战事，他都不再亲临了，只是在后方筹划灭敌方略，至多是跟进一点方便熟悉敌情、协同指挥。一来，因为天下大局已经初定；二来，朱氏个性非常谨慎持重，他是在必须冒险的时候才会冒险，否则绝不会涉险，这也是他不会轻易亲征的缘由——但其他人不同，像李世民做了多年皇帝以后，还曾亲征过高丽；李筠反叛时，已经成了皇帝的赵匡胤也曾领兵亲攻泽州城，并多次亲征。至于蒙古大汗更是习惯亲征，前四任大汗就有三位死在了前线。
此外，经过十二年的艰辛奋斗，游丐僧“朱重八”的名号已经被彻底置换为“吴王”，他已体贵驾尊，身份地位大不同于从前。而且未来不远的历史，还将记载的是他新的名字——大明王朝洪武皇帝朱元璋！
【1】《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八，《罪惟录·廖永忠传》记为金字牌匾。
【2】 《元史·五行志》
【3】《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