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极化的世界里，交流是否依然可能？| 书单

界面新闻记者 |潘文捷 界面新闻编辑 |黄月

“2024年美国大选，看到的是中间选民的退场，决定选举结果的是极化的选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可金提出了这样的观察。一个极端的例子或许是原本持有温和的改革保守主义观点的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他将特朗普形容为“美国的希特勒”和“文化海洛因”，这一次，他作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走向了更出格、更极端的道路。

极化不仅出现在美国大选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网络中，出格极端的发言似乎越来越多，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论调甚嚣尘上。日本文化批评家宇野常宽在《〇〇年代的想象力》一书中指出，我们“身处这个只从数据库之海中挑选想要的信息、信仰同一神明的人类轻易就与他人做出区分的当代社会”，这种区分无关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只凭关于一件小事的认知不同，即可迅速形成共同体，难以动摇，完全排他。

如果各方都在把自己当作真理的持有者和受害方，那么我们还能否与彼此交流？在这样一个极化的世界，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威胁让人们变得偏执、戒备和不宽容

在二战之后的几十年中，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带来了普遍的代际文化变迁，重塑了民众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促成了从高度重视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威胁让人们变得偏执、戒备和不宽容，而免于威胁则会让人们变得具有安全感、开放和宽容。

一般来说，生存安全水平的下降会引发威权主义反弹。而近期在许多国家产生了排外型民粹主义威权运动，例如特朗普的当选，都不是由于客观性的匮乏导致的。这些国家依然拥有丰富的资源，民众的不安全感是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水平导致的。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国家的收益几乎都汇聚到了顶层的少数人手中，其余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则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福利的削减和高失业率又使得状况进一步恶化，年轻人的失业率尤其高。数据表明，在美国最年轻群体中，后物质主义者人数占的比例不比其他战后群体高。

传统的左派政党植根于工人阶级选民，支持收入的再分配。然而，后物质主义的左派和传统左派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其支持者多为中产阶级选民，他们强烈支持重大的政治变迁和文化变迁。这些都会让左派的、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感到恐慌，激发排外威权注意政党的兴起。

有些人把特朗普等代表的排外性威权政党称为“极右政党”或者“激进右派政党”，认为这类政党更像传统的保守派政党，这造成了误解。因为传统右派的主要支持者是社会中较富裕的阶层，优先关注的是减税和减少政府监管，然而民粹主义威权政党则主要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中吸收支持，主要关注的是排外主义和对快速文化变迁的抵制。一项针对32个国家的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威权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主要集中在较为年长的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男性、信教者和多数族裔之中，这些群体都持有传统的文化价值观。

疏远社会、自伤自恋的道路无法走通

在一个极化的世界，相同价值观的人们产生联结，互舔伤口般给予彼此认可。在另一些人眼中，在不知何为正义的世界，一旦与他人接触，一旦想要成就一点儿什么，就必然产生误解，令他人和自己受伤。因此，当代青年的心态处于“从对抗社会到疏远社会”的转变中。年轻人迅速表现出了非社会化的倾向，在日本，有以茧居族为代表的“自伤自恋”型人，他们对社会性自我实现丧失了信任乃至产生了厌恶。

临床心理医生斋藤环看到，对茧居者来说，若是长时间茧居不出，很多人会“退化”，其结果可能就是心中慢慢滋生出自我伤害式自恋。即使不是茧居者，如果在学校或职场被霸凌，在校园权力等级中被定位为最底层，或者置身于尊严受到伤害的职场里，恶劣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都有可能产生相互作用，催生出自我伤害式自恋。

茧居者的许多痛苦和烦恼主要源于自我污名、自我贬低和自我否定。许多人可能认为，就算他们不停地自我贬低，也不会打扰他人，既然没有给别人添麻烦，想怎么对待自己都可以随心所欲。就如同《新世纪福音战士》中的碇真嗣，自闭于内心世界，不去寻求社会性的自我实现，而是寻求有人能够无条件地认可自己的自我形象。斋藤环对此评论道：“在你自我否定的根底里，一定有着自恋，有想要珍重自己的意愿，更多的是大众的价值观和同化压力在迫使你做出自我否定。”

斋藤环提醒我们，“人通过忍辱负重而成长”的思维极其有害，尊严长期受到伤害会影响人的一生。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养成尊严受损的习惯。如果你习惯了忍耐，会加深自我伤害式自恋，认为无论怎么伤害自己都无所谓。在现代日本社会，相较于人权和自由，“个人尊严”总是被忽视，好在如今性骚扰、权力骚扰、精神骚扰等问题已逐渐被重视。斋藤环提出了如下几个建议：“守护尊严”，拒绝忍受，为自己的尊严而战；“大胆主张”，考虑他人的同时明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开放性对话”，沟通的时候不去竞争正确和客观，变成主观和主观的交流。

说服的关键在于了解他人的动机

面对极化世界，疏远社会、自伤自恋会造成伤害。那么我们要如何与他人相处，避免交流沦为骂战？《争论与说服》的作者大卫·麦克雷尼关注深度游说、街头认识论和智慧政治，并从中提取出争论与说服的正确方法。

在“智慧政治”创始人卡琳·塔梅里乌斯眼中，去说服他人时，方法的关键在于了解他人的动机。在“改变对话金字塔”中，结构中的每一层动机都必须得到满足，才能够继续往上发展，最终实现改变。金字塔的最底端是舒适感，往上依次是联系、理解、共情，顶端是改变。“在政治对话中，我们常犯的错误是，急于追求金字塔的顶端，而忽视了满足所有其他需求对于实现改变的必要性。”

对一般人来说，日常生活并不因为他们对枪支管制、气候变化、死刑等问题的态度而受到影响。对这些问题持有信念、进行争论或者与他人分享，是在“传达群体忠诚”。如果持有不同立场，可能导致人们在一个可信的群体之中地位受到威胁。所以拒绝原本中性的实证证据，会是非常明智的决定。

这是一种“部落心态”。对于我们所属的部落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其他人会根据我们的看法衡量对我们的信任程度。而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和群体不一致，就真的可能会遭受严重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因此，“我们的所知取决于我们的信念：我们假定为真的知识。它也取决于我们的态度：我们对所信之物的赞许或贬低。”当我们身处于一个紧密团结、共享动机的群体中，哪怕事实明摆着告诉我们应该转变思想，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

作为既具有说服能力又能够被说服的社会性动物，我们有一种方法来摆脱困境。我们可能会试图进行辩论来改变整个群体，如果这种尝试失败了，那么会努力寻求共鸣，与外部群体建立连接。如果我们找到了共鸣，那么对于友善对待我们的人提出的挑战性想法，我们也会更愿意持有开放性的态度。善意的互动会让我们感到安全，如果我们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就也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

放弃“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优越感”

当事件发生，人们都会习惯性地认为“他们需要改变！”我们常常会懒惰地指责他人，认为自己是受害者。然而本书作者亚当·卡亨提醒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从自己做起更重要的了。任何其他的态度都会使人从即将开始的改变上分心，削弱主动性，从而使整个勇敢的行动受挫。

卡亨曾在南非种族和解、哥伦比亚内战等国际事件中成功帮助对立双方达成合作。他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让他们……”，这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我们VS他们，朋友VS敌人，英雄VS恶棍，好人VS坏人，无辜VS有罪。这种责怪他人、将他人敌对化的做法，既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定义自己。但是在非等级化的合作里，我们没有办法逼迫他人改变做法。

亚当·卡亨看到，要与他人合作，特别是与那些三观不合、不喜欢或不信任我们的人合作，就需要平等地与他们相处，放弃“作为一种存在状态的优越感”。

他指出，能够和多个整体合作的关键就是“力量与爱”。力量表现在“坚持”的行为上，力量的驱动力会产生差异化和个性化，爱则表现为“参与”，爱的驱动力产生同质化和整合。当我们过度运用爱（坚持认为我们关心的集体的团结和利益才是重中之重），就需要运用力量，并接受由此产生的冲突，哪怕这种冲突会令人不安。当我们过度运用力量（坚持认为我们关心的部分的表达和利益才是重中之重），我们就要运用爱和接受集体主义。正如马丁·路德·金曾说的那样，“没有爱的力量是鲁莽和滥用的，没有力量的爱是多愁善感和虚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