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资本主义欲望-序言（三）- 新年新气象

译者按：本文译自本书编辑Matt Colquhoun为本书所写序言No More Miserable Monday Mornings的第三部分，New Year，New You

第一部分：译|后资本主义欲望-序言（一）- 暴行展览

第二部分：译|后资本主义欲望-序言（二）- 迷幻理性的抽象狂喜

第四部分：译|后资本主义欲望-序言（四）- 提高觉悟

2016/17学年初，金匠学院视觉文化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重大，对马克-费舍和科德沃-埃舒恩（Kodwo Eshun）而言更为如此。此前，他们二人共同主持了一门名为“听觉与视觉文化”（Aural & Visual Cultures）的硕士课程，这门课程核心探讨的问题可以简化为：“在无处不在的媒体时代，我们该如何思考声音与图像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学校内部的一些行政调整，这门课程与其他几门一些相对较小的硕士课程被合并到了一个现有的、更加综合的当代艺术理论课程中。

这种变化对费舍和埃舒恩来说似乎是一种损失，但他们反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去尝试新的事物，摒弃了听觉与视觉文化的主题，转而开发了两门反应他们当前兴趣的独立课程。埃舒恩设计了”地诗学“（Geopoetics）研讨班，这是一门为期15周的课程，致力于对雷扎-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那本备受争议的理论小说《气旋志》（Cyclonopedia）进行深入解读。费舍则开设了”后资本主义欲望“（Postcapitalist Desire）研讨班，探讨欲望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且危险的关系，以及前者在帮助我们试图摆脱资本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双刃剑角色。这门课程也可以被视为他下一本书的实验平台——即后来被人熟知的未完成之作，暂名为《酸性共产主义》的那本书。

该课程的名称源于费舍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探讨了”在后福特主义背景下，欲望与政治的关系“。他认真对待了保守党政治家路易斯-门施（Louise Mensch）在2010年英国电视节目中发表的一条备受嘲笑的评论——门施指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一边在星巴克排队、用iPhone发推特讨论政治，一边却在谴责资本主义。费舍认为，尽管门施的讽刺肤浅表面，她的批评却提出了一个深刻且令人不安的问题：我们的后资本主义欲望在多大程度上已被资本主义捕获并加以中和？我们该如何应对”通过信用消费推动的消费品欲望的强化“？我们是否甚至应该尝试去应对？对费舍而言，门施所建议的，反动性地回退至前资本主义的原始主义并非解决问题之道。他提出，应当用一种”对抗性欲力“（counterlibidio）来应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欲力吸引“，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反欲力（anti-libidinal）的压制方式来削弱它。

费舍通过深入探讨其富有争议的前导师尼克-兰德（Nick Land）的”反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兰德的文章《机器化欲望》（Machinic Desire）），进一步阐明了这种需求的必要性。在这篇文章中，兰德以他那典型的90年代赛博朋克风格，主张“成为复制人”，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内在合二为一。对兰德而言，”那些认为资本与欲望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或者其依赖某种内在矛盾支撑的观点早已站不住脚，禁欲主义者所宣称的，借助批判理性（critical reason）可以超越与商品的欲力纠缠的想法，不过是可笑的自欺欺人罢了。在此，资本“不是本质，而是倾向”。兰德的观点类似拉康关于死亡驱力的理论：拉康断言，人类存在性的内在虚无主义是一种试图回归至俄狄浦斯前期的子宫平静（pre-oedipal calm of the womb）的虚妄，与此类似，兰德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是因为“赛博空间早已植入我们的皮肤之下”，从中撤退不过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前资本主义幻想，如同我们不能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一样，我们不能逃离资本主义。因此，试图将我们的欲望与资本主义分离的行为，就像在仍然跳动的现代性主体的身上插入开胸器一样，用理性来应对这样一种本质并不理性的努力，不过是一种徒然。

尽管兰德否认应用理性的观点，在表面上将他的项目与费舍的计划置于对立，并且兰德的评价很让当代的左翼不喜，但在费舍看来，如果左翼无视兰德的观点，这将是严重的失职。

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引入一种针对资本主义欲望的”对抗性欲力“——即”后资本主义欲望“——来反击或在伦理上来回应这些批评，是费舍系列课程的核心驱动力。例如，在第一堂课中，从门施的挑衅性言论出发，他再次提出了这一质问，同时也探讨了他个人对《酸性共产主义》中一些尚未解决的紧张关系的回应。然而，在他和学生们展望”对抗性欲力“的前景之前，正如他在《酸性共产主义》序言中警告读者的那样，他们首先需要弄清为何以往的”对抗性欲力“都未能实现，未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变革。

从密集的理论性文本，到新闻报道，再到流行历史化写作（pop-historical），课程的前几场讲座试图通过各种类型的阅读来回答这些问题。例如，在第二讲中，费舍探讨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新兴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他引用了两个关于该时期的对立观点：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1995年的观点，另一个则来自女权主义散文家和音乐评论家爱伦-威利斯（Ellen Willis）在1981年书中的内容。这两种视角的结合，既展现了反主流文化兴起前夕的思想视野，也提供了一种事后的批判性回顾，揭示了其最终失败的原因。

这种对比令人不安。时至今日，马尔库塞的文字仍如六十多年前那般令人振奋，但威利斯的批判也同样与我们当下的处境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正如费舍在2013年为e-flux杂志【译者注：】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写：

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如今或许早已被简化为一系列的”标志性“符号，作为去历史化的美学遗物，它们被人们过于熟知，被无休止地流传，被剥离了政治语境，但威利斯的作品却像一道痛苦的提醒，揭示了左派的失败。威利斯在1981年出版的《初见曙光》（Beginning to See the Light）一书中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她常发现自己与主流社会主义中的威权主义和国家主义格格不入。尽管她听的音乐歌颂自由，但社会主义却似乎只关心集权与对国家的控制。时至今日，反主流文化如何被新自由主义右翼收编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但这一叙事的另一面是，面对反主流文化表达出的欲望的新兴形式，就转变而言，左派无能为力。

这种批评也可以在费舍同期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例如，他在2013年发表的，如今声名狼藉的文章《逃出吸血鬼城堡》（Exiting the Vampire Castle）。在费舍眼中，威利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所描述的那种黑暗面，仍在持续地破坏着二十一世纪左翼们的希望与梦想。

从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工会与反主流文化之间的裂痕，到1997年英国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就“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的宣称，至少在费舍的心目中，20世纪下半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阶级从几乎所有文化和政治话语中被剥离。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阶级意识开始卷土重来。从21世纪初兴起并进入主流视野的英式说唱（Grime）【译者注：】，到2011年欧文-琼斯（Owen Jones）的《群氓》（Chavs）一书的出版【译者注：】，一种新的阶级意识正在英国兴起，并以多种形式展现出来。然而，这种阶级意识仍难以冲破费舍所称的“由道德左派发酵出的情绪化的麦卡锡主义氛围”。

费舍在《逃出吸血鬼城堡》中的语气充满愤怒和不耐烦，但也饱含失望与挫败感。虽然只是逃离社交媒体，但这毕竟还是一场逃离。然而，至少在某些圈子里，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可能会让不太了解情况的读者误认为费舍背弃了左派所珍视的一切。可以说，这也印证了费舍从另一面提出的批评。在将阶级与当下身份的斗争剥离后，资本主义似乎不再是敌人。而我们，却相反，变得太容易被鼓动而互相攻讦。

那时的费舍对政治格局的批判似乎完全是负面的，在他的视野中，这一格局中充斥着一群吸取能量的吸血鬼巨魔（troll）【译者注：】，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尤其是推特，彻底消解了任何正在萌芽的政治团体意识。费舍在他的k-punk博客中曾多次提及“灰色吸血鬼”这一概念——这些评论区的掠夺者“并不直接汲取，而是以通过阻碍计划的方式来获取能量”。费舍对社交媒体中自嗨的身份政治环境深感痛惜，这种环境似乎决心要破坏数十年来最激动人心的流行文化的转变。尽管很多人断然拒绝了费舍的评价，但随着英国脱欧公投和杰里米-科尔宾担任工党领袖的几年里，这一评价却得到了证实，尤其是后者，作为英国左翼政治可能重组的一个契机，却在内部与外部持续受到不断的破坏。

这种政治自体免疫疾病以各种面目出现，它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阶级意识所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费舍认为，“阶级意识是脆弱的，稍纵即逝”，但应对这一情形的最佳方式是将其保留为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他继续写道：“主宰学术界和文化产业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巧妙搪塞与预防的策略，他们甚至可以不让这个话题出现，即使这样的话题出现了，他们也会让人觉得提出这个话题是一种可怕的失礼，是对社交礼仪的严重冒犯。这种愤慨至今仍顽固不化。然而，就阶级意识必须被不断削弱这一事实，也让我们看到了它潜在的政治力量。不幸的是，随着费舍的”吸血鬼城堡“在整个英语世界中的广泛传播，他的文章也激怒了他试图批判的社交媒体的愤怒机器，许多人完全否定了费舍，认为他犯下了将阶级意识与性别、种族或其他少数群体自我认同意识分离开的大罪。然而，事实是，他的立场——正如他后来反复努力强调的——与这种误解截然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