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旧世界,你在哪里
陈冲的《猫鱼》出版了。看到评论,便想看猫鱼,也想去中央公园读书。我刚刚搬到泽西城,泽西城是个神奇的地方,白天寂寥忙碌,人们把这里当夜晚的驿站。新楼住着不适应美国旧公寓的留学生和年轻人们。kushner 集团的公寓楼高耸天际,楼顶围绕一堆光圈。夜晚这个地方又像拥有生活: 有人在九月一日这一天,周日,美国劳动节的夜晚,放鞭炮。
美国哪里可以买得到鞭炮呢?
也许生活与旧日没什么不同。在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白日狩猎,到白日耕种,如今白日汇入茫茫的城市人海中做一份工作,交换着金钱和口粮。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在曾经的计划经济中,人们得到粮票——每个人做着一样的工作,但和同事们住在一个大院里,从生到死。人们的孩子出生就有世袭下来的朋友。那时的生活真同步啊。一个单位里同岁的母亲们同时生下孩子,孩子一起长大。 我出生在计划经济消失殆尽的那个90年代后期,我仍然拥有父母辈的紧密感情关系网:我的院子里的邻居们都和母亲在一个单位。单位很好,像一个小型的共和国: 我们有三栋7层的公寓楼,房子是单位员工专属的,也是免费分的。我们公寓楼下有很大的草坪,院子,健身器材,还有一个露天泳池。单位的楼高高的,里面有健身房,有舞蹈团。 计划经济的日子像出生把一切都分配好了————尤其是人。生活圈子。那时我从小到大的幼儿园到初中,都是在单位的学校。
我好像从出生前,就认识了那些朋友。 有时候我在思考计划经济的迷人之处。来到美国读书,才知道共产主义这四个字像异域的神秘宗教一样禁忌且备受打压,或者通俗来讲,共产主义这四个字是异域宗教里的撒旦。没有在大学读过政治的boomer和boomer 下一代认为其统一主义残害个体性并且洗脑人民——去做集体性的坏事,在大学读过政治的人认为团结的力量强大所以是个人主义和自由资本市场的威胁,去过中国的人认为中国是个活色生香的古老国家,哪怕是那些学者,那些研究中国的学者,比如我本科的人类学教授o先生,他研究的是古老宗族文化,古老满族文化,农耕文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碰撞(90-2010 年代兴起的中国新贵的社会),而我不是,我对主义着迷。很多人避而不谈曾经几十年的中国,好像它失落了,只记得它之前的古老中国,和如今乱哄哄,疯狂,充满深度,危险又迷人的高速发展,但我记得计划经济。
那确确实实是乌托邦,是我童年安全感的来源。熟悉无比的人们一辈子住在一起,小区里有那么多免费的活动,食堂也是免费的。我以为人不用赚钱就可以一日三餐。而那乌托邦也十分人文主义—— 我们家住在赫鲁晓夫楼,每一间都平等地有东晒西晒的房间,后来18岁,我去了美国,我要花更多的钱租下来不朝北的,有阳光的公寓。后来我去香港,发现也是这样的。 直到成年的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过来小时候那些一辈子工作生活在一起的人的爱恨情仇,那些粘稠,友好的笑容和交流中有多少咬牙切齿和精神残杀,有多少搓磨和折磨,而个人主义思想和本质的人,在那样的日子中,精神和肉体摧毁。 曾经中国的人是行尸走肉吗? 我不记得中国人和其它人一样,没有那么独立的思想,也没有那么愚蠢的,笨拙的无脑追随他人。
可是有时我又想,那样的日子,在我童年早期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烙印?我对金钱的无概念,对金钱的冷漠是否来自于早期乌托邦式的生活,那惊鸿一瞥的,无法长存的理想,对我们这一代,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它对我上一代的影响更为深重——作为在乌托邦中长大并度过人生前30年的那一代人来讲,我的舅舅,我的爸爸,对所有新的事物都难以接受,难以接受到没法学会用美团点餐,我常常说它们是氮气--惰性气体。它们是高级工程师,是教授,却对资本市场一无所知,一辈子生活在一个旖旎的肥皂泡中,也对外界世界充满敌意。但他们热情,好客,不计较钱财和得失,像照拂亲人般照拂落难的朋友——其中也少不了被骗钱,它们天真到愚蠢,笨拙到残忍。四海之内皆兄弟,或者敌人,没有陌生人。
我爸常常说,这世界的一切都与他息息相关,每个人都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缘分。 我不说共产主义是完美的,我只是最早的时候,住在了一个新鲜空气,人身安全,健身资源,阳光都没有被金钱化,资本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我的亲戚,但每个人都像家人一样拥有着共生的亲密和痛苦。 中国也早不是新千年左右混乱,充满机遇,罪恶,活色生香,复杂又充满悖论的社会了。
美丽的旧世界,你在哪里? 你在我的记忆里又将去向何方? 即使我无法忍受你的平静,渺小,即使我无法阻止你在发展的进程中分离崩析,即使我学了很多关于你的理论,和你的故事,都在讲你本质是无法长存,即使......童年是被保护的宁静的,带着玫瑰色眼镜的时光,可我还记得楼下院子的大草坪,我和我出生前就认识的朋友在草坪上跳皮筋,炎夏的午后去单位食堂吃免费的午餐,我那个三室一厅,南北通透的,长大的,单位免费分配的房子,我们的游泳池的池水在夏天黄昏闪烁着橘黄色的光,泳池旁边总有免费的泳衣和眼镜,我从出生起就认识的长辈们,它们每天穿的衣服,讲的话,走路的姿势,长辈家里永远有我的零食和饭。每个人都和我妈妈从小就认识,每个人的父母都和我姥姥姥爷从小就认识——它们曾经是战友,一起上过抗美援朝,去过越南,它们曾经是中专的同学,在车间,纺织厂一起做30年工直到退休。
再之前呢? 我姥姥姥爷的父母辈在哪里? 它们在共和国之前的旧中国——它们的父母是家道中落的地主,是逃亡落寞的满清贵族,是地方官,是小资本家,是大字不识的农民,不论辉煌或落魄,它们死在共和国之前,它们的孩子来自中国的天南地北—都变成了共和国的孩子,读书,被共和国分配工作甚至另一半,拥有房子和新的一辈子的朋友—我的姥姥很少回到她的祖籍——内蒙,我的爷爷不记得自己小时候和亲人从山东逃难过来——但在这里,我变成了这座城市的第三代,我的祖母辈将这里变成了家乡,是出国多少年,或者死掉,都要埋葬的地方:落叶归根。我们中国人讲究魂归故土。 这是一部近代迁徙史。像共和国轰隆隆的车轮一样,像我从小的城市被不断改造的道路,河道,被推平又建起的高楼一样,像不断离开家乡的人一样。因为政治敏感,所以没有主流愿意提起和纪念,因为复杂,多变和奇特,所以没有人可以书写和记载全貌。这是一部我生命最初对世界的映像,也许是我这一生的底色,反叛逃离也好,遵守默许也罢, 人是环境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