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与侍臣们谈古论今 ——069 《明君与暴君：多面帝王朱元璋》
与侍臣谈古论今
中国历来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可见人的言与行都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抱负远大的开创之主，元璋的发言自然是值得我们细细关注的，他的谈话精神也值得我们仔细推敲，由此窥其一斑。
话说至正二十四年的一天，元璋听说诸功臣勋贵的家丁仆役等多有狗仗人势、横行不法的，于是他就专门把徐达、常遇春等人都招呼了来，对他们训诫道：“你等跟从孤起身于艰难之中，如今成此功勋，这难道是一朝一夕的努力换来的吗？最近孤听说你们家所畜养的那些家僮等人，大多有侍势骄恣、逾越礼法的行为，这种事必须要郑重对待、从重发落！这些小人无所忌惮，如果不及早惩治，将来一旦生出大的祸患，你等岂不是要受到他们的牵累吗？孤与尔等上下一心、共济大业，同心一德保全始终，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所以孤今天才跟尔等说及此事，这就像治病一样，发现病灶就应该赶紧去根治，如果隐忍姑息，终将为其所害！”
显然，官员家属（包括下人）借势凌人、以权谋私造成社会不公，在权力相当不平等的专制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也非常严重的问题。元璋就是要提醒臣下们注意，放纵家人可能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也害了国家。
比如，一个最有名的前车之鉴就是《汉书》的作者、东汉初年的名士班固——班固当时依附煊赫一时的大将军窦宪，所以他也颇有权势；后来窦宪被扳倒，班固被牵连下狱，本来他罪不至死，结果却仍身受酷刑而死！原来处理此案的一位负责官员曾经受到过班固家下人的侮辱，所以才借机向班固打击报复。
当然，元璋不但是对于臣属们严格要求，其对于君王自身的言行也有一定的反思。有一次，他跟内臣们谈及三国的历史，其中专门提到“好汉子”孙权当着诸葛瑾儿子诸葛恪的面取笑其父的相貌一事，孙氏说诸葛瑾长了一张驴脸。元璋觉得孙权此言显然有失君王的体统，有“失君臣之道”，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大抵君臣言动之际，不可不谨”【1】。不过，作为朱氏本人，能言却未必能行，有始却未必有终。
又有这年（1364）五月的一天，元璋退朝之后在白虎殿阅览《汉书》，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侧。
过了一会儿，元璋问他们道：“汉朝的治道不能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纯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由于“三代”过于久远，很多相关记载过于简略甚至不可靠，尤其是在古代，因而被越发理想化。
孔克仁回道：“这是汉家杂糅了王霸之道的缘故。”
元璋随即又问道：“那么谁要为此事承担责任呢？”
孔克仁回道：“汉高祖。”
可是没想到元璋却不同意这种观点，也许他是把自己当成了刘邦第二了，他认为身为创业之君的汉高祖“遭秦灭学之后、干戈战争之余，斯民憔悴，甫就苏息，礼乐之事固所未讲”；主要责任应该归咎于汉文帝刘恒，文帝虽然贤能，可他“逡巡未遑，遂使汉家之业终于如是”，白白错过了纯正治道的最佳机遇，这是刘恒的大过失。
最后，元璋又提到了周世宗柴荣。此人抱负远大、英果有为，且功业心极强、为政热情极高，常怀时不我待之心，并特以“唐太宗第二”自期。柴荣曾经大刀阔斧地进行各项改革，力除五代积弊；可是在他身死之后，国家政权却轻易地就被赵匡胤给颠覆了。
为此，元璋认为周世宗乃“无其时而为之者”，其为政过于操切了，而忽略了现实中的突出问题（大概就是指未能加强君主集权，从而导致赵匡胤能够篡权成功）；尤其操劳太过，以至于英年早逝。
以史为鉴，加强君主集权以确保朱家天下，显然是元璋首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再有这年九月的一次，元璋坐于便殿之上，这时他突然向侍臣发问：“（后赵开国皇帝、出身低微）石勒、（前秦皇帝）苻坚，哪个更优秀一些呢？”
在旁的史官詹同回答道：“石勒虽不学，而豪爽脱略，料敌制胜，举无遗策；苻坚穷兵黩武，不量己力，淝水败后，身为俘虏。以此言之，石勒为优。”这有点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
但是元璋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石勒正当晋室初乱，没有遭遇强敌，所以他才容易成功；而苻坚时天下战争日久，互相争雄者都是势均力敌，所以很难轻易取胜。“亲履行阵、战胜攻克”的苻坚也许不及石勒，但“量能容物、不杀降附”方面石勒就不如苻坚，因此二者算是各有优长吧。
然而元璋的眼光还不止于此，石勒临死前仍未忍对居心叵测的侄子石虎痛下杀手，苻坚则是被自己一度宽待的部属慕容氏兄弟等人推翻的。为此，元璋总结说：石勒“聪察有余，而果断不足”，苻坚“聪敏不足，而宽厚有余”，他们其实都已先发现了祸乱的苗头，但都由于自己的“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而未能及时消除祸乱，以至于家族最终遭到夷灭，乃至后继无人。
这类问题都是元璋格外敏感、细加关注的，时刻警醒着他（比如说他会很自然地将文正类比石虎）。一旦他落实到行动中，就不难见出其人所不及的狠戾、决绝和果断，以及由此所制造出来的专制恐怖！没有无缘无故的权谋家，历来权谋家的手段、智术，除了自身的经验，也多是由读史而来，武则天作为一介女流也不例外。
元璋也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人，起码这一点在他年轻时还是显得很可贵的。
话说至正二十五年正月的一天，元璋突然问詹同道：“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以教兵，这是真的假的？”连吴王的爱姬都敢杀（也被允许去杀），实际上孙武应该是想就此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便在军中令行禁止。此举类似司马穰苴杀齐景公的宠臣庄贾。
对于主公的垂问，詹同答说：“此事记载于《史记》上，大概是真的吧！”
元璋又进一步问道：“吴国毕竟是个诸侯国，难道就没几个人给孙武作练兵之用吗？为什么非要找些宫人做试验呢，这算怎么回事！这是吴王阖闾的失计啊。再说孙武当时如果想证明自己的才能，又何必靠这几个女人呢？后来他教了吴王兵法，有什么取胜的例子吗？”
詹同答说：“《春秋》中记载了柏举之战，楚军大败，然后吴军乘胜杀入了郢都，这大概多是孙武的功劳吧。”
可是元璋却不以为然地说道：“未必吧！太宰嚭、伍子胥都本是楚人，他们长年呆在吴国，向楚王的报仇之心不是一天了。吴军之所以能够杀入郢都，这难道是孙武教兵的缘故吗？如果这真是孙武的功劳，那么之后秦军援楚，吴军为什么又会吃了败仗呢？尤其是孙武杀吴王二宠姬之事，肯定是司马迁的道听途说。至于《孙子兵法》十三篇，恐怕也不完全是孙武自己的心得吧，应该是有所师承才对。”
总之，元璋是比较倾向于怀疑司马迁的记载与孙武的军事才能的。还不止于此，有一次元璋还专门召集侍臣开了研讨会，讨论《孙子兵法》的问题。
有人说：“（孙）武之书，自易以及难，其法，先粗而后精。其言约而要，故叩之而不穷，求之而益隐。”这是说《孙子兵法》理论性很强。
又有人说：“（孙）武之术，其高者在于用常而知变，若实在彼则变而为虚，虚在此则变而为实。机妙莫测，此用武之权，千古不可易也。”这是说孙子倡导灵活机变。
还有的说：“（孙）武之术以诡道胜，至于终篇，而用间曰：‘计以情而生，情以间而得。’苟遇不可间之君，无可乘之隙，将何以得其情哉？”这是说兵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总之人人莫衷一是、各持其说，但是在元璋看来：“（孙）武之书杂出于古之权书，特未纯耳”，其手段过于权术化，军事专业部分偏弱了；而孙武说“不仁之至，非胜之主”，仁义是一个君主取胜的必要条件，元璋觉得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于是元璋又进一步说道：“像孙武的‘虚实变诈之说’，其实是很浅薄的；如果对方的军队是商汤、周武王的，那么不管什么‘虚实变诈’，也只有失败的命运。虚实变诈之所以取胜，得逞一时，就是因为对方不是王者之师……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不过孙武的某些言论也是相互矛盾的，此兵法必有所授，即便是孙武本人的军事实践也未必全如他的言论。”
当然，朱氏的言论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甚至可能都不是发自其本心的，嘴上一套、心里一套毕竟是当政者的特色。
【1】《明太祖实录》卷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