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余华《活着》

余华的《活着》，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小说以徐福贵亲身经历为切入口，从国共内战写到新中国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食堂、三年自然灾害，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总结起来就一个字：惨！ 解放前，徐福贵家有一百多亩良田，条件优越。娶妻陈家珍，粮行老板的女儿，家境殷实。徐福贵从小游手好闲，长大后染上嫖赌恶习，最终落入老千龙二等人圈套，输掉全部家产。 为此，父亲一气而亡，母亲身患重病。徐福贵进城请郎中为母治病，被国民党强拉壮丁，行军途中遭解放军包围，全军覆没。解放军优待俘虏，发路费、开路条，幸存下来的徐福贵终于回到阔别两年多的家乡。而此时母亲早已死去，家珍带着一女一子艰难度日。为了生计，徐福贵不得不向龙二佃租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龙二被划为地主枪毙，土地全部分给农民，徐福贵分得五亩田地。儿子已值读书年龄，家中无钱，不得不将女儿凤霞卖掉。 正当一家人日子渐有起色，时间进入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农民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兴办公共食堂，开展大炼钢铁运动，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于是民不聊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雪上加霜的是，家珍身患肌无力，逐渐失去劳动能力。而儿子友庆则在为生孩子的校长（县长夫人）献血时抽血过度死亡。好在凤霞又重新回到家里，成为主劳力，一家三口，勉强度日。 凤霞长大成人，面临婚姻，因她年幼生病留下残疾，成为哑巴，只好嫁给搬运工万二喜。万二喜也是残疾，是个偏头。不过人残心善，夫妻感情甚笃。 造化弄人，凤霞在生产时大出血死亡。实行包产到户后，徐富贵家因缺乏劳力，日子反而更加困苦。家珍油尽灯枯离开了人世，万二喜也在一次事故中被水泥板夹死，只留下他们的儿子苦根和徐福贵爷孙俩过活。而苦根最终也病重死去。至此，徐富贵亲人悉数死亡，只有一条老牛与他相依为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小说把众多人的苦难集中在一个家庭，读起来有人间地狱之感。作者通过徐富贵一家的苦难，揭示社会的黑暗：旧社会苦，新社会更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新中国实行土改，农民分得土地，但种种原因，一些农民又将土地卖掉，重新陷入贫困，这也是土地集体化的原因之一。 实行土地集体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的需要。中国是农业大国，工业落后，所以遭列强瓜分。新中国优先发展工业，但百年战乱，生产力破坏严重，工业的发展，只有依赖农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满足不了高积累的需求的。与农业相关的工业产品，一家一户的运作模式也完全不可能吸收消化。所以，土地集体化，是新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土地集体化，就没有工业化，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有人认为主要是人祸，而不是天灾。不过我听老人讲，至少在我的老家，当年确实遇到了自然灾害，主要是下雨。与书中所写不同的是，小说里说的是水稻，而老人讲的是小麦。小麦更可信，因为水稻只要不收割，即使阴雨，晚一点收可能减产，不至绝收。小麦则不然，小麦在地里就会发芽发霉腐烂，让你颗粒无收。 关于大炼钢铁，公共食堂，也就是大跃进，对经济破坏是确实存在的，但不只是表面的炼钢运动、吃食堂等等。破坏主要来自浮夸风，即彭德怀所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本来因自然灾害减产，但各级不但瞒报，还年年增产，一增一减，贻害无穷。 首先发现并纠正浮夸风的是毛泽东。比如四川李井泉报亩产二千斤，毛不信，特意派田家英、戚本禹到四川种试验田，得出亩产不超过六百斤的结论，在铁证面前，李井泉才不得不承认错误。 再比如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上发表的《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中指出：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毛主席写信到小队一级，大概历史上绝无仅有，可见中央的指示是被各级打了很大的折扣的。 关于文革，书中着墨不多，主要写城里的武斗，因为文革对农村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文革期间，我国农业基本是稳步发展的，崩溃论是一些人的别有用心。这一点，可以参考《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包产到户后，徐福贵的日子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困难，因为他家没有劳力，又失去了集体的关怀。实行包产到户时，很多人觉得土地是自己的，只要勤劳，就能致富。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农村不但没有富裕，农业发展也走进了死胡同。被树为单干典型的小岗村，重新搞起了集体化，其他大部分地区，农民背井离乡沦为苦力，土地实行流转。再过若干年，土地所有制问题，一定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活着》这部小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老调重弹，毫无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