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我，原来还有福州帮--一次历史小文本的实验(四)

二、逐渐浮现的历史碎片

出租车在街上走着，华灯初上，上海街上各色的灯火的映射在车内，一波又一波地照在父亲的脸庞，忽而惨白忽而血红，他并没有异于平常的表情。我盘算模拟着，一会将会发生的场景，会是激动异常相拥而泣呢？还是担心我们来索要房子，拒不见面？还是完全忘记了这个陌生的表弟，觉得这两个不速之客是哪里来的骗子？又或是60年代，因为我们家的关系吃尽了苦头？要是场面失控，我在旁又该如何自处呢？我自然没有和父亲说起心中的顾虑，但一时也不知道和他说什么，也不知道该问他什么，父子之间一如平常的安静。或许是难掩心中激动，父亲与开车师傅攀谈起来，他以不甚流畅的上海话说起上海记忆，还有一会即将拜访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表嫂。师傅听了父亲的故事，语调竟高昂起来，情绪之激动胜于我们父子。

那是一个很平庸的小区，千篇一律的公房模样。出租车师傅也不顾生意了，把车在小区里随便一停，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兴奋且激动地跟着我们一起上楼。毕竟亲眼见证大历史是如何具体地捉弄一般人，这可是日常生活难有的机会。

扣扣扣，父亲一手拿着泛黄的表哥照片，一手轻轻地扣着灰色略有锈迹的铁门。

没有回应。又敲了几次，门后依然沉默。

我从铁门后的木门猫眼看到光亮，这个时间段，里面大概率是有人的。我还在想着怎么让门后的人开门之时，在旁看热闹的出租车师傅已按耐不住，他箭步上前，用力的捶打铁门，大声嘶吼着。“开门啊！是侬台湾的亲戚来寻侬了！”

师傅激动的敲打摇晃铁门和大声的叫唤，像深夜喝到烂醉的汉子在发酒疯。因为动静太大，对门的人家都开门一探究竟。师傅见对面有人开门，旋而转身激动的解释，这两父子来找他们以前的亲戚了，能想办法让对面开门吗？

正在此时，木门怯怯地打开了，门缝泄出一丝光亮。

父亲用福州话对着门缝里的人说，我来找方某某，我是方某某的表弟啊！为了取信门内不敢开门的人，父亲把攒在手中已久的表哥照片，从铁门的缝隙递给门内的人。

经过漫长的一分钟的沉默与等待，铁门终于打开了。

那是一张衰老满是皱纹的面孔，上海街头四处可见的矮小且佝僂的老太太。但那的的确确就是照片中的女子，父亲表哥的妻子。

那是一个上海随处可见的，家境不甚富裕的寻常人家狭小客厅。陈旧的家具和摆设，屋内飘着上海家常菜的猥琐气味，亮度已经衰减到令人不适的日光灯。老太太，也就是父亲的表嫂，步履蹒跚招呼我们坐下，并到厨房里微微颤颤地端出两杯热茶。我端详了一下她的模样与衣着，岁月与环境对她不甚宽厚，将她的身形与气力消耗了大半。父亲与她坐在桌旁，我则坐在父亲旁边，当个沉默的听众。与我设想的不同，他们既不特别激动，也不特别生疏，就像以前认识但又不是交情特别深厚的朋友，很有默契地以我听不太懂的福州话开始攀谈起来。

一开始谈话的主题，自然是父亲的表哥。他们两的语速又急又快，大段大段的对话，期间我甚至不自觉地闭上眼，好集中注意力聆听，但还是一句也听不懂。几经尝试只好放弃，当个观众观察着他们的对话。我在旁看着父亲说话的样貌，一时间竟恍惚起来。说着福州话的父亲，全身充满着能量，面容精明干练，眼睛里闪着我从未看过的光亮。回想起他在台北的日常生活，不会讲闽南语的他，大多时候显得颇为孤僻与古怪，在娘家时，他听不懂也不会说客家话，感觉笨手笨脚又驽钝。看着眼前流利地说着福州话的父亲，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不认识我的父亲。

父亲的表嫂见我在旁一脸痴呆，意识到我听不懂福州话，偶尔在对话中穿插普通话，好让我能理解他们的谈话。

至此我大概知道了故事的梗概，父亲的表哥在祖父的介绍下，进入江南造船厂工作，大概是做电焊一类的工种。以前对于劳动防护的意识不强，以至于吸入太多废气把肺搞坏了，在前几年过世了。然后是祖父带着一家人南下台湾，留下父亲的表哥照看蓬莱路的房子，想着以后相机再回上海。父亲的表嫂叹道，你们真是运气好啊，你们乘上船后没几天，黄浦江就封江了，没有到台湾的船了。不知道是为了防备父亲可能来要回房子，也或许是真实的苦难，她说在诸次狂热的政治运动中，因丈夫与我们家的海外关系，吃了不少苦头。

对话也谈到了我所知甚少的祖父，父亲表嫂夸赞祖父多么精干，在造船厂里是个干练的狠人等云云，然后顺带夸奖父亲一系都是能人。得知我在上海某个小有名气的学校读博士，又说起父亲的某某亲戚是交通大学教授，而父亲的儿子，也就是我也很杰出。

那个晚上，父亲与他的表嫂谈了很久，或许是年事已高已感疲倦，也可能是该回顾的往事已经谈尽，两人很有默契的结束谈话。我们互留联系方式，并约定了保持联系。出了那个逼仄的客厅，在上海老公房典型的潮湿气味中，我和父亲缓缓摸黑下楼。

在暗夜中我看不清父亲的表情，不过从他的呼吸和身形看的出他如释重负的畅快。数十年来，那些他记忆中的的名字面孔，后来怎么样了？他们过着什么样的人生？这些长久萦绕在他心中的好奇与疑问，今天的一席话后，解答了所有的好奇，长久缺块的记忆拼图已经拼齐。我想，这可能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会面，说来有点悲怆，但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分隔数十寒暑，父亲已成了台湾人，表嫂已是上海人，除了这些回忆，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再见只是徒增尴尬。回程的路上，父子的对话竟很有默契的，没有谈到刚刚的会面，拉拉杂杂的说了些生活琐事。我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估计父亲也是如此。

将父亲送回酒店后，我折返回学校宿舍。我竟觉得有些恍惚起来，那是对于自身存在的不确定感。我出生于台湾，乃至于我的姓名、从小到大还算顺利的人生历程，这都是理所当然之事。今日所听的往事，我震慑于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或许祖父的一念之差，1949年的稍稍犹豫，就不会有在台湾的父亲，那今天也不会有我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