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

也许只有时间能够回答，这世界上是否还会有第二个地方可以像巴黎圣母院一样，在它整修好重新开放的时候，可以吸引到五十多个国家政要和各界名流，邀请到不同国籍、跨越大洲的艺术家奉献演出，成为一场全球性的庆祝活动。巴黎圣母院的重新开放试图尽可能多地传递文化意义，重生、坚韧、融合、复兴、和平、商讨……五年前当它的塔顶在世人的注视中坠落，毁于大火，那场景似乎不亚于精神文明的殿堂里发生了一场火灾。五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争尾大不掉，交战国的其中一位元首也带着和他盟友商谈的渴望来到现场；马克龙精疲力竭，刚刚下台的最短任期总理在他旁边，今晚的盛大演出能在多大程度上恢复巴黎圣母院作为精神和文化灯塔的持久作用呢？或许该换个说法，巴黎圣母院重建的那几年里，世界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还能找回来吗？巴黎圣母院的修复与重新开放，是否意味着世界还有机会和可能，去同样修复过去五年里撕裂成碎片的价值与文化呢？

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和开放或许建立在一种疼感之上，这种疼痛来源于时间的无法逆转和回到过去的不可能。换句话说，来源于失去的必然性。David Berliner在losing culture中指出，正是这种失去一切的当前氛围，将文化、传统和真实性的概念——现代人最痴迷的三个概念——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三巨头，使它们本身成为道德上的正当理由，并被遗迹和权威的光环所笼罩。阿帕杜来把哀悼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事物称之为“扶手椅上的怀旧”（armchair nostalgia），因为那些未曾拥有事物的“遗迹”作为“消费的怀旧” 用“以前更好”这样的信条帮助暂时性地弥合历史的断裂。人们哀悼失去，重新审视地方文化，试图make themselves great again，将自身文化的失去归结到他者的到来，然后在全球化和社会歧视中自我肯定，但不会有人去思考，不同的“失去”、“遗迹”和“怀旧”如何在文化的空间里激战，正如欧洲的基督文化基础和汹涌的世俗化之间，只能将伊斯兰文化归类为一种威胁自身存在的隐患。谁有权定义“失去”“怀旧”“重建”？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指出，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文化的传播和关于文化的讨论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正如本雅明所说，从来没有一个文化不同时也是野蛮暴力的实录。这种文化内在的野蛮也影响着传承过程。巴黎圣母院必须修复，也一定会重新开放，好让人们重新安放自己的怀旧，甚至可能是从未经历的怀旧——David Berliner用exonostalgia形容与直接经历脱节的投射的怀旧，以哀悼other cultural loss，体会文化假体的幻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