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视觉文化：铭石为景、绘图证史、造像发心

我们游访名山大川、古寺祠堂时，经常能看见很多石刻、壁画与造像。它们历史悠久，内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近年来，它们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艺术史家的兴趣，以此作为中国古代视觉文化的重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

诚如巫鸿先生所概括的“纪念碑性”的说法，人们对视觉形式的追求，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审美的需求，通过审视一件艺术品的物质、礼制、宗教、思想和政治环境，我们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它在某一特定社会中的地位、意义和功能。以下四部作品，都是围绕石刻、壁画和造像，利用视觉和文献材料尽可能地复原一个个或宏观或具象的生动的“过去”。

1.泰山封禅，摩崖文字打造人文景观

铭石为景

8.7

[美] 韩文彬 / 2024 / 北京大学出版社

《铭石为景：早期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 》，属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系列艺术史丛书，该书曾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

作者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Jr.）主张在地理环境与人文景观中，对秦汉至唐宋的摩崖文字进行详实的研究。全书主线探讨中国书法所构造的文字景观的历史脉络与视觉意义，主要涉及四组摩崖案例：汉中石门石刻、山东郑道昭题刻、山东北朝刻经及泰山唐代石刻。

韩文彬在梳理这些石刻的相关研究时，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历史背景放置其中。比如，他强调了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喜爱，并不单纯是审美方面的，而且要将这种与南方精英文化紧密联系的书风作为文化控制、国家统一的象征符号。比如，他分析玄宗泰山封禅的铭文和仪式，强调玄宗的动机是修正被武则天覆颠的统治格局，重申合法的唐代男性帝王世系。这些摩崖文字是君主意志的外在表达，而摩崖石刻在宋代的迅速蔓延，也可以理解为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划时代相关，体现了文化精英的新阶层，即士大夫或文人群体享有文化和准政治的权力。

在阐述的过程中，韩文彬广泛运用了艺术史家的理论学说。比如，他提到了西蒙·沙玛所说的我们对自然原生物的“形塑认知”，强调了在原始空间语境下阅读石刻铭文的必要。摩崖石刻的意义源自它的位置、媒材和表达的内容，石刻融入自然景观并日渐成为景观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是文本，而且是要求人们进行游走式阅读的目的地，唯有穿行于空间才能到达。比如，当一名访问者陆续驻足，阅读并审思下碑、两处“石诗”、左阙和右阙的题名，最终到达云峰山巅之时，这个过程，他逐渐确认了向上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文字内容所暗示的，是人类参与塑造的精心布置的风景，这就是“形塑认知”的完成。

韩文彬还引用了亨利·列斐伏尔所说的“象征性空间”，在中古中国文化里，象征性空间由刻有题记的诸峰创造出来，暗含着神圣领域、宇宙观、神灵和力量的关系等。比如，公元六世纪，题名云峰山的九仙组群，所有遨游的神仙均驾乘真实或神异的飞行动物（龙、凤、鸿、鹄），抑或天体（日、月），又或是反重力的风、烟，这些石刻象征着神明栖身或实现从人到超凡存在的地方，这种将山上的石刻献给神灵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摩崖文字作为礼仪性文本的功用，是它的主要效能，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韩文彬非常认同巫鸿所说的“纪念碑性”，书中屡次提及“纪念碑性”或引用相关论述。韩文彬认为，风景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人类文化的产物。石刻应理解为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人如何以文字书写为媒介，将地理构造转变为带有文学、思想和宗教意涵的山水景观的历史。那么，我们来看看巫鸿本人的论著是怎么阐释的。

2.武梁祠，东汉画像的图像志研究

武梁祠

8.9

巫鸿 / 2015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巫鸿的“纪念碑性”理论，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其前身是他关于武梁祠的研究。《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是理解巫鸿“纪念碑性”的一个具体的典型的样例。

武梁祠是为东汉官吏武氏家族成员之一武梁（公元78-151）而建。对武梁祠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艺术史的一个特殊分支。武梁祠是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2世纪的祠堂，而2世纪又是中国古代修建祠堂建筑的黄金时代。该祠堂内部墙壁上满饰浮雕画像，多数伴有榜题，艺术完美，主题丰富，祠主的个人信息非常完整，这些都为图像志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武梁祠得到了学术界的长期重视。

巫鸿的研究重点在于探讨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图像设计程序及其思想内涵。武梁祠是在汉桓帝统治时期修建的，但是武梁在桓帝时期是避世的隐士，碑文记载：“耻世雷同，不窥权门。”同时，武梁又有着“大位不济，为众所伤”的辛酸之语，反映了他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自信和忧虑，而武梁祠上描绘的系列帝王像也可视作一种汉代儒家的政治理想。

汉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追求“天人合一”。巫鸿指出：“在武梁祠对宇宙的表现中，天界与人类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政治和伦理的，两者之间的互动沿循着一条垂直的路径：在屋顶表现为征兆图像，在墙壁表现为历史人物。”武梁祠上的装饰是古老的“宇宙图像”，我们必须根据祠堂在中国古代礼仪中的多重功能来理解它的意义，像马王堆帛画一样，它的一个功能与根深蒂固的灵魂信仰有关。

巫鸿把阐释重心放在汉代信仰观念所影响的图像内容及其风格。比如，考察西王母崇拜的理论背景。巫鸿从武梁祠山墙画像中提取稾（禾秆）、橄（麻杆）等信物的使用，分析西王母与信徒之间的交流，对这位女神的崇拜糅合了许多类似萨满教的宗教因素，从而使其从一个普通的神仙发展为一个威力强大的保护神。西王母、东王公及其仙境的表现吸收了许多佛教艺术的因素，这位女神形象在大众信仰中的演变反映出中国宗教艺术开始朝向一种纯粹的供养型偶像图式发展，而这种图式在稍后的南北朝佛教艺术中最终达到成熟。

对于武梁祠的研究，促使巫鸿思考礼制艺术的内在视觉和形式因素，从而发现了多种而不是孤立的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概念，进而据此对中国古代艺术做一个系统的解释和重构。在《武梁祠》的论述中，我们还能注意到巫鸿的艺术史研究吸取了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表现出广阔的历史和社会视野。这不独是巫鸿的学术素养，好的历史学家，往往都具有类似的广阔视野，比如邢义田。

3.孙悟空，一个图像的中外传播

立体的历史

8.8

邢义田 / 2020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为秦汉史领域的知名学者，邢义田的《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巧妙地借用了“图画”来作为历史的载体和研究的对象。

邢义田所谓的图画，不仅指画家的画作，也是指一切视觉性、非文字的材料。邢义田相信历史学家如果用两只眼同时考察历史留下的文献和图画，应该可以见到比较“立体”的历史，此即书名的由来。因其所述的历史时代，该书主要讲述雕塑、陶器、壁画等文物所显示的中国与西域、与胡人、与古希腊、古罗马的交流。该书是讲座结集，通俗易懂，总共四讲，而由于笔者本人的兴趣所在，我对第一讲《“图像与历史研究”之孙悟空篇》尤感兴趣。

“孙悟空”在今年真爆火啊！我们对“孙悟空”的认识，大概都来源于吴承恩的《西游记》。几乎无人不晓，孙猴子大闹天空，是因为他得知了玉皇大帝所封的官衔——弼马温的品级真相。然而，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官叫弼马温，吴承恩是怎么想出这个官名的呢？

邢义田说，吴承恩不是瞎掰胡诌，有他的根据，“弼马温”是“避马瘟”的谐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猕猴”条目里就说，马厩里畜养母猴，能避马病。甚至连明代朝廷养御马的地方也养有山猴。猴子能够防止马得瘟疫的想法也传到了日本，镰仓时代“一遍圣绘”等绘卷上都有图像记录。那么，避马瘟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邢义田考证，故宫博物院所藏《百马图》中，喂马的草料旁边有个柱子，上面拴着一只猴子。唐代的很多壁画、唐三彩的图案里，都有骆驼或马载猴的场景，再往前追溯，北魏的《齐民要术》里就有猴能使马、羊无疾患的记载，干宝的《搜神记》讲了郭璞如何利用猿猴使死马复活的故事，东汉王延寿的《王孙赋》里也有养猴于马厩的描述……而近百年来考古出图资料不断涌现，证明猴防马病之说源远流长，在汉文帝、汉武帝开拓西域之时，游牧民的养马技术流入中原，此说就已随之进入中土。邢义田相信，如果继续往前追溯，至少还能追到战国，只是资料稀疏，暂时到此为止。

养猴能否防治马病，并没有科学根据，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古代“巫医不分”的典型反应。图像的诸般表现，目的是为了辟邪镇宅。而邢义田的研究又引出对战国时期错银铜带钩上的猴子装饰等文物和图像的考察，进而引出了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社会的交流，由于早期的草原游牧民族没有文字，图像作为交流手段是非常重要的，中原与草原民族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双向而且复杂的过程，有很多文物遗存、艺术作品和图像资料都显示了文化寓意的层层堆叠与多重化。“猴防马病”后来又与“马上封侯”多义并存，成为了吉祥的象征。

如果说韩文彬、巫鸿的著作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客体存在，那么，在邢义田的著作中，是更加注意到了作为主体的人对于这些观念传播所起的推动作用。而下一本书，萧易的作品，则更鲜明地把研究重心放在了“人”的位置。

4.巴蜀石窟，供养人的心声传达

石上众生

8.0

萧易 / 2024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石上众生：巴蜀石窟与古代供养人 》是萧易延续已久的巴蜀石窟研究的一项成果，从副标题就能感知到，萧易的视线落在“人”的身上，很少有人注意石窟的供养人，而萧易想要挖掘那些“人”的故事。

　　建造石窟是一项耗时、耗钱的工程，在古代，除了官办以外，大多来自民间信徒的自发筹资，这些信徒包括地方官吏、乡绅、商贾、贵妇，也包括普通的妇女、农人、村民等，他们都是石窟的供养人，来自各个阶层，各有其心声和诉求。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状下建造石窟的？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思考，也就成为了进入中国历史场景的一个不错的渠道。

　　长安离乱，奔蜀云散，惟留一座“永和公主龛”，寒酸粗糙，潦潦草草，无形中成为了“安史之乱”中唐朝皇室狼狈不堪的见证。而在“安史之乱”之前，巴蜀石窟艺术就已经萌芽。比如入蜀为官的韦抗、苏颋等人在利州开凿的千佛崖，经数十年时间历数人之手，这些官员的调任实际上印证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政局的风云动荡。金牛道、米仓道沿途有很多浅龛，如若不是开龛，九品芝麻官王伟或许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记载。这就是供养人的微渺所求吧，留下那浅浅的印记也好啊。

　　从古至今，安禄山龛的名气都很大，文人墨客对它尤感兴趣，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考证。它的供养人到底是谁？真的是安禄山吗？巴蜀地区长久以来被作为“贬官之地”，谁能料到有一天，它竟然成了容纳四方亡客的安居之所。相比那些模糊的考证，更有意思的是长达千年的诗文相承，延绵不绝的感慨与唏嘘，一个王朝迟暮的背影，依稀犹在。

　　《石上众生》选取了百余位供养人的故事，大多数集中于唐朝，少部分是宋朝的事迹。晚唐五代时期，因战乱频繁，寺院荒废，就算是巴蜀边地，随处开花的石窟盛况也难以维系，而宋朝因为经济趋于稳定繁荣，礼佛风气兴盛，成为了巴蜀石窟的重要转型期，市民阶层逐渐成为供养人群体的中坚力量。这在造型艺术上也有所表露，唐代石像服饰有薄若蝉纱的感觉，而宋代的观音像衣服要厚实些，褶皱更多，更倾向于市民的装束，因为宋人基本已经改穿棉布了，这是宋人的市井生活、人间情趣，这也是宋代天气变冷、材质变化的客观反应。管中窥豹，这是历史的见证之一。

　　中国建造石窟，原来流行于北方和西域，“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烽烟四起，生灵涂炭，北方兴盛的那些石窟相继衰落，而偏安一隅的巴蜀石窟随着长安贵人的涌入继之而兴。巴蜀石窟的总数如今跃升全国之最，它们不如云冈、龙门的石窟幽深、庞大，那么具有皇家气度，巴蜀石窟分散、零碎、且以浅龛为主，尤其是供养人身份的多样化，它们所唤起的是我们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的更多关注，这是一部别样的微观历史。

泰山封禅、武梁绘像、悟空行走、石窟供养，四部著作，从四个侧面讲述了中国古代艺术与图像资料中的“纪念碑性”。所谓纪念碑，它们不是凝固的死物，而是蕴含着时间流动中斧凿刀刻、落笔成史的痕迹，所以耐得住后世人们的一再揣摩，在一次次波澜壮阔而又纤妙细微的观察中去深深体会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和审美意识的连续性和凝聚力。

文汇报，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