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发布｜《农托邦主义者》

[ Ou Ning, The Agritopianists: Thinking and Practice in Rural Japan (Boston and Helsinki: CAD+SR, 2024), translated by Matt Turner and Weng Haiying, designed by Xiaoma and Chengzi, produced by ISOGLOSS Books, published by Center for Arts, Design and Social Research, distributed by Artbook | Distributed Art Publishers. ]

《农托邦主义者：乡土日本的思考与实践》是关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各地的乌托邦社群实践的系列研究和写作的一部分，它关注的是日本这个亚洲国家在二十世纪所出现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农村地区的劳动和生活实验，包括由武者小路实笃发起的集体式的新村运动以及众多作家、艺术家、行动者所实践的个人化的半农生活，追踪他们的农本主义思想如何在大萧条所引致的社会危机下被借用并演化成政治干预，并挖掘了十八世纪一位伟大的乌托邦哲学家安藤昌益对这一脉日本近代激进思想的深远影响。

作者采用田野考察和文献研读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此书中构建了细节饱满的历史叙事，跨越不同的时段和地理范围，在把读者带回历史现场的同时，更沉思历史经验对当下现实相似问题的启示。在对过去两百多年的乌托邦思想史和实验史的寻访和梳理中，这是一个罕有的亚洲样版，它呈现出地缘、政治、文化差异影响下与欧美地区完全不同的思考与实践。

此书以中文写成，由Matt Turner与翁海莹译成英文，小马+橙子设计，ISOGLOSS Books制作，波士顿与赫尔辛基艺术设计与社会研究中心(CAD+SR)出版，纽约Artbook | D.A.P.发行，2025年2月在北美、欧洲和亚洲地区开售。

纽约首发签售会

作者：欧宁｜译者：Matt Turner + 翁海莹｜主持人：钟娜｜语言：英文｜纽约时间2024年12月19日20:00｜重音社｜Accent Society

欧宁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策展人和写作者。其不同时期的活动轨迹覆盖文学、音乐、电影、艺术、设计、建筑、出版、城市研究、乡村建设实践、乌托邦研究、地方音景研究等领域，活跃于国内外的展览和学术活动。他是《北京新声》一书（1999年）的策划设计者，两部纪录片《三元里》（2003年）和《煤市街》（2005年）的导演，大声展（2005-2010年）的创办人和策展人，伦敦“唤醒巴特西”声音艺术项目（2006年）的策展人，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天南》文学双月刊（2011-2014年）的创办人和主编，碧山计划（2010-2015年）的发起人。2016-2017年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研究生院，2019年至今担任波士顿与赫尔辛基艺术、设计与社会研究中心(CAD+SR)资深研究员。2020年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英文文集Utopia in Practice。2020年开始研究“声音与地方”，主持和策划一系列声音艺术工作坊和展览。2023年在看理想发布了二十集的音频节目“实践乌托邦”。2024年由CAD+SR出版、Art Book｜D.A.P.发行新书The Agritopianists。他2022年开始生活工作于纽约，2024年与友人发起成立写作与出版团体ISOGLOSS Collective，将于2025年推出多语种文化艺术评论线上杂志ISOGLOSS Review。

Matt TURNER（笑川）是三本诗集和三本小册子的作者。他是鲁迅《野草》的英译者，并与翁海莹联合英译了欧宁、颜峻、吴敬琏、翟学伟等人的作品。Matt TURNER平时还从事学术类的文字编辑。他的评论和文章可以在Cha,、《黑齿》、Hyperallergic等找到。翁海莹目前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唐氏早期中国研究中心(Tang Center for Early China)。他们现住在纽约市。Matt TURNER为ISOGLOSS Collective成员。

钟娜是重音社的合创人。她是一名双语作家和文学翻译，曾获得麦克道尔奖学金(MacDowell Fellowship)、小说中心奖学金(Center for Fiction Fellowship)和锡屋工作坊(Tin House Workshop)的支持。她的作品散见于《肯扬评论》(The Kenyon Review), 《格兰尼卡》(Guernica), 《小说界》、《人物》、《上海文学》等平台。钟娜为ISOGLOSS Collective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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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新村运动脱胎于标举新理想主义文学的白桦派，它是继自然主义文学和耽美派文学之后出现的文学集团，主要由出身华族的年轻作家组成。图为《白桦》杂志十周年合影，东京，1920年。前排坐者左起第一位为民艺运动发起人柳宗悦，第三位为新村运动发起人武者小路实笃；后排站者右起第三位为日本现代小说巨匠志贺直哉，第八位为“英国工作室陶瓷艺术之父”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是白桦派唯一的外籍成员，负责《白桦》杂志的封面和插图。 ©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理想乡

书摘，选自第四章

欧宁

木城町新村所在的地方叫大字石河内，是日本战国时代“石之城”的遗址，它背靠苍翠的尾铃山，是一个三级地台，分别被当地人称为上城、中城和下城，次第探向山下的小丸川，小丸川的河水呈铁蹄形从三面把它包裹，使它看起来像个半岛，也把它和外面的世界隔绝。入村要借舟渡河，雨季时河面宽达四、五丈，河水深不可测，交通极为不便。即使从今天的卫星图像来看，周围仍是绿野一片，人类痕迹并不多见，更不用说一百多年前的状况了。1938年修建的石河内水库大坝位于木城町新村以北的小丸川上游，新村所在的河段也建有一个小型水坝，被淹没的下城在枯水期还会露出一点点轮廓。小丸川中原有一块天然巨石，被命名为“罗丹岩”，是当时新村的标志，现在也被淹没了。当年新村从木城町搬到毛吕山町后，还有杉山、高桥两户会员留下来，直到2018年，还有三人健在。[1] 如今上城也复原了武者小路实笃住过的房子，并把它建成了一个比较简陋的“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虽然木城町新村也被列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但因地处偏僻，到访的人数比毛吕町新村还要少。

周作人是第一个到访木城町新村的中国人。他从《白桦》开始一路关注实笃，到《新村》出版时又成了它的订户，在中国最早写文章介绍实笃的新村运动，还在1920年成立了北京新村支部。他发表于1919年10月出版的《新潮》杂志第2卷第1号的“访日本新村记”中，记述了该年7月2日他从北京到天津塘沽乘坐汽船到门司港，再换乘火车到鹿儿岛的吉松，接着到福岛町，再换乘马车到高锅，接着到高城，被实笃接上，冒雨翻山越岭，在7月7日晚才抵达木城町新村的艰难旅途。[2] 今天的交通或许比那时方便快捷了许多，但由于它离东京太远（在新村初创之时，从东京过来需时三天），我知难而退，放弃了去那里的计划。

[ 枯水期的木城町新村，1935年。©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实笃原本是想在东京附近创建新村的，但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乡野。而为了实行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他必须到农村去。尽管木城町路途遥远，他在入驻时还是非常激动的：“1918年12月的某天早上，我走到河边。清澈的河水冲击着岩石，冒着泡沫流淌着。我站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洗脸、漱口，然后向着对岸被称作‘城’的土地祈祷。......天啊，我用心向神下拜，眼含热泪。清澈的河水奔流不息，接纳它的伙伴流向大海。向你致敬！”[3] 木城町新村占地2町5反3亩（相当于2.5公顷）[4]，1918年人数为18人，1919年为29人，1920年为34人，1921年为19人，1922年为17人，1923年为11人。[5] 它创立伊始即要求所有会员都要参加劳动，并制定了每天八小时的劳动时间。它对会员的接纳标准非常宽松，只要认同新村精神，不论出身、贫富、地位，均可加入，所以也成了受歧视的朝鲜人、麻风病人和社会零余者的避难所。1920年，实笃在朝鲜的《东亚日报》发表了一篇同情朝鲜独立运动的文章，他为日本人的“傲慢自大”而道歉，希望朝鲜人不是用暴力而是用“和平、爱、和正义”的方式来回应“野蛮的日本人”，就像拿撒勒人以救赎罗马人的方式来回应罗马人的压迫一样。通过这篇文章的影响，新村在1921年接纳了两名朝鲜人成为村内会员。[6] 新村的理念和组织方式体现在开村初期拟定的两份文件上：

新村之精神

1.以完全世界人类之天命及生长个人分内之自我为理想。

2.不得因生存自己而有害他人之自我。

3.须使自己生活正当。不得因自己之快乐、幸福、自由，而有害他人之天命及正当之要求。

4.须尽力使世界全人类与吾等取同一之精神，同一之生活方法，使世界人类同尽义务，同享自由，得正当之生活而全天命（包括个性）。

5.欲如此生活之人，信如此生活为可能之人，祈全世界人类实行如此生活之人，切望如此之人，是为新村之会员，吾等之兄弟姐妹。

6.吾等不为国与国之争，阶级与阶级之争，由于入村之人，营正当生活，协力同心，信吾等所希期之世界，必能出现，为此而努力。[7]

新村之会则

1.会则因根据上述之精神而生活，一时所订定的。有妥当方法出现之时，则从之。并希望他日废除会则。

2.赞成会之精神而自负责任入会者，是为会员。

3.有二种会员：一，依据会之精神而实行者；一，赞成会之精神而在不能实行之地位者。前者为第一种会员；后者为第二种会员。

4.第一种会员现有限制；第二种会员任何人得加入之。

5.第一种会员须自动的完成义务劳动；但有疾病及其他不得已之事情，得众人之许可者为例外。

6.会员同志彼此不得命令。

7.第一种会员所有之财产无条件纳收于村；但入村后一年间有处理自己财产之权。住一年后决定入村之时，所有财产无条件为村处理。

8.凡会员自己言行之责任，均各自负。

9.如有与会之精神不合或不热心者得令其退会，但须与该部人员全体相谈之后而决定。

10.义务劳动及其余村内之事，须众人共议决定；但以不违背村之精神为限，得固守自说。

11.第二种会员应尽力宣传村之精神于一般之人，及辅助村之工作，完成村之工作。有缴纳会费之能力者，随意每月一人捐助五十钱（半元）以上。[8]

这两份文献可以说是实笃与他的新村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阴霾下探索个人与社会出路的结晶。尽管出生华族[9]，他的良心却受困于阶级差异所带来的不平等，对“为面包而工作”的平民的同情心导致他反思从明治到大正时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畸形劳动，而一直以来对好战的日本的否定则使他无法接受世界大战的杀戮，更反对俄国的社会主义暴力革命。为了调和社会，避免革命，他把自己引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采用了财产公有制，但反对阶级斗争；信奉自由，但不接受竞争；主张必要的劳动，但重视人们的闲暇；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平等、互助和合作，但摈弃了它的暴力行动。他强调个人意愿，反对压迫；以“完全世界人类的天命”为理想，抵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而两阶会员制度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渐进式社会实验的设计，不仅保证了投身荒野的新村实验本部的纯粹性，同时也在更广的社会层面通过降低门槛而积累了外援力量，不仅能利用村外会员进行宣传推广，还能缓解他们不能离开旧世界的道德焦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村外会员提供的续命营养对新村至关重要。

[ 约五十位白桦派和新村的成员在我孙子市武者小路实笃家中聚会，欢送他前往木城町创建新村，1918年9月15日。©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 木城町新村的创始成员，1919年。后排站者左起第四位是小说家米良重穗，第六位是武者小路实笃。©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实笃的新村理想，可以从新村的节日设定中找到所有的影响。根据他写给《新村》杂志的通信，新村规定每月有五天的休息日，一年中有五个节日，分别是元旦（1月1日）、释迦牟尼诞辰（4月8日）、托尔斯泰诞辰（8月28日）、罗丹诞辰（11月14日，也是新村成立日）和耶酥诞辰（12月25日，圣诞节）。[10] 释迦牟尼对众生的慈悲，耶酥对世界的救赎，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和罗丹对美的信仰，是实笃一直仰赖的思想资源。[11] 不过，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拜早在进入新村的实践之前就已有所调适，毕竟，托尔斯泰的“极端利他主义”、对体力劳动的过度重视和对脑力劳动的过度排斥在现实中似乎难以企及，所以他引入了比利时诗人和作家梅特林克的“自我论”为自己作注解，在“自我牺牲”和“合理利己”之中找到最适合的位置：“他（梅特林克）垂教于我：须围绕‘自己的力量’作文章，要日益充盈‘自己的力量’，‘自己’这个概念含蕴至深，难以测透。”[12]

在周作人到访的1919年7月，实笃和妻子竹尾房子以及他们的养女喜久子（他妹妹康子与前夫所生女儿，后随志贺直哉夫妇生活）还有其他三人住在下城对岸的房舍，它和中城的新村主屋和工坊都是两个月前才建好的。主屋是男成员的集体宿舍，包括三间十席的卧室，也是成员集会的地方，设有图书室和食堂。女成员的宿舍正在修建，她们暂住在马厩的楼上。上城是他们劳动的地方，“都是旱田，种些豆麦玉蜀黍茄子甘薯之类”。新村养有一匹母马，三只山羊，两头猪，两条狗，以及多种家鸡。但鸡蛋的生产不够自用，还须向当地人购买。新村本部无法自给自足，每月的生活开销需250日元，仍要依靠各地支部捐赠的会费，而买地、运料、建房、农具、水利等大笔开支则依靠实笃的稿酬（那时他正准备出售我孙子市的宅邸）。周作人作为《白桦》和《新村》的中国订户和传播者，被以礼相待，但也被邀请到田间劳作，这让他体会到“并耕合作，苦乐相共”的新村精神而深感“极大喜悦与光荣”。[13] “访日本新村记”一文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他在新村的见闻，给正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读者描绘了一个正在蹒跚起步的“理想乡”的图像。

[ 武者小路实笃（中）在收割麦子。©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 武者小路实笃在木城町的书房，1924年。©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在调布市武者小路纪念馆，我查看到了一段7分24秒的16毫米黑白无声影片。它是1922年由实笃在学习院[14]的后辈三岛章道拍摄的，记录了木城町新村的日常生活和11月14日举办的四周年庆祝活动：小丸川的急流上，有人正摆渡而来，岸上的成员站在岩石旁招手致意，有的在水中嬉戏。河流外是本地人的农田阡陌，河流内是千年的崇山峻岭，环抱着新村的隐秘世界。晨起摇铃打钟，成员们鱼贯进入食堂。吃完早餐，他们围看食堂外面公布的当日劳动安排。男人犁田、打谷、种菜、盖房子、给木柴装车、在桌前读书写作，女人在河里洗衣，在屋里做针线活。实笃为菜地除草，在门口迎接客人，但见荒草离离，远山默默。休息日或去树林漫步，或到河上泛舟。周年庆上，儿童玩竞技游戏，成人玩化妆游行，他们装扮成黑人、部落酋长和卓别林，在不断转圈跳舞……[15]

尽管影片洋溢着男耕女织、逍遥自在的桃源气息，但正如所有乌托邦在付之实践时都会出现问题一样，新村也面临着内部的冲突和外部的困难。木村庄太是最早赞成新村倡议的人之一，本身也是个作家和翻译家，他携同妻子追随实笃到了木城町，成了首批入村的成员。新村规定入村成员要把个人财产全部交付集体进行统筹分配，平时居住、饮食、医疗、差旅的费用由集体负责，每人每月可获一日元（儿童半日元）的零用。负责财务分配的是房子，但她的安排经常被认为不够公正，因她总是对自己的友好偏心而给他们多发零用。庄太不仅对房子不满，对实笃也颇有微词。实笃虽然已投身新村，但并未放下他的其它事业，经常往返东京，继续参加白桦派的文学与艺术活动，并且在村中劳动时间比别人少，以伏案写作为主。庄太认为创村初始，大家应尽早熟悉农务，促进生产，以达到经济自立，为此他甚至建议暂停零用的发放，把资金尽量多地投入新村的建设，属于“劳动派”。而实笃则认为自己的写作和在东京的活动可以增加稿费收入来贡献新村，他坚持零用制度，并主张村内应有更多的闲暇和文艺生活，属于“艺术派”。两派的争执不可开交，最后庄太在1919年5月失望地离开了新村。从一开始就关注新村的《大阪每日新闻》发表报道说，新村发生了“可怕的内部崩溃”。[16]

[ 1938年木城町新村因当地兴建水库而搬到东京近郊琦玉县的毛吕山町时，那里还是一片杂木丛生的荒地，它在1939年9月17日举行了开垦式，这一天也被定为毛吕山町新村的开村日。武者小路实笃从北多摩郡三鹰村的住地赶来参加了仪式，他手持一把小斧，和参与开荒的十名成员留下了这张纪念照片。©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 1953年，新村庆祝成立三十五周年，武者小路实笃又回到毛吕山町，挥毫在一根标柱上写下他的诗句「この道より我を生かす道なしこの道を?く」（没有比这条路更能让我活下去的路，我就走这条路）。©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另外，就算新村创立于深山旷野，它也无法逃脱社会世故和政府统治的约束。当地农民把这些从大城市来的理想主义者看作有钱人，对他们提高了鸡蛋和粮食的价钱。当他们有意买更多的土地时，石河内村村长的叫价比市值高出数倍。[17] 便衣宪兵每月来新村一次，监视人员的进出和思想动态。1921年，新村成员横井国三郎被征兵入伍。随后宫崎县修建陆军机场，也向新村派役，另一个新村成员杉山正雄被迫参加“勤劳奉仕队”。[18] 对于人口和劳动力都欠缺的新村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木城町新村最后的搬迁，也是因为无法违抗宫崎县利用小丸川进行水力发电的水库工程计划。

在个人生活方面，实笃与房子的婚姻在1922年出现了变故。房子和比自己年轻十岁的杉山正雄发生了恋爱关系，实笃和她离了婚，和前年入村的饭河安子结了婚。房子后来被认为是日本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她嫁给实笃十年，“直到进村后才明白真正的爱情”。[19] 她和杉山正雄的婚外恋爱虽然让实笃深感痛苦，却也解放了实笃的女性观念。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三段杂记》中，他写道：“不能以贞操作为尺度来鉴衡女性……缺点多并不意味着人的腐劣。”[20] 房子和正雄直到1932年才正式结婚，在新村搬到毛吕山町后，两人继续留在木城町，直到正雄1983年去世，房子1989年去世，真正实现了当初新村初建时“村内会员要永久居住在新村”的誓言。实笃不计前嫌，同意房子保留他的姓，并一直资助两人的生活。房子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回顾自己，“我曾深陷于病痛、幻灭感、还有早年丰衣足食的生活所养成的无意识的骄傲，幸好有杉山的热情支持，我才渡过了精神和肉体上的苦难时期。”[21] 实笃和安子再婚后，在新村生下了长女新子、次女妙子。1925年12月，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同时也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他带着妻女还有喜久子离开了新村。那时志贺直哉已迁往奈良，所以实笃把母亲也从东京接到奈良，在那里安了新家，和直哉做近邻。实笃的离村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新村，在此后的生涯中，他继续以村外会员的身份为新村捐款，并努力不懈地支持和照顾新村日后的发展。

[ 毛吕山町新村，1976年。©调布市武者小路实笃博物馆 ]

实笃一生为新村事业所奉献的资金，按照1973年一篇“新村的现状”的文章的统计，换算成这一年的日元，达到一亿元之巨。[22] 在木城町新村创立初期，白桦派同人志贺直哉、柳宗悦、岸田刘生也慷慨解囊，柳宗悦和长与善郎分别在1920年和1921年访问了新村。为筹建白桦美术馆，实笃曾成功劝说大阪实业家山本顾弥太在1919年购下梵高的《向日葵》运回日本展出，1920年，他又让山本顾弥太为他买下木城町附近川南村萱根的一块土地作为第二新村，[23] 同一年他还在东京成立了旷野社，作为新村的出版部。1923年关东大地震让村外会员的援助大大减少，但到1924年，在他经年累月的宣传、动员、演讲、游说下，除了木城町的本部、川南村的第二新村（只是准备了土地，后来并没有会员在那生活）、东京的出版部，新村共拥有东京、大阪、京都、神户、信州、滨松、函馆、青森、横滨、福冈、吴市、岐阜、秋田、山口、佐伯、小樽、冈山、新泻、宫崎、广岛、举母、中国北京和大连等23个支部。[24] 到1929年，村外会员达800人。[25]

注释

[1]「実篤の理想郷100年展」，『読売新聞』朝刊，2018年10月30日。

[2]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艺术与生活》（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44-249页。

[3]武者小路実篤，『土地』（東京：曠野社，1921年）。这是武者小路记录寻找和购买木城町土地的纪实作品，旷野社是1920年成立于东京府下北豊岛郡长崎村的新村出版部。

[4]『武者小路実篤全集』（東京：小学館，1988年）第4巻解说。转引自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按日本的尺贯法，1町为10反，1反为10亩，1亩为30坪，1坪为2叠，1叠为5合，1合为10勺，1勺约等于0.0331平方米。2町5反3亩合共25122.9平方米，换算为公顷即是2.51229公顷。

[5]出处同上。

[6]Tessa Morris-Suzuki, “Beyond Utopia: New Villages and Living Politics in Modern Japan and across Frontiers”, in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7-71.

[7]《新村之精神》自订立后就没有变改。此处采用孙百刚译本，见武者小路实笃著，孙百刚译，《新村》（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第137-138页。此书选译自武者小路実篤，『新しき村の生活』（東京：新潮社，1918年）。

[8]此处的《新村之会则》为1920年改正版，采用孙百刚译本，出处同上，第139-140页。第11条提到的会费是当时的日元。

[9]华族是日本在1884年（明治十七年）通过颁布《华族令》推行爵位制度而确立的贵族阶层，此制度于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随着《日本国宪法》的颁布而被废止。

[10]见武者小路实笃1918年12月7日通信，《新村》杂志第2卷第1号（1919年1月）。由周作人摘译并录入“日本的新村”一文，发表于《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4月）。引自周作人，《艺术与生活》，第233页。但托尔斯泰和罗丹的生辰日期有误，按维基百科的资料，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罗丹生于1840年11月12日。

[11]他曾写过《耶稣传》（新村出版部，1920年）、《释迦牟尼传》（讲谈社，1934年）、《托尔斯泰传》（再建社，1959年）。

[12]武者小路実篤，「『自己の為』及び其他について」（“‘为自己’及其他”），『白樺』，1912年第2期。译文转引自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第134页。

[13]此段关于木城町新村的细节记录，均引自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艺术与生活》，第249-255页。

[14]学习院的命名最早可以上溯至日本的平安时代（公元八世纪）嵯峨天皇的皇后橘嘉智子（檀林皇后）为家族子弟而设立的私学。在江户时代的1847年，仁孝天皇在京都御所内为朝廷贵族设立学习所。学习所于1876年（明治九年）改名为华族学校，次年改名为学习院。学习院为华族子弟提供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育。

[15]三島章道，「日向新しき村」，16mm映像、原物，武者小路実篤記念館収蔵品，資料番号：V-5031。此影片已完成数码化并存放在武者小路实笃纪念馆官网(www.saneatsu.org)上，但因版权原因，无法从馆外访问，只能在馆内观看。

[16]据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第210页。

[17]见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艺术与生活》，第251页。

[18]据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第207页。

[19]「武者小路房子」，宮崎県企画編集，『ふるさと再発見：みやざきの101人』（《故乡再发现：宫崎一百零一人》）（宫崎：日日新聞社），1999年。

[20]发表于《大调和》1928年11月号。译文转引自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第236页。

[21]「武者小路房子」，宮崎県企画編集，『ふるさと再発見：みやざきの101人』。

[22]渡辺貫二，「新しき村の現状」（“新村的现状”）。转引自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第212页。

[23]武者小路実篤記念館企画編集，『新しき村の100年：1918-2018』，第18页。

[24]“新村之所在地及各支部”，孙百刚译，《新村》，第141-143页。

[25]『武者小路実篤全集』（東京：小学館，1988年）第4巻解说。转引自刘立善，《日本白桦派作家与中国作家》，第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