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金手铲：八十年代考古学的寓言
摘要： 这篇寓言小说叙述了“我”的一次坐飞机旅行的不寻常的经历，以考古学家最常用的发掘工具——一把金色的手铲为线索，以文学性的语言刻画了上世纪80年代三个美国考古学家的生动形象。新生哲学家是一个理论家，自诩为“理论的创造者”，而将他人贬为“理论的消费者”。70年代的骄子以编辑他人的见解为生，擅长将他人的观点变成自己的观点。以上二位从不参加田野发掘，但是却位居要津，声名显赫。老前辈是个传统而又守旧的考古学家，常年奔波在野外考古工地，但由于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而被迫提前退了休。他们争论的话题包括：考古学理论、基建考古学、课题考古学、考古学家的道德等等。小说发表后，由于其语言生动风趣，切中了考古学界的种种弊端，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堪考古学史上的一篇旷世奇文。 ——《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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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肯特·V·弗兰纳里著，贾汉清译，何驽校
我陶醉在科学研究的海洋里，没有时间去考虑它的哲学内涵。
——阿尔诺·彭泽尔斯（Arno Penzias） 1978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这是一个有关考古学的目标和回报的小故事，任何人都不得对其中的任何事件加以深究。说实在话，这只是我从圣地亚哥飞往底特律的途中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对于你们这些坐飞机旅行的常客而言也许不足为奇，但是这次特殊的旅行却是我难以忘怀的。首先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乘坐波音747航班，其次是因为在飞机上我见到了我这一生中从未碰到过的最难忘的人。
那是我在参加了1981年5月的美国考古学学会会议后，乘坐飞机返回我在安娜堡的家的途中。我提前一天离开圣地亚哥是因为难以忍受的身体不适。我尤其不喜欢看电影，因此，当飞机一升入空中，系好安全带的指示灯熄灭时，我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休息舱。那里只有两个人，都是考古学家，我们在开会时认识的。因此我没有办法，只好坐下来与他们一起喝点啤酒。
我想开始介绍一下这两个旅伴的情况，但是你们得理解，我不能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何况，他们的真实身份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把自己当成是一大群人的代言人。
第一个老兄，我猜测，六十年代末研究生毕业，现在美国西部某大学重点学科任教。起初他也是一个传统的考古学家，对普韦布洛遗址和西南部的史前史感兴趣，与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参加过无数次的发掘和调查。但与我们中的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发现这些发掘和调查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实在是太乏味了。在酷热难耐的河谷地带那些尘土飞扬的探方里挖掘数载之后，他发现自己与当初相比不仅没有更靠近顶端的希望，反而经常犯一些令人扼腕的错误。在五十次发掘中，他布下的5英尺见方的探方从来就没有接近过4英尺10英寸×5英尺3英寸，而他漏掉的地层比世界贸易中心的电梯错过的楼层还要多。然而就在那时，当一切似乎最灰暗渺茫的时候，他发现了科学的哲理，因而获得了新生。
他恍然大悟到，如果只是对别人的观点发表一些商榷性的看法，世人就会踏破他的门槛。他又意识到，只要他的研究方案是完美无缺的，他就永远也用不着去做什么研究；只是把方案公布出去，就会被人奉为准绳。而那些实际参与调查和发掘的家伙们的粗笨的手指就永远也休想够得着奖掖的机会。不再有灰尘，不再有酷热，不再与5英尺见方的探方打交道。现在他只呆在办公室里，提出假设、规则和模式，把那些像流水一样多的研究生派出去验证他的理论；而他自己就再也用不着做任何田野工作了。
这样也不错，正如以前教过他的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那个可怜的书呆子掉进安乐窝里爬不出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新生哲学家（Born-Again Philosopher）大体上是六十年代的产物，从他发迹的地方冒出了很多像他这样的人。让我们先不要过分地苛责他，转过头来看一看休息舱里的另一位老兄。这个年轻人的学位不是得自1968年，而是得自1978年。后面我将把他简单地称作七十年代的骄子[1]（the Child of the Seventies）。
如同很多同龄的学者一样，七十年代的骄子只有一个突出的特征：盲目的野心。他既不认同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历史观，也没有六十年代学者们那种投身理论的热情。他的目的很简单：名满天下，报酬优厚，受人吹捧和赏识。如何达到目的无关紧要。踩在谁的肩膀上也无关紧要。史前史的材料更是无关紧要。对于他而言，考古学只是一种媒介——一种精心挑选的工具，因为他早就发现，人们对于考古学外表下的任何东西几乎都能听之任之。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七十年代的骄子曾选修过某位教授的考古学导论课。这位教授我姑且称之为H教授。H教授授课非常认真，他收集了各种别人发表过的文章，增加了一些新观点以及很多他以前未曾发表过的资料。七十年代的骄子做了大量的笔记。有时候他提出一些问题故意将导师引开，有时候他又委婉地提出能否复制H教授的幻灯片。一旦教授有免费讲义分发下来的时候，他就马上将它们夹入自己的笔记本中。
毕业了，七十年代的骄子在跳板大学（Springboard University）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报到的那一天，他就直接来到跳板大学出版社，问他们是否需要考古学导论课的教材。他们当然需要。骄子就将他在H教授课堂上所做的笔记略加修饰，作为一本书交给他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轰动。直到今天它仍然是H教授所欣赏的这门课的唯一教材，并要求在他的课堂上使用。跳大的全体教员一致推举七十年代的骄子为终身教授。但是H教授却受到冷落，因为他发表的东西太少了。“他是个了不起的导师，”他的同事们都说，“要是他发表的作品再多点，像他在跳大的那位学生就好了。”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骄子也有他值得称道的地方。他早就认识到我们这个小文化圈子不仅容忍这种行为，而且鼓励人们这么做。但是故事并没有就此完结。
七十年代的骄子以前曾写过一篇由六个章节构成的博士论文。于是他将每一章复印下来，加入序言和结语，这样就构成了几篇独立的文章。然后他将每篇文章分别寄给不同的期刊，并都在同一年内发表了。然后他劝说跳板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他的这六篇文章构成的读物。在这个读物中，他的学位论文中的几章又被重新组合起来，罩上了厚厚的封面。他加入了一个总序，回顾他作为一个职业考古学家整整十八个月以来他的观点所发生的变化。
出版社邀请他另写一本读物。这次，他请来六个同事分写不同的章节。有的人受宠若惊。有的人绝望沮丧。但最后都答应了。他写了一份三页纸的前言，并将自己的大名作为编者放在了封面上。书的销路不错。猛然间，他登峰造极的路变得明朗起来；他可以利用他人的观点每年推出一本新作，而自己则永远也用不着动任何脑筋。从长远来看，他的知名度和收入将远比他的任何约稿者都大都多，尽管他们付出了加倍的汗水。
我要了一听蜜雪罗啤酒，付了一块五毛钱，然后坐下来考虑到底我该对这两个老兄说点什么。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你知道其中的一个会对你提出的任何观点都吹毛求疵，而另一个则会将它作为他下一本书的素材的时候。幸运的是，我什么也用不着说。因为几乎就在这时候，第三个人，本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走进了休息舱。
他拧着破旧的提包站了一会儿，冷眼打量着我们三个人。他是个老前辈（Old Timer）[2]——毋庸置疑——但他到底有多大年纪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你是这样一个面色黝黑、饱经风霜的人，你可能五十、六十或七十岁，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他的牛仔裤经历过无数次野外发掘的泥土和铁丝网栅栏的考验，宽沿帽被大草原上的太阳晒得褪了色，一看他眼角旁的鱼尾纹就知道他的眼睛是当地人熟知的那种高原眯眯眼。从他穿着靴子这一点上，我早就看出他是个考古学家，而且从他腿部的那种肌肉类型，我敢断定他仍然相当优秀。
（要知道，我在密歇根大学有一个同事，一位民族学家，他声称，因为考古学家肌肉发达，头脑简单，因此，当考古学家开始衰老的时候，最先衰老的是他的双腿。然而他的妻子却告诉我，当民族学家开始衰老的时候，最先衰老的却不是他的双腿。）
老前辈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来，收起提包，然后作起了自我介绍。我没能听清他的尊姓大名，因为正在这时候，空中小姐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过来，将一瓶掺水的布班酒[3]塞进他的手里。“谢谢您，小姐，”他说完，一饮而尽；然后呆呆地看了一会，说，“我需要这个。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说，“这些会议足以让你乱醉如泥。六百个人挤进宾馆的大厅里。其中两百个人像对待一个白痴那样，向你大声吼叫。另外两百个人把你当成了电影明星，恭维得你浑身不自在。还有两百个人一边在对你说着谎话，一边在朝你的肩后看，希望结识更重要的人物。”
“今年比这还要糟糕，孩子。昨天晚上系里让我退休了，要我出去自谋生路。”
“我认为你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哩，”我撒谎道。
“是的，还有两年。但是他们让我早退了。主要是因为某个民族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发表在《纽约时报》周末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你记得吗？”
“我读过，”我说，“但我记得他好像并没有要求你退休呀。”
老前辈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个半空的布尔·杜汉牌烟草袋，从中抽出一张从1980年11月30日《时报》周末杂志上剪下来的发黄的剪报。我瞥了一眼著者沃尔夫那一行，下面有几段文字用红墨线圈起来了。“看看他这里都说了些什么，”老前辈说。
早年的人类学在文化这一概念的支撑下获得了统一。正是文化，从人类学的观点说来，将人类与宇宙中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而且正是由于人们所具有的不同的文化将一个社会从其他社会中区分开来……过去的二十五年已经动摇了这一思想观念的基础。相对不成熟的“文化”概念受到了理论界多方面的攻击。随着社会科学自身转变为“行为”科学，对行为的解释将不再归结为文化；对行为的理解可以通过心理反应模式（psychological encounters）、经济抉择和权力斗争中的利益之争来解决。文化，这个曾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行为和观念中的无所不在的东西，现在却难以登上“世界观”或“价值观”的大雅之堂了。
“难道不是吗？”老前辈说，“结果是有一天系里叫我去。主任说，‘我们注意到你仍然执迷不悟，相信文化是考古学的中心模式。’我回答是的，我想我这么干了。然后他说，‘我们研究过了，我们都认为你必须提前退休。’”
“真是太糟糕了。你应该据理力争。”
“我确实争过，”他说。“但是他们把我的档案材料搜集起来，寄到外界去征求看法。我的天，他们把我的材料寄给了那些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克利福德·吉尔茨。哈佛大学不是有几个姓名里有连字符的家伙吗？”
“至少有两三个。”我向他担保道。
“对了，他们把我的档案寄给了其中的一个。芝加哥大学的某位社会人类学大腕也给寄了。回信也就接踵而至了。
“哈里斯说他很吃惊地发现，尽管我是个考古学家，但是我对技术-经济-人口-环境变量的关注太少了。吉尔茨说，就他所知，我所做的一切都具有浓厚的描述考古学色彩。哈佛的那个家伙说，他不敢对我妄加评论，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个系。”
“芝加哥的那个家伙呢？”
“他说，他认为考古学系最好划归地方贸易学院来管理。”
接着是一会儿的沉默。我们都在内心里为一个考古学家的不幸遭遇而痛心疾首——他因为自己的文化信念而被迫提前退休了。背后传来飞行员的广播声，说盐海正在我们的右舷方消失。
“然而他们毕竟为我举办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告别晚会，”老前辈说，“在旅馆里租用了一个大套间。我要让你们看看他们送给我什么作为告别礼物。”
他的手在那个斑痕累累的旅行包深处摸索了一会儿，猛然拿出来一把手铲。像这样一把手铲任何人都不曾见过。当他握着它靠近飞机舷窗的时候，落日的余晖把它照射得如同一朵金黄色的火焰。
“这是我的第一把麻首堂（Marshalltown）手铲[4]，”他说。“你们知道一个考古学家的第一把麻首堂手铲像什么吗？就像棒球联赛主力选手的第一双威尔逊手套。我在A·V·柯德手下发掘佩科斯遗址时用的就是这把手铲。跟莫里斯伯爵在阿兹台克废墟。跟费-库伯·科勒在金凯德遗址。跟弗兰克·罗伯兹在林登梅尔遗址。孩子，这把手铲还曾经在蛇城、天使墩和哥伦比亚的达利斯遗址与路德·克里斯曼在一起。
“然而有一天晚上，我们系里的这帮家伙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把它借走了，可以这么说。当我下一次看到它时，他们已经给这玩意儿镀上了24开金。
“确实好看多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手铲在我们几个人的手上传来传去，最后又回到了老前辈的提包深处。但对于我们每个人，我想，它使得我们难以想象的遥远的退休之日变得有点不再那么遥远了。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七十年代的骄子问，对他而言，退休可能会晚到2018年。
“嗯，”老前辈说，“看来目前唯一向我敞开大门的是几项基建考古学项目[5]。”
新生哲学家深表同情地冷笑了一下。
“我想，”老前辈说，“你手头该有一批基建考古学项目吧。”
“啊，我想是的，”哲学家说。“但我认为这对于我的研究领域并没有丝毫补益。”
“你的那个研究领域指的是什么？”
“方法和理论。”
“没有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吗？”
“是的。我不想被局限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我只研究高层次的抽象问题。”
“我敢断定你确实如此，”老前辈说，“当然，孩子，我也不喜欢基建考古学的某些东西。例如不时地在科学研究和工业目标之间作出妥协。太多的报告为基建公司的老板印刷出来，而不是发表在考古学家看得到的地方。然而，平心而论，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基建考古学家也与你们一样，对于方法和理论表现出同样多的兴趣。”
“但他们都是理论消费者，”哲学家说，“而我，却注定要成为理论创造者。”
老前辈沉思着拔弄了一下他的布班酒。“孩子，”他说，“我钦佩知错能改的人。但是你忽略了我所了解的基建考古学家的另一面：他们也一直在研究史前发生的事件。如果我想知道格伦峡谷的情况，或者农业传入密苏里盆地的时间，或者猛犸象狩猎者在费城地区呆了多久，通常我用不着跟基建考古学家进行探讨。因为文化-历史问题的答案并不总是依赖于高层次的‘抽象理论’。”
“是的，”新生哲学家说，“只有重大问题才需要那种高层次。”
空中小姐推着铝质饮料车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们又要了一轮啤酒，而她收起了空饮料罐，把它们扔进挂在车上的塑料垃圾袋中。
“我想请您帮个忙，”新生哲学家说。“在飞机停靠图森前十分钟，我想查看一下那个垃圾袋里的东西。”
“现在我总算听明白了，”空中小姐说。
“不，这不是开玩笑，”哲学家说。“这是为一个朋友帮忙。我有一个同事叫比尔·拉斯叶，目前在图森市对垃圾的处理方式进行研究[6]。他请人将图森市的内部系统准确地绘制成地图。但是他认识到，这个城市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垃圾会通过飞机、汽车和行李包轻易地进进出出。我向他保证过，如果有朝一日我乘坐的飞机经过图森的话，我就在飞机上抽查这些垃圾。”
空中小姐强忍住脸上的激动。“好吧，”她说，“我想，如果你们干完后打扫干净的话——”
“我去检查二等舱里的垃圾，”哲学家说，“而我的这个朋友（指七十年代的骄子）去检查头等舱的，然后与我一起合写这篇文章。”
“那么，怎样称呼你们的职业呢？”她问。
“考古学。”
“你们这些人真是怪怪的，”当她推着手推车消失在过道中时，回过头来说道。
新生哲学家心满意足地笑了笑，安稳地坐了下来。“这样就为考古学家不必把自己局限在研究地面和地下的古物上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证据。如果我们要发展出真正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我们就必须不受限制地从我们所获得的任何材料中寻求答案。
“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们能够留给后一代的最伟大的遗产就是一整套健全的考古学理论。”
“那么，孩子，我也要谈谈我的看法，”老前辈说：“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考古学理论’。在我看来，只有人类学理论。考古学家也有自己的方法论，民族学家也有他们的；但是一旦归结到理论，我们都理应是人类学家。”
“我的天，你也太跟不上形势了！”新生哲学家说。“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建立起来一套纯粹的考古学理论。而我自己则奉献了一、二十条。”
“我倒很想听听高见，”我说。这时我发现并非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七十年代的骄子早已毕恭毕敬地准备就绪，展开鸡尾酒餐巾准备记录下来。
“第一条，”哲学家说，“史前人类并不会将他们制作的所有器物的样品都留在遗址上；第二条，他们的确留下来某些零碎的东西，但考古学家却不一定能够发现。”
“我不敢苟同，”我说，“我相信史利曼当年在发掘特洛伊古城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些了。”
“就算是这样，”新哲说，“他也从来没有清楚地表达过，而我却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孩子，”老前辈说，“我想今晚我们都会因此而容易入睡了。”
“我还要提供下面的几条，”哲学家继续说。“第三条，雨水会将遗留在斜坡遗址上的器物冲刷到坡底；第四条，轻的东西会比重的冲刷得更远。”
“别往下说了，孩子，”老前辈说，“你刚才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我一直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你们这些人通常称之为考古学理论的东西，看来并不是人类行为的必然规律，而是遗址形成的物理过程的例证。孩子，这些理论充其量不过是地质学原理的产物。”
新生哲学家的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这种非议早有人提出过无数次了，”他说，“明确对此加以解决的是理查德·沃特生，其人既是一个地质学家又是一个哲学家。沃特生在1976年《美洲古物》上的一篇文章中就阐述得很清楚了（这里我只用其大意）：尽管这些假说直接来源于地质学原理，但是当它们被应用于考古学材料的时候，它们就被赋予了特定的考古学内涵。”
现在轮到老前辈发笑了。“哦嗬，那就是两码事喽，”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考古学只是差一点就让它的基本理论落了空。”
“怎么会这样呢？”七十年代的骄子急忙问，手中的铅笔已准备就绪。
“那么，顺从你们的思路，要是当年伽利略从比萨斜塔上抛下来的只是一个石磨盘和石磨棒的话，匀速加速定律不就变成了一种考古学理论了吗？”
“我认为你这个人太不严肃了，”新生哲学家嘟嘟囔囔地说。
“孩子，”老前辈说，“我对此严肃的程度如同考古学理应被严肃对待一样。就我所知，目前唯一合法的考古学理论是莫西-本尼特法案（Moss-Bennett Bill）。”
新生哲学家站了起来。“我想，我得去记录二等舱里的垃圾了，”他说完，就慢慢地穿过走道向厨舱走去。
“你对他也太尖酸刻薄了点儿，”七十年代的骄子说。“你要知道，他可是一大群理论考古学家的代言人，他们都希望早点将考古学带入科学和哲学的轨道。”
老前辈慢悠悠地拔弄着他的布班酒。“孩子，你经常观看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比赛节目吗？”
“不常看，”骄子说，“除非我用不着修改校样的时候。”
“我有一个道理要请教，”老前辈说，“我只是给你打一个比方。
“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赛场上有二十二名运动员，两个教练坐在场边，三个人坐在广播间里。在广播间里的三个人中有两个是从前的选手，现在却不能再上场踢球了。而另外一个却从来也没有踢过球。那么，你认为谁说话的声音最大，对场上的运动员批评最尖锐呢？”
“那个从来不踢球的家伙，”我插话道。“跟他在一起的那两个家伙，从前的运动员，总是说着诸如此类的话，‘当然，坐在这里品头论足真是太容易了，但如果在场上踢球就不一样喽。’”
“说得好，孩子，”老前辈抿嘴而笑，“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这种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运动场的位置低于一切；它是竞技，是汗水，是一个人们遵守比赛规则的地方。而评论席则是高高在上，隔岸观火，冠冕堂皇和只用大脑的。它是只说不练的。老天爷，它是只说不练的。
“然而橄榄球比赛是一种战术游戏，一种比赛规则（或者‘研究方案’，随你的便）的游戏，或被称作具有不同哲理的某种东西。我们一生中曾见识过不少战术上的伟大发明：镍币防守（nickel defense），伸缩防守（flex），机关枪阵（shotgun），叉骨阵（wishbone）——这些战术仍在使用。而多少又是评论席里发明的呢？”
“没有，”我说，“都是教练们发明的。”
“是教练们发明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前曾是运动员，现在仍然参与比赛，并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创造出新的战术，并应用到比赛中去验证其优劣，”老前辈说。
“我想我明白你的寓意了，”七十年代的骄子说。但我们都知道他言不由衷。
“据说全美国有四千多个职业考古学家，”老前辈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运动员。当然我们中有不少是二、三流选手，但是只要我们受到召唤，我们都会干得很出色。我们都信赖大多数考古学教练们的建议和战术——这些老练的专家与我们一样曾经付出过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因此我们尊敬他们。
“现在的情形是我们有了一群新式考古学家。一种考古学界的霍华德·科塞尔。他高高地坐在评论室里，大段大段地引用亨培尔、库恩和卡尔·波佩尔的话。他对我们的战术指手划脚，当我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期望时指责我们。‘路易·宾福德，’他说，‘曾经是这一领域里脑子转得最快的人，但说实在的，这个赛季他可能会赶不上趟了。’或者说，‘真让人吃惊，像斯图福这样的老手也会犯下这样一个幼稚的错误。’
“我所忧虑的是，孩子，每年将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参加田野工作，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评论室。在评论室里会赚大钱，但那里也是一个会滋生骄傲自大的地方。没有人在评论室里会漏球，或者说，因此而将陶片分错类，或者弄糟一份剖面图。他们裁判别人，却从不暴露自己让别人批评。评论家们有更多亮相的机会，有的甚至声名显赫。但极少被人们指出来的一点是，在评论室里的那些家伙对比赛根本就没有任何战术或理论上的影响，因为他们脱离了赛场。
“但是运动员们懂得，尤其是那些基建考古学家，以及我们这些长年奔波在野外的人。因为我们知道评论室里的那些家伙轻视我们，把我们当成是只会流臭汗的傻瓜。我们实在是厌恶至极了，孩子，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是你并没有否认在考古学研究中理论的重要性，”七十年代的骄子说，“我相信你曾在你的工作中使用过，那个曾经被宾福德称之为‘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假说。”
“当然，”老前辈说，“我曾用它来组织和说明材料。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人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在于，评论室里的那帮家伙已经开始把‘考古学理论’当成是考古学的一种分支学科——把它标榜为一种更高级、更受人推崇的东西，而不是用来研究考古学材料的手段。后者在他们的眼中形同一种体力劳动。似乎这还不够，他们中的有些人现在开始以科学哲人自居了。”
“这真太令人高兴了，”七十年代的骄子说。
“孩子，”老前辈说，“也许让人高兴，如果他们确实精于此道的话。遗憾的是，在大多数情形下，他们正是对此比对田野考古学更加一窍不通。”
“但是有些人与哲学家对上话了，”骄子说。
“是的，”老前辈说，“但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些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哲学家，却在对对哲学一窍不通的考古学家发表见解。”
“他们希望考古学对哲学做出贡献，”骄子说。
“让我来告诉你吧，”老前辈说，“我宁愿满足于为考古学做贡献。我宁愿做一个二流的考古学家，也不愿做一个三流的哲学家。”
“难道考古学就不能为世界贡献更多吗？”
老前辈往后仰靠在座位上，呷了一口布班酒。“这个问题提得好，”他说，“我们常听说，一般说来，考古学从属于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属于世界。当然我们也在等待着我们那个刚走的朋友为我们献上他的第一条公理。但我想把刚才的那个问题倒过来问一下：这个世界究竟想从考古学得到些什么呢？
“打开电视，或走进普通书店，让我来告诉你我看到了些什么。我发现，世界需要考古学告诉它的是有关人类历史的知识，世界并不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认识论。他们想知道奥杜威峡谷[7]，巨石阵遗址和马丘比丘古城[8]，人们渐渐懂得了文字发明以前三百万年内发生的事件，他们把考古学看成是仅有的一门——绝无仅有的一门——有能力揭示历史的科学。
“我记得比尔·桑德曾经告诉我，从事考古学只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就是满足我们对于知识的好奇心。而我则以为，我们只需要好好地干，更多的贡献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我想伊萨克·牛顿或者格拉哥·门德尔决不会招摇过市地喊，‘我是理论的创造者。’他们的理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他们的努力，为着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而极其自然地产生出来的。
“孩子，如果世界需要哲学，它当然会依赖于哲学家而不是考古学家。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对于世界想从考古学得到什么的问题上如此糊涂，以致于抛弃了我们最擅长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应负的主要责任是做出优秀而又基础的考古学研究。”
“你知道吗，”七十年代的骄子说，“我刚才在听你讲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要是我能请你为我目前编辑的一本书写一篇评论的话该有多好。这是一本有关考古学的未来走向的书。”
“我想我对什么未来走向毫无兴趣，”老前辈说。
“这就是你的评论会给我们以必要的参照的原因，”骄子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我们与过去联系的纽带。你刚走出考古学那个丰富多彩而又流毒深远的时代，那种经验主义的传统。”
“你太过奖了，孩子。”
“不，你太过谦了，”骄子说，一向不习惯于被人拒绝。“我认为你是你们那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我本人将不胜荣幸地在我的书中收入你的评论。”
“扯淡，”老前辈说。
七十年代的骄子做了个沮丧的姿势站了起来。“我得去记录头等舱里的垃圾了，但我或许不会合写那篇文章，”他说，“但是，好好考虑一下我说过的话。在我回来以前不要谈论任何重要问题。”
我们注视着他穿过小门走进头等舱里去了。
“你一定注射过抗奉承疫苗。”我对老前辈说。
“孩子，”他说，“如果那个小家伙的鼻子上有一点点褐色的话[9]，我们就得要一张慕塞尔土色谱（Munsell Soil Color Chart）来检测一下了[10]。”
“如果你认为他压根儿就不正常的话，”我建议道，“在下一次考古学会议上仔细看看你周围的人。”
“但你也知道，”老前辈说，“我们也该负一部分责任。所有我们这些学术机构的人。
“我们录用了一个年轻人，刚从研究院毕业，但我们却让他去教所有的导论课。然后我们问他是想出名还是默默无闻。他别无选择，只好写一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或者剽窃某些著名人物的大作来凑数。你看看《美洲古物》上的这两类文章，你能记得的除了书评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们必须做的是，如果我们真正希望这些年轻人成长起来，就应该在他们工作的第一年就让他们休假，使他们能够出去收集自己需要的材料并做出切实可靠的成绩。我们如何能够让他们去教八门课，然后还要强迫他们发表文章呢？”
“你说得对，”我说，“但是我们这里的两个朋友已经找到了如何去打破这个系统的方法了。一个产生了一种特长，永远也用不着离开办公室；而另一个呢，有办法让别人去为他自己写作。而他们两个都因此而得到了我们的褒奖。”
“但并不是没有保留的，”老前辈说，“你知道，考古学家并不真正喜欢那些野心勃勃的同事，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惜打落自家老祖母的牙齿，恐怕只有商人或影视圈里的先生们能容忍这种情形。他们会说，‘他是个真正的混蛋，但他会办事。’但是考古学家并不需要一个真正的混蛋同事，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太滑稽可笑了。”
空中小姐推着饮料车在我们的座位旁边停了一会儿，看我们是否需要再加点。我们又加了。这样我就有机会问她，那两个朋友是如何记录她垃圾袋里的垃圾的。
“尾舱里的那个人似乎碰了个钉子，”她沉思着说，“我想他的手不小心伸进了几个晕机呕物袋。”
“嘿，”老前辈说，“谁也没有说过田野发掘那么容易呀！”
“那两个人到底想找些什么呀？”她问。
“我是这么理解的，”我说，“他们想给我们提供一种解释考古学材料的更好的准则，因为考古学家研究的是古代人类的垃圾，因此他们希望能弄明白垃圾丢弃的原理以便指导我们的工作。”
老前辈目送着空中小姐直到她穿过小门进入另一个机舱。
“孩子，”他说，“我想问你一个假设的问题。让我们假设你在南达科他州十六世纪的阿利卡拉遗址进行发掘。那里有很多废弃物——用美洲野牛肩胛骨制成的骨锄，卡特林（Catlinite）软石[11]烟斗，宝石山的石英石，绳纹陶器等等——你了解这些东西。但你得对它们做出解释。你手头有一份十八世纪有关这个遗址的法文记录，同时你又有一份对1981年图森市垃圾研究的报告。你会选用哪一份呢？”
“我想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我笑着说。
“那么，为什么我深深地感到这两个家伙会使用图森市垃圾的报告呢？”他追问道。
“因为你仍然相信文化，”我说，“而这两个家伙只关心行为。”
“我想你是对的，”他沉思着说。“我想我相信某种称之为‘阿利卡拉文化’的东西，而且我认为，如果你想要研究阿利卡拉遗址的话，你就必须了解有关它的一些情况。”
“但是假设，如同埃里克·沃尔夫在《时报》上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那样，你是那些不再指望用文化来解释行为的那些人中的一个，”我假定道，“假设你相信行为可用普遍的原则，或者心理反应模式，或者经济抉择的方案来解释。那么，无论你的解释模式是来自原始部落的民族史，还是二十世纪工业化的美国都一样，是这样吗？”
“不，那无疑是在简化考古学，”老前辈说，“首先，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必须掌握人类学文献……”
他沉默了下来，因为这时候，新生哲学家和七十年代的骄子又回到了他们的坐位上，他们的笔记本上充满了行为材料，而他们的脸上也充满了胜利者的神情。
“我们错过很多高论了吧？”骄子说。
“不多，”老前辈说，“我刚才主要在问我这个朋友，既然人类学已不再将文化作为它的中心模式，那么他认为人类学应向何处去的问题。”
“我确实很担忧，”我承认道，“现在我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人类学处于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就像是一条没有舵的帆船。我感觉它可能会分裂成十几个更小的学科，每个人都各奔前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以往那样激动人心。全国各地都在削减招生。劳务市场也不景气。我推测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大家在人类学应该贡献什么的问题上缺乏共识，与那些更团结、更具有进取心的学科简直没法相比。”
“沃尔夫在他《时报》上的文章中难道没有告诉过你下一个中心模式吗？”七十年代的骄子问。他希望为他的下一本书寻找书名。
“是的，”老前辈说，“但他提到的都是别人尝试过的东西，像文化唯物论，文化生态学，法兰西结构主义，认知（cognitive）和符号人类学等等。但你要知道，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过是将这一领域的人们搞得四分五裂罢了。”
“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用的，”我建议道。
“千真万确，”他表示同意，“但是，是什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呢？是什么在阻止我们去探索这些问题，直到每一个问题都变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呢？是什么促使一个研究毛里人起源神话的家伙，在不断地斥责一个主要研究古代印第安人的打制石器的专家呢？”
“在我们系，”我说，“人们已经不再这么说了。”
“我们系里也一样，”他说，“但他们以前常这么说。他们以前常这么说是因为，无论他们的专门研究多么含糊不清，他们都仍然相信那个‘有机的整体’，那个‘具有共同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的整体’，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文化。”
“你说得对，”我说，“但是现在那个印第安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会告诉你，用最佳食物搜寻模式（Optimal Foraging Strategy），他的石器能得到最完美的解释。而毛里人民族学家则会告诉你，他的起源神话是隐藏在他的采访者大脑里的宇宙逻辑的表达。”
“你知道，”老前辈说，“我们学校的教员中有这样一位民族学家，有一次他告诉我，‘我对你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无论是你感觉到的，闻到的，尝到的，称出来的，测出来的，还是计算出来的。它们都是假的。真正的东西在我的大脑里面。’不厌其烦地说他大脑里的东西是如何重要。过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弄明白。
“然后是有一天他出版了他的民族志专著，而我也就弄明白了为什么他大脑里的东西会如此重要的原因。他捏造了所有数据。”
新生哲学家坐在座位里不安起来。“真是难以置信，”他说，“十多年来，有人居然没有意识到，现在新的模式已经变成了逻辑实证主义。难以想象，没有它你如何能从事课题考古学研究（problem-oriented archaeology）。”
老前辈慢吞吞地给自己卷了一支烟。七十年代的骄子马上端坐起来，靠上前去盯着看。当他发现那不过是布尔·杜汉牌卷烟时，就大失所望地跌进自己的座位里。
“你想到过没有，”老前辈不紧不慢地说。“如果没有文化概念，研究课题考古学将意味着什么？”
“你又在强辞夺理，”哲学家说。
过了一会，老前辈强装出笑脸。“想想看，”他说，“一个民族学家会说：‘我只对符号和神话感兴趣，我不想收集生活方面的材料。’他可能会来到一个菲律宾村庄，不去理会那些坡地，稻田和鱼塘，而只问那里的人们他们做了些什么梦，他们祖先的鬼魂是什么。因此，无论他干了些什么，也无论他如何对收集的材料精挑细选，在他离开那个村庄后，那些东西仍然留在那里。然而，第二年，如果一个霍尔·孔克林或者阿拉姆·严果彦先生来了，那些坡地、稻田和鱼塘同样地需要研究。
“但是假设有一个考古学家会说：‘我只对阿拉萨兹神话和符号感兴趣，我不想收集生活方面的材料。’他来到一个史前悬崖居住遗址并开始发掘。他到那里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岩画，陶俑，仪式用的权仗，以及鸟类的木雕像。那么他如何处理那些同时出土的挖土棒、额肩背带（tumplines）和鹿骨呢？难道可以因为它们与他的‘研究课题’不相关而不加理睬吗？把它们扔进垃圾堆里吗？或者把它们堆积起来放进死角，以待来日出让给学生，让自己的良心免受谴责吗？因为，与民族学的情形不同，没有考古学家能够故地重游而发现那些材料仍然保持原来的背景关系（context）。一切都完了，孩子。”
“这就好像，嗯，好像你的菲律宾民族学家就宗教问题采访过一个人之后就杀了他，因此永远也就没有人能够就农业问题来请教他了。”我大胆地说。
“太恰当了，孩子，”他说，“考古学是人类学中唯一的一门杀鸡取卵的分支学科。”
“某些粗枝大叶的体质人类学家可以排除在外。”我说。
“嗯，是的，除那以外。”
“但是，这不正是‘课题’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之间的冲突吗？”新生哲学家问。“很显然，你得验证某个特定的假设，因而特别关注与那个假设相关的材料，而不必记录下一切现象。”
“但是，要是别的考古学家又要去验证其他的假说该怎么办呢？”我问道，“难道你不感到有点不合适，当你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同时却在毁坏别人的材料吗？”
“哦，我没有。因为我现在根本就不参加发掘了。”哲学家说，“我觉得我充当的角色是为别人的研究提供指导性的方案。到处有很多考古学家除了发掘什么也干不了。让他们去发掘好了。”
“当然，”他说，“可惜我不能像史费尔在他的那篇民族考古学论文中说得那么好。这篇文章发表在迪克·古尔德1978年编辑的一本书里面。他的大意是：无论何种对于理论的探索都让我感到无拘无束。我觉得我没有必要不时地挖开地表，来证实我作为考古学家的身份。”
“孩子，”老前辈说，“我想我刚才好像听到一万个古遗址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飞机穿过一阵气旋，我们都再要了点饮料。科罗拉多河像一条光滑的缎带在我们的下方闪烁着金光。从广播里我们听到机长在说，应将完全带宽松地系上。老前辈在座位里弓起腰，沉思着，也许只是有点伤感，在我的耳边小声说：“这就是民族学家永远也无法了解的东西，孩子。在课题考古学与考古学道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课题倾向叫你要带着一个特定的主题去研究。考古学道德告诉你必须记录下一切现象，因为永远没有人会再看到它的背景关系。问题是，除了某些特例，我们都不能给考古学材料贴上‘认知’、‘宗教’、‘环境’或‘经济’的标签，它们共存于地下——以复杂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或许只是组合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的文化概念被理解成考古学的模式的原因。而且它仍然讲得通，孩子。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们以下的谈话是如何进行的，但那时我已经睁不开眼了。毕竟，对于一个在开会时就已经筋疲力尽的人，还要灌他六听啤酒，然后开始谈论考古学理论，他不要想睡才怪哩。因此，即使飞机降落在沙漠中颠簸的跑道上我也照睡不误。就连七十年代的骄子和新生哲学家在此期间下了飞机，又回到他们各自的大学去了我也全然不知。然后在圣路易斯和底特律之间的某个地方，我开始做起梦来。
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过量的啤酒，还是激烈的讨论使我做起了噩梦。我真不知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的那些研究沃尔比利人（Walbiri）和皮琴贾拉人（Pitjandjara）[12]的朋友却告诉我，梦境是人们获得重要启示的时刻。因此让我花点时间来说说这个梦吧。
在梦中，我被密歇根大学解除了教职——到底是因为道德败坏，还是因为信奉文化，我一点也不清楚。到处都找不到工作，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比尔·拉斯叶在图森市的垃圾工程。但不是作为指导者，而是作为倒袋工。对一千个不知道姓名的家庭的垃圾进行分类——这些家庭中有盎格鲁人[13]，奇卡诺人[14]，皮马人[15]和帕帕戈人[16]——希望能侥幸地找到被丢弃的钱包或钻石戒指来为我的失业计划提供保险。
然后，有一天，我戴着网纱面罩和粉红色的橡胶手套，穿着口袋上绣有“垃圾工程”字样的白大褂，站在卸货码头上。高大的垃圾车停在那里，卸下一个30加仑重的超级大袋。这个庞然大物像恶魔一样沉重，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推上了宽轨小机车，然后快速地开进实验室里面；我们将它扔到实验桌上，这个庞然大物在其自身的重力作用下破开了，里面的包含物露出来撒了一地。
但你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吗？
抽印本。
我的文章的抽印本。我曾经寄出去的每一份抽印本。全部都是。我刚才说的不只是一般的抽印本，而是那种有我的亲笔题字的。那种在右上角我写了东西的，诸如“亲爱的威利博士，我希望你会对此感兴趣”之类。
要知道，你们可以把它们寄出去，但是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家伙是否会将它们收留下来。
我猛然意识到我的整个事业——我的整个专业成果都在那个庞然大袋之中。与几张一次性尿布，一双紧身长统裤袜，和一份彭特豪斯杂志，上面杰瑞·富维尔的采访报道已经破乱不堪了。
但这还不算是最糟的。
最糟的是，拉思叶手下的人所填的表格中没有“弃稿”一栏，因此我的整个学术生涯，我的整个专业成果，都只得归入“其他”一栏了。
噩梦到此结束，我在底特律机场的跑道上醒来。我急忙抓起自己的旅行包，正在这时我碰到了走在过道上的空中小姐。“那个坐在我旁边的老前辈，”我说，“是在什么地方下的飞机？”
“什么老前辈？”她问。
“就是那个穿靴子的老头，那个头上戴着褪了色的太阳帽，帽圈上还有个响尾蛇标志的。”
“我没有见过那样的老头，”她说，“休息舱里的‘老头’只有你一个呀。”
“祝您快乐，”我由衷地说。然后我乘上了去安娜堡的大客车，一路上直到我的家门前我一直在想，所有这一切是否都在梦中。
现在我敢打赌，你们中的有些人一定不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过。而我也开始怀疑自己，直到我打开旅行包的时候，一道金光几乎令我眼前一黑。那是一种24开金子的光芒。
原来是那把金手铲，柄上还系着一张字条，是在匆忙中塞入我的旅行包里的。
字条上面说：“孩子，我要去的地方已用不着这个了。我理解你，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观点一致，因此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要你保存它——只是为一个适当的人。
“首先，我看不出目前有任何模式将取代文化作为考古学的核心主题。如果某些民族学家想独辟蹊径——进入社会生物学，应用符号学，或者社会心理学——罢了，罢了，他们可以称自己为别的什么东西，让我们仍然做我们的人类学家吧。我总觉得文化概念是将我们区别于其他领域，使我们所有人最终难以分割的那种东西。
“因为我们的材料埋藏于地下，因此我们几乎要处理全部而不是某些东西。很难让我们抛弃传统的人类学观念，但是我们却难以应付这年头儿的突变的时尚或狂热的潮流。我们需要持之以恒。但是，因为我们在询问提供消息者的同时又杀死了他们，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少的个人喜好和更多的明白易懂的方式去询问他们。而且我们得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共享他们所没有的材料。
“因此之故，我们必需具备一种其他学科所不必要的协同合作。我需要你的材料，你需要我的，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彼此信任。不应该诽谤中伤，或者闭门造车，或者坐在林间石上用一种任何人都无法证明的方法来解释文化。
“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太多‘混蛋’的缘故。我们不能忍受那些成天坐在评论室里以批评他人的贡献为业的家伙。孩子，全部的史前史都隐藏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我们这一代人所得到的教诲是，点燃一根小蜡烛总比咒骂黑暗要好得多。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有这么一伙人，他们居然以咒骂我们的蜡烛为能事。
“过去我们主要只有一种考古学家，他们到处寻求赞助，来到野外，则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进行调查或发掘，然后发表结果。有的人勤勤恳恳地工作，默默无闻，年复一年。直到有一天，同事们会刮目相看，说，‘你们瞧，老哈利干得真不错，真扎实。尽管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你知道，——我信任他在我遗址上的发掘工作。’我相信，这是一个考古学家所能给与另外一个的最高的敬意。这是千真万确的。
“现在这种情形不多见了，孩子，今天我们有些考古学家甚至干不了这个了。而且他们因为太野心勃勃而不能忍耐寂寞。因此他们决心在这个学科的边缘创造出一些全新的专业。每个人都把他（她）自己当成是那一专业的创始人。然后着手来骗取我们的信任，让我们相信那才是关键所在。
“因为考古学家们的轻信，紧接着你就看到了这个学科边缘的大批‘移民’。紧接着强烈的噪音就从那里传出来了。
“当然，请不要误解我。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机敏而且聪明。他们无论如何也是会做出成绩的。但那只是十分之一。其他的十分之九则在边缘徘徊，因为主流中的进展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快。你知道，这些家伙中的某些人认为考古学是百米短跑，当他们跑完第一个100米，看到没有人在他们的胸前钉上奖章时，他们就怒气冲天了。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考古学是马拉松长跑，而你不能以速度来赢得马拉松。你以你的品格取胜。
“孩子，今天下午我们交谈过后，我好好想了一下考古学最需要是的什么这个问题。
“我认定，可能并不迫切需要一两个年轻人靠编辑他人的真知卓见为生。我认定，可能并不迫切需要一两个年轻人去批评他人的研究方案，而他或她却永远也不去野外发掘。而且我认定，我们可能并不需要太多的泄气考古学家（archaeological flat tires）再戴上哲学家的帽子。我们周围看来已有太多胜任这类工作的人了。
“我没有看够的是，孩子，第一流的考古学。
“这真是令人难过，然而毕竟，考古学是有乐趣的。他妈的，我不能隔一段时间‘动一下土’来‘巩固我的地位’了。我干这个是因为考古学仍然是令我心跳的最大乐趣。
“你知道，我们已有不少考古学奖项，如北欧海盗基金奖，凯德奖，阿兹台克之鹰奖，格查尔勋章奖等等。但是这些奖项都只为理论贡献而设。因此，我倒想只为那些平凡的、传统的基础研究和职业道德设立一个奖项。这就是这把手铲的用途。
“因此，孩子，如果有朝一日你见到一个仍然相信文化，相信努力工作，相信人类历史的年轻人；一个因为爱好而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是一个想出名的年轻人；一个从不用别人的材料养肥了自己，或者一味争先而糟贱同事的年轻人；一个了解以往的文献，尊敬老辈的年轻人——你就将此手铲授予他。”
字条到此而止，没有签名，没有地址，没有要求回函。
因此，我想，这就是今晚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宣布一个或许没有候选人的奖项。但如果你们这里的任何人知道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来了——一个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而不是他人的——一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且不会受人唆使在他们的头上拉屎拉尿的年轻人——我这里就有一个授予他的奖品。
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英文原文出处：译自Linda L. Hasten编辑的《考古学年刊1995/96》第13-21页，达什金版业集团公司，1995年。文中的斜体字改用黑体字，参考文献未译。原文最初发表于美国人类学协会会刊《美国人类学家》第84卷2号，第265-278页，1982年6月。
作者简介：肯特·V·弗兰纳里（Kent V. Flannery）是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人类学教授和环境考古学负责人，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理论颇有造诣。1982年12月5月，在洛杉矶举办的美国人类学协会全国会议上作了这篇著名的演说。
注释：
[1] 七十年代的骄子（the Child of the Seventies），可能影射自诩为“七十年代的柴尔德”的某个人。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对现代考古学产生过重大影响。——译者注
[2] 老前辈（Old Timer）又有守旧者、保守者、老顽固等意思。——译者注
[3] 布班酒（bourbon），一种烈性威士忌酒，最初为美国肯特基州布班地区所出产。该词又有另外两层意思：一为“波旁家族”，该家族曾在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建立王朝，以绝对的封建专制而著称。另外，在美国，该词又有“反动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尤指民主党中的极端保守者）”之意。因此这里又暗含专制、保守之意。——译者注
[4] 麻首堂（Marshalltown）出产的手铲是美国的名牌手铲，Marshalltown也就成为了手铲的代名词。
[5] 基建考古学（Contract Archaeology），一般译作“合同考古学”，颇类似于我国为配合基本建设和建筑工程而进行的考古学工作。基建考古学家根据政府的有关法规与建设施工单位签订合同而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译者注
[6] 此处暗讽上世纪70年代，美国新考古学思潮中的一个非常有名流派：垃圾考古，首倡者为位于图桑的亚利桑那大学的W. L. Rathje（拉斯叶）。——校者注
[7] 奥杜威峡谷（Oldovai Gorge），一译作奥杜韦峡谷，非洲旧石器时代早期著名遗址，在坦桑尼亚境内，距今约175万年。——译者注
[8] 马丘比丘遗址（Macchu Picchu），印加帝国晚期古城遗址，面积约40公顷，位于秘鲁南部安第斯山脉两座险峰之间的马鞍形山脊上，年代为公元15-16世纪。——译者注
[9] 此为双关语，brown-nosed(褐色鼻子)为奉承之意。作者在这里将这个成语拆开来使用了。——译者注
[10] 此处暗讽欧美考古界上世纪强调土色描述的科学性，田野发掘过程中，必须对照地质土色色谱来描述考古发掘碰到的土色。——校者注
[11] 该软石产自美国明尼苏达州，为纪念十九世纪的一位画家George Catlin而得名。——作者告知
[12] 沃尔比利人（walbiri）和皮琴贾拉人（pitjandjara）都是澳大利亚西部沙漠地带的狩猎—采集者。——作者告知
[13] 盎格鲁人（Anglo），本是欧洲大陆日耳曼人中的一支，后参与征服不列颠岛。这里泛指操英语的美国公民或移民。——译者注
[14] 奇卡诺人（Chicano），操西班牙语的美国公民或墨西哥后裔的美国居民。有时广义上包括所有美国讲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人的后裔。——译者注
[15] 皮马人（Pima），北美印第安人。传统上居住在亚利桑那州希拉河和索尔特河沿岸，即史前霍霍坎文化的核心地带。——译者注
[16] 帕帕戈人（Papago），北美印第安人。传统上居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及墨西哥索拉州的北部，皮马人居住区之南。——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