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宁波，这就像生命中缺失的一块被填补上了”

目前，欧洲大陆约有200多万华人移民。从早期的劳工输入到千禧年左右的投资、技术移民，到现在一些留学生毕业后找到工作并长居，欧洲的华侨华人数量在逐年增加。

长久以来提到这一人群，“身份认同”“归属感”“融入”都是时常被讨论的话题。

在《狂想之城》鹿特丹策划主题时，“归属感”是这期节目的主要议题。节目组找到一位特别的当地嘉宾：David Zee，中文名是徐大为，他是居住在鹿特丹的第三代华人移民。

有着混血面孔的徐大为（David Zee）出生在鹿特丹，在那里的唐人街长大。徐大为的祖父是第一批在荷兰扎根的中国人，离开故乡浙江宁波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徐大为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

在往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从家人、朋友们回忆的故事和老照片里拼凑起关于祖父的故事。那段长久以来未曾被提及的经历伴随着他，让他思考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几年前，他把自己家族历史写成了一本书《CHINESE KEES》，算是为他几十年来对于祖父，以及那些第一代移民经历的寻觅。

书《CHINESE KEES》

“除非放弃荷兰国籍，

才能合法成婚 ”

徐大为了解到，当祖父还在中国时，每天早上他都要步行翻过两座山丘去上学，还要随身带着小板凳。9岁时，祖父的父亲去世后，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争吵，毅然决定来到上海寻找新的机会。

祖父先是在英国人的赛马俱乐部服务马匹，14岁时，他决定成为一名水手，从此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

祖父当时的护照

一战爆发后，祖父来到鹿特丹的Katendrecht港口并定居于此，和同伴们成为第一批移居荷兰的中国人，并在Katendrecht半岛建立起了欧洲最早的唐人街。

祖父和朋友们于1929年创办了一家中餐馆，一开始相当成功，但很快由于经济大萧条来临，不得不关门停业。1933年，他们又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非常好——里面不光卖衣服、书籍、玩具，也卖中国瓷器、家居用品，总之是关于生活的一切零碎。

与此同时，祖父的公司还成为了汉堡美国船运公司的官方船舶处理商，所有与中国船员一起来到鹿特丹的船只，只有祖父的公司能和这些船只进行交易。

靠着这些生意，徐大为的家族一度赚了很多钱，祖父也成为华人圈子中备受尊敬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在华人社区里拥有一支很强的团队。即便是他去世很久之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国人社区里提起他的名字，还是有很多人记得他，他们热情地欢迎了我。”

祖父和祖母年轻时的照片

祖父和祖母年轻时的照片徐大为的祖母是荷兰人，她的一个兄弟和祖父是朋友，于是很自然地相识了。在当时，这段她与外国人的婚姻困难重重——除非放弃荷兰国籍，才能合法成婚。

为此奋斗了两年后，1925年，两个勇敢的年轻人还是选择结婚在一起，和他们的六个孩子一样，全部以中国国籍在荷兰生活。

祖父母和六个孩子的全家福

二战后，徐大为的父母相识，并于1947年结婚，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母亲的荷兰国籍也因此被取消了。包括徐大为在内的七个孩子，虽然出生在荷兰，但都是中国国籍。

当时Katendrecht的中国人社区是第一个由“外乡人”组成的大社区，徐大为认识很多中国人，他们想创办公司，因此写信给政府想要获得支持资金，但因为他们不是被政府认可的“少数族裔”，这些申请从未获得批准。华人社区从1911年慢慢建立，到2008年被荷兰政府承认为“少数族裔”，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虽然长久未被政府认可，但靠着勤奋肯吃苦的品质，华人在荷兰本土居民中获得了尊重。荷兰人总说华人社区是一个非常好的社区，那里居住着勤奋的人们，他们从不怨天尤人，总是自给自足，把日子过得很好。

1941年，Katendrecht的中文学校

因为一家人都是中国国籍，因此徐大为和兄弟姐妹们无法从政府得到子女抚养费，甚至不能出国旅行。1975年时，徐大为的母亲向政府缴纳了一大笔钱后，他的国籍得以更改。拥有了保险、抚养费等一系列社保金。

“花生”和“小老外”

漫长的成长中，徐大为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一直很复杂。

徐大为小时候

上小学时，荷兰同学给他起外号“花生”，因为上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中国水手们为了维持生计，曾在街头贩卖用热糖烤过的花生，以及用这些花生做成的蛋糕。“在一些荷兰人眼中，中国人就是卖花生的。”但他也发现，在华人社区里，每次和别人发生争吵时，对方会称自己是“小老外”。

那时，徐大为经常会去一家叫做“中国楼”（Chongkoklow）的餐厅，那里有来自各个国家的孩子。他经常去玩伴们的家里串门，但直到长大一点后，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感到非常自在。

“当时在Katendrecht唐人街的一些区域，只能让中国人进入，我被允许进去，周围只有中国人，他们跟我说话，问我，你父亲怎么样，你祖父怎么样？对我来说，这很正常。所以在一个只有中国人的环境中，我受到了接纳，对我来说感觉很好。”

徐大为记忆中的父亲在年轻时看起来很像是中国人，但随着年龄增长，他的长相逐渐西方化——到了他这辈，看起来完全就像是个西方人。

如今的徐大为

徐大为并不会讲太多中文，经过多年的学习，他已经认识了900多个汉字，还在读一些中国漫画书。

徐大为留存的祖父的唱片收藏

但在他的家庭中，很多人的中文都说得很好。

“我奶奶的姐妹会讲上海话和粤语，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她就为很多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也在紧急时为警察、司法部门做翻译——我的意思是，她帮助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解决了创办企业和学校相关的问题。”

“1980年，她去了香港生活，因为乐于助人受到了媒体的采访，因为很多从鹿特丹来到香港的人都说，这位在鹿特丹为华人社区提供帮助的老太太人非常好。当她去世时，香港报纸上也特意为她做了报道。”

“回到中国，

我生命中缺失的部分被填补上了”

对于祖父母和当时家人们的记忆，徐大为收藏的老照片是他对于先辈唯一可以触摸的影像。

1947年，Zee一家人在Verlaan48的家中一起玩麻将。左边是徐大为的叔叔，中间是他的祖父Ah Say（他的昵称），右边是他的姑姑Diana。

1937年，从左到右：David的父亲、他的兄弟Hendrik以及姐姐Diana。

“我的女儿现在还很年轻，以后如果她不想拥有这些照片，那么我可能会去中国把它们送给宁波博物馆，因为这些照片也是宁波人的历史。”徐大为说道。

1931年左右，David的祖母怀里抱着女儿Diana。她前面左边坐着David的叔叔Henk，右边坐着David的父亲。

虽然祖父从百年前定居鹿特丹后再未回到故乡宁波，但“回阿爷的家乡看看”一直是徐大为多年来的心愿。

他曾经和女儿一起来到宁波，“我很高兴走在一个身边有很多中国人的地方，身边飘着我没见过的食物的味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们改变了我。”徐大为说。

“对我来说，这就像生命中缺失的一块被填补上了。对于故乡的体验，让我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

离开中国时，徐大为问女儿：你还想再来这里吗？女儿说不想，并表示自己并不是在华人社区里长大，也没有见过徐大为的父亲和祖父，所以并不会感受到与中国人的联系。“因为我完全是荷兰人。”

随着近年来Katendrecht唐人街的改建，年轻一代与华人的联结也在渐渐消失。

徐大为说，他至今还是经常会去Katendrecht附近转转，和儿时的玩伴见面。有些当时兴盛的华人家庭的第二、三代仍然居住在这里，徐大为喜欢和他们交流。

徐大为把自己回忆中的家族历史写成了一本书《CHINESE KEES》，算是为他几十年来对于祖父，以及那些第一代移民经历的寻觅暂时画上句号。

“对我来说，他（祖父）就像一个神秘的人。他不是荷兰人，他是中国人，所以他看起来和荷兰的其他祖父不一样，你知道吗？我总是不停地问我的父母、我的祖母——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从哪里来，我想了解关于他的一切。”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就是我内心深处想要去追寻的东西。”

老照片版权来自：David Zee, Verhalenhuis Belvédère, maritiem museum, dehavenloods, Asian Raisins.

其余图片来自节目《狂想之城》

文字编辑：李大猫；图片编辑：Yidan，监制：Alg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