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riting & 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
20241219
今天开始阅读《Great Writing》，梳理好书籍的框架后阅读第一章节 Paragarph。
（btw在做TPEFL 阅读清华的李老师把阅读总结成四种大纲类型：分类、因果、比较、设问，没想到与这本书罗列的观点是一样的，与其说李老师总结对了，不如说这就是美国人写文章的思路，看到自己曾经学到过的观点，对这本书的好感和兴趣也提升了很多）
第一章首先认为paragraph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the topic sentence; the supporting sentence; the concluding sentence，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从小接受过的总分总结构。其中介绍topic sentence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topic&controlling idea，特别想说的controlling idea是我之前在学习中没有学到的或者说没有注意到的。简单地说，topic是主题，但是controlling idea是作者对于主题的具体观点而不是事实的陈述，这里明确区分了事实与观点。我在事实与观点的区分以及应用部分，存在一定的不足，有时候在一定的背景下评价一件事情，会模糊观点与事实甚至感性会战胜理性，在观点的陈述和问题的分析中混乱的状态。
作者对于topic sentence的介绍让我马上联想到了之前一直想读但是还没有读完的文献赵鼎新写得《质性社会学研究的差异性发问和发问艺术》（今天已读完）。我们看展一项研究，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所谓问题意识很重要，那么与之相关的是提问，提什么问题，怎样去提问题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个是不是就像写作，我们的写作主题是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论证的主题是什么，或许是存在一定的关联。在文献中赵鼎新提到：
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家难道不都是在通过对各种差异性现象——比如天气好坏、价格高低、股市涨落、质量优劣、款式新旧、年龄大小——的把握来作出各种分析和决定吗？但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因为大多数人其实都没有捕捉和分析切身利益之外的差异性现象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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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读过大量质性研究的作业、课题申请报告和已发表的文章，其中的发问(如果有的话)绝大多数都是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过程性发问（how）或试图对案例性质进行定性的发问（what）,而不是从差异出发去寻找其背后原因，尤其是不会提出结构/机制性原因的发问（以下简称“差异性发问”）。
我根据上述信息在反思我自己做的研究，刚开始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以时间逻辑为基础的过程性发问，比如“她们为什么加入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等” 如下图展示，确实没有从差异性出发，只是陈述一类群体在一个环境中的状态，甚至可以说不是一个发问，可能更不是一个好的topic sentence，缺失了controlling idea.
对比一下赵鼎新老师在文章中提到的案例，发现我最初的研究问题停留在过程性发问中，没有比较的维度，这也比较契合前段时间与葛学长聊时他的反馈，他表述得非常委婉：“你所说的研究问题停留在了经验的层面，没有问题意识，更没有理论层面的问题。”我在上面展示的研究问题中存在的不合适之处均符合赵老师分析的：1.不是内行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研究议题没有别的信息；2.发问所含的信息越少，其答案的开放性就越大。（我的研究确实是这样，问题多且泛，做出来像是无底洞，没完没了，到底要研究什么？）
在训练学生的过程中，笔者发觉“过程性叙事的无限可能性”会导致如下问题：对于价值倾向不强的学生来说，过程性发问非常容易使他们对哪些材料有用、哪些材料没用缺乏感觉。因此，即使在材料收集上花了很大工夫，一旦落实到具体议题时，他们总会觉得相关材料收集得不够。因此就会在研究问题和材料之间反反复复，步履维艰。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学生有很强的价值倾向，其价值观就势必会导致他对某些材料更感兴趣，在这样的材料上建立起来的叙事和理论只会更接近该学生眼睛的底色，而不会是事实。
想想我的研究一直进展不下去，确实在研究问题和材料之前一直反反复复，不知道自己到底具体要看哪些材料，看了不少但是能用的不多，可能根源还是在于，自己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研究的问题是什么不清楚、不具体。接下来赵老师所说的内容比较符合之前我的风格，很会模仿，但是让自己“写生”就不会了，少有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照猫画虎式的风格无疑对后续想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是不利的。
只会过程性发问的学者到最后往往得靠照猫画虎来解救自己。以上有关土改运动的第二类发问方式就是一个例子。这位青年学者声称他想研究土改运动发展过程中的情感动员，说明他读过裴宜理的关于中国革命中的“情感工作”的著述（Perry, 2002）,甚至还可能读过美国学者通过引进情感视角来批判建立在理性选择假设基础上的政治机会理论的研究 (Jasper, 1997,2011;Goodwin, 1997)。但照猫画虎式发问最大的弱点就是视角过于机械。该学者大概没想过，情感和理性选择是人类行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简单强调任何一个侧面其实都意义不大。就美国的社会运动发展来说，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情感能驱动美国早期社会运动的发展，而那时候的学者也更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但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受到组织者的理性策略驱使，而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理论也在美国取得了主导地位。该学者可能也没想过，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不可避免地受美国本土学术脉络的影响， 但对我们来说，中国革命仍然与今天的社会方方面面血肉相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亦步亦趋地照搬美国学者的问题意识呢?话说回来，这类发问方式虽然无趣，却很保险。试问哪个集体行动中没有情感成分?无趣的人也可以从土地改革的档案里找出一些与“情感”有关的资料拼凑出文章。国内外社会学专业期刊中不少文章其实都接近于此类，原因就在于这种学问容易模仿。
今天的阅读让我发现了我在提出研究问题中存在的问题，后续继续学习、继续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