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施家顺的《两广事变之研究》

施家顺的这本《两广事变之研究》（复文图书出版社，1992年版）坊间已经不多见，幸得而读之，一天一口气读完。所谓“两广事变”，又称为“六一事变”，是指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联合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针对蒋介石吞并地方势力而发起的一场事变。我们更多熟悉西安事变，而对同一年发生的“两广事变”往往知之不多，这本书可谓是有助于解开谜团，揭示历史真相。

该书中规中矩，特似一篇硕、博论文的理论框架。第一章追溯事变的远因；第二章探究事变的近因；第三章描述事件的经过，第四章对事件的性质和和平解决给予了分析，最后一章则是给出结论。

作者认为两广事变的远因可以追溯到粤系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在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最能够角逐最高领导地位的有胡汉民、蒋介石和汪精卫三位。胡是粤系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理论家。汪则以口才著称，在国民党内具有较高的声望。蒋则是靠军事起家的实力派。在国共合作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受到牵连，被迫远走苏联。随着国共矛盾的扩大，蒋发动四·一二，赢得了国民党内大部分人的拥护。汪本来希望在苏联和ZG的支持下角逐国民党的领导权，但是事与愿违，转而发动七·一五。宁汉合流后，胡汉民回国担任立法院长，与其时身为国民党主席及行政院长的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扩大，最终演变为1931年2月28日的汤山事件，造成了国民党内部的公开分裂，标志着宁粤对立局面的形成。粤系军阀陈济棠挤走陈铭枢之后，开始了对广东长达八年的”独立王国“治理模式。整体上看，这一时期，陈济棠对广东的建设与发展，居功阙伟。与之同时，蒋桂战争、中原大战已使李、白与蒋的矛盾不可弥合。虽然蒋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却无力消灭桂系，最终以桂系服从中央收场。而桂系一直将蒋视同为一度有”五省督军“的孙传芳。

不过，不久，这种平衡态势被胡汉民的去世所打破。胡汉民在1936年5月12日突发脑溢血死亡，这意味着两广的势力中枢无人。与之同时，红军崛起于江西，日人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蒋介石认为剿灭红军需要速战速决，决不能拖延，而与日人的战争只能往后拖，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能力对付日人，只有积蓄力量，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克敌制胜。因此，他形成了”攘外必先安内安内“的战略思想。当然，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蒋明显存在明显私心，有意调动非嫡系部队进行围剿，以坐收渔翁之利。而且，在追剿红军过程中，中央军完成了所经之地的控制。如此，必然使得两广的陈、李、白有“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之感。故而，在追剿红军过程中虚与委蛇，更是私下秘密与之接触，达成协议，给红军逃走划定路线。在这其中，日本人亦跑到广东游说，并提供武器援助。两广就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希图自保。胡汉民去世后，广东的陈与广西的李、白便联合发布宣言，指责蒋介石不抗日，以北上抗日为旗号，进军湖南，而湖南的军阀何健则处于摇摆之间，以两广占领湖南作为支持条件。

坊间有个段子说陈济棠此人特迷信，在决定发动事变之前找大师占了一卦，云“机不可失”，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机不可失。不料其麾下的空军飞行员大量架机投诚中央军，原来机不可失是飞机不可失的意思。雪上加霜的是，陈氏手下大将余汉谋、李汉魂等人相继宣布服从中央。蒋转而任命余汉谋代替陈济棠的地位，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逃遁香港。李、白则由此变得孤立无援，在多方斡旋之下，虽有波折，亦表示服从中央。

作者从词源学上进行辨析，认为“两广运动”“两广事件”“西南运动”均不准确，用“事变”最为妥帖。针对事变到底是谁发动的，他采信唐德刚的说法，是陈、李、白共同发起，不存在谁是主谋的问题。至于两广以抗日为旗号，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作者认为两广只是以“抗日”为旗号，以求自保。而且抗日绝非口号可以取得成功，蒋的策略是非常明智的，并且，从1927-1937来看，中国当时的发展确实是“黄金十年”，为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两广则以一己之私利，公然挑战中央权威，造成内部混乱的局面，过错非常明显。好在这一事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否则中国可能会再次出现中原大战的悲催局面。然而，这一事变的妥善解决，倒使得ZG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其坐大坐强，却是该事变的一个意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