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224

年底了，再随手记一笔。

这两天仔细思考了一些问题之后，打算做此有关“理论”的记录，虽然可能初读会冒犯到学术职业做理论的人，不过这些记录的目的不是加剧处于不同学科和学术范式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和对立的。个人观察下来觉得当前人文学科内部理论生产至少有几个值得/缺乏自省的部分，罗列如下。 一，理论生产、批判理论、激进理论，不论任何一种，都首先基于某种意义上的学术偏好乃至分层，即认为关注particulars、empirical evidence、individual case的那类知识生产在某些意义上价值低于试图归纳总结、试图寻找整体规律、试图提炼出可以被引用到其他语境中的统领性解释的知识生产。这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人文学科最近二十多年也确实有实践转向，用Jennifer Roberts在她讲座里引用的一个概念来说，理论生产基于semantic ascent，认为我们的论述只有不断上升到某种抽象概念层面，才能从殊相自身的局限里延伸出可以用来不断被应用、转移、也因此看来更重要更有价值的理论。这与哲学系读者读艺术史认为只研究几件作品就要做分析没有价值是类似的一种预设/偏见，与思想工作和手工劳作之间的分野也有类似。 二，在更具政治意味的理论生产、批判理论、激进理论中，还有另一个类似结构，即虽然很多理论家本身不点明这一点，但其实大多数试图寻求激进突破的理论建构本身是依赖某些观念和政治基础设施的加持的，譬如看似一个理论振振有词的批判人文主义、历史档案等概念，其实这样的知识生产得以在人文学术界被接纳，本身就基于其所批判对象在人类漫长的知识发展中提供的某些观念乃至政治基础。这些知识生产其实是在其所批判的观念所铺陈的前提之下工作，却往往因为学院本身已经是一个相当理想化的水晶宫，而轻易把自己的论述标榜为一种简单化的偶像破坏式的批判，再加上最近二十年新自由学术市场的越发竞争恶化，这个系统在鼓励学者去占据更加鲜明的立场、去更尖锐的批判某些概念和框架，因为只有这样你的声音才能脱颖而出，才更像是下一个革命的缔造者，哪怕这些愿景本身分明也困在这个系统内部。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批判本身，而在于这种批判多大意义上是有建设性的还是纯解构性的。这之中的区别也不仅在于知识生产本身的属性，还在于当你在某些政治观念框架赋予你的前提内部去加剧解构，却不承认这个前提的存在，当这个前提本身遭到真实的破坏时，你是无法给出任何salvage plan的，在这个时候你的解构就成为了破坏的一部分，而不是革命的前奏。换言之，你越是不在意这些观念和政治基础设施为你提供的前提，你的批判越有可能在某个不可预见的未来成为瓦解你知识生产前提的一个成因。 三，很多激进理论为了激进和提出看似更尖锐的立场，过分polemicize不同学术思想取向间的差异乃至对立，当其实他们所批判和试图拉开距离的阵营本身对理论并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甚至其长期的健康发展都基于对理论持续的吸纳和思考。而这种参考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知识生产的层级分化却完全是单向的，仿佛被他们批判的阵营既只能继续向他们学习，还要不停成为被他们批判的对象，而他们却不需要仔细参考其他同行其他取向或者范式的研究，因为理论才代表了人文知识生产的顶层。这里，个人也不否认被他们批判的阵营内部确实有冥顽不灵的反理论分子（个人真心的不是这个阵营），但这既不是大多数，也不能体现最好的那些学者所做的工作。那这个时候除了恶化学科间的分野、搞学科恶性竞争之外，这种polemicization究竟有多大价值呢？更何况，许多polemical theorist，他们自己真的完全不参与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却天然觉得自己有权利对某些学科整体提出笼统的判语，并以此来树立自己的批判性，这种其实缺乏很多信息和认知而做出的批判倘若被很多人接纳，其结果会变成一代年轻学生对某些基础人文研究范式的抛弃，其长期的影响很可能是负面的，因为他们连这些基础范式本身在漫长人类历史中所发挥的抵抗的激进的革命的作用都不知道——不知道历史被误用、滥用导致了多大的灾难，而治史本身是一种多大的思想责任，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或其他任何事物是值得被批判的。这就与那些不acknowledge观念基础设施的理论生产存在类似的问题，且更加难让他们或许不乏价值的批判论述被他们所批判的阵营所接纳，换言之，polemic preempts constructive dialogue。 最后，做一些平衡的讨论，理论化和实证研究作为学术水晶宫里的体例都是由特权堆砌出来的，只不过它们基于不尽相同的特权。如上所言，理论化其实本身预设了一种认知上的优越性和特权（否则为什么学者认为自己有资格针对手上的素材、面对的现象开始捣鼓各种概念和术语），且很大程度上预设了知识生产的分层且把理论放在层级的高处。恰恰是这种先决的认知高位最容易成为理论生产的诱惑和陷阱，也是为什么其实不少理论家都被诟病专断，毕竟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理论是自己的招牌和property，而不喜欢看到那些会与自己理论相左的框架。实证研究也是一种特权，它要求研究者去习得各种语言（这需要钱、精力、时间和资源），做各种其他类型的训练，并把自己吸收的知识变成自身学术权威的一部分。任何一种特权都意味着知识生产需要extra care和humility，而尤其不需要用各种象征性的姿态和坚不可摧的确信来mask这些特权，更不需要用你死我活的逻辑来制造本身不符合学术思想健康发展的对立思维。

去年年底个人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现在回想觉得库恩提出“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这个概念的一个关切，恰恰在于向许多学术工作者指出，那些看似价值有限的重复性知识劳动本身也是“革命”生成的一部分，也是知识生产系统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这些知识劳动不论是在思想史的回顾、还是知识生产的层级中，都常常会被轻易忽视，甚至被当做是完全不存在和隐形的。其所处的位置恰与被激进批判理论所批判的那些人文学科基础范式一样，是一种bulwark一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