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思想史》摘要和笔记（20241215）
根据这一世纪的一位政论家——《瓦拉穆术士谈话》附录的作者，附属的标题为《关于同一谈话的另一传说》——的意见，沙皇应依靠莫斯科国的所有社会力量进行统治。为此，必须召集“意见一致的全国会议”，即缙绅会议。为使会议真正具有全国性，按照这位政论家的意见，必须“从所有的城市和县市推选既非高官，又不骄傲逞能的人们”。这就是说，《另一传说》的作者要求莫斯科国的全体居民都有广泛的代表出席缙绅会议。但是这一要求似乎无法实行，因为奴隶依附的压迫普及于劳动群众愈来愈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于“骄傲逞能”，而是由于确定不移的经济原因。……这种特点的产生是由于工商界居民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代表制的思想，而官宦等级也不再重视这一思想。随着农民的奴隶制的确立，一般贵族将大贵族吸收到自己方面，遂成为统治阶级。……十六世纪的某些莫斯科人就能想到在全民代表制的几乎上召集代表会议的好处，这一事实表明，在莫斯科人的头脑里是能够产生一些在西欧社会意识发展史中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思想。但是我国的社会存在是不利于这种思想的比较重大发展的。因此，这种思想未及开花，便已凋谢。……在莫斯科国的范围内，它怎样也不能碰到与它对立的人民自主思想，然而这人民自主的思想在西方，甚至在君主制的法国却是不时与它发生敌对的冲突的。奴隶一点也不能设想用任何法律规范来限制社会最高阶级的权利的。
然而善良主人的奴隶也还是奴隶。莫斯科国的军职人员虽然从他们的沙皇那里取得了限制权力的诏书，却丝毫没有摆脱其对这些沙皇的奴隶从属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这种诏书甚至在审判事务上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的缘故。
在我们所研究的全部传说中，也许在政治方面最有内容的是高级官员伊凡·季莫菲耶夫的《编年史》。当然，这位官员也是站在道德宗教观点上立言的。
莫斯科人在他们的“统领者”是善良主人的时候，都是这些“统领者”的忠实奴隶。但是这些主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善良了。他们开始听从各种谄媚者和告密者的话。……这仍旧是我们所熟知的莫斯科人的观点：奴隶制的存在是自然的，甚至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
无论如何不应以为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国居民已满足于自己的悲惨命运。在这个世纪里，它的劳动居民常常发生强烈的骚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可看到，他们在这种骚动里，一如在最后争论中一样，表现了同样的政治不开通。……贵族作为一个获得领地的等级，对莫斯科的土壤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巩固，是极为关心的。
就其社会及政治地位而言，大贵族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情这一原则的。他们长期抵制这一原则的实行。但大贵族的抵制是消极的，在莫斯科国的大贵族当中，政治思想从来都不发达。在新朝代的选举中，大贵族的最高阶层就不敢公开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而只是搞些幕后阴谋。……莫斯科人的政治思维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明确和不彻底，而在其致力于保卫最高当局的无限权力时，却是既明确又彻底的。
克柳切夫斯基说，十七世纪是我国历史的人民变乱时代。当时，特别是在阿列克谢朝代，变乱确乎很多。
“变乱时代”在我们面前提出的仍是我们在研究莫斯科国最高等级的思想状况时所看到的那种社会及心理现象。心怀不满的人们所争取的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只是一些对特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略减艰难的国家管理方法。
这种悲剧在于人民恪于当时的条件，其不满虽然极大的动摇了莫斯科的社会政治制度，却没有客观的可能用某种新的、对他们少些麻烦的制度来代替这一制度。革除这一沉重压迫着一切人们的旧制度的客观可能的缺乏，在主观上表现为参加骚动的人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社会政治要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阶层的保障。【这种意识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莫斯科国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阶段，经济结构和人民的思想意识还处于西欧化的初期，基本上还是封建时期的那一套。这种状况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期才逐步开始转变。】
这个混乱时代使他们得出一种可悲的信念，即他们虽然驱逐了一个涉皇的军政大员，却不能冒很大的风险，成为更残酷的掠夺者的牺牲品。两害相权，宁取其轻。然而他们在选择了“轻害”之后，又发现虽然轻些，但在绝对的意义上，比较还是很重的。
有些学者以为十七世纪的莫斯科政府完全不关心农奴制农民的命运，这可惜了。在这里，政府也是保持了它的通常政策的。它在一贯扩大地主对农民劳动的权利的时候，也在可能范围内表示关切，使农民不致完全破产。……农民担负着农奴依附性的沉重枷锁，他们聊以自慰的思想是：他们在莫斯科有保护人能够在极端贫困时，立即前来帮助他们，而且往后也许还要完全解放他们。【从有这种思想到农奴的真正解放过了差不多五十年，这一过程就是俄国逐渐西欧化、思想逐渐解放的过程。】——“第六章 混乱时代后的莫斯科罗斯社会生活和社会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