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鲁迅《灯下漫笔》

鲁迅在灯下回忆旧事，十余年前，由于国家信用背书，钞票便捷可靠而吸引人们用沉甸甸的银元兑换。但时事多变，袁世凯称帝引发内乱，导致纸钞不值钱。作者“幸运地”通过暗市以六七折的兑换了现银而感到非常高兴，“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高兴之余，作者突然想到：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类似于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由此，鲁迅生发联想，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 翻看历史，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元代 张养浩在《 山坡羊·潼关怀古 》 中发出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鲁迅指出，战乱年代，中国的百姓在官兵和强盗中间两头为难，两方皆要杀掠。“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也即，百姓寻求一个主子，替他们作决定。但在乱世，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宋末元末等，当没有一个制订奴隶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那真是不幸，倘若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 因此，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徐啸虎） 第二部分，鲁迅批判那些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鲁迅引日本的鹤见祐辅的《北京的魅力》，写出白人征服者醉心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赞叹汉人种的生活美，实际上这乃是上层统治者的生活，是奉献于征服者的华宴，中国的老百姓是无从领略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 对于国粹和复古派所宣扬的“中国固有文明”，鲁迅抓住实质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这种文明的基础是严酷而专横的等级制度。鲁迅愤怒地宣告：“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