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 徐扬《盛世滋生图》
清前期，苏州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康熙时人沈寓说：“东南财赋，姑苏最重；东南水利，姑苏最要；东南人士，姑苏最盛。”又说苏州，“山海所产之珍奇，外国所通之货贝，四方往来，千万里之商贾，骈肩辐辏”[1]。同时人刘献廷也说苏州是负有盛名的天下“四聚”之一[2]。而“四聚”之中，清人又一致认为市肆繁华以苏州为最[3]。康熙时，人称“吴阊至枫桥，列市二十里”[4]。乾隆时，当地人自诩：“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宝，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5]。乾隆二十七年，也即徐扬的《姑苏繁华图》诞生后三年，外地人赞叹：“苏州为东南一大都会，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梯航毕至。”[6]嘉庆时，有人说：“繁而不华汉川口，华而不繁广陵阜，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7]猎微居士更直截了当，赞叹道：“士之事贤友仁者必于苏，商贾之籴贱贩贵者必于苏，百工杂技之流其售奇鬻异者必于苏。”[8]先后到过苏州的孟某，更说苏州的工商繁华程度是“无一日不然，无一时不然，晴亦然，雨亦然”[9]。除了这些笔诸于文字的亲身感受和明末城郊旷地清前期变成地值寸金之类史实描写外，我们还可见到当时人以写实手法绘录下来的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景象的历史画卷。这就是人们交口赞誉的一幅《盛世滋生图》。
《盛世滋生图》俗称《姑苏繁华图》，乾隆二十四年由著名院画家徐扬创作。徐扬字云亭，苏州府吴县人，家住专诸巷。乾隆十六年，时年40岁的监生徐扬进献画册，钦命充画院供奉，十八年钦赐举人[10]，后为内阁中书，长期供奉清廷画院。乾隆第二次南巡后，乾隆二十四年，徐扬有感于清朝“治化昌明，超轶三代，幅员之广，生齿之繁，亘古未有”，因而“摹写帝治”，绘成《盛世滋生图》一卷[11]。乾隆二十九年，徐扬又奉命绘作《南巡图》，经过七年，画完绢本12卷。乾隆三十六年始再画宣纸本《南巡图》12卷，于乾隆四十年完成，并交苏州织造配玉撇、袱匣。乾隆三十六年建成普陀宗乘之庙，徐扬与其他如意馆画画人一起完成殿内绘画。从乾隆《御制诗》可知，徐扬的作品经常得到皇帝的品评与赞赏[12]。《石渠宝笈》著录徐扬的作品多达35件，其中主要有《南巡图》（12卷），《盛世滋生图》（一卷），《平定回部献俘礼图》（一卷），《西域舆图》（一卷），《圣制见新耕者诗意图》（一卷），分藏在御书房、乾清宫、养心殿、懋勤殿、静宜园、静宜轩、延春宫、静寄山庄、重华宫等处。《盛世滋生图》就收藏在御书房[13]。乾隆三十七年，徐扬内阁中书六年俸满，奉旨记名以主事用，改任内阁典籍，乾隆四十年实授刑部山西司主事[14]。
《姑苏繁华图》是一幅长卷，全长1241厘米，画心高39厘米[15]，纸本，设色。描绘范围，“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镇东行，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介狮、和（何）两山间，入姑苏郡城。自葑、盘、胥三门出阊门外，转山塘桥，至虎丘山止。其间城池之峻险、廨署之森罗、山川之秀丽，以及渔樵上下、耕织纷纭、商贾云屯、市廛鳞列，……至若春樽献寿，尚齿为先；嫁娶朱陈，及时成礼。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万卷书香，或受业于先生之席。耕者歌于野，行者咏于涂，熙曍之风”等[16]，在图卷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据粗略统计，图中人物接肩摩踵熙来攘往者多达12000余人；河中船帆如云，官船、货船、客船、杂货船、画舫、木簰竹筏等，约近400条；街道上商店林立，市招高扬，可以辨认的各类市招约有260余家[17]；各式桥梁50余座；文化戏曲场景十余处，充分展示了盛清时期苏州高度文明的盛况。以下拟结合文献，约分二类，介绍《姑苏繁华图》。
《姑苏繁华图》绘制的乾隆二十四年，正是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第二次南巡之后。描绘的地段，特别是胥门到山塘街一带，正是文献中记载最多、本地人最愿称道、外地人最为留恋的苏州最为繁华的商业文化地段。
苏州自明代中期起即以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而大体上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半城以丝织等手工业生产发达著称，西半城以商品流通商业贸易著称。人称“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不盛于苏州”[18]。嘉靖初年的吴县志载：“运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此河自阊门北马头抵胥门馆驿，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栉比，而西岸尤盛。……凡此河中，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官舲钲鼓，昼夜不绝，绮罗箫管，游泛无禁。盖西阊之盛，自唐以来为然。自此过钓桥，水北流，由南濠至枫桥将十里，人烟相续，而枫桥为盛，凡上江、江北所到菽麦、绵花大贸易咸聚焉。”[19]在西半城中，尤以胥门至阊门之间最为繁盛热闹。吴县志又载：“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胥、盘之内密迩府县治，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近阊尤多。”[20]又称：“大率吴民不置田亩，而居货招商，阊、阖之际，望如锦绣，丰筵华服，竞侈相高而角利锱铢，不偿所费。”[21]明中期，苏州名士唐寅写有脍炙人口的《阊门即事》诗，中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22]直到明末，城中月城市，为“两京各省商贾所集之处”；上塘、南濠则“为市尤繁盛”，当地人称阊门“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23]。入清后，人称“若枫桥之米豆，南濠之鱼盐、药材，东西汇之木簰，云委山积”[24]。阊胥之间、南濠山塘一路，市肆更加繁盛。康熙末年，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一路南游，惟独对阊门市肆留下了深刻印象，称颂道：“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25]。纳兰常安更对南濠的商品之多感叹道：“南廒在苏城阊门外，为水陆冲要之区，凡南北舟车，外洋商贩，莫不毕集于此。居民稠密，街弄逼隘，客货一到，行人几不能掉臂……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绸缎纱绫，于苏大备，价颇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购之，价反增重，货且不美。”[26]苏州既是商品生产中心，又是全国商品特别是江南各地商品的集中地。
《姑苏繁华图》中出现丝绸店铺共14家：绸缎庄。绵绸。富盛绸行。绸缎袍褂。山东茧绸。震泽绸行。绸庄、濮院宁绸。绵绸老行、湖绉绵绸。山东沂水茧绸发客不误（五间门面）。上用纱缎、绸缎、纱罗、绵绸。进京贡缎、自造八丝，金银纱缎，不误主顾（二层楼房，三间门面）。绸行、缎行、纱行、选置内造八丝贡缎发客、汉府八丝、上贡绸缎（二层楼房，五间门面）。本号拣选，汉府八丝，妆蟒大缎，茧绸、宫绸哔叽羽毛，等货发客（七间门面）。本店自制苏杭绸缎纱罗等口绵绸梭布发客（三间门面）。这些市招，基本上将当时江南生产的丝绸品种以及丝绸业中生产形式的全貌反映了出来。吴江县震泽镇、湖州濮院镇都是盛产绸的名镇，所产分别称盛绸和濮院绸。湖绉为湖州一府的特色大宗丝绸产品。杭州各种丝绸都产，尤以杭绸为名产。茧绸为山东特产，利用山蚕（食柞叶之蚕）茧丝织成，故称茧绸或山茧绸[27]，质地粗硬，但结实耐用。当时山东全省出产茧绸较盛，但沂州府沂水县或沂水一带出产茧绸名声不大。各地出产的各类丝绸，无论大宗产品还是稀见产品，在苏州均有出售，说明苏州汇集丝绸品种之多数量之夥。苏州绸缎在乾隆时最有名的是黄宏成绸缎。记录乾隆二十二年第二次南巡时苏州店铺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28]，共记录了25家店铺（其中只有一家没有市招），第一店就是有“发各省绸缎纱罗”字招的公茂号，第12店是有“定织妆蟒朝衣补服”市招的松茂号。当时外地的丝绸商人也以苏州为推销丝绸的大本营。如湖州商人在苏州分为绉、绸二业，于乾隆五十四年建有吴兴会馆[29]。杭州商人将丝绸销向全国各地时，则“尤以吴阊为绣市”，并从杭线会馆独立出来，于乾隆二十七年单独建成钱江会馆，自乾隆二十三年到四十一年，26家丝绸店号向会馆捐银多达1。1万余两[30]。徐扬绘图之时，正是这些丝绸商人极为活跃兴盛的时期，所以各地的“绸缎纱绫，于苏大备，价颇不昂”。绵绸是利用将不适宜缫丝的茧剥为绵而捻织而成的低档丝织品，苏州郊区洞庭西山和嘉兴、湖州各地都生产。“缎”、“纱”都是丝绸的类别，“织纹曰缎，方孔曰纱”[31]。缎是相邻两根经纱或纬纱上的单独组织点均匀分布但不相连续的织物，纱是全部或部分采用由经纱扭绞形成均匀分布孔眼的纱组织的织物。所谓“上用”、“内造”、“进贡”等等，原是指官营织造局为宫廷生产的绸缎，这里并不是将贡品作为商品出售，而是当时民间以贡品为上等精品的代名词，民间造者也冠以贡品字样标榜出售。“汉府”是清代江宁织造局的所在地。“八丝”即是暗花缎。“妆蟒”是指织有蟒的妆花织物，妆花是江南织锦的代表品种。龙饰为御用物，民间只能用蟒，所以市招标以“妆蟒”。“宫绸”意为皇宫生产的绸，原来意义上的宫绸大多是宫廷庆典时作糊饰物之用的。其它各种锦、缎等，苏州都大量生产。“自造”、“本号”、“本店自制”云云，实际当指“账房”。这种账房不同于专事出售的绸缎铺行，而还兼营生产，具有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性质。这种账房在苏州称纱缎庄或纱缎号，在丝绸各业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乾隆年间也正是账房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32]。《姑苏繁华图》中的这些市招，就是当时苏州丝绸业中复杂的生产形式的形象而又具体的反映。
《姑苏繁华图》绘录棉花棉布业共23家：布行（重复者4家）。大布。崇明大布。松江标布。青蓝梭布。松江大布，本客自置布匹。布行，斜纹布行。京芜梭布。松江加长扣布。大布，本庄扣布。定织细布。大通号，松江大布。布行，加长勚着梭布，不二价。布行，自置松江青蓝大布、加长大布。太仓棉花（重复者3家，其中1家为三间门面）。棉花行。永盛棉花。子净棉花。图中提到的这些棉花、棉布名称，都与实际相符。松江府、太仓州是清代最为有名的棉布生产中心。大布即标布的俗称，上阔精细，产于上海三林塘者最为有名。当时市场上的标布，“较小布略阔，十六尺为平梢，二十尺为套段”[33]，或者是，“小号门面阔八寸三分，长十八尺，大号门面宽九寸五分，长十九尺”[34]。扣布，即刷线布，上海和南汇等地人都称为小布，“密而狭短”[35]，“光洁而厚，制衣被耐久”，为客商所重视[36]。松江和嘉定等地皆产。清初松江人叶梦珠介绍小布长不过1丈6尺，因为门幅规格与中机布大致相同，所以南汇等地又直接称为中机布。嘉定、上海出一种飞花布，又称丁娘子布，“纱必匀细，工必精良，价逾常布”，长1丈6尺，宽9寸3分，因规格相同或相似于小布，所以嘉定人也称之为小布[37]。看来是小布中的名品，当即“细布”。加长大布即加长标布，加长扣布即加长小布。松江、嘉善交界处所织小布，长至2丈2尺，当即加长小布。青蓝梭布实为青布和蓝布，是高档棉布，清廷常令苏州织造在江南采购[38]，细密阔长，也即加长布，价格特贵。康熙中期青布每匹价至5钱2分9厘，蓝布每匹为4钱7分9厘，比平常布匹要贵一倍多，也以三林塘产者最优[39]。当时市场上通行扣布（小布）、大布（标布）和稀布三种布。稀布“疏而阔长”，其名不扬，所以图中不见其市招。斜纹布因纹样而得名，“经直纬错，织成水纹胜子，望之如绒”，装运出售，客商“莫不诧以绝伦”，畅销于京省[40]。主要产于嘉定娄塘、罗店等地。京芜指京口和芜湖，都是浆染布的名产地。太仓是优质棉花产地，尤以州属鹤王市所产为最，“比之他乡，柔韧而加白，每朵有硃砂斑一点”，闽广商人贩运棉花，市场上必题“鹤王市棉花”[41]。图中有三处“太仓棉花”市招，以示所售棉花之优。子净棉花即去除棉籽后的净棉，又称皮棉。“本客”非指店铺，而指棉布字号。棉布织成后，还需经过踹、染等后整理加工。布商收购棉布后，再出资委托踹坊、染坊加工，然后回收布匹，按统一规格包装销售，是从事棉布收购、委托踹染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的较大规模的商业资本。清代江南棉布字号基本上集中在苏州，尤其分布在阊门上塘街、下塘街，所谓“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42]。自康熙九年至乾隆六十年苏州府、县官府前后八次应字号吁请而刻立的禁止踹匠把持碑就竖立在阊门外广济桥堍，道光年间的两块禁止踹匠垄断把持碑也竖立在阊门外上塘街的新安会馆。康熙三十八年由徽州休宁人陈士策开设、后来直到徐扬绘图时仍应存在的万孚字号，就在阊门外上津桥[43]。图中“本客自置布匹”的招子就高扬在阊门外上塘街的二层楼上。“本客自置布匹”意为经过布店字号加工的布匹。“本庄”是指收购棉布的布庄。在明代，客商往往委托布牙收购布匹，入清后，随着棉布经营竞争的激烈，字号改用出庄的形式分赴各产布市镇直接收购，著名产布市镇朱家角的本色布，就由“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44]。这种棉布字号，乾隆四年有45家，其中以明后期即已存在的汪益美字号营业额最巨，一年销布百万匹，益美布遍行天下，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45]。“永盛”、“大通”则是行号。同丝绸业一样，苏州是棉布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的特色在图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映。
图中染料染业共4家：染坊（重复者3家）。银硃、丹粉、各种颜料。明后期起，苏州就成为著名的染色业中心。染坊兼染丝绸、棉布和各种色线，凡是湖州和盛泽、濮院等城镇织就的丝绸生货，松江、太仓以及常熟等地织就的棉布，通常都要运到苏州染色，因而作为三大官营丝绸生产中心之一和棉布加工业中心的苏州，在清代染业更加发达。康熙五十九年，苏州城中专业染坊和由字号兼营的染坊多达64家[46]。雍正年间，染工由七八千人增加到一万余人[47]，染坊当又有增加。当时苏州城中的染坊行业间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工，专染蓝黑深色的为蓝坊、元（坊），浅色的称为浅坊，染青色的为青坊，染黑色的称大红坊，染杂色色彩的称杂色坊[48]。这些染坊，原来主要分布在阊门外和虎丘一带。康熙五十九年染业吁请碑就竖立在广济桥堍。康、雍之际，山塘至虎丘河道因为染坊众多，以致“满河青红黑紫”，严重污染了环境，引得当地士民联名公请该地禁设染坊[49]。乾隆初年，染坊似乎多数移到了河水流量大、不易污染的娄门外，所以地方文献称，“染作在娄门，亦各处俱有” [50]。徐扬的图中也就绘有染坊的市招。《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22店是“大红切巧色染坊”的广聚号。至于为染坊提供原料的颜料铺，乾隆年间，苏州城中要求禁革无偿当官的颜料铺户就有33家，而且其碑文也竖在广济桥堍[51]。徐扬画笔下的“银硃丹粉各种颜料”的市招就横贯在阊门下的三开间门面的楼房上。可见徐扬此图完全是按实物临摹的。
图中蜡烛业共5家：香烛。进京蜡烛。牛油蜡烛。福兴号，自选进贡桕油坚烛，香烛纸马，进京蜡烛。牛油烛。这里的香烛指香和蜡烛二物。蜡烛既是照明物，又是迷信用品，与大众日用生活紧密相关。其原料主要是牛油和乌桕树子。苏州蜡烛业极为兴盛，而且几乎全由浙江绍兴商人经营。道光初年，绍兴人在“元长吴三邑各处开张浇造烛铺，城乡共计一百余家”。到道光八年仍有烛业店号49家[52]。这些同乡同业绍兴商人，为筹款成立了金兰会，会址在金阊南洞子门外；又于道光二年成立了东越会馆，馆址在阊门外三乐湾。而桕油业则于嘉庆二十四年在阊门外水信巷买地，后来成立了桕油公所[53]。蜡烛业和桕油业活动的地方，正是当年徐扬绘下了“牛油香烛”市招的那一带。
图中酒业共4家：酒坊（重复者2家）。烧酒。三益号自制名酒。酒坊、烧酒、自制名酒之类，大约为酿酒坊。苏州所制酒，十月造者最清冽，名“十月白”。以掺入木香、豆蔻、金桔酿成的“苏州酒”也富盛名，“香冽超胜”，以瓶装，畅销远近[54]。乾隆初年，木渎一带又盛行用当地的优质米蒸馏成酒，称米烧，利润丰厚[55]。苏州最有名的是用清白洁水和白曲、白米酿成的“三白酒”。《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5店就是“精造进京三白名酒”的源盛号。代客销售的则为酒行，道光年间建有醴源公所[56]。
图中凉席业共6家：虎邱名席，定织细席。虎邱名席，细席（二间门面）。定织细席（重复者3家，其中1家二间门面）。芦席老行。虎丘出用席草织成的席，自明代起即有名，正德《姑苏志》谓：“席，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浒墅。或杂色相间，织成花草人物，为廉或座席。”[57]清代虎丘织席甚于明代，“环山居民多种席草，织席为业，四方称虎须席，极为工致，他处所不及也”[58]。康熙年间，虎丘就专门开有席草行。虎丘寺西织席之地有席场弄。席的种类也非常多，“其名有五尺、加阔、满床、独眠之异。凡坐具、枕几，修短广狭，无不如其式而为之”[59]。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拣草、打草、织纹、印花的工艺，“无不如其式而为之”，说明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织。实际上，虎丘市上的席，不但产自当地，也汇集了附近如光福、浒墅、黄埭、望亭等乡镇所产[60]。《姑苏繁华图》在山塘到虎丘绘录三家席店，而且店中竖着各式席，正是当时虎丘草席生产之盛、汇聚之多和名声之大的象征。图中市招大多标明虎丘名席可以“定织”，也是当时实际生产方式的反映。
油漆、漆器业共5家：桐油（重复者2家）。桐油，生漆。盘盒，漆器。漆器，盘盒，自制嫁妆漆器，招牌老店。苏州漆器同玉器一样闻名，漆作有明光、退光等分工，剔红、剔黑、彩添等皆精[61]。道光十七年，苏州漆业向其性善公所捐款，人数多达500多，其中仅居住阊门上下塘的夥友就多达97人[62]。漆器漆业商人则主要是江西人[63]。
铜、铁、锡器业共5家：铜器（重复者2家）。钉铁。成造田器。锡器老店，精巧锡器。乾隆年间，苏州铜、锡、铁器等冶业工匠，多来自无锡，至少有十几家作坊。铜业则有打铜行等[64]。王东文铜锡最有名。图中飘扬着“成造田器”市招的打铁铺，位于石湖越城桥畔，炉火熊熊，两个铁匠正在锻打农具。《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10店就有“精造铜锡器皿”的大盛号。
金银首饰珠宝玉器业共8家：金珠。金珠老店。穿点翠。金银首饰。口文斋金银首饰。兑换金珠，金银首饰，首饰老店（二层楼房，三间门面）。定洒上赤金笺，上赤真金。玉器，古玩。苏州的金业或金珠铺户立为圆金一业，嘉庆初年创有圆金公所，后来专门捶造金箔者创为丽泽公所。从事金银首饰打造的称为银楼业，同治年间创有安怀公所。《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7店即“便商兑换倾销银铺”的聚茂号。另有专门从事铜器或银饰包金的加工行业，各管各业，互不搀越[65]。天宝楼首饰、王信益珠宝最有名。苏州的玉器制造业特别发达。作坊主要分布在阊门专诸巷及天库前吊桥一带。雕琢的玉器质地晶莹润泽，立体器物或玉佩之属，造型别致，轮廓清晰，薄胎作品，厚薄均匀，玲珑剔透的玉器，工艺奇巧。乾隆年间，新疆叶尔羌等地发生好几起走私玉石案，都是将玉石运到苏州雕琢，然而销向各地的[66]。苏州玉器因久负盛誉，清廷的御玺、玉册、玉宝以及陈设几案的各色玉器，也常由苏州雕琢。古玩则苏州在清前期有着极为兴盛的市场，其地主要在专诸巷[67]。清代苏州缙绅的三大嗜好之一就是“谈骨董”，玩古董在苏州是时髦[68]。《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4店为“文房古玩”的姑苏仿古斋。
衣服鞋帽手巾业共14家：成衣。衣庄。衣庄发客。大茂号衣庄，不二价。原营衣庄，照号发客。三进斋朝靴。靴店。三进斋靴铺（三间门面）。三乐斋鞋袜店。手巾。自制包头手巾。手巾老行。手巾扇子。帽铺、帽行、帽铺朝冠，冬夏丝绸朝冠，不误主顾。明代万历时杭州人张瀚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69]苏州的服饰，自明以来即领全国之潮流。乾隆四十五年，苏州成衣业在阊门北正三图地方设立公所，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毁坏，战后立即易地重建[70]。成衣业中的寿衣业，道光年间也创有安仁公所。估衣业则于咸丰年间创立了云章公所。帽业在苏州又称瓜帽业，于道光年间创立了公所[71]。公所成立是一个行业实力的象征。徐扬绘图的乾隆二十年代，正值苏州成衣业兴盛之时，而且就在图录范围内，所以徐扬在金阊之间画有数家衣庄。《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21店为“京式朝冠”天奇斋。世春堂油鞋，锦芳斋荷包，三珠堂扇袋，张汉祥帽子，朱可文香饰，吴龙山香粉，黄国本手巾，李正茂帽纬，都是服饰业的名牌。
图书字画文化用品业共10家：法帖。笔庄。湖笔。纸张发客。考试试卷。状元考具，三场名笔。大雅堂书坊，古今书籍，书坊（二层楼房，二间门面）。名人字画（重复者2家）。装潢。大雅堂书坊内堆满了书籍。苏州是著名文化中心和科举人才中心，刻书印书、纸张加工极为兴盛，时文选本名气响，文士活动十分活跃，文化市场特别发达，士子、商旅以及外国贡使常在那里购买文化用品和书籍字画。清代刻书，“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直重吴为最”[72]，苏州刻书质量最优和价值最高。康熙四十九年，苏州织造李煦就前后两次遵旨刷印御批《资治通鉴纲目》1600部。康熙五十五年又多次刊刻康熙御制诗集[73]。钱泳也认为，苏州刻书质量虽不如前，“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刻之书，如《佩文斋书画谱》、《骈字类编》、《渊鉴类函》及《五礼通考》诸书，尚有好手”[74]。大雅堂书坊是明代以来即颇有名的刻书坊，万历二十四年薛瑄所撰《薛文清公读书全录类编》和崇祯八年黄道周编《博物典汇》二书即是由大雅堂刻印的。乾隆年间，金阊之间还有一家文雅堂书坊，就曾刻印过商书《示我周行》等书。《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8店为益智堂书坊。书画艺术则苏州人称雄，所谓“艺事向推吴门”[75]。装潢实际是书画裱褙。苏州因为书画业发达，裱褙业独步海内，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名画一经苏裱，价值倍增。乾隆时，“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高手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等皆名噪一时，故钱泳说“装潢以本超朝为第一，各省之中苏工为第一”[76]。苏州裱褙工匠甚至活跃于杭州、扬州、北京等都会之地。画铺则山塘街、桃花坞、北寺塔前等处最突出。不同于桃花坞和北寺塔的用印板刻印，山塘街画铺大幅小帧俱以笔画，所绘则天官、三星、人物故事以及山水、花草、翎毛等，而美人画尤工[77]。纸张加工自宋代以来即以彩笺闻名。在清代徐扬绘画的乾隆二十年代，苏州有印纸作坊34家，分工细密，染印丹素、胭脂、红金、巨红、笺金、丹红、砂绿、山木红、蓝等各色纸张[78]。《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17店为“选料名纸花笺发客”的芳风馆。湖笔来自湖州。纸张来自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域。康熙五十七年，福建上杭县的部分纸商六串纸帮在阊门外上津桥东集资创建汀州会馆[79]，实力非同一般，可见苏州纸张需要量之巨。嘉庆元年苏州的江西商人建会馆，捐款的就有南昌府纸货众商，山塘花笺纸众商，德兴县纸货众商，桐城县纸商等[80]。乾隆时，青莲室书笺，钱葆初、沈云峰笔，都是名品。“三场名笔”、“状元考具”等都是科举考试用具。苏州为科考最兴盛之地，此类物品自然十分齐备。
灯笼业共5家：灯店。灯局。灯笼。灯笼老店纱灯。专办各种纱灯，雅式纱灯。苏州做灯，宋以来即出名，苏州又出薄如蝉翼的纱，各式纱灯大放异彩[81]。另有琉璃灯，最初来自粤东，后苏州人以碎玻璃入炉重熔，制成各式挂灯、台灯，大小不一，其市也集中在山塘[82]。
竹器业共4家：竹器（重复者3家）。精工竹器。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竹器半塘精。字阑干糜竹榻，月弯香几石棋枰。斗室置宜轻。”苏州所制竹器，“凡几榻、桌椅、厨杌及小儿坐车、摇床、床栏、熏笼、桌面，俱轻便可爱”。竹器店多在半塘普济桥一带[83]。原来以竹刻制的笔筒、棋子、墨床等文房雅玩以嘉定所出为有名，清前期也转移到了山塘街。
窑器瓷器业共7家：窑瓷器（重复者2家）。时款瓷器。本窑缸坛发客。选制官窑各款瓷器。碗器。砖瓦石灰。瓷器多来自江西景德镇，也多江西人经营，所谓“豫章以瓷器、竹、纸”为主。苏州窑器生产在城北齐门和北郊陆墓一带，“坚细异他处”[84]，明代以来即承造工部精品。一般盆坛砖瓦制造随处多有。图中墙上有着“本窑缸坛发客”大幅市招的一家窑货铺，就座落在石湖越城桥畔。
粮食业共16家：米行（重复者5家）。粮食（重复者3家）。口口粮食老行。枫齐粮食。照枫粮食。豆饼（重复者2家）。粮食油酒。粮食，油酒，豆饼，名酒（三间门面）。粮食油酒豆饼老行，公平交易。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明代后期起所产粮食已逐渐不敷供应，入清后，随着粮田比例的下降，人口的迅速增加和酿酒醋酱等工业用粮的大量耗费，江南粮食供应日不敷出的情形日益严重。苏州同时还是浙东乃至福建沿海的粮食转输中心，不少粮食被转运到了那些缺粮区。这就使得江南每年要通过长江输入长江上中游的米粮，通过运河输入华北地区的豆麦杂粮，通过海道输入东北地区的豆麦、豆饼等，其数量在雍正、乾隆年间多达每年2600多万石[85]。苏州的粮食市场，集中在城郊的枫桥和北边的齐门。枫桥系运河所经，是明代以来江南最大的米粮转输中心，人称“大多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86]。康熙年间，当地的洞庭西山米商为了摆脱镇上米牙的控制，特意在镇上设立会馆，让洞庭米船直接开进会馆，低价出售米粮[87]，增强了竞争力。乾、嘉之际，枫桥一带米行多达200余家。苏州城中斗斛也以枫桥米行斗斛为准[88]，反映出枫桥米市的规模及其影响。江南每年输入数百万至一千万石大豆，以致足立启二认为大豆、豆饼已经成为清代中期第一位的商品[89]。江南输入大豆主要用于榨油磨腐素食，豆饼用于肥壅稻田和棉田。通过海道的关东大豆由太仓刘家港转输苏州。乾隆十七年，在刘家港开设豆货杂粮字号的胶东商人达31家，安徽和江苏商人达59家，源源向苏州转输豆货[90]。《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11店为“长路粮食”的源发店。米豆行在苏州城中也多散处。米业在乾隆年间在胥门外水仙庙设立了公所[91]。又为了统一价格，规范市场行为，每天清早到茶馆议价交易，称茶会。这种茶会，娄门、齐门在迎春坊，葑门在望汛桥，阊门在白姆桥及铁岭关[92]。徐扬所画虽然没有涉及枫桥，但将苏州米豆业的重要性描绘了出来，而“枫齐粮食”、“照枫粮食”则将枫桥粮食市场的领袖地位揭示了出来。
图中钱庄典当业14家：当（两层楼，五间门面）。钱庄（重复者9家）。兑庄。兑换钱庄。兑换银钱（重复者2家）。典铺和钱庄构成清代苏州金融市场的主体，与经济生活须臾不可或离。苏州城中典铺随处可见。乾隆元年，苏州附郭三县共有290家典铺，成为清代苏州典铺数量最多的时期。徐扬所见宏敞典铺，正是现实面貌。钱庄的业务原来只是从事银两和制钱的兑换，到乾隆中期也兼营存放款业务。随着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商品流通量的规模日增，苏州钱庄也空前繁多。乾隆三十一年到四十一年，仅由山西商人在苏州开设的钱庄就至少有130余家[93]。乾隆中期山西钱业商人的捐款碑就竖立在山塘半塘桥。《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19店为源发当。徐扬目睹当时苏州城西钱庄林立的景象，所以在胥门至山塘之间反复描摹钱庄市招。
图中酒店饭馆小吃等饮食副食业共31家：名酒（重复者6家）。酒店。酒馆。素菜。馄饨。精洁馄饨（重复者2家）。三鲜大面。面馆（重复者2家）。大肉馒头（重复者2家）。包办酒席（重复者2家，其中一家二层楼房，六间门面）。和合馆，大肉馒头（二层楼房，三间门面）。五簋大菜，包办酒席。童叟无欺，五簋大菜。荤素小吃，家常便饭。本号包办各色酒席，五簋大酒（二层楼房，二间门面），各色小吃，家常便饭。茶食店心。上桌点心。各色果品。三元斋，状元糕。状元香糕，上桌馒头。乳酪稣。桂花露，玉露霜，状元糕，太史饼。苏州经济发达，生活水准高，消费能力强，当地人讲究饮食，酒楼饭店声名远扬。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酒肆半朱楼，迟日芳樽开槛畔，月明灯火照街头，雅坐列珍羞。”清代苏州士绅有“穷烹饪”的嗜好和名声。流风所及，远近是尚。临近虎丘斟酌桥旁的三山馆，清初创立，原名白堤老店，“有往来过客道经虎丘者，设遇风雨，不及入城，即止宿于是”，烹饪之技，为时人称道，后又改置凉亭、暖阁，生意兴隆，虎丘山前后居民有婚丧宴会之事多在此馆举办，直到嘉庆时还存在。创立于引善桥旁的山景园酒楼，以美酒佳肴珍具见长。这两座酒楼，多筑在虎丘山下，址连塔影，点缀溪山景致，又地当孔道，所以颇著盛名，都兼具食宿、承办宴会功能。图中座落在桐桥的挂有“包办酒席”招子的酒楼，六开间，两层楼，三间中间成一折角，店堂雅洁宏敞，前临河，上有桥，庭园有树，背面倚山，颇有点三山馆的意味。三山馆所卖满汉大菜及汤炒小吃多达149种，举凡山珍海味，煮炒烹炖，荤素红白，应有尽有。其点心多达26种。“菜有八盆四菜、四大八小、五菜、四荤八拆，以及五簋、六菜、八菜、十六碗之别”，“盆碟则十二、十六之分，统谓之‘围仙’，言其围于八仙桌上”[94]。一家酒楼菜肴如此丰富，名堂如此繁多，苏州一城之盛况更可想见。怪不得人称“苏人以讲究饮食闻于时”[95]。而“金阊园馆，所在皆有”[96]，若论数量，较之虎丘更多。图中的“五簋”，本意五种菜，在这里“五簋大菜”成为菜多菜优上档次的形容词。苏州小吃，名扬天下。小吃店，饼面店，熟食店，到处都是。乾隆《吴县志》说，吴中食物有因时而名者，有因地而名者，有因人而名者。因人而名者如野鸭，以蒋姓著，谓之蒋野鸭；薰蹄以陈姓著，谓之陈蹄。乾隆时薰腊之业，又以陆稿荐出名，其用积年老汁薰烧，盛行京师。除了上述酒楼茶肆的吃食，出名的吃食在乾隆时以地名出名者，有安雅堂（酉包，左右结构）酪，有益斋藕粉，紫阳馆茶干，茂芳轩面饼，方大房羊脯，温将军庙前乳腐，野味场野鸟，鼓楼坊馄饨，南马路桥馒头，周哑子巷饼饺，小邾弄内钉头糕，善耕桥铁豆，百狮子桥瓜子，马医科烧饼，接驾桥汤团，干将坊消息子，虎丘蓑衣饼；以混名著名者，有野荸荠饼饺，小枣子橄榄，曹箍桶芋艿，家堂里花生，小青龙蜜饯，周马鞍首乌粉等，都是有名的土特副食品[97]。《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9店为“精洁肉食”的美好芳馆，第13店为“法制精巧果品茶食”的森禄斋，第15店为“荤素酒饭”的此奥馆，第16店为“精洁满汉糕点”的上元馆，第24店为“荤素大面”的美乐馆。采芝斋、稻香村等糖食店，还专门成立了糖食公所[98]。其时苏州的副食品已十分注重质量，保持店号信誉，形成字号、地望、节令等方面的特色。《姑苏繁华图》将苏州饮食行业特别发达的场景如实地展示了出来。
医药业共13家：药室（重复者2家）。药材。参贝陈皮。川广药材，登楼看货。参药老行，川广云贵杂货。万应膏药，万病回春。川贵药材，道地药材，膏丹、人参、丸散（二层楼房，四间门面）。道地药材，丸散膏丹，内店人参，药酒。兑发人参。内店人参，不二价。陈皮。大方脉叶。苏州出名医，也多药铺。《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2店为“拣选道地川广药材”的保和堂。苏州药铺有每年端午免费赠送苍术白芷的惯例。药铺定例，购买饮片如不合意可以退换，而丸丹膏散概不退换。咸丰年间饮片药铺同业在旧学前成立了太和公所，“讲求采药之道地，考博炮制之精良”[99]。苏州所制各种以锡瓶装的饮露，分门别类，对症而饮，多达40余种[100]。虎丘仰苏楼、静月轩所制花露[101]；乾隆年间戈氏开设于枫桥凤凰桥西首的裕庆堂，所制戈氏半夏，专治痰喘咳嗽，均驰名四远。它如步蟾斋膏药，雷允上药材，都是膏药中名品。雷允上开设的药铺即雷诵芬，在碑刻中曾多次出现。外地运来的药材主要集中在南濠，所谓“南濠之药材”。经营药材的商人主要是江西商人和河南商人。人参店多分布在阊门外大街，所谓“百货交集之区，而人参行尤盛”[102]。徐扬在阊门大街绘录了高扬着市招有着四间门面二楼上下的宏敞药材铺，形象地展示了红火的苏州药材市场。
图中烟草业共7家：名烟（重复者2家）。浦城建烟。大文号烟店。各色名烟，浦城烟行。名烟杂货。浦城烟行。当时南方种植烟草最多最早的是福建与江西两省。在苏州经营烟业的主要是福建、河南、江西和安徽宁国府商人。福建和河南烟商称为“公和烟帮”，专门贩运福建、江西烟箱到苏州销售。他们于乾隆年间在阊门外阊四图建造会馆，开设烟号，修筑公和烟帮码头[103]。福建汀州永定县的皮丝烟帮还曾计划在苏州建立龙冈会馆[104]。宁国府属泾县、太平两县的烟商也于乾隆年间在阊门南城下设立宣州会馆，以后势力还不断发展。而苏州连同城郊业烟者，也在胥门外建立太平庵，作为烟业公所[105]。图中的烟业市招正好主要出现在这些地段，确是形象写照。《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14店为“自制浙闽名烟”的启泰号。浦城即福建建宁府浦城县，盛产烟叶。图中有三处浦城烟的市招，说明浦城烟叶在苏州烟草市场居于支配地位，也与文献记载正相吻合。直到民国初年苏州有11家建烟铺号，其中10家由福建商经营[106]。
图中南货业共5家：南货。南北杂货。金华火腿。白鳖银鱼老行（二层楼，三间门面）。宁波淡鳖，南京板鸭，南河腌肉，胶州腌猪老行（三间门面）。金华火腿、南京板鸭、宁波淡鳖都是名产，苏州市场自然有售。南河当指山东、江苏苏北一带。苏州市场上的金华火腿很可能主要是由金华商人经营的。乾隆十五年，金华商人在苏州阊门外南濠大街建成了会馆[107]。苏州市场上的腌腊等货主要来自苏北、山东、东北等地。乾隆年间，山东兖州和江苏徐州、淮安、扬州、苏州五府商人在胥门外创建江鲁公所，“公议凡属贩运腌腊、鱼蛋、咸货等货，花生、北货等货，到苏投行销售”[108]，可见经营者主要为苏北和山东商人。乾隆七年，以扬州府高邮、宝应县商人为主体的从事“腌腊鱼货，汇集苏州山塘贩卖”的商人，多达240余人，其高宝会馆就座落在阊门外潭子里[109]。可见当时阊、胥之间腌腊店铺众多，货源充足。苏州南北铺最有名的是孙春阳南货铺。该店明后期始设于吴趋坊北口，后来移至皋桥西偏，清前期一直兴隆。其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铺面设置如州县衙门，设有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和蜡烛房六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110]。这一最出名的南北货店，至少存在了240余年，引起过清朝诸多名家的注意。徐扬作为苏州人，当也熟知此店。他在阊门外山塘桥堍绘下了浓重的一笔，记录了两家南北货腌腊店，一家挂有4幅共18个字的市招，一家为三开间二层楼房，对照文献，其真实程度堪称极为难得。《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6店就有“火腿鱼鳖行”的永吉号。
洋货业共2家：洋货行（重复者2家）。洋货是指从外洋来的珠玑、象犀、苏木以及西洋舶来品等外洋物品。苏州洋货业据说嘉庆中同业在梵门里萧家园成立了咏勤公所，或谓在鸦片战前据说并无独立行业，而附属于绒领业[111]。山塘街就有不少出售自走洋人的洋货店[112]。经营洋货的主要是福建、广东商人。道光十年，福建商人为三山会馆捐款，其中洋帮32号，为第一大帮[113]。
油、盐、糖、杂货业共17家：油行（重复者2家）。官盐。糖行。杂货。南北杂货（重复者3家）。杂货老行。京苏杂货。苏杭杂货。苏广杂货，发客不误。川广云贵杂货老行。小磨麻油。官盐、杂货。复兴号，杂货老行，云贵川广各省杂货老行（二层楼房，三间门面）。窨清菜油。苏州为全国都会之地，所谓“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也可喻此。盐来自松江，官方专卖，所以称“官盐”，声明非私盐。盐舟聚在南濠，转输村镇，所以图中木渎镇标有官盐铺。江南人喜食甜，糖需要量大。糖来自广东、台湾，经营者多为闽、粤商人，上海人褚华称“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114]。乾隆时，江南市场上的糖三分之二来自广东[115]。江南人喜食菜油，故市中榜以“窨清菜油”。《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25店即“发卖青桐菜油”的恒丰号。
酱菜业共5家：酱园。上用小菜。甜酱小菜。秘制小菜。伏酱。苏州甜面酱，天下闻名。“四时可造，伏中者佳”[116]，所以酱店榜以“伏酱”之名。《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20店为大有号酱园。酱坊业，同治时分为徽、苏、宁、绍四帮，多达86家，有酱业公所在东城颜家巷[117]。酱店则分布在全城，向酱坊拆销酱货。上用小菜指皇帝也曾用过此类小菜。康熙、乾隆南巡回程时当地进贡了不少苏州小菜。
柴炭行3家：炭行。上江青炭。柴炭老行。炭为木炭和煤炭，苏州所需全从外地输入。木炭主要来自浙江、安徽和江西等地。“上江青炭”当指来自长江中游的木炭。嘉庆元年为江西会馆捐款的炭货众商，实力不小。煤炭主要来自河南、山东，多由宁波、绍兴商人经营，清后期在南濠街建有煤炭公所[118]。
皮货行1家：皮货行，皮货发客，皮货行（二层楼房，四间门面）。“牛皮一业，集于阊门”。苏州硝皮业，主要由金陵人为业，清初兴起，嘉庆年间在城西北隅隆兴桥创立裘业允宁（或谓允金）公所，在阊门从客贩处收购牛皮，加工成军装、马靴、马鞍、皮鼓、皮箱、雨靴等[119]。图中座落在阊门大街的极为气派的皮货店，当是皮货批发店铺。
麻行1家：麻行。麻行当为麻线麻绳行。苏州麻的交易量相当可观，“白麻一货，盛行于苏”，雍正十二年江西商人修建万寿宫，白麻一业“按每担抽赀四分”捐款，“一岁之内即可集赀八百两有余”[120]，年交易额达20万担。
猪行1家：猪行。猪行是代客交易生猪的场所，主要由常州府无锡商人开张，乾隆二十七年在山塘莲花斗设有毗陵公墅，后为毗陵会馆，俗呼“猪行会馆”，“凡有各属猪客来苏投行销售，按来货之多寡，视销路之滞速，评定行市，代客买卖”[121]。
果品业2家：各色果品。四时鲜果。四时鲜果是水果铺。经营南方水果的多为福建商特别是福州商。道光十年重修万年桥大街三山会馆时，就有青果帮商人16号[122]。
乐器店1家：凤鸣斋，琵琶弦子（楼上下）。弦子乃三弦的俗称，与琵琶同为评弹的乐器。琵琶弦子当即意示乐器店。苏州为丝竹戏曲之地，此物万不能少。康熙五十二年，苏州织造李煦曾遵旨在苏州选送做乐器人进京[123]，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州乐器业的发达。
扇子铺2家：雅扇（重复者2家）。雅扇当系扇子铺，折扇、团扇、葵扇均会有。顾禄称山塘数十家扇肆中的芭蕉扇叶“多贩于粤东之客”。广东新会盛产葵叶，新会商人将其贩至苏州，因而在山塘桥东建有冈州会馆，俗称“扇子会馆”。折扇制造则苏州代出高手。团扇，有绢有罗，“淡描浓绣，多行于他省及居民新嫁女郎送夏之用”。扇柄以影漆及紫绿色雕刻书画、中嵌泥金者为上，顾震涛说的以人名而著名的王素川刻扇，就是指扇柄上的雕刻。这类扇子铺，仅山塘一地就不下数十家，在东西两山庙聚行定价[124]。《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第18店即“精造进呈宫扇”的卿云馆。
船行共3家：船行（重复者2家）。舡行（二间门面）。船行是代客运输商品和运送客旅的服务行业，商品必由在官府备案的诚信船行承揽运输方才保险。乾隆中期人吴中孚的《商贾便览》就明载：“写舡非近邻熟识者不可自惧，必由舡行立票，前途吉凶得以知之。间有歹人窥视，亦思有根脚施识，不敢为匪。倘省牙用自雇舡只，人面生疏，交（即狡—引者注）人得以行事。因有谋故，可不慎之乎！”[125]船行船户接受客商或货主委托，清点货物，与委托人订立承运合约，接受全部或部分运费，按委托人要求，将货物运交指定地点或指定提货人。《商贾便览》又收有一封运输信札活套：“飞翰并银若干悉已收到。谕置货随照单，星衣（夜—引者注）买就，俱拣选精好，各依字号装封。今交某（足、船）赶速运来，祈逐项验明收入，其（脚、水）力已付若干，交清货物，该找若干。肃此奉复。”[126]像苏州这样的重要工商城市，船行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康熙三十八年，徽州婺源县生员詹元相前往江宁应乡试，在苏州，买物游虎丘，从虎丘搭船前行；三年后再次应考，又在苏州花银1两3分，“叫船至丹阳”[127]。徐扬绘录的三家船行有两家开设在货物集中地枣市街，另一家设在阊门，真是现实的反映。
图中茶室共6家：茶室（重复者4家）。太平茶室。松萝茶室。松萝即安徽松萝茶。茶室是人们休息、交流信息甚至洽谈生意的场所。沈朝初《忆江南》词所谓“苏州好，茶社最清幽。阳羡时壶烹绿雪，松江眉饼炙鸡油，花草满街头”；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竹枝词·艳苏州》所谓，“十家点缀三茶室，一里参差数酒楼”[128]，都是苏州遍布茶室的写照。乾隆年间，虎丘“傍山一带，到处茶棚”[129]。而且大多“筑危楼杰阁，妆卖书画，以迎游客”[130]。这种风景优美的茶室与闹市中的茶肆不同，主要为游客服务，或临河筑室，或依山而设，顾客品茗赏画观景，既纳凉，又览湖光山色。而且其时茶室还以女子迎候招揽生意，章法《竹枝词·艳苏州》有谓，“珠明寺畔著家排，漆水鲜明字又佳。底事不能邀顾盼，不如肆馆活招牌”[131]。字招与佳丽，成为吸引顾客的有效手段。徐扬图中的茶室，既有阊、胥闹市茶肆，又多名胜之地雅座。
澡堂1家：香水浴堂。“香水浴堂”是明代以来对公用澡堂的雅称。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记，苏州的公众澡堂，“名曰混堂，榜其门则曰‘香水’”[132]。这种“香水浴堂”，在清代已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制定不同的价格，分为三种：一种是砌石为池，屋顶砌成团瓢状，池后为巨釜，外形似池，辘轳引水，穴壁而贮。一人专执炊火，池水相通，逐渐加温。这种澡堂称为馒头顶混堂，最为低级，价也便宜，一钱银子可洗一池人，往往是负贩屠沽者的洗澡处。第二种是白石砌池，覆以屋顶，号称清泉，是普通市民的洗澡处。第三种是版夹为室，室置一盆，两旁排列，下穿地弄，墙外举火，而火通于弄，下帷盘礴，价格较贵，每人需七分，但即使霜晨冰夕，也暖和春融，较有身份和阔绰的人通常入洗。苏州有混堂巷，可以想见混堂在苏州之普遍。
花木业共2家：四时盆景。各色花草，四时盆景。地方文献载：“虎丘人善以盘松古梅时花嘉卉植之瓷盆，置为几案之玩。嘉定人以白石为盆，长三四尺，用宣州石或英石砌成小丘壑，树长不逾二三寸，苍皮黛色，密集疏林，俱仿宋元人画意，望之若横披图卷。”[133]其实花草盆景，虎丘山塘人最擅长。沈朝初《忆江南》词谓：“苏州好，小树种山塘。半寸青松虬干古，一拳文古藓苔苍。”顾禄称，花树店，“自桐桥迤西，凡十有余家。皆有园圃数亩，为养花之地，谓之园场”。种植花草的人称为“花园子”，以接萼、寄枝、剪缚、扦插为能，“或有于白石长方盆叠碎浙石，以油灰胶作小山形，种花草于上为玩者”。花草种类繁多，盆景则蓄短松、矮柏、冬青等，都以错节盘根、苍劲古致为胜；花卉则有梅、杏、李、桃、草兰、玉兰、海棠、牡丹等百来种，草木则有翠云草、醒头草、阶沿草、吉祥草、怕羞草等；树则有铁树、棕榈、芭蕉、仙人掌、寿星竹、白竹、方竹、紫竹等；结实则有天竹、佛手、香橼、葡萄、柑橘等20余种。这些花草，“大抵产于虎丘本山及郡西支硎、光福、洞庭诸山者居半。其有来自南路者，多售于北客；有来自北省者，多售于南人。惟必经虎丘花农一番培植，而后捆载往来”[134]；或谓“艺花者率皆洞庭山及光福乡人，花时载至山塘花肆求售”[135]。可见苏州山塘虎丘花市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花木市场，不但当地所产不少，而且远近各地所产也集中在那里，并经更加精细的培植，才上档次，销价高。乾隆年间，花商就在山塘街下塘建立了花商公所[136]。徐扬面对山塘虎丘花市的姹紫嫣红，就在半塘桥堍和虎丘分别绘录了各有三开间的四时盆景花草店，店中各色盆景，鲜花绽放。
图中客栈业共3家：客寓（重复者2家）。栈房。三家客栈都分布在胥门附近，那里有姑苏驿，是商旅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当是实录。
其它行业共11家：天元号。刻字处。写刻匾对。胭脂宫粉。灯草老行。神相（重复者2家）。命馆。命相遇神，六壬神数，搜精口口（楼上下）。测字。太平醮坛，福国祐民。穆大展刻字，谭松坡镌石，都颇有名。胭脂宫粉是化妆品。灯草既可点灯，又可作迷信用品，江南人信鬼神，此类店铺自有大用场。算命测字摊位之多，可以想见其时众人之心态。作为苏州人，徐扬自然熟知当地人习性，在他的图中，没有漏绘这一种历久绵延的现象。
图中没有绘录木行类店铺。但是在胥门外的一摆渡处，两组大木簰正在吃力地通过，西岸边已经靠泊了几组小型木竹簰，有两人正在起运一捆竹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严重缺乏木材，每年要从皖南和长江上中游广大省域输入大量木材。抵达苏州的木材主要停泊在齐门东、西汇和枫桥，交易木材的木行也集中在那里，所谓“东西汇之木簰，云委水积”[137]。乾隆三年，苏州有以徽州商人为主体的木商94家，木牙5人[138]，可见其时木商店铺之多。
综上所述，清前期的苏州，是少数几个云集全国乃至外洋货物的商品中心，全国著名的丝绸生产、加工和销售中心，全国最大和最为集中的棉布加工和批销中心，江南地区最大的粮食消费和转输中心，全国少见的金融流通中心、刻书印书中心，颇为发达的金银首饰、铜铁器以及玉器漆器加工中心，开风气之先和领导潮流的服饰鞋帽中心，独步全国的美味美食饮食中心，设施齐备、服务周到的生活中心，交通便利的运输中心。徐扬以写实的手法，在《姑苏繁华图》中绘录了当时苏州实际存在的260余家店铺的招子，将苏州这一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都会之地、工商中心的繁盛市容全方位、直观式地展示了出来，为后人留下了极为难得的文献以外的实景式的形象记录。至于“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商业道德揭橥市招，可见当时苏州市肆欺诈现象为常见，令人不禁联想起康熙《苏州府志》的描摹：“市井多机巧，能为伪物。始与交易，则出以尝试，外若可观，非信货也。能辨识之，然后出其佳者，价亦相去什佰。”[139]而“不二价”之形诸文字，在强调决不讨价还价的同时，也有标榜货真价实的涵义。反映一个城市的繁华，绘有260余家店铺招子，这在明清时代的同类作品中是独一的，而且富有意义的是，这些市招反映的内容，都有相应的文献记载，大体上可以一一坐实。展示清前期苏州面貌的，既有汗牛充栋的文献，又有《姑苏繁华图》这一写实的艺术瑰宝。
《姑苏繁华图》在展示盛清苏州工商市肆繁盛景况的同时，也对其时苏州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生动形象的写照。试择其典型者略作述说。
一、科举教育文化
“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140]明清两代，苏州人成为最擅长科举考试的应试高手，及第人数多、比例高、名次前，在全国罕有其匹。清代全国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状元出在苏州一府。状元之多，以致康熙年间的苏州人汪琬在词馆日，将苏州状元夸为“土产”，令抑揄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141]。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也感叹道：“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兢丽增华，海内称最。”[142]徐扬绘图的乾隆前二十年代，正是苏州科举考试中第人数最多的时期[143]。苏州之为人文渊薮，既得力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得力于塾学、县学、府学、书院教育的发达，还得力于全社会好学勤学、重教重考的良好风尚和义学等社会办学的善后举，家庭之培养，师友之提携，环境之熏陶，所有这些，使得苏州人在科场考试中居有最为显赫的地位。《姑苏繁华图》也有反映苏州人读书和应考的诸多场景。
灵岩山村前就有一家书塾，一位馆师似乎正在考查一个学童，另外两个学童正在看书，旁有一个仆役在洒扫。小小村塾的景象真切感人。此即徐扬在自跋中所谓“万卷书香，或受业于先生之席”的场景。
灵岩山牯岭之西，则有一座书楼坐落于茂林修竹之中，一长者正在挥毫，另一人正在冥思苦想。苏州的不少文人，就是在这种幽静的环境中完成考前学的。后述构造遂初园的吴铨，就是在他的“璜川书屋”训课其子的，后来其孙泰来终于高中甲科。
在山塘桥的西桥堍，还座落着一所义学。小门上写着“义学”二字。三间书屋中，塾师正在辅导九个孩童功课，其中一个被罚下跪，一个正在聆听讲解，另外七个在两间书屋内读书讨论。义学是为族中无力攻读的贫寒子弟而设的，最早创于北宋范仲淹建立的范氏义庄。清前期苏州义庄开始增多，大多设有义学，以供族人读书。工部郎中蒋文滂就在半塘彩云桥设立了义塾，以教族中无力子弟[144]。清中期清节堂等慈善机构也设有义学。
苏州既为人文渊薮，府学、县学屋宇宏敞，生员众多，成为乡、会试的主力。在成为生员前，童生皆应参加所在县、府的考试，即县试、府试。《姑苏繁华图》就绘下了在苏州知府衙门举行的府试。大概因为考生太多，或者因为严肃监考，府试没有像其它地方那样在府学举行，而是安排在府衙。衙内披红挂彩，应试考生密密麻麻地挨挤在设于两庑的考场内，似乎考试正在进行中。大门、仪门重重关闭，各有官员严密把守，气氛森严，监考吏役似乎正在听候主官分配任务[145]。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的景况。如此庄重而又宏大的府试场景画，可能也是难觅其双的。府衙大门前临时高竖“天开文运”横匾，红底黑字，十分醒目，衙前站满了执事员役和围观者。衙前横街两旁牌楼，右首为“吴中天府”， 左首为“春申旧迹”，显示出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衙西为商肆，路北有“三元斋”糕团店，大书“状元糕”的红色招牌，路南是文具店，也大书“状元考具”、“三场名笔”、“试卷”等市招。这些讨彩口的市招，迎合了考生一心考个好名次的心理。所有这些，连同透过胥门城墙远远可见的苏州府学，木渎迎亲队伍中的“翰林院”、“状元及第”等道具，营造出了苏州浓厚的考试文化气息，使人自然地将苏州文化的昌盛与全社会注重考试的气氛联系在一起。
二、曲艺丝竹文化
苏州又是极为著名的戏曲中心，沈朝初《忆江南》词所谓“苏州好，戏曲协宫商”。章法《竹枝词·艳苏州》所谓“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竹枝词·说苏州》所谓“不拘敷粉与烟薰，七八年头学戏文” [146]。清中期吴江黄匏子《续咄苏州》更谓“生得男儿貌可观，学须歌曲动人欢。男身偏作女身事，夜夜相陪大老官”[147]。吴人本有善讴才能，擅长将水乡风光形诸于歌词，古乐府有《吴趋行》，唐初人谓“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游，国士之风”[148]。自明后期“魏良辅创为新声，梁伯龙制为艳词”，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顾古调不作，兢为新声，竹肉相间，音若丝发”[149]。从此昆曲流行全国，形成南昆、北昆两大支派，而又出现“四方歌者必宗吴门”的局面[150]。康熙时，据说苏州一地戏班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梨园子弟成为文人汪琬夸耀的两种苏州“土产”之一。雍正、乾隆时，苏州“城内城外，遍开戏园”，戏剧演出，“昼夜不绝”[151]。乾隆中后期，苏州集中了70余个戏班，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域[152]。据说苏州原无戏馆，民间凡酬神宴客，优人在虎丘山塘河中卷梢船上演出，观众坐在周围的沙飞船、牛舌小船上观看。因为水上观戏有覆溺之险，雍正时有人驾屋为戏馆，随后群起仿效，不久戏馆即多达30余家[153]，戏剧演出由摇摆晃荡的水上卷梢船移到了岸上固定宏敞的戏园。这些戏园，因为商家会馆宴客而产生，因而分布在市肆繁盛的金、阊一带。乾、嘉之际，“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154]，人称“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155]。徐扬生活的时代，正是苏州戏曲最为兴盛的时期，《姑苏繁华图》绘录的金、阊一带，又正是戏馆最为集中之地，所以图卷中有多处戏剧场景。
展开图卷，刚到木渎，在斜桥桥堍临河的厅堂内，有两人相对而座，其中一人弹奏着三弦，另一人伴奏，手持乐器似为琵琶，正是有名的苏州三弦琵琶弹唱。这是百姓人家自娱自乐的形式。康熙皇帝对三弦弹唱也怀有浓厚兴趣，曾要人问80余岁的南府教习朱四美，“琵琶内共有几调，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大石调、小石调、般涉调这样名色知道不知道？还有沉随、黄鹂等调，都问明白。将朱四美的回话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156]。康熙、乾隆祖孙两人各各六次南巡，在苏州几乎每次开宴演戏。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在苏州连驻六天，苏州织造李煦每天进宴演戏。李煦甚至“寻得几个女孩子，要教一班戏送进，以博得皇上一笑”[157]。如前所述，江南织造还曾选送乐器制作高手进京。乾隆时苏州评弹艺术已臻成熟，著名弹词艺人王周士曾奉召至御前演唱。可见徐扬绘录下三弦弹唱的场面，与实际符若印契。
后述木渎遂初园中则是一幅堂会场景。轩厅上座席环列，高朋满座，正在演出堂会节目。前轩铺有地毯若舞台，台上有青衣、童子二人演出，剧情似为南戏四大名剧之一的刘剧《白兔记》。图中已演至咬脐郎出猎追逐白兔而与母相见的一幕。坐地而泣者为李三娘，肩担木桶者即代母挑水的咬脐郎[158]。这类情节的戏，江南人是百看不厌的。怀胥桥畔，又有一大户人家延请优伶在楼台献艺的情景。楼台正中红毡一方，一女子歌舞其上，体态轻盈，婀娜多姿；旁有乐师二人，一操琵琶，一操管笛，为之伴奏。厅堂上端坐二人，稍向前倾，大概一客一主，旁有侍者二人趋候，邻家闺阁女子也掀廉谛听。当时虽然已多戏园，但条件优裕之家仍喜招请戏班在家中演堂会，自在而惬意。像璜川吴氏这样时当全盛的书香门第，举办堂会是最时髦的雅事。徐扬此图正是当时苏州文人娱乐活动的写照。
图卷在狮山之前，又是一番春台社戏场景。在高扬着“恭谢皇恩”的幡旗下，临河处一座扎彩的戏台，正在上演社戏。戏台上有演员三人，一黑衣男演员手持小铜锣，一女演员腰系花鼓，一公子模样者上前作调戏状。这可能是明代传奇《红梅记》中的一出《打花鼓》。这是乾隆时著名的时剧。戏台后部有乐手三人，即俗称“场面”。其侧有人正将一盘糕点送上戏台，似为祁求祛灾降福的祝愿吉祥物。台下观众人头攒动，足有数百人，四周还有人从田间小道或坐着小船赶来，有杖策的老者，也有随大人而行的孩童，还有负担前来做生意的小贩。台前已挨挤不开，后至者只能站在条凳上引颈而观，更有攀于树上者，立于船舱顶上者。戏台左边的席棚下，则站立着观戏女子。观者皆神情专注，懂戏者好像在为人指点解释[159]。春台社戏是大众娱乐活动的重要形式。嘉、道时苏州人顾禄记道：“二三月间，里豪市侠，搭台旷野，醵钱演剧，男妇聚观，谓之春台戏，以祈农祥。蔡云《吴歈》云：‘宝炬千家风不寒，香尘十里雨还干。落灯便演春台戏，又引闲人野外看。’”[160]道、咸时苏州人袁学澜吟词道：“湖乡演剧搭春台，花爨名班城里来。江幔茶樯成哄聚，日斜人掠社钱回。村人春日演剧，名春台戏。”[161]图卷中戏台左旁的女子席棚，正与章法《竹枝词·说苏州》的描写吻合：“台戏傍边搭小台 若高若低，若大若小，若远若近，上或遮日，旁无物挛，家家先送女人来。未开场候由人看，临了还看逐队回 半日神魂消荡，此刻悠然目送而已。”[162]徐扬这个内廷画院供奉，并不仅画士夫堂会，而且照录了大众娱乐的热烈气氛。
在热闹场所阊门月城南侧，徐扬又绘录了一幅江湖卖艺场景。城脚下，一女子手持长竹竿正在表演走绳索，整个南码头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楼上的商铺伙友也纷纷推窗观看。苏州这一富庶繁华之地，四方来此游串谋生的江湖艺人终年不断，有耍猴舞狮、飞叉吞火、小曲莲湘、十锦戏法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163]。乾隆时人顾公燮说：“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其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164]。乾隆《吴县志》也说：“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致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沾其余润，以丐其生。”[165]图中出现的江湖卖艺场景，正是“游民亦得沾其余润”的生动写照。
仅仅一幅图，徐扬择取典型场景，画笔所及，兼及苏州戏曲文化从高雅堂会、三弦琵琶、春台社戏到街头杂耍的各个层次，以图卷的形式，较为全面而又形象地展示了清中期苏州戏曲文化的繁盛景况[166]。
三、婚礼习俗文化
康熙《苏州府志》载当地婚礼习俗谓：“婚礼通以媒妁，先纳采曰拜门，后纳征曰行聘，有道‘日有催妆’。……吴县西乡迎娶皆用小锣引导。女出阁，有踏甑跨鞍之仪，上百子花髻，以笄纬帐遮围之。夫家送酒二樽、鸡豕二物，曰‘合蹄鸡’、曰‘鸡鸣酒’礼。花灯鼓乐导引彩舆入门，有迎龙、牵彩、傅席、坐床、合卺、掠鬓之目。小舅十余龄者选亲曰‘保嫁’，设席款之曰‘卯筵’。新妇三朝庙见，七日上现，以礼物见于舅姑，一月则归宁。”[167]通过媒妁订亲后，男方就要向女方送彩礼、聘礼，以及逢年过节时的节礼，所以当地人称“日有催妆”。这是男女双方自送庚帖订亲到新婚后新娘回娘家的全过程。
《姑苏繁华图》则出现了两处婚礼场景。一处在木渎镇中心。河中一条扎彩大船，船头上歇了一顶四人抬花轿，轿子前有一人引领，轿子旁后站立着披了红绸的迎亲人夫，船舱内只剩二人在向外观望。大船右前方一条小船，一支11人的迎亲乐队，或坐或站，吹喇叭的，吹笙管的，敲锣的，打鼓的，正热闹着。大船前一条小船，挤满了擎着“翰林院”字样掌扇、“状元及第”字样纱灯的男男女女。婚礼船队正缓缓通过热闹的木渎中市。两岸以及临街店家住户多在观看议论着这支婚礼船队。需要指出的是，对这一婚礼场面，苏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张英霖、姚世英所作的图版说明称：“观前行之船所载书有‘翰林院’、‘状元及第’等字样的矗灯，似为状元府的迎亲船只。”秉琨在《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介绍与欣赏》也以“木渎镇与状元船”为分标题，认为“这大概是中了状元授职翰林院回乡夸官的游河船只，也或许是迎亲船”。实际上，当时民间娶亲也习惯用翰林院衔及官衙排场，以壮场面。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竹枝词·艳苏州》其七就记录了这一有趣习俗，谓：“平民娶妇轿非凡 不徒锦幔刻丝，并装细巧戏文故事，或五彩绫绢、纱罗、绸缎，巧扎十二宫人。至于崇基楼阁，悬列花灯，四抬四扶，八抬八扶，皆数见不鲜矣。四匹红罗仆作衫 非自己仆即亲戚家人，再不可得，倩人可也。然必朝靴金花，四人列于花轿之前。百对花灯 有充灯头者，家备艳丽宫灯、明角奇式红灯，与各乡宦官衔对灯、打灯。遇事一呼则人灯毕至。红黑帽 衙门可借，泛地可送，贪其酒饭与喜封也。或赁其衣帽自扮，或向社会那用，必有开棍鞭子，遇转湾处吆喝声长。至于临门升炮，尤其常事。高掮掌扇翰林衔 用红纸书‘翰林院’三字以贴之。今闻脚夫家‘肃静’、‘回避’金字牌，金鼓、旗、银瓜等件，无一不备。”这些记载简直就是对上述迎亲仪仗的注释。章法还记了一则轶闻：“昔苏州周卜二在维扬，维扬人卒问曰：‘何故汝苏州庶民俱不娶妇？’周曰：‘来也。’人曰：‘我前寓苏，见迎娶皆翰林院之伞与掌扇也。’卜二舌剑唇枪，时亦为之默然。”[168]乾隆初年的王应奎也记录了苏州普通民人嫁娶喜用“翰林院”字样的掌扇以作仪仗：“苏俗娶妇者，不论家世何等，辄用掌扇、黄盖、银瓜等物，习以常，殆十室而九，而掌扇上尤必粘‘翰林院’三字。”[169]可见无论士夫庶民，每家娶妇时掌扇都以“翰林院”字样装扮场面，寓意子孙科第发迹。这一场景，并非状元婚娶景象。徐扬的《姑苏繁华图》使我们在文献记载以外能够一睹当时民间娶亲的现实情景。
另一处场景在黄鹂坊桥弄。夫家已将新娘接到了家。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大红彩幔横披，红绸如意结飘垂，亲朋好友、大人小孩点缀其间，新婚人家一派喜气洋洋。花轿尚停在院中，嫁妆一字顺排在门外，正在陆续往新房中搬。鼓乐声中，室内婚礼正在进行。男方父母端坐堂上，在老者司仪的吆喝声中，已经到了二拜父母仪式，大红拜垫上，新郎已经跪下，新娘则俯身前趋，欲下跪拜叩舅姑。门外则贺喜的亲友正纷至沓来。这就是徐扬在图跋中所说的“嫁娶朱陈，及时成礼”的具体体现。
《姑苏繁华图》中的这两处婚礼场景，将18世纪中期苏州民间婚仪演绎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这可能是那个时代惟一的婚礼画面，弥足珍贵。
四、园林胜景文化
苏州以市肆胜，也以园林胜。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城里半园亭。几片太湖堆崒（山律，上下结构），一篙新涨接沙汀，山水自清灵。”苏州自明中后期兴起园林砌造之风后，清前期再掀高潮。徐扬所见，正是苏州园林全盛时期。因而《姑苏繁华图》中绘录了苏州的不少园亭胜景。
最早进入图卷的是座落在古镇木渎的遂初园。木渎在苏州西南30里，是南宋以来即有名的古镇。康熙二十八年第二次南巡就舟到木渎，登陆游邓尉、灵岩山诸胜，乾隆更多次到过木渎。大概正因为此，徐扬绘图起自灵岩山，由木渎镇东行。古镇不独工商兴盛，而且风景优美，有法云古松、白塔归帆、南山晴雪、斜桥分水、虹桥晚照、下沙落雁、山塘榆荫、灵岩晚钟、姜潭渔火、下津望月十景。这十景在《姑苏繁华图》出现不少。
遂初园在木渎东街，吴铨所筑。钤字容斋，康熙末年任吉安知府，归田后筑此园。全园楼阁亭榭台馆轩舫，连缀相望，垣墙缭以怪石，嵌以古木，中植嘉花名卉，“云林杳霭，花药参差”。沿着长廊西折至西南，为“拂尘书屋”，深静旷敞，林荫如幄，宜于休坐。经林丛而北，为“掬月亭”，俯临清流，倒涵天空，影摇几席，宜于赏月。自亭而东，随堤南折，为“听雨篷”，宜夜卧听雨。东为“鸥梦轩”、“凝远楼”，宜于眺览。登楼四望，馆娃西峙，五坞东环，天平北障，皋峰南揖。楼东为“清旷亭”，绮疏洞开，招纳远风，宜临风畅怀。自亭而南，拾磴级，穿梅林，耸然而高者，为“横秀阁”。登阁而放眼东北方，平畴万顷，阡陌纵横。另有“补闲堂”，平室深窝，交窗复壁，寒暑咸宜[170]。遂初园在当时，不但木渎镇上园林无出其右，甚至在整个苏州也可谓“极园林之胜”。园既落成，吴铨请康熙五十四年状元、同时卸任告归的同乡徐陶璋为园作序，请饱学之士、日后成为翰林院编修的沈德潜作记。铨生在徽州之璜源，随其父侨居上海县，又由上海迁苏州，因以故里之名题其读书室，为“璜川书屋”。书屋蓄书万卷，皆珍本秘籍，如北宋本《礼记单疏》世所罕见。吴下知名士惠栋等皆前往切蹉，吴家遂以“璜川吴氏”而大著。吴铨在园中，“日取经籍，训课其幼子，暇则登高眺远，揽山色波光之秀”，优游林下[171]。
吴铨故后，书籍散逸。铨长子用仪，号拙庵，又购书数万卷，多宋元善本；次子成佐，号嬾庵，也重新搜罗，筑书楼三间，题名“乐意轩”，列架而满。成佐有《乐意轩书目》八卷、《嬾庵偶存稿》八卷和《读史小论》二卷行于世。用仪子泰来，字企晋，号竹屿，才情明秀，又藉祖、父之余荫，得以常与江浙名士王昶、王鸣盛辈流连往返、觞咏其中，极一时之盛。十余年后，吴泰来于乾隆二十五年考中进士二甲三十七名，成为清代木渎镇上的第一个进士。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泰来迎驾应试，赐内阁中书。后在京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被人目为“吴中七子” [172]。徐扬绘图时，正是吴家最为风光之时，也是遂初园气象鼎盛之时。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因兄弟争产，吴氏不但出售图书，甚至连遂初园也售于他人。叶昌炽有诗：“门外香溪送客帆，氛氲花药满灵岩。池塘犹绕孤山梦，兄弟何尝痛不咸。”叶诗描写遂初园胜景的同时，也对吴氏兄弟阋墙的悲剧表示了深深的遗憾。从此一代名园几易其手，先后归葛氏、徐氏，园也逐渐荒废。道光贡生长洲人王汝玉有诗感叹道：“诗酒风流一瞬余，尽多群彦集簪裾。荒园今日何人访，只我犹来说遂初。”[173]光绪年间，又由自浙江宁海县卸任归居的横金西塘人柳商贤购得。未几，柳氏身故，园遂荒废。光绪末年，叶昌炽从甘肃归，亦赁居园中数年，采访遗文[174]。到民国十年的《木渎小志》，遂初园已被列为了古迹，可见其时该园早已完全废弃。值得庆幸的是，徐扬在绘录木渎镇市井风貌的同时，也绘录下了兴盛时期的遂初园，后人得以从图上一睹遂初园的诱人景致。
过了胥门，在吴趋坊西城下，图卷中绘有布政司署旁的怡老园一角。明代苏州人王鏊，正德初入阁预机务，致政归里，喜居山墅。其子尚宝卿延喆仿照山中景致筑园以娱其乐，故名为“怡老”。此园临流筑室，旁枕夏驾湖，城墙雉堞环其前，闹中取静。园有“清荫看竹”、“玄修芳草”、“撷芳笑春”、“抚松采霞”、“闻风水云”诸胜，旁枕夏驾湖则为荷花池。王鏊在园中，与至好沈周、吴宽、杨循吉和弟子文征明、祝允明等，时有文酒之会，觞咏酬酢，尽情徜徉。王鏊自题有句云：“吴王消夏有残闉，特起幽亭谢要津。……绿杨动影鱼吹日，红蕊留香蜨护春。”文征明和作云：“名园诎曲带城闉，积水居然见远津。……江南白苎迎新暑，雨后孤花殿晚春。”[175]师徒唱和，在标榜澹泊之志的同时，对此胜景佳构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康熙元年，王鏊宅园被改建为苏州布政司衙，而仍有园庭幽趣。
画卷到了山塘尽头接近虎丘，则是一派山水自然风光。较之于城中的名园佳构，山塘园林虽然没有假山回廊，粉墙花影，但山秀水灵，天趣自成，别有一种旷远恬静、不假雕琢的自然意境。袁学澜赞道：“夫其山塘七里，流衍胥江；水阁千家，门通画舫。旗亭赁酒，征歌尽是名姝；诗社题襟，夺锦每多才士。”[176]这是文人学士休闲销魂的绝佳去处。山塘街两旁，名人第宅园林更是随处可见。如西溪有陆龟蒙寓舍；便山桥南有顾苓在塔影园故址上改建的云阳草堂，中有倚竹山房、松风寝、照怀亭等景；通贵桥东有明代大学士吴一鹏的玉涵堂、真趣园；半塘有王稚登寓舍，陆广明及其弟仲和宅，一代名姝董小宛宅；山塘有诗人娄坚寓舍，明末遗老姜垓兄弟寓舍；彩云里有万历时太仆少卿徐时泰的东园、西园，中有东雅堂，藏有校刊宋本《韩昌黎集》，堂侧高垅上有“瑞云峰”，由太湖石砌成，高3丈多，中有石屏，高3丈，阔20丈，“玲珑刻削，如一幅画图”[177]。山塘花市，又四季有花，袁学澜谓：“垂杨多傍画楼生，烟月春江镜样平。压担红香争作市，山塘一路卖花声。”[178]风景如画，花香扑鼻，传来阵阵卖花声，怎不令人如痴如醉。这也是明代以来七里山塘总是让人留连忘返时时萦怀的魅力所在。
虎丘更是苏州山林胜景的精华所在，所谓“虎丘于诸山中最小，而名胜特著”。虎丘一名海涌山，又称虎阜。相传吴王阖闾葬于山下，三日后有白虎踞其上，因名虎丘。唐避李虎讳改名武丘。虎丘虽仅为一小丘，但丘壑雄奇，林泉清幽，胜景万状，被誉为吴中第一胜景。唐宋以降，虎丘成为名闻天下的游览胜地。山顶有五代云岩寺塔。另有剑池、陆羽井、铁华岩、白莲池、憨憨泉、生公讲台、千人坐、点头石、真娘墓等古迹。虎丘还是少有的人文胜地。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手书“虎丘剑池”四字至今犹存。虎丘上有元大画家赵孟頫寓舍，明人沈伯大的沈氏竹亭，徐有贞读书处，沈周寓舍，王庭的王氏别业，礼部员外郎袁襄的袁氏别业，文征明之兄文伯仁宅，制造眼镜的孙云球的宅第，清正廉明的苏州知府陈鹏年的寓舍等；剑池旁有明代大学士申时行的寓舍；山门左有清初著名文人汪琬读书的丘南草堂；云隐庵有明末文学家张凤翼读书处[179]。明代崇祯六年，复社在千人坐上举行过声势浩大的虎丘大会，令后人回肠荡气。康熙、乾隆祖孙各各六次南巡，每次均游览虎丘，赋诗题咏。历代文人雅士吟诵之作更不知凡几。由图上观之，虎丘寺之殿宇建筑已尽在画中。自下而上有正山门、二山门、五十三参、三山门、大雄宝殿、千佛阁、伽蓝殿，最高处即云岩寺塔，山腰有石梁飞架两崖，俗称“双吊桶”，其下即著名之剑池。剑池又为虎丘风景最胜处，故“虎丘剑池”已成为苏州古老美丽的象征[180]。《姑苏繁华图》后，乾隆末年有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卷前绘有《虎丘山塘图》、《前山图》、《后山图》、《虎阜十景图》等，虽然文物古迹罗列详备，但无彩色图卷的绚丽多姿。
综上所述，徐扬绘图的时代，正值苏州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鼎盛时期，一轴《姑苏繁华图》，不独展示了其时苏州的喧阗市肆，而且将代表苏州文化的科举教育、戏曲丝竹、婚礼习俗、园林艺术等丰富内容无不尽情展示出来。图中很多场景，或为文献所难以展现，或可补文献之缺失，成为记录苏州文化的极为难得的有形宝贵遗产。较之其前后的相关图画，《姑苏繁华图》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反映苏州繁华景象的，在此图之前，有王翚的康熙《南巡图》，在此图之后，有同为徐扬画的乾隆《南巡图》和乾隆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随从画的图，这些图不只描绘苏州，其关于苏州部分自然无法与《姑苏繁华图》相比。反映明清城市繁华的，在《姑苏繁华图》之前，有大约成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反映南京风情的《南都繁会图》，大约成于万历年间的反映北京繁华的《皇都积胜图》，大约成于万历天启年间的反映南京城南市井风貌的《上元灯彩图》。这些图都绘录了不少店铺市招文化场景，但若论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可以说，《姑苏繁华图》要远胜于以前的各种图卷；这些图皆无绘制确切年代，有的也难以肯定究为何地，因此要论时代之确切、描摹地段之明确，舍《姑苏繁华图》而无他。《姑苏繁华图》或许有些场景算不上精致，较之《南都繁会图》和康熙《南巡图》，其艺术水准或许稍有逊色，但其提供给世人的其时苏州城市文化的丰厚信息，却迥出其前后一两个世纪的同类画卷之上。《姑苏繁华图》堪称全面展示十八世纪早中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苏州城市风貌的人类文化宝贵遗产。
注释： [1]沈寓：《治苏》，《清经世文编》卷二三。 [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谓：“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中华书局标点本，1985年第2次印刷。 [3]如刘大观认为，“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文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六《城北录》所引。 [4]康熙《苏州府志》卷五四《遗事下》。 [5]乾隆《吴县志》卷二三《物产》。 [6]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1页。 [7]《韵鹤轩杂著·戏馆赋》。 [8]《韵鹤轩杂著》序。 [9]王相：《乡程日记》。 [10]道光《苏州府志》卷首之二《巡幸下》。 [11]徐扬《盛世滋生图》跋。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本文所用图为辽宁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同年，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香港分馆以“清·徐扬《姑苏繁华图》”分别再版，本文一并参考。 [12]参见杨伯达《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第52、67、74页。 [13]故宫博物院编：《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三编。参见王宏钧《清代的历史和〈盛世滋生图〉卷——为纪念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周年而作》，《盛世滋生图》代序。 [14]据徐扬自填履历，乾隆四十年时他64岁，则徐扬生在康熙六十一年（1712年）；又据官员履历，乾隆四十二年徐扬在刑部山西司主事任上参加京察，则徐扬至少活了66岁。徐扬献画时的年岁也依档案推算。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5]关于此画的尺寸，王宏钧代序称全长1225厘米，宽35。8厘米，秉琨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再版此画时所作《清·徐扬〈姑苏繁华图〉介绍与欣赏》中称，画全长1241厘米，画心高39厘米。今从秉琨说。 [16]徐扬《盛世滋生图》自跋。 [17]有关《盛世滋生图》中的店铺市招，李华先生最先作了统计，指出有230余家，后来王宏钧先生等均持此说。笔者利用李先生的研究成果，惟重新计算，或增加，或调整，更作新的解释，知有260余家。李文见其《从徐扬“盛世滋生图”看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文物》1960年第1期。 [18]郑若曾：《枫桥险要说》，康熙《吴县志》卷二六《兵防》。 [19]嘉靖《吴邑志》卷一二《水·城外河渠》。 [20]嘉靖《吴邑志》卷一0《风俗》。 [21]嘉靖《吴邑志·吴邑城郭图说》。 [22]《袁中郎先生批评唐伯虎汇集》卷二《阊门即事》。 [23]崇祯《吴县志》王心一序。 [24]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25]孙嘉淦：《南游记》，《清经世文编》卷六。 [26]纳兰常安：《宦游笔记》卷一八《江南三》。 [27]康熙时人宋起凤《稗说》卷三“山茧”条谓：“其茧不借人力饲养，每春时，各民家入山就本业山场，布蚕子于树，或在椿，或在椒，或在道旁簸萝野丛间。俟结茧后，各采归。缫为丝线，妇女成织，售于市……今沂蒙新泰诸村落老人能言之。”《明史研究资料丛刊》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8]《江南省苏州府街道开店总目》收录于宫崎成身编集《视听草》续三集第七。笔者所引转引自松浦章《乾隆南巡と唐船风说书》，松浦文收于《明清时代の法と社会》，汲古书院，1993年。 [2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45页。 [30]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24页、26-27页。 [31]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32]参见拙著《江南丝绸史研究》，农业出版社，1993年。 [33]乾隆《南汇县新志》卷一五《土产》。 [34]嘉庆《珠里小志》卷四《物产》。 [35]褚华：《木棉谱》。 [36]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物产》。 [37]乾隆《续外冈志》卷四《物产》。 [3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179- 180页。 [39]汤斌：《汤子遗书》卷二《采买布匹疏》、《解送布匹疏》。 [40]乾隆《娄塘志》卷八《杂类志》。 [41]道光《鹤市志略》卷下《物产》；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俗》。 [42]乾隆《长洲县志》卷一0《风俗》。 [43]《康熙五十九年休宁陈士策阄书》，转引自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第310-316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 [44]嘉庆《珠里小志》卷四《物产》。 [45]许仲元：《三异笔谈》卷三《布利》。 [46]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9页。 [47]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总督李卫折，《雍正硃批谕旨》第42册。 [48]乾隆《元和县志》卷一0《风俗》。 [4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1页。 [50]乾隆《长洲县志》卷三六《物产》。 [51]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73页。 [52]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67页、270页。 [53]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67页、271页。 [54]正德：《姑苏志》卷一四《土产》。 [55]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一日，苏州巡抚张渠《为请严米烧之禁以裕民食事折》，《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所载史料。 [56]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96页。 [57]正德《姑苏志》卷一四《土产》。 [58]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一《工作》。 [59]道光《浒墅关志》卷一一《物产》。 [60]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37-240页。 [61]正德《姑苏志》卷一四《土产》。 [62]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42-146页。 [63]参见拙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2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64]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54-156页。 [65]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63-174页。 [66]《史料旬刊》第十九期；《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九三。 [67]宗信《续苏州竹枝词》谓“专诸巷内骨董多”。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55页，百家出版社，2002年。 [68]徐珂：《清稗类钞》风俗类“吴俗前后有三好”条。 [69]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 [70]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25页。 [71]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26、213、207页。 [72]黄廷坚：《第六絃溪文钞》卷二《藏书二友记》。 [73]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李煦奏折》，中华书局，1976年，第83-84、195、207页。 [74]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艺能·刻书》。 [75]崇祯《吴县志》卷五三《人物》。又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谓：“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风雅不绝。赏鉴收藏，寸缣尺幅，贵逾拱璧，巧者工临摹以乱真，四方慕名者悬金以购。” [76]钱泳：《履园丛话》丛话十二《装潢》。 [77]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78]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89-92页。 [7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8页。 [80]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1-362页。 [81]正德《姑苏志》卷一四《土产》。 [82]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83] 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工作》。 [84]正德《姑苏志》卷一四《土产》。 [85]参见拙著《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6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86]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雍正硃批谕旨》。 [87]王维德：《林屋民风》卷七《民风四》。 [88]郑光祖：《一斑录》附编一《权量》。 [89]足立启二：《大豆饼流通和清代的商业性农业》，《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3期。 [90]《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碑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纪念馆。 [91]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38页。 [92]顾震涛：《吴门表隐》卷二0。 [93]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72-374页。 [94]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95]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苏州人之饮食”条。 [96]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97]乾隆《苏州府志》卷一二《物产》；乾隆《元和县志》卷一六《物产》；顾震涛《吴门表隐》附集。 [98]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96-197页。 [9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22-224页。 [100]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101]由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所藏《乾隆帝南巡始末闻书》记载可知，乾隆第三次南巡到过仰苏楼。 [102]叶君曜编：《骗术奇谈》卷一《参行受骗》。 [103]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48页。 [104]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8页。 [105]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83页。 [106]民国八年《苏州总商会同会录》。南京大学历史系藏。 [107]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66页。 [108]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89页。 [10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07-408页。 [110]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二十四《杂记下》“孙春阳”条。 [111] 苏州历史博物馆等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08、227页。 [112]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113]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6页。 [114]褚华：《木棉谱》。 [115]道光：《乍浦备志》卷六《关梁》。 [116]崇祯《吴县志》卷二九《物产》。 [117]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95页。 [118]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13页。 [11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174-177页。 [120]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9页。 [121]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04、206页。 [122]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356-357页。 [123]《李煦奏折》第114页。 [124]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125]吴中孚：《商贾便览》卷一《江湖必读原书》。 [126]吴中孚：《商贾便览》卷六《应酬书信》答“托家买货”条。 [127]詹元相：《畏斋日记》，《清史资料》第4辑，第187、236页。 [128]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37页，百家出版社，2002年。 [129]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0页。 [130]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0《市廛》。 [131]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39页。 [132]郎瑛：《七修类稿》卷一六《义理类》“混堂”条。又，嘉靖十八年日本使者策彦周良等在山东南城水马驿，所入浴堂即标“香水混堂”，《策彦和尚初渡集》下之上，见牧田谛亮编《策彦入明记的研究》所附，京都法藏馆，1959年。 [133]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又正德《姑苏志》卷一三《风俗》已有类似描写。 [134]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一二《园圃》。 [135]顾禄：《吴趋风土录》。 [136]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18页。 [137]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138]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98-100页。 [139]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又正德《姑苏志》卷一三《风俗》已有类似描写。 [140]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141]钮琇：《觚塍》续编卷四《苏州土产》。 [142]杨朝麟：《紫阳书院碑记》。 [143]参见拙文《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44]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六《义局》。 [145]对于这一考试场景，张英霖、姚世英所作《盛世滋生图》图版说明作在按察司衙门进行的由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实际上，考试所在地是苏州知府衙门，徐扬称“三条烛焰，或抡才于童子之场”，明说是童生试，当时又是府试的四月，因此只能是府试，而非院试。 [146]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37页、46页。 [147]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53页。 [148]范成大：《吴郡志》卷二《风俗》。 [149]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150]徐树丕：《识小录》。 [151]乾隆《长洲县志》卷一0《风俗》。 [152]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284-294页。 [153]徐珂：《清稗类钞·戏剧类》“郭某始创戏园于苏州”条。 [154]顾禄：《清嘉录》卷七《青龙戏》。 [155]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156]懋勤殿旧藏“圣祖谕旨”，转引自朱家溍《故宫退食录》第544-545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 [15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册，第9页。 [158]此处参考张英霖、姚世英《盛世滋生图》图版说明；又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也认定是《白兔记》场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9]此处参考张英霖、姚世英《盛世滋生图》图版说明。 [160]顾禄：《清嘉录》卷二《春台戏》。 [161]袁学澜：《姑苏竹枝词》，《江苏竹枝词集》第56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162]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48页。 [163]此处参考张英霖、姚世英《盛世滋生图》图版说明。 [164]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165]乾隆《吴县志》卷二四《风俗》。 [166]图中没有出现苏州公共场所常有的弹词开篇艺术表现形式。 [167]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168]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38-39页。 [169]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 [170]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文续卷六《遂初园记》，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171]徐陶璋：《遂初园序》，道光《苏州府志》卷四六《第宅园林一》；民国《木渎小志》卷一《古迹》、卷三《人物》。 [172]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吴铨容斋”条所引材料。吴泰来科考名次经查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而得。 [173]王汝玉：《香溪杂咏》，《木渎小志》卷六《题咏》。 [174]民国《木渎小志》卷三《人物》。 [175]道光《苏州府志》卷四六《第宅园林一》。 [176]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354页。 [177]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八《第宅园林》。 [178]苏州市文化局编《姑苏竹枝词》第358页。 [179]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八《第宅园林》。 [180]此处参考张英霖、姚世英《盛世滋生图》图版说明。
文章节选自《江海学刊》（2003年05期）范金民《清代苏州城市文化繁荣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