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每一个“小小的我”。

文 | 安熊

《小小的我》放映前电影院照例播了几个广告，其中两个里面有易烊千玺，那是健康的、舒展的、自由的他。很快电影开始，刘春和出现了，春和身上没有一丁点千玺的痕迹，是另一个完整的人。

对，一个完整的人，用他特殊的与这个世界交互的方式，走到我们眼前。

回想今年在大银幕上看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刘春和在其中的主体性能排在很靠前的位置。我反观自己，也没能做到拥有春和这样稳定、强大的内核。

奇妙、温暖又震撼的观影感受，来自一位脑瘫患者和他的家人。

让你看见，小小的我。

正视刘春和

很喜欢电影的视角，从刘春和出发。电影里春和刚出场时，他不受控的身体、含糊的发音，让人觉得好辛苦，忍不住想视线回避。

移情来得很快，春和去一处教培机构试讲，赏析袁牧的《苔》，这是今年第三次在电影里听见“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春和投入地讲着，镜头缓慢地由远及近，我没意识到自己是从哪一刻开始沉浸，当我反应过来时，镜头温柔地直视着春和的脸，我不知不觉对他急促的断句状态脱敏。

从那开始，不忍的感觉没有了，我感受到了春和对自己的正视。他那么坚定，我们也不应该回避他。

电影里有很多这样的特写和长镜头，有效地配合着叙事，牵引着我们跟春和靠近，看见他不认命，也看见他想低头。

从最开始，春和就在写遗嘱，他20岁了，这20年的人生里，应该伴随着很多次失望受挫，被排斥或被怜悯。电影过半用一段完整的长镜头呈现了春和的无力和心碎，他想用牛轧糖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段表演于今年的大银幕而言一定是高光，但对一个脑瘫患者，又是生理和心理双重痛苦的直观呈现。

不被接纳的人，要如何确认自己值得存在？每个人都应该有好好生活的权利，弱势是相对的处境，只是某一部分人表现得更直观和明显。我们都曾是小孩，也都会变老，都可能生病。刘春和们需要的，是他们作为短板，依然被承认，被正视。

我是个记性很好的普通人

脑瘫不是傻子。我们读过余秀华的诗，看过小佳的脱口秀，但就像电影里大多数人，看见春和的第一眼，还是下意识地认为，他是个有智力缺陷的小孩子。

电影耐心又诚恳地用点点滴滴告诉我们：脑瘫患者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春和说：“我也需要隐私。”他坐在电脑前写下长长的投诉信，告诉外婆：“写就是结果。”外婆问他是不是男人，他大声回答：“是！”他练鼓、写诗、学车，看过满满一墙的书，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其实很多时候，关于春和与外婆的段落都是可爱的、活泼的、积极的，能看见他的善良和聪明、独立和坚强。给别人让座，教外婆的朋友们操作智能手机，自己的鼓自己背，自己的路要自己走。他只是比别人慢一些，完成地艰难一些，要努力调动不受控的身体，去做日常的琐事。

有一个镜头能清楚看到春和强壮的臂膀，我恍惚以为那是属于易烊千玺的一部分，因为肌肉与春和瘦弱的身形并不匹配。直到想起他抓着扶手蹲起、拽着带子起床的细节：那是他日复一日自我要求的结果，因为他想做个普通人。

他想做个普通人，所以他努力争取了一份工作，还告诉外婆：“不对，外婆，不只是钱，我有工作，是尊严。”他喂路边的小狗，夸它：“真棒。”他还养过一只三条腿的流浪猫，给它取名雷震子，因为“它走起路来跟我很像。”他也想照顾比他弱小的生命。

电影还难得地呈现了脑瘫患者对爱和性的需求。“我是个正常的20岁成年男性。”雅雅的存在是必要的，她比大多数人都能更平等、更友善地看待春和，补充了春和做个普通人的完整性，也让我们看见大多数人对残障人士的好奇、关心和爱护，亦有现实的边界。

摇摇晃晃的人间

春和说在老人群体里感受到他们是同类，他和老人们一样，身处弱势，不被看见。电影点出很多扎心的细节：他给带小孩的乘客让座，乘客却不想自己的孩子接触他；他能获得咖啡店的工作，是因为老板想利用残疾员工来避税，还拿他营销；公交公司并没有正视他的投诉信，只想做一场假大空的宣传。

困难和矛盾无处不在，家里也根深蒂固。春和能这样好好地长大，家人一定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我们能看见的，是妈妈和姥姥的漫长接力。春和最开始出场时戴着电话手表，穿着儿童T恤，因为妈妈对他的保护和照顾已经细微到视他为孩童。

父亲的存在感几乎为零，两个女性承担了所有，却依然和自己深爱的孩子隔着心结。杨荔钠导演对家庭关系的描摹一贯透彻凛冽，养育一个脑瘫的孩子对母亲来说是看不到尽头的操劳和消磨，爱和怨相伴相生，这个家不只是春和一个人在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他的妈妈，妈妈的妈妈，因为自觉对孩子亏欠，都沉溺在母职惩罚里苦苦挣扎。

但电影还是用朴素的方式给了我们希望和温暖，春和选择向前，他要离开家，去上大学了。

当他和外婆迎风伫立时，银幕间突然充满治愈的力量。他和外婆说：“以后的路，你就让我自己走。”一个自视普通人的脑瘫患者，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实践着他小小的信念。

再渺小、再破碎的个体，也是完整的我。

干杯，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