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風雨琳琅（引子）/陳新華

2012年1月，進入新年的北京仍寒意逼人。 毗鄰著喧囂的東二環，冷風中的北總布胡同一派蕭瑟。 北方一月毫無暖意的陽光曬著空蕩蕩的街巷。 街巷邊稀稀落落、參差的屋舍，不論高矮，一律是風雨剝落，被侵蝕過的顏色。 胡同裏所剩不多的幾處舊宅院，被商販開闢作一個又一個小飯館，在早春的凜冽中市井地蕭條著。 黯淡的院牆間，不時有老樹探出乾枯的枝丫，枝丫上方，高高低低的電線，將料峭的天光分割成不均勻的片段。 舉目都是時間的痕迹，唯有街巷深處一排低矮的藍色鋼化瓦是個例外，它突兀地撞進人的視線，以它生來就固有的臨時的姿態，也是盡人皆知、昭告天下的姿態站立在路邊，粗陋隨意地遮攔著身後，成為陳舊裏一個不協調的存在。 那簇新的、鮮亮的藍色，在老照片樣滄桑的灰與白中，灼灼地刺入耳目，令人不安。 它的身後，是大片的廢墟。 凜冽的早春天氣裏，身著軍大衣的警衛籠著手斜倚在廢墟前的斷牆邊，聊著天驅寒，打發無聊的時光。 抄近路的行人在冷風裏疾行，目不斜視，行色匆匆，踏過脚下的碎石、磚礫。 還有鄰近的孩子，將也許是不被父母允許養在家中的寵物寄放在這一片曠地的角落，方便隨時過來嬉戲、探看。 生活如常，在這裡每日登場。 沒有多少人想到，這片廢墟，曾是林徽因生命中最重要的居處。 這裡的門牌號是北總布胡同24號院，從前被稱作北總布胡同三號院。 若向前回溯，在迢遞的時空深處，那原本是一座京腔京韻裏落地生根的、一宅兩進的動人院落：“高高的牆裏是一座封閉而寬敞的庭院，裡面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夏末秋初，園中蟬鳴不斷，紅色的馬纓花落在石板地上。 院子中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壇，種著雞冠花和喇叭花。 “沿著院子，每一溜牆邊一排平房羅列，屋頂鋪灰瓦。”“客廳的窗戶朝南，窗臺不高，有中式窗櫺的玻璃窗，使冬天的太陽可以照射到屋裡很深的地方。··· ···窗前梅花、泥塑的小動物、沙發和牆上的字畫都沐浴在陽光中。” 穿過80年的光陰路途，這便是這座四合院舊時的模樣。 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北方分明的四季裏，牆內的一磚一瓦、一椽一木，無一不是歲月浸潤、情誼深長的姿態，再漫長的時間，與它，仿佛都可以互相交付，共度人世的死生契闊，一歲一枯榮的自然消長。 這樣的投契，屬於林徽因。 1931年，初為人妻的林徽因與梁思成一起，從苦寒與戰亂的東北遷居到此。 自此，直到抗戰爆發後的南渡前，他們在這裡度過了共同生活中最安穩的7年。 那是林徽因一生中最好的年華，愛情與婚姻，建築和詩歌。 北總布胡同三號院於林徽因，是豐饒的生機裏的成長與磨合，它見證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相遇和傷逝，情感的大開與大合，收納並涵養了她賴以安身立命的意義所在。 從這裡，那些瑣細的日常、流年，折射出奪目而驚豔的光彩。 這裡發生過“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文人雅聚。 20世紀30年代，以林徽因為中心，這裡集結起張奚若、錢端昇、金岳霖、周培源、陳岱孫、葉企孫、吳有訓、鄧以蟄、陶孟和、李濟等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他們都於“五四”前後留學歐美，一同登科，放洋海外，又在學成後相繼返國，廁身於發展之初的大學、報館、研究機構等，傳承現代中國的知識道統。 這樣一個學養與思想皆貫通中西，“對自己國家的未來··· ···起了重要作用的傑出群體”（費正清語），從1931年起，半為尋訪知音，半為林徽因，為她的才貌與風華，齊齊聚集於北總布胡同三號院，立時使這裡成為名動京城的文化沙龍。 斯時盛况，多少年後，老舍之子舒乙還不無嚮往地說：“提到喬治·桑為中心的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博物館，我便想到，咱們北京現代名人故居裏也有兩座名人故居是有類似的資格和類似的價值的。··· ···一座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一座是朱光潛的故居。這兩座都是20世紀30年代的紅極一時的文學沙龍。林徽因、梁思成故居裏有座遠近聞名的，被稱為‘家後客廳’的會客廳。當時‘京派’名流定期地不定期地會集此處，來聽美麗多病的林徽因的滔滔不絕、口若懸河般的機智聰明的高談闊論··· ···”因林徽因的笑靨如花、妙語連珠，這些性情各异、 精神相若的白衣書生，亦唱亦和，也贊也彈，在這裡留下了或莊或諧，或癡或狂，或巧或拙，或迂或狷的文人寫意，還有他們彼此間惺惺相惜、最為引重的對學術的信仰、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北總布胡同三號院，由此承載了一個時代再不可複得的經典記憶。 這裡還有對價值的發掘與重估。 迷戀於中國建築之美，林徽因曾說：“中國建築為東方最顯著的獨立系統，淵源深遠··· ···而藝術又獨臻於最高成熟點······實是一樁極值得研究的現象。··· ···現在我們方在起始研究，將來若能將中國建築的源流變化悉數考察無疑，那時優劣諸點，極明了地陳列出來，當更可以慎重討論，作將來中國建築趨途的指導。” 為了這個理想，1931—1937年，她和梁思成帶著營造學社的同人，由北總布胡同三號院起步，開始了中國建築史上第一代的田野調查。這是前所未有的、整理國故般的浩大工程，幾個文弱的書生，行走於兵匪橫行、交通不便的北方大地，深山暮色中的大車與毛驢、月光下的投宿、晨曦微露時的起身，個中艱辛，絕非言語所能形容。所經之處，趙州橋、獨樂寺、廣濟寺、華嚴寺、懸空寺、六和塔、靈隱寺、佛光寺，還有雲岡石窟、曲阜孔廟、龍門石窟··· ···皆披著前朝的氣息與風露。 這些廟宇石刻，匠作之事，經過千百年的光陰、風霜、雨雪，終於等到了翻山越嶺而來的探訪者。 這一份努力的意義，他們的前輩兼老友胡適在提出整理國故時，有過精妙的總結，那就是——“重估一切價值”，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將從前被視為不入流的古代各類稗官野史、街談巷議，如民間小兒女的歌謠、民間流傳的小說，和儒學經典一樣作為歷史研究的對象，從技術史、文明史的角度，“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面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 正是由營造學社一幅幅不憚煩瑣、繁難的測繪圖稿，中國古建築上迄唐宋，下至明清，如圖謎、天書般的歷史演進才有了逐漸清晰的輪廓與線索。 在北總布胡同三號院的7年，由此也成為林徽因偕同梁思成，對古建築研究及文物保護做出重要貢獻的7年。 這以後，便是戰時的清寒、困窘與堅守。 拖著久病之軀的林徽因，在得不到任何醫治的四川李莊，棲身之地僅僅是土屋兩間，蛇鼠出沒，沒有自來水和電燈，但她仍心心念念於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和寫作。 直到抗戰結束，終於有機會就醫時，林徽因被告知，她最多只有5年的生命。 為了時人不以為意的磚頭瓦塊，她耗盡了自己。 然而，她一生所遭遇的最嚴重的打擊，恰恰也來自她情之所系、視如生命的古建築研究與保護。 1949年以後，她和梁思成想把他們眼中“都市計畫的無比傑作”——北京，作為全世界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來，留給後人，而這最後的努力卻為時代所挫敗。 從1953年5月開始，北京開始大規模拆除古建築。 林徽因與梁思成四處奔走呼號，乞求刀下留城。 最終，她動情的陳詞請命和美好的憧憬還是湮沒於大幹快上的建設熱情中。 在所有的努力都無果後，她不禁絕望地質問：“為什麼我們在博物館的玻璃櫥裏那麼精心地保存起幾塊出土的殘磚碎瓦，同時又要親手去把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的這處雄偉古建築拆得片瓦不留呢？” 從北總布胡同三號院出發，延伸到以後的人生，命運早註定了那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保護與抗爭。 如今，林徽因屈子行吟式的忠誠與心痛猶在耳際，北總布胡同三號院卻已轟然坍塌。 那個曾經住著林徽因與梁思成，曾經高朋滿座，春日繁花滿枝，冬來圍爐煮酒，回蕩著笑聲、讀書聲的庭院，在2012年農曆新年的祝福聲裏，伴著老舊的塵埃，在時光濃烈的煙霧中，化作一地廢墟。 院中那些故事，從此成為無法觸摸的記憶。 其實，這場拆遷並非起意於一時。 一直以來，困守於長久的失修、稠密的住戶，昔日的北總布胡同三號院早就失去了從前的顏色。 20世紀80年代，院內的東厢房與垂花門被拆，取而代之是一座簡易的三層石灰小樓。 2007年，這裡拆遷的消息不斷傳出，來自民間的保護的聲音也日益焦灼。 2009年，門樓、西厢房先後被拆。 2011，經歷兩年之久的拆與保的交鋒，廢棄經年的這處院落被列為文物普查登記項目。 然而，最後的拆除與推倒，也是在這一年。 這年夏天，陸續有建築工人入駐，先拆除的，是當年的正房。 房屋四周所剩不多的雕花木板被整片整片剝落，混雜在滿地的建築垃圾中，偶爾有附近居民覺得好看，撿回一兩片收藏。 從院中僅存的殘垣斷壁，還能窺見中國傳統建築“大木結構”的特點，房梁基本都是木頭，儘管已使用80年以上，仍比附近居民用來蓋房子的木料結實耐用。 它們也因此而逃脫了被廢棄的命運，被全部堆放於一處，最後賣給了廊坊的農民，前後整整拉了三車。 已被認定為不可移動文物的故居被拆，消息傳出，一片譁然，北京東城區文化委員會事後的事故調查原因顯示，開發組織是考慮到故居房屋陳舊、幾經翻建、無人居住等原因，易出現險情，因此進行了“維修性拆除”。 至於拆遷工人，除謀生之外，他們並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我在北京拆了8年，這種房子拆得多了。··· ···國子監那邊的一個廟就是我拆的··· ···我們管不了那麼多，拆遷辦給我們錢，我們就拆。給我們錢拆故宮，我們也拆。” 交鋒中，在那座四合院裏長大的林徽因和梁思成的長女梁再冰卻態度漠然。 2007年時，她去過那胡同一次，只是那裡已經面目全非：“我根本不覺得那是故居，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不想回憶了，拆與不拆都一樣。”“對我來講，無論是那個房子，還是北京城，早就不存在了。我只是住在一個叫北京的地方，它早就不是我的北京城了。” 偌大的北京，擱不下一方記憶中的院落。 當然，也不是沒有紀念。 被拆除的故居，已被複建。 2006年夏，林徽因的出生地杭州和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在西湖花港觀魚旁，共同塑造了一座林徽因紀念碑。 整座碑體以青銅作詩箋，透出林徽因的剪影，將文字用線切割科技透雕於青銅詩箋上，形成一座空靈的詩碑。··· ···空蒙浩渺的湖光山色通過透雕的碑身，映出林徽因的倩影和美妙的文字。 2018年4月11日，大洋彼岸的《紐約時報》在“被遺漏的逝者”（Overlooked）欄目刊文，回顧林徽因和梁思成考察和保護古建築的一生。 對這姍姍來遲的紀念，作者鄭重地取名為——“不再忽視：林徽因與梁思成，中國古建築的編年史家”。 算來，林徽因誕辰已有百年。 她一生經歷了軍閥混戰、外族入侵、國共內戰，一次又一次的兵荒馬亂、顛沛流離，還有摧枯拉朽、遠甚於改朝換代的“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 “千重萬疊的社會浪費，打亂並摧毀了他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地，這個世界就是不留給他們任何呼吸的空間。”即便如此，她從未放弃過自己的執著，在動盪的變局中，在東西方文化對峙，傳統日漸式微的衝突裏，她始終堅持在自己一貫的信仰、學養所支撐的地方，用科學家的頭腦、詩人的眼睛，還有中國人的心靈，在中國歷史的梁架之上，尋找並試圖保護過往藝術的精微。 她知道，它們隨時可能被戰火吞掉，被“革命”革掉，被現代化的“建設”除掉，再也無法複得。 只是，儘管如此，她也許仍預料不到，之後的幾十年中，保護與發展的衝突非但沒有彌合之勢，反而更加針鋒相對，勢同水火，更加難以共存。 她的學生吳良鏞為此感慨：“為了盡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專案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迹。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作‘地皮’來處理，已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作‘紙漿’，將商周銅器當作‘廢銅’來使用。” 這一切，就像胡適所說的，“長阪坡裏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裏沒有諸葛亮”，拆與保的交鋒裏，歷史與記憶，以驚人的速度走向消亡。 這一切，林徽因是無從得知了。 月明風清裏，花港觀魚旁的她，憑虛禦風，衣袂飄飄，如一切都未發生般輕靈與邈遠。 “在光影恰恰可人中，和諧的輪廓，披著風露所賜予的層層生動的色彩。”“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於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 鐫刻在她身邊的她的文字，是她對這個世界深情的打量和回望，也是對輕佻的當下永不落伍的、倔强的提醒。 ——摘自《风雨琳琅》一書，中信出版集團出品。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