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我对善是敏感的，对恶也是。我对美是敏感的，对丑也是。这些敏感加重了我活着的负担，也就等于情商低。因为情商低，对于我所不理解的人对人的恶，没有来由若无其事的恶，会有过激的反应。按照佛家的说法，一切都是因果，那么人对人的恶的因，那个最初的因在哪里？我对她作为一个小组织里跟随的作恶有了芥蒂，在面对她后来若无其事又叫我姐，来电话等闲谈她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自然是警惕、拒绝并保持距离。那么这种警惕、拒绝和保持距离本身又构成一种新的冒犯，成为她现在也一脸兴奋来搞事情的因？那么这个因之前的那个因是怎么来的呢？很困扰的是我貌似不容易摆脱她们。但那个因是什么呢？容不得集体中有个不同的声音？但无聊之至的在于，我早已不在其集体之中，而她仍心无旁骛的扰攘纠结，这个阿桂的联络员小跟班，就像文 ge中激进的小将，很有一种响应上级而自动出头的勇猛。我一直无法理解类似踊跃的动因。尤其是紧紧盯着一个不在其集体之中的人来攻伐，能显示怎样的目的、本领和意义呢？你忠于极其看重的这个集体中的职能，要同仇敌忾，但我跟你何仇之有？这个因果又何以成立呢？有一种说法，高智商的人也有很坏的，其实愚蠢同样，只是后者不知其恶为恶反以为忠勇。忠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好的品质，但只要用于整人者，都是伥的行为。 而我们活着，该如何摆脱这蚊蝇叮咬般的苦恼？你不可能遇到蚊蝇就变成另一只蚊蝇。要么任其叮咬两口，要么变出一只拍子比如本文。据说印度人是不杀生的。佛教来自印度但大多数现在的印度人并不信佛教，就像现在的犹太人信的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印度人信的是印度教，佛教最初基于多神信仰的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两者都讲究参禅悟道和万物有灵，所以都不杀生，以为众生平等，人与蚊是平等的。所以各种通过蚊蝇传播的疾病，在印度最易流行。我无法说自己是多么虔诚的佛教徒，但佛教作为一种世界观，仍然是所有宗教中我最认同的一种——这是否我对汪曾祺作品中对佛教处理的不满之来源？ 那么我们该不该发怒呢？一个虔诚的教徒应该是平和的，但有没有发怒的权利？这其实肯定不仅仅是困扰我一个人的问题。发怒的举动让人类近乎愚蠢，丧失了理智的清明，变得冲动和偏激，等于连自己都摆不平。但一个从来无论面对什么都不曾发怒的人，也是不可想象不可信任的。在时间上较近而颇有影响的李叔同，中年的时候曾多次开坛讲道，做很多口头和书面的关于佛教指归的阐释，但他后来怀疑自己的讲述，认为这种讲述和阐释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自负的误导而反思忏悔。后来的弘一法师曾倡导建立一个佛学院，进行到一半发现已经变了味，毅然别去他往，适逢抗战时期，他在另一地寺庙做功课时又听到日军操练的声音，问了才知此寺也被日军临时征用，于是又卷起简陋的行装再次上路。李叔同（弘一法师）奉行律宗一派，是持戒最严的一种。而禅宗讲究顿悟，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从种种人内部的纷杂脱然而出获得新识，律宗却以最严的戒律来完成修行抵达真知。我读李叔同的传记，发现持戒修行如弘一者，直到晚年也无法真正做到对世人完全无分别心，对环境人物也有臧否，对时风恶习也会愤怒，并不是遇到无论什么都那么理想状态的平和超然。 那么对于愤怒的理解，是否也可以这样看，除了病理性原因导致的某些人的易怒性，人之所以能愤怒恰恰代表其内心还有一个应然的、合理的世界预先设定，一个正确一点的，符合常识一点的世界，或者说还有一点理想主义的精神，这样面对事实上并不那么合理的、正确的、符合理性逻辑和基本良知的应然境况，才会觉得有愤怒的必要？也就是本能性觉得世界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而应该稍微好一点合理一点，所以才会在某种境况下感到结舌。 而实然的世界却又从来不过如此，能进化的只是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框架内的法律法规，但人性的真正进化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当今天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舒适度（比如空调汽车飞机所带来的）都比以前的皇帝还高的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实然世界中的人性，跟几千年前和几万里外仍无多少不同。这是人类社会让人不抱希望之处。但是同样，人类社会有多少阴暗和不可理喻的恶，也就有多少光明和不可理喻的善与之相应，从而达成一种整体上的均衡。这种均衡有时体现在一个人自身，其内在的魔性与神性之此起彼伏，有时体现在人类群体，善恶黑白的对立制衡，或许正是因此，无论我遭遇过什么，被怎样不合理的对待，内心都还有一个应然的世界从未被彻底打败和销毁，还保持人之为人的一种完整性，一种赤诚和纯粹，让我足以面对种种境况而不曾折节伤损，拥有与之对峙的元气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