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25.01 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阅读随感

英文名Regretting Motherhood，后悔当妈。

后悔是很常见的情绪，做或不做某件事都会有人后悔。那为什么听不见母亲说后悔做了母亲？人们对母亲说后悔的愤怒和母亲的自我消音源于社会情感规则的内化。

社会把母亲看作从属于孩子的客体，无视和否认母亲个体感受。社会坚持“女性天生就该做母亲”的自然论和“一切都是母亲自己决定”的自由选择论，用“你一定会后悔”的话语威胁未婚未育的女性，让为人母变成唯一可想的人生剧本，从而维护社会秩序。母亲苦于兼任母亲身份与离家的有薪工作，而父亲能轻易逃避责任，不称职的母亲则被抨击，后悔当母亲也被视为个人的失败。

“后悔做母亲”不同于“后悔孩子出生”。后悔的母亲依然爱孩子。

不做母亲是想专注职场发展吗？有没有可能两者都不重要。“为人母”和“职业女性”并不是女性人生仅有的两个选项。不要因为别人的生命而模糊了自己的人生焦点。

作者关注后悔的母亲，并不是想减少孩子的出生或贬低那些满心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但是让后悔的母亲沉默的社会带来了后果。承担代价的是谁？“付出代价的是那些不想当妈妈的女性、是那些不想或确实想当妈妈的母亲，以及孩子们。”

没有人有权力告诉女性如何生活才是“正确”的。

对我而言，我不愿意成为母亲从来不是问题（即使在社会认为这是问题时，我还是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不是要歌颂母亲的后悔，也不是为了减少孩子的出生或贬低那些满心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我是亲母亲派，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去操纵别的女人怎么生活并假设我懂的比她们多。这种傲慢的“我才懂”会让我跟父权制完全一样，自命不凡地说着“以女性的名义”和“这样对女性才好”。

拿回选择权，主宰自己的人生。

◆ 第一章

“每一位女性都应该生儿育女”这个社会性假设，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的生理构造相关。女性的身体具有繁殖力，能够受孕、怀孕、分娩及哺乳，因此社会通过女性能够怀孕与否来评断她们，女性的生育能力也被视为她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元素及存在于世的理由。她们被视为生命之母，人类借此在生命的洪流中挣扎求生，但这样的评断角度使得女性被困在自然的网罗当中，理所当然地被认定因为她们生理构造上的生殖能力而应该负起生儿育女的义务。她们被动地遵循着宿命而生，此外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就如同许多女权主义作家已指出的，历史与文化概念使得女性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只能遵循生理性别而怀孕生子，而社会运用“自然论”来说服这些女人生儿育女，这样的论调可说是生物学的专制行为。

(“自然论”是生物学的专制行为。)

相对根植于生物学宿命的自然论（认为每个女性成为母亲是个自然结果），认为女性基于内心意愿而成为母亲的自由选择论，是在现代性、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下形成的，认为女性有权主宰自己的身体、决策及命运。

(“自由选择论”认为女性在个人意愿下选择了结婚生子，但如果你选择不结婚生子就谴责你。)

基于自由选择论，我们假设女性之所以成为母亲，是因为她想借此去体验她的身体、自我及整个人生，而且这比她先前的人生历程更好：母亲身份是合理而有价值的验证方式，证明她的必要性和生命力。母亲身份能让女性借此对自己和全世界宣布她是一个女人——通过创造、保护及养育新生命的方式来证明。母亲身份使得女性得以和祖母、母亲联系在一块儿，成为那些从开天辟地以来就开始创造新生命的“女人”的一员，她从身体上忠诚地实践这项传统，而如今她也能将之传递给后代。母亲身份不只给予她们归属感，也使她们得到文化拒绝给予的特权：她将能够支配孩子，而不是简单地屈服于世界的权威。当女性离开“父亲的家”并建立自己的家庭时，母亲身份将会引导她们成为成熟的女性，通过生殖的经历来修补残缺，能让她们回顾那些被遗忘的孩提时期，像在私人游乐场驰骋一般。女性和其伴侣能够通过两人生下的孩子形成紧密和亲昵的同盟，同时，母亲身份也能激励女性，使她们脱颖而出。母亲身份将使她全心投入、忍受痛苦并满足各种要求，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善良仁慈并不求回报。母亲身份会消除她的孤独并使她渴望愉悦、骄傲、满足及无条件的爱，这是一个能够让她展现自我的新天地。当女性组成了一个新家庭，母亲身份能提供庇护，让她将人生中经历的忽视、贫穷、种族主义、嘲弄、孤独和暴力抹去，抛诸脑后。通过母亲身份，她将会有无限的可能性，这个身份担保着值得尊重的成熟性、连续性及更美好的未来，使她的人生不至于漫无目的。 这个社会几乎是随时向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女性给出以上关于母亲身份的承诺。

(从一开始就被灌输的观念，基于此做出的“自主选择”，很自由。)

同样地，女权主义作家揭露了根本不存在“选择”，这些选择只是一层假象。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尽管人们用自由、自主、民主及个人责任来包装“自由选择”，但实际上，“自由选择”只是空谈。因为这个概念“天真地”忽视了不平等、强迫、意识形态、社会控制及权力关系。社会告诉我们，我们的个人选择使我们过着现在的人生，仿佛我们能够全权编排自己的人生剧本，能全权编写不幸和悲剧；我们深深受到知识、歧视及强大的社会力量形成的道德体（moral bodies）的严格规范，而这些影响了我们所做的决定。

(根本不存在的“选择”。)

当我们谈到生儿育女及成为母亲时，“女性拥有许多选择”这个概念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说到自由选择权，在今日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真的拥有转圜空间吗？也就是说，我们“自由选择”社会要我们选择的选项？这件事看起来像是这样：只要女人迎合社会的希望及被赋予的优先次序和角色来做决定——例如性开放、外表整齐端庄、处于异性恋爱关系、是专心致志的母亲，我们将获得社会地位，被视为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体，被当作一个愿意尽力履行义务的人。然而，当我们的选择与社会期待冲突——例如说，我们拒绝美容保养，或是拒绝维持一般的恋爱关系（特别是拒绝与男人谈恋爱），那就会惹上麻烦。我们不只会因为我们的行动而受到谴责，也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结果，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并补上一句，“而且是个糟糕的选择”。

(你的“个人选择”必须符合社会的期待。)

在这样的氛围下，尽管和过去相比已经有越来越多女性可以决定她们要不要生育子女，但她们大多数还是符合预期地“做出正确的选择”——生孩子，而且生下“正确的数量”。

(吓死人。)

归根究底，孩子的诞生并非必然的结果，不是因为“自然论”或“自由选择论”。他们的出生很可能只是因为女性别无选择或是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美国女权主义哲学家戴安娜·蒂金斯·迈耶斯（Diana Tietjens Meyers）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受到限制。社会文化的灌输，使女性将成为母亲视为唯一可想的人生剧本，这样的想法渗透到女性的意识中，挤掉其他所有可能的方案。这样“纯粹”单一的想象使你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

(为人母被视为唯一可想的人生剧本。)

我：“你说当时你并不想要孩子，那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 尼娜：“听着，这跟公众舆论有关，在那个年代，偏离常规会让我缺乏安全感。所以我组建了家庭，我跟人交往，有了伴侣，然后有了孩子。这并未经过计划，不是‘这就是我们决定要做的’，而是‘这件事就这样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不管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正确的时机。我们应该晚一点生或早一点生，我们从没抽出时间讨论过这件事。总之，孩子生下来了，没有经过刻意的规划。（中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是否有勇气决定让自己与众不同，自觉到自己不想要孩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气……是否有勇气决定让自己与众不同，自觉到自己不想要孩子。”一下子被戳中了。我之前就想随波逐流还是与众不同更需要勇气。随波逐流然后顶住未知的一切压力改变人生轨迹也挺需要勇气。女性就是有勇气，怎么选都需要勇气。没有轻易的路。)

如果我们接受考量成本、效益及后续影响对“选择”来说是必要的，而且也接受所谓的“选择”是有一个以上不会附加制裁和惩罚的选项可选，那么这种不考虑生育可能给女性带来的后果的情况，或者没想过女性是否渴望有孩子的情况，几乎不能被当作“纯粹的自由选择”。就这些情况来说，更接近的说法应该是“被动地采取决策”，人们“只是‘随波逐流’，而且可能不会认真考虑自己的行为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就好像这些后果已经广为人知似的”。 这类没有经过思考或个人裁量的被动决策，或是“无意识地”成为母亲的情况，往往发生在她们所经历的社会常态并未要求她们考虑或犹豫要不要有孩子的情况下。而这类关于审慎考量的看法几乎是隐蔽而不可见的，套句尼娜的话：“总之，孩子生下来了，没有经过刻意的规划。” 母职的无形规范之一是，有一种应该遵循的自然过程。

(“反正就发生了”。)

这些关于“自然”及“正常”人生轨迹的想法，使得这些女性从生物宿命论中得到一些力量而成为母亲。不过，异性恋文化逻辑经常影响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这些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套逻辑：它制定出一个单一的人生计划，这个计划有着基本流程，也就是说那是一套明确的固有路线图，上头罗列着每个人必须随着时间推移而跨越的里程碑：求学、工作、同居或结婚、为人父母。 这段关于自然和正常历程的典型叙述，特别着重于什么是“正确”的人生历程及必要行动，以在“正确”的时间点符合每一个阶段的内容，用“正确”的步伐走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 用“正确”的步调“正确”地推进人生历程时，还伴随着某些情感规则，用来决定抵达每个里程碑时要有哪些“正确的情绪”。这套规则认为，到了某些阶段，女性渴望当妈妈的母性就会被唤醒，即使这种为人母的渴望在此之前从未浮现过。但这套准则认为，这样的渴望在生命历程中的某些时间点会自然浮现出来——例如，结婚以后或是同居几年以后——因为女性的年龄和生物时钟会唤起她为人母的渴望。德国记者兼作家萨拉·迪尔（Sarah Diehl）将之描述为“定时炸弹”：“女人们对于害怕无法拥有孩子的恐惧是一致的，因为女人都想成为母亲，就这样。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我还没听到我身体里的生物钟节拍……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都没告诉我那个时刻已经到来了，但社会却给我响了警钟，一次又一次，音量越来越大。”

(写得很好。人们都在说“正确”的路，“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到点身体就会让你想做母亲，身体还不想，社会也会给你敲警钟。)

女人回忆起成为母亲的过程时，往往感到疏离及缺乏自我，就如戴安娜·蒂金斯·迈耶斯说的，社会以冷淡和漠不关心为理由将女性的主观立场排除在外，将女性生子视为一个必然且理所当然的结果。于是人们在缺乏沟通的情况下“随波逐流”，生儿育女不只被视为常规，还被看作是理想——仿佛这没什么好讨论的。 而参与后悔研究的母亲们认为，她们必须说出自己的处境，这样的处境使她们痛苦难忍。

(太真实了。成为母亲的过程，大家都在关心你胎儿的安危，没人关心你的主观立场。)

为了获得在原生家庭中没能得到的自由，少女可能会结婚并成为年轻的母亲；而有精神障碍的女性则可能会为了让她们的生命从可耻的污名中解放出来而成为母亲。对许多为人母的女性来说，成为母亲就像跨过一道桥梁，桥梁的另一端是能够接纳她们的社会，她们从遭到排斥及没有归属感的地方走向怀孕生子后的新世界。

(很残酷又很真实。)

德布拉：“我认为……为人父母有许多好处，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无论是否出于自愿，身为局外人总是很艰苦的。当你有了孩子，即使在其他方面你并未遵守社会通则，或者说你属于非主流的群体——孩子能够让你成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我们的生活能够变得更轻松……像是‘你什么时候要生孩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随时能听见。至少现在，当我成了妈妈、履行我的职责后，我就不用站在那个战场上继续对抗。就算你在其他方面没有达成社会要求也没关系，至少在生儿育女这栏上你已经打上‘过关’的勾勾了。”

(完成母职，其他一切好说。)

她们这样的渴望，部分归因于为了符合社会对于生育子女的常规，但也可能反映出（我称之为）制度化的意愿——一种在个人希望及社会期望交融下形成的意愿。这种制度化的意愿可能是实际上的感受，从身体和精神上让她们真的想为人母，这往往是因为女性将社会赋予母亲的相同形象内化成了意愿。这种形象关闭了女性通往其他可能性的门扉，并打压任何其他争论、质疑及挑战既有的“成为母亲是唯一能够改变事态的方式”的替代路径，在过去或现在都是如此。

(“制度化的意愿”，想起上野千鹤子说的“权力的内化”。)

多琳和伊迪丝都受到明显的压力，这样的压力显示在冲突中，以及她们尝试改变自己不想为人母的看法中；而另一方面，德布拉受制于潜在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并未以冲突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优先考虑满足伴侣的需求和愿望。她为了避免双方的关系产生风险，选择在一场谈判真正开始之前就抽身退出了。

(优先考虑男性伴侣的需求和愿望，是在谈判开始前就抽身退出。)

总之，这些女性成为母亲的历程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女性非常明白为母之路是否是她们一心追求的，或只是随波逐流的，又或是遭到强迫的。通过亲身体验，她们知道：只有少数人能像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说的那样，亲自谱写人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有选择和没有选择是模糊不清的，无法考虑更多主观经验，现实往往交织着不确定性、犹豫、困惑、矛盾、百感交集、运气和随机性。因此，将成为母亲这个变化仅仅看作是女性自己成为母亲的渴望所带来的副产品，将会继续产生并维持错误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正在恶性循环中一次又一次地被用来说服女人当妈妈。

(“同意”和“愿意”是不一样的。)

◆ 第二章

因此，从 19 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医学化、异性恋霸权、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携手合作，以继续维持这样的性别劳动分工。因为“女人即母亲”是个重要的制度，没了这个，整个体系可能会分崩离析。支持者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这样的分工从定义上来看是很自然的，所以必须延续下去。为了保证事态不会改变，支持者也承诺这样的划分不仅会让世界更美好，对女人和孩子也更有益。

(社会需要女性都当母亲的根本原因。)

这种普遍的模板宣告了为人母者应该以孩子为中心、耗费时间培育孩子，而母亲被描述为发自天性地牺牲自我、不断地完善自我、拥有无止境的耐心并致力于以各种方式照顾他人，几乎是要求她忘记自己的人格与需求。而孩子们成长为一个和母亲有所区隔的个体时，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遭遇困难，同时母亲的身份也在改变。她们一开始是扶着孩子头的母亲，然后是推着婴儿车的母亲，之后变成挥着手的母亲，接着是伸手等待被握住的母亲，但她们总是母亲。她们的发展是纵向的，而孩子则是远离她们的“横向”发展。

(很精准的表述，母亲纵向发展，孩子则是远离母亲的横向发展。)

此外，社会曾一度要求“好妈妈”要像圣母一样，象征着神圣、纯洁、无性的人格。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社会要求这个母亲人格（特别是年轻、白种、中产阶级的母亲们）要作为性感和被欲求的对象，就如同以下这些词：“我想上的妈妈”“可口的妈妈”“性感辣妈们”。这些关于母亲的新表述并不代表社会真的认为她们的肉体很迷人，而是说她们作为性幻想对象变得越来越有魅力，同时说明了社会正在赋予母亲形象“应该拥有一切”这种额外的神话幻想。在今天看来，这似乎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一个女人不该“只是”母亲，如果想获得认同，还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学校；尽管累得要死还是要展现性感。“我是个婊子，也是个好情人；我是个孩子，也是个好妈妈；我是个罪人，也是个圣人。”创作歌手梅雷迪思·布鲁克斯（Meredith Brooks）的歌词扼要地说明了这些矛盾之处。

(笑发财，“尽管累得要死还是要展现性感”。)

在这种情况下，现今严苛的标准是：女性的身体——怀孕时、刚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必须在美貌与性态上符合同样的异性恋标准。她们的身体没有一刻是自由的，从保养美容到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性感，而这种性感与她们自身对于“性感女人”的定义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母亲被如此要求是因为这些对他人有益，而不是为了她们自己，尽管母亲本身可能也有性欲望及性需求。

(女性被凝视和被规范的一生。)

社会不只规范女性的外貌和言行举止，还规范她们的情感。也就是说，有一套“对这个社会环境来说什么样的感受是恰当的，什么是不恰当的”情感规则，社会会给予“好女人”和“好妈妈”以奖励，诸如荣誉、敬重和接纳。

(情感也被规范。所以母亲道德感要低一点，被规范得太高了。)

以下是一个男人写给一个后悔当妈妈的女人的内容，充分说明了这个社会怎样要求母亲应该有怎样的感受： “别再抱怨了，最好别再像个孩子一样抱怨个不停，试着对你的母亲身份抱持感激并去享受它，这很难吗？去请个保姆或是找个老太太帮你，你永远不知道这对你会多有用。享受你的生活，别让你的小王子控制你的生活，否则你会一直抱怨下去，然后搞砸孩子的生活，他会长成一个跟你一样被宠坏的孩子。还有，你可以等着瞧你接下来会有多么快乐，而当你像其他人一样忘记这有多艰难时，就是你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了。”

(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读到男性如此糟心的话。找保姆找老太太，但不要找老公，他忙着去教育让女性去结婚生子，虽然他生不了，他最懂了。)

在这层意义上，母亲们的情绪都应该按着社会文化的时间表和历程来，社会决定了这些母亲应该要有怎样的感受，也规定她们必须记住和忘却的事情：以上两段话都在安抚这些母亲，如果她们能够抛开这一刻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未来定能获得喜悦。但事实上这些听起来像是社会为了维持生殖后代的传统，需要确保广大的女性，特别是所谓的“好妈妈”，将痛苦的时刻从目前的生活和记忆中抹去，以便让她们“继续努力”。也就是说，生更多的孩子，并以“正确的方式”养育更多的孩子，都是为了维持某种“产业和平”（industrial peace）。因此，只有让受苦的母亲保持沉默、不“小题大作”才能维持这样的和平假象，让这一切看起来如此美好。

(一针见血。)

这些关于母亲情绪感受的规范，并不只是来自外部，来自那些坐着闲聊、顺便扔出几句带着责备意味的建议的群众。这种严苛的母性模板还被女性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这些仿如“母亲应该有什么感受”和“母亲应该怎么表现她们的情绪”的证词中，了解到这种内化的程度。

(母亲被内化的愧疚感。)

这些指责可能会加剧母亲们的矛盾心理，也就是说，同时存在的情感，例如想依赖和想分离、恨与爱、在渴望亲近的同时也渴望分离、和谐与冲突。美国作家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对此下了一个完美的脚注：“我的孩子带给我人生中最强烈的痛苦，那是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激烈的痛苦、焦躁，与充满喜悦的满足和温情交替出现。”

(母亲的矛盾心理。)

此外，有产后忧郁症的母亲可能会觉得自己是“坏妈妈”，因为她们害怕自己像其他“坏妈妈”那样被贴标签，而这样的情绪规则已经全部内化为她们内心的一部分。

(内化的情绪规则。)

因此，这些孩子让母亲经历的爱恨交织，可能会帮助她们去掌握知识和情绪上的技能，以了解孩子及孩子的需求。因为矛盾心态所带来的痛苦可以促使她们思考，而有能力去思考婴儿和孩子可以说是做母亲最重要的能力。

(母亲最重要的能力是去思考婴儿和孩子。)

这样看来，当一位母亲认识到最好放弃她和孩子的圆满关系这一幻想时，她就有能力承受矛盾心态及矛盾心态带来的痛苦。同样地，一位母亲若能够找出方法来控制这样的冲突，那么她既可以感受到对孩子的爱、关怀、同情，也能感受到愤怒、失望、沮丧和无助——这样的情感能力能够使她在内心产生丰富而多样的新面貌，因此也可能是母性发展的里程碑。研究人员宣称，矛盾心态能够帮助母亲改变及恢复，对那些因为母亲身份而产生情绪混乱、幻想和冲突的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情绪技能，也能潜在地促使母亲的情绪变得更加柔韧而有活力。

(应对矛盾心理能提升母亲的情绪技能。)

◆ 第三章

因此，在讨论这个主题时，我们不能不去讨论社会如何看待时间和记忆，因为后悔是一种情感立场，衔接着过去与现在，是连接着现实和记忆的桥梁。

(后悔是一种情感立场。)

这样的线性时间概念已经深深嵌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从过去到现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构成这样的线性时间观，生命之钟滴答作响——我们的人生似乎有着节奏和方向。因此，许多人相信人生有着所谓的“适当的时机”来实现我们立下的“必须”完成的目标——例如，第一次做爱、结婚，或是生孩子。

(线性时间概念。)

尽管许多人都如此认为，但这样的线性时间观似乎过于狭隘了，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主观经验是更多样且多元的。就如同你看着地图与实地考察的差别，你看着时钟和实际体验时间流逝当然也是有所不同的。当我们享受生活时，会觉得时间流逝得很快；当我们等待时，会觉得时间的流逝如同乌龟慢步。忙碌的时候我们觉得时间不够用，但是当我们闲得无聊的时候又觉得时间太多了；我们的回忆、白日梦、噩梦和闪回记忆、激情、气味，是“内部时间”掩盖了外部时间的表现。甚至听音乐也可以让我们如同乘上时光机一般，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或某些日子，从而打破我们对时间连续性的看法。

(“内部时间”。)

因此，尽管我们不能重返过去或改变过去，但是不一定没有办法去想象它，就如同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所说的那样：“过去的事情永远不会消逝，它甚至并没有过去，而是永存心中。”

(过去的事情没有过去。)

然而，当我们提到其他形式的“回顾过去”时，例如不是为了改善未来生活而回忆过去的创伤经验、错过的机会、犯下的错误、委屈和不幸，社会教导我们与这些过去保持距离，保持缄默并遗忘它们。比如说，可以看看社会对性骚扰事件的反应，许多女性被要求忘掉创伤并继续前进。

(社会教导人忘掉过去，继续前进。)

回想过去的经历可能会引起各种认知和情绪反应，而且就如同下面我们要谈到的，“后悔”这种情感态度就被视为是对那些“没有过去的过去”的情绪反应。

(后悔被视为对“没有过去的过去”的情绪反应。)

可能会引发后悔的长长列表中包括不顺利、损失和错误，而这些都是人际关系与生活中各个领域都可能会经历的。人们在做决定、采取行动、创造和感知时，或是没有采取行动、未曾创造时都可能感到后悔。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后悔当妈妈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情感态度？

(整一章分析后悔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后悔，后悔在生活中有多常见，最后灵魂拷问，为什么后悔做母亲被认为不可思议。)

虽然我们个人可能会认为后悔是不愉快的、充满折磨的经验，且可能不符合当前要求进步和效率的社会风气，但当后悔落在符合社会准则的范畴内时，人们还是可以认知及理解后悔这种情感态度的。举例来说，在一个把吸烟视为恶习的社会中，社会看待一个为自己当了多年老烟枪而感到后悔的人，和一个为了自己从未吸过烟而感到后悔的人的态度，会很不一样。在一个神圣化“健康生活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对“后悔自己没有过健康生活的人”和“后悔自己过着健康生活的人”的观感也是不一样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悔成为霸权的看门狗，让我们每个人进入社会圈中的机制标准化：符合社会期待的后悔不仅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也能让自己维持一定的社会价值。

(后悔是霸权的看门狗。后悔的内容符合社会期待才能得到尊重。)

社会描绘出没有生儿育女的未来是危险且必定会令人感到后悔的，而这样的描绘可能使女性受到框限，尽管这些没有生儿育女的女性的主观感受远比这个推论要复杂。在女性受到这样的警告和威胁时，其他观点是被消音的；那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声音仍是无法被听见的，因此衍生了这样的推定：因为没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没有人后悔成为母亲。

(这就是为什么不会听见母亲说后悔成为母亲。)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听不到这样坚决的陈述。因为在鼓励生育的社会中，“母亲会后悔生孩子”，这话让人无法接受，直觉上想反驳。而且社会不考虑女性会后悔为人母这种可能性，故而如果女性考虑要生孩子的话，她们是不会受到“你将来一定会后悔”这种威胁的，因为社会认为女性根本不会后悔当妈妈。

(威胁，太对了。)

因此，后悔成为母亲和后悔孩子出生的区别，不仅仅只和后悔有关。这样的区别也描绘出女性抗争着，希望能让自己从“母亲的功能性”中挣脱出来，被作为独立的个体看待。

(“后悔做母亲”，不同于“后悔孩子出生”。)

并非只有后悔的母亲们提出这样的请求。几十年来，学者和作家都在呼吁将母亲视为人类个体，母亲也能够沉浸在情绪中，分析这些情绪并检视其中的意义，而不是因为别人的生命而模糊了人生焦点，以至于到失去自我的程度。这对当前的现实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个社会有许多女性经历分娩并成为母亲，而社会视之为法则，她们被要求放弃自我：“虽然理智上我知道这是社会的期待，我这么想，然后，到了我分娩后的第一天，我意识到从那时起人们期待我这么一个有痛苦、感情、欲望和志向的人，无限期地把自我抛开、削减，让其消失，直至最终抹杀。”

(母亲只是女性可能的角色之一，不要“因为别人的生命而模糊了人生焦点”。)

我引用性别领域的专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所说的，女性不只被剥夺了她们的私人经验，还被剥夺了谈论的权利。罗丝、斯凯和马娅的话都指出了，人们认为女性生命中附加的、重要的一部分——母亲身份——没有深入调查的必要。当后悔为人母的女性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谈论时，社会上就只用一种解释来说明这件事：问题是在女性／母亲本人身上，因此那些感到后悔的母亲应该去接受心理治疗，试着解决她们的不安。

(女性被剥夺了谈论的权利。)

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认为情感就像索引，能够引领我们在具体的、确定的互动中找到自我。

(情感就像索引。)

我：“你觉得生孩子所带来的‘收获’值得吗？” 森妮：“你说的‘值得’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懂。什么是‘值得’？我看不出这么比较的意义，这听起来就像是说孩子的笑容值得我用任何东西去换。但这全是胡扯。那不是真的，它们没有关联性，关联性在哪儿？你拿一把刀割伤一个人然后对他笑，接着问他那个伤口值不值得你的笑容？不，我为什么要为了那个而受苦啊？那是怎样的受虐狂啊？好吧，受虐狂在那个处境下可能会觉得挺愉快的。但关联性在哪儿？我找不到任何理由让我为了孩子的笑容而受苦受难。若我要的话可以到街上去，那里会有孩子对我微笑——还不用经历怀孕和分娩及所有相关的噩梦。我不相信那种无稽之谈。”

(笑死)

依据本章中对母亲们的访谈内容，我们可以明了，如果这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可以带着现有的认知重回过去，她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而这正是使她们后悔的原因之一。但是社会大众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这些女性的后悔，聚焦在她们育儿时所遭遇的困难上，谴责她们因为那些困苦而半途退缩，并说这会破坏这个世界的秩序。女性可能因此而未能意识到自己的后悔，因为后悔违反了这个世界认为母亲该有的情感规则；也因为社会认为不管人们对什么感到后悔，后悔这件事在文化上或心理上来说都是有问题的。人们认为后悔是件坏事，因此尽管眼前可供拣选以达到圆满结局的选项并不多，人们还是不愿去探究“如果可以重做选择”和“但愿可以回到过去”这些问题。

(第三章的总结。)

◆ 第四章

有许多文化都认为女性的生育能力联系起诞生与死亡。例如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曾经写到，我们的祖先将孕妇视为一个已死去的人。在她怀孕期间，他们将她挖出坟墓；而当她在生产后幸存时，他们又把她埋回沙中。在生产的四十天后，坟墓就已经彻底封闭起来，她已经不在了。 这里说的并不是一段实际的死亡，而是母亲的经历就如同一段死亡的过程：从前的自我死去了，有母亲身份的新的自我诞生了，过去那个未曾当过母亲的自我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一个身份唤醒了另一个身份，但不会一同在生命中前行。当其中一个来到这个世界，另一个就隐而不现；当其中一个承载生命，另一个就消失无踪。而我希望，母亲啊，在赐予我生命的同时，你还活着。”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曾经写出这段文字，从女儿的角度精彩地描述了生产为何象征着死亡，一个新身份的诞生——某个人的母亲。

(生育后，未曾当过母亲的我便死亡。)

马娅和罗提在描述自己的经验时，都表现出其他参与研究的女性所表现的感伤：“我的自我渐渐淡去，然后消失了”“我正在试图凭空创造出一些东西”“他们完全抹杀了我”。她们提到自己在生儿育女前的自我是更饱满而完整的。 这个社会老是说：“未为人母的女性是有缺陷、不圆满且空虚的，而母亲身份能够弥补这一切，孕育后代可以让她成为完整的女人”。但这些个人感受显然与这个说法背道而驰。 虽然未为人母的女性常被认为是不健全的，甚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但这些“健全的”母亲却认为母亲身份使她们变得残缺，她们生育前的人生经历反而更丰润、更让人满足。换句话说，她们并不认为自己从“残缺”变得“圆满”，而是从“丰足”变得“空洞”。

(社会的论调和个人感受不一致。生育后你会感觉残缺和空洞。)

而我现在，三十岁，即将再经历一次。她（马娅的女儿）会去上学，这让我非常焦虑：其他人会接受她吗？她能适应新环境吗？她会像我以前一样悲惨吗？所以这是一件要我命的事，完全要命……当我和孩子坐在浴缸里，那时候她三岁，她跟我说：‘我去不掉这个，这边很好（马娅指着她手掌内侧白皙的部分），但这边的颜色太深了（马娅指着手掌外侧的部分并摩擦它）。’这时你会知道什么是心碎。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深陷其中，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不知道该拿她怎么办，突然间童年的所有焦虑又朝我袭来。（中略）重新经历那让人恶心透顶的童年，是另一件让我感觉很糟的事情。

(唉。)

社会大众通常认为孩子们承载着父母的记忆、传统、民俗、价值观、基因、特征、才能、潜力和外貌，在世界上延续这一切是社会所接受和希望的。然而马娅说明了这样的延续可能有着另一层含义，提醒着她们那些被烙印在皮肤上的种族歧视、同性恋仇视和贫困经验。

(延续压迫。)

从这种角度来看，人们似乎认为这些母亲的懊悔证实了她们没有内建母爱。多琳说：“人们会这样假设，如果你不想要孩子，或者你已经有了孩子而你不想要孩子——你就是不爱他们。”人们将后悔与缺乏母爱联系在一起，吹毛求疵地认为后悔和母爱是不可能共存的：如果有爱，就不会后悔；而如果后悔，就不会有爱。社会对“我爱孩子，但后悔当妈妈”这句话的共同反应经常是“这不可能！”，因为社会认为“希望抹去人生中的母亲经历”怎么可能不等同于“希望抹去那些挚爱的人”呢？然而，如果在一段痛苦的恋爱关系后说出“我仍然爱他但我后悔认识他”，人们并不会用同样的方式质疑类似的说法。换句话说，也许是母亲的神圣性使人难以承认母亲在爱孩子的同时，那样的爱或那些背景会给她的人生带来广泛影响。

(社会认为“爱孩子”和“后悔做母亲”无法共存。)

这种“非此即彼”的内化，可能导致母亲去强调她的母爱是确实存在的。通过强调对孩子的爱，可能降低她们在个人或公共视野中所受到的责难程度。如果“‘爱’成为受人尊敬的女性特质的象征，以及被描述为感动别人和被人感动的母性品质的象征”，那么，强调她们后悔的目标是母亲身份而非孩子，也许能让这些女性被视为有道德的女人，让她们被当作完整的人类看待。 此外，母亲们坚持她们爱孩子但同时后悔了，也可能意味着社会倾力用二分法来组构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是爱，就是后悔。这使得女性处于社会的压迫之下，但其实真正的情况是连续的、整合的主观感受，没有办法被归类到特定的分类中，那些因为后悔而留下的各种情绪。

(母亲也被这种观念影响，承受心理压力。)

我：“你的后悔有反映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吗？” 森妮：“有可能，但是从相反的方向反映出来：我越是感到后悔，就奉献给他们越多。这不是补偿，而是……这么做是很重要的……将我的过去转变成他们的美好经历。我理解让我后悔的是我的过去与现在的生活，但我不想影响他们，我不希望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看，每个人从童年开始多少会背负着什么长大，但……我不希望他们以任何形式和方式接触到这件事。我希望他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快乐时，我也会感觉到平静，就某种程度来说，这能够终止我孩提时代时所受的苦难。

(大多数母亲都是尽职的，一边后悔着，一边更加爱孩子。)

不想为人母的母亲背负着双重责任：其中一层责任是因为个人和社会的期待而背负着孩子的福祉，因此她们会用心培育自己的孩子；另一层责任则是因为自觉是自己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不想为人母的母亲背负的双重责任。)

俗话这么说：“一日为母，终身为母。”联结母亲与胎儿的脐带在孩子出生之后依然联结在母子之间。

(一辈子操心。)

卡梅尔：“我是个了不起的母亲，无论任何时候我都能够证实这一点。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而我得到的回报是：担忧和心痛。这并不是像‘他会从自行车上跌下来、他可能会被车撞上！’这种担忧，那些都是小事，像那种程度的担忧，我会有一点儿，但不多。我在讲的是更高层次的心痛，像是……这种忧心是随着年龄变化的……当他还小的时候他有社交障碍，这让我难过到快要死了。当他没办法和其他孩子相处、交不到朋友、孤单一人时，我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绝望，这让我感到难受。而现在我担心的是他长大以后会变成怎样的人，这没关系的，我称之为‘存在主义式的担忧’。我为所有事情感到心痛、焦虑、烦恼。”

(难受。)

这种被束缚的主观体验是当代社会对母亲的苛刻要求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无论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如何，她的知觉都必须与母亲身份合而为一，否则就会被视为“坏妈妈”。这样的联结还和时间及其他背景相关：一般来说，母亲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而且照顾孩子所用的时间和“时钟时间”不同，因为照料孩子通常不会有开头和结尾，照料孩子就如同是她们随时待命的任务，需要耗费注意力、耐心和反应能力。照这样来看，照料孩子的起始和终点完全是看事件什么时候发生及如何发生；耗费的时间无法被量化及估计，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母亲是在进行其他任务时同步照顾孩子。 这使得母亲的责任成为没完没了的历程，并永远联系着无数的女性和其子女。对这些母亲而言，孩子的脐带就像是系在她们的脖子上，这条脐带使她们难以动弹、无法离开。她们不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即使当上祖母也依然如此。

(一辈子的任务。)

这样看起来，有时父亲这个角色是存在的，但同时他们可能没做什么事。也就是说，无论父亲存在与否，许多母亲们还是难以安排母职，这得看母亲有没有能力制造出中场休息的时间，而这样的暂停能力则跟对性别分工的观感有关。就喂哺孩子来说，社会容许父亲在这段时间不管事，母亲喂宝宝时父亲还能继续睡觉。然而，像喂哺母乳这种生理上的豁免，常被解读为长期免除“第二轮班”——下班后要打扫、煮饭、带孩子上课、协助家庭作业等等。接着父亲也自“第三轮班”——情感劳动，试图修补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工作所引起的冲突——中缺席。

(父亲总是能轻松逃脱照顾孩子的轮班。)

因此，一般来说，父亲有更多掌握自己时间的能力，而母亲能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时间较少。参与研究的母亲们，无论是结婚、离婚或分居，还是出门工作赚钱或在家里无偿工作，都表示她们是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最多的人。反之，父亲则能够钻漏子，在时间或空间上都能免除照护孩子的工作：“父亲们觉得自己也有付出，但事实上他们更像是转身逃跑。研究证明，孩子出生后，父亲更显著地投入加班及寻找新的嗜好中——尽可能让自己在晚上及周末不闲着。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是如此，但他们认为带宝宝使人精疲力竭，因此试图让自己脱身。社会接受父亲豁免育儿工作，但如果母亲说：‘我想去做瑜伽，明天我要外出一趟并跟朋友喝个饮料。’那周围的人都会感到惊奇：‘这女人有什么毛病啊？’”

(不会有人抨击父亲晚归、聚餐、玩乐。)

虽然男性和女性都努力在时间夹缝中求生，但母亲通常是那个把时间留给孩子的人。从这个层面来看，父亲的缺席会帮忙建立起母亲持续抚慰孩子的印象，母亲几乎没什么暂离或休息的可能性，而大多数的父亲则可以钻空溜走。

(母亲越能挤出时间照顾孩子，父亲越能躲避，母亲越被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就像鲁迪克所提到的，这样的爱可以维持孩子们目前及未来的福祉，同时，对那些害怕社会崩溃的人来说，这样的爱也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一个决定和孩子们分开的母亲会改变世界秩序，她偏离社会所接受的行动准则，而这个准则是基于要求苛刻的母亲模范所制定的，故而她们会因为社会注视的目光而在现实中维持现状，只在脑海中用想象力违规，这些准则已经内化在她们心中，以确保社会秩序仍然不变。由于内疚，以及恐惧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愤怒将使她们变得孤独，所以保证不离开不只是为了孩子，也是因为她们害怕独自面对社会的指责。

(社会想看见可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母爱。)

社会认为养育孩子是女性的天性（而男人没有这个天性），因为这个一致的、神话般的、超乎历史的看法而谴责女性。

(“天性”。)

这些反应都显示出：社会认为母亲必须和她的孩子待在同一个屋檐下，绝对不能搬走，不管她的处境如何，有着什么困难和苦恼，哪怕她坦承自己不能或无法照顾孩子。

(社会舆论，自己规则内化，这就是为什么母亲后悔也不会搬走。“既然这么讨厌做母亲你就走啊”的办法也不成立。)

这些访谈内容再次显示了，这些家庭里面有个滴答作响的时钟在催促着她们，而这影响着她们决定要不要生另一个孩子。像是“好吧，让我们有点进展吧”或是“快点组建起一个家庭”都显示了她们希望速战速决，让孩子年龄相近些，希望最艰难的那头几年能够赶快过去。

(这样的想法原来超越国家界限，是全世界女性共有的想法。女性面临同样的命运。)

这样的观点认为，越快生完孩子就能越早解除任务。母亲们越早把她的个人时间摆在一旁并投入到家庭中，她就能越早赢回她的个人时间。因此，一部分参与研究的母亲认为，尽快生完孩子就能尽快完成她们的母亲职务，尽管她们也同时认知到这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任务。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便开始感到后悔的母亲，接下来可能会走上三种不同的道路：第一种是抓紧时间、速战速决，短时间内生下更多孩子以缩短幼年抚育期，原因如前段所述；第二种是为了不犯下同样的错误而推迟生下其他孩子的时间；而第三种，既不推迟生育也不赶着生育，而是单纯地避免生下其他孩子。

(对于“既然后悔做母亲为什么继续生小孩”的提问的回答。女性也不是愚蠢，自然是有种各种各样的考量，只是很多时候把他人的优先次序摆在自己之前。这不是愚蠢吧。是吗？不是，也是。)

关于这个议题的另一项研究显示，有时候，期望的孩子数量跟实际的孩子数量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经验导致的。又例如澳洲研究人员唐娜·里德（Donna Read）和其他人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一个女性的经验和她对母亲的看法，对家庭成员的数量和继续生育这方面的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参与里德研究的澳洲母亲表示，她们决定要生多少孩子，就奠定在她们所理解的未来生活及社会如何期待她们为人母的基础上。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很多母亲生的孩子数量往往低于最初计划生育的数量。德国的案例也显示了经验的重要性。已经成为母亲的女性，和尚未为人母但希望有孩子的女性之间有着显著差异：在有伴侣但尚未为人母的女性中，有四分之三想要生孩子，但在有伴侣且已经为人母的女性中，只有低于四分之一的女性想要生孩子。

(生过小孩的母亲很大可能不会再生。)

后悔就如同一艘在时间之海中航行的渡轮，带着后悔者从既定的事实航向过去的其他选择，怀抱着过去的经验并思考着可能的未来。如此一来，过去对后悔为人母的女性的社会认知——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就会渴望更多孩子，并且渴望组建更大的家庭——可能就此瓦解。这些母亲认为她们真的试过了，她们不再有“在你去试试之前是不会知道的！”的想法，她们现在知道自己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经验改变了母亲原有的认知，母亲发现和社会期待不符。)

然而，她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接受她们从经验中得到的认知，她们还是会再次面对“再试一次吧，这次一定会不一样的”这种用以说服她们生孩子的话术。这样的强力说服显示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往往会否认我们可能有的失望；当我们期待、希冀和愿望的东西没有实现时，这种感觉就会被唤醒。我们所处的社会加剧了失望的程度，同时也鼓励我们否认那些失望，以让社会秩序能够继续维持下去；让我们继续将人们推入一个被定义好的模板中，不给予他们机会去处理那些失望情绪的副产品（如痛苦、磨难和哀悼），将他们塑造成社会所需要的模样。

(社会无视或否认母亲个体感受，加剧了失望情绪。)

◆ 第五章

“你没办法和大多数人谈论这件事，因为他们真的不懂，或是这件事威胁到他们，或是他们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这使得他们总是轻率地、恶意地批判，要让人听我说这些事是很难的（中略）。我只能跟极少数的人公开谈论这件事，几乎没什么对象。”

(可以想见。)

我们可以说：正因为有越来越多不同的社会族群已经“获得允许”现身为自己发声，以破坏这个压迫性的社会秩序，因此这个社会更会迫不及待地为这些母亲贴上标签——“另一群被宠坏的、夸大的、言过其实的懦弱家伙”。（当然，不会有人去听这些母亲诉说的，因为没有必要。）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集体的如意算盘是，让“后悔”继续成为母亲简历上的一个内疚的秘密，是个人的失败，一切都是因为她们自己的问题。无怪乎这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谈到这些时都面临极大的恐惧，不管是在家里、家人间、朋友当中及工作场所都一样恐惧。

(从前不能发声，现在发声了，就说是你个人问题。)

几位母亲提到，在谈论“我后悔当妈妈了”时，最有效的方法是用幽默感拐着弯说。能避免招致羞辱的方式是嬉笑着谈论自己的苦痛，然后其他母亲能够加入一起吐吐苦水（而非直接说出后悔），或是跟那些还没成为母亲的女性谈这个。

(是个方法。我已经体会到了，那种轻松的玩笑话里的真实。)

“在我十二岁时，我的妈妈告诉我，她后悔生了我。‘我希望你在成为母亲之前能够用够长的时间好好思考一番，’她在一个温暖的夏日早晨这么告诉我，‘如果可以让我再选择一次，我不敢肯定我是不是会生小孩。’“天哪！在我十二岁时，她的话刺痛了我，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或者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真的希望我没有出生吗？而到了现在，二十年后，我自己有了三个孩子，我才懂她的意思。那并不表示她不爱我，并不是说她希望没有生下我，而是因为她明白为人母意味着：她的人生不再完全属于她自己了。”

(告诉孩子母亲后悔了。我觉得告诉的时间和方式都是可以选择的，母亲不是必须沉默。)

有些参与研究的女性基于三个理由而决定不跟孩子提到她们的母亲经验及后悔：为了保护孩子、为了维持和孩子的关系、为了保护自己。

(害怕被看作异类和害怕孩子受伤，而选择不说，也很正常。)

她们希望保密的原因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在面对孩子时，人们很难清楚区分“后悔当妈妈”和“后悔生孩子”、“后悔当妈妈”和“爱孩子”、“当妈妈可能不像社会所告诉我的那样，值得我付出一切”和“我后悔生了你”。在跟孩子谈到这个议题时，如果没有办法妥善区别这些差异，那么告诉孩子母亲后悔了，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母亲的后悔会被解读为后悔生了孩子，孩子们可能会无可避免地认为他们的妈妈不想他们出生在这世界上。此外，这样的认知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落入内疚和害怕的处境——以为是他们自己的性格和行为表现引发了母亲的后悔情感。而没想到母亲们后悔的是“成为母亲”这件事，而不是孩子本身。 但就算不谈到害怕孩子们会内疚而影响他们的人格和行为，她们也会考虑到孩子们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的出生是种罪恶，自己让母亲受到折磨痛苦，让母亲的人生变调。这种复杂的忧虑可能导致母亲害怕她们跟孩子的联结会崩解，也许母亲并不认为母亲身份本身有多大价值，但她们还是可能非常珍惜和孩子之间的联结。

(确实，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共识语言，贸然和孩子表达母亲的难受孩子也许不能理解。)

在现今的社会文化期待中，人们很难把母亲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并独立于孩子之外，母亲们被视为次要的，社会期待她们保持沉默。这个文化的结构从一开始就是孩童导向的，社会并不将母亲视为有着需要和愿望的人类。例如说，对卡梅尔而言，后悔是可以公开谈论的事情，但她不能在家里谈，为了保护儿子，她划出一个需要保密的“私人领域”，以及另一个可以自由公开讨论的“公共领域”。她们在家里保守秘密，将自己调整到完全符合孩子需求的状态——即使孩子们可能已经进入青春期或成年了。

(这个社会是孩童导向的，母亲是次于孩子的从属身份。)

因此，对那些在研究中认为自己符合“好妈妈”标准的女性来说，她们之所以在孩子面前保持沉默，是因为要保护自己不被强制标记为“坏妈妈”，被贴上“不适任”的标签，而这样的标签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上——后悔是糟糕的情感态度，而且这样的态度必然反映出母亲的行为不当。

(还是那个说法，结构性的问题不能苛求个人去解决。但我们依然希望能看到勇敢的人。)

不管怎样，有些母亲决定和她们的孩子谈论为人母及后悔的经验，或是考虑在将来和孩子讨论，因为就她们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对孩子的保护。在她们的观点中，对为人母的主观感受保持缄默，可能会危及孩子和自己，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和孩子，她们必须跟孩子分享为人母的苦难及这样的苦难可能不值得的想法。

(确实。可以为了保护孩子选择不说，也可以为了保护孩子选择说。)

贾丝明：“跟谢伊（贾丝明的孩子）谈吗？我很确定我会跟他谈这个。我可以告诉你，我读了很多关于为人父母的书及学习谈话的方法，而且这些书里也谈到我们必须跟孩子谈，即使他才两岁大。所以，每天睡前和起床时，我们都有几分钟的交流时间。我跟他分享我的想法，我告诉他我的感受。（中略）从怀孕时我就拍了许多照片，它们非常令人惊奇，其中一张照片上我有着大肚子。我们坐在我的房间里面，我告诉他：‘知道吗？谢伊，就在两年前我有了宫缩。’我开始跟他分享，我说话，而他坐着静静听我说。我给他看了一张他还在我肚子里面时的照片，告诉他我的感受，生下他时多辛苦，我一开始对他的感受如何，而他的魅力又是如何让我渐渐地爱上他。我真的跟他谈论这些，而且我相信我该这么做，我的母亲也是这样养育我们长大的，她告诉我那些我可能不喜欢听的话，这使我成长为现在的模样，而且这是好方法。停止讨好孩子吧。我不讨好谢伊，他是我的儿子，我不是他的朋友，我不相信明确的分界，而是相信完全的开诚布公。我真的如此相信。虽然在现实中要这么做并不容易。”

(这个说法就很不错。)

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当父母要孩子们谨慎小心，希望拯救自己的子女免于伤害时，这是可以被接受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小心！换个方式吧！”但婚姻和生儿育女例外，不管父母感受到的挫折有多深，或是在离婚或疏离后感到多失望。但看起来大多数人还是引导孩子寻找伴侣及生儿育女，不仅是以爱为名，也因为社会的共同假设：这是必须遵循的“自然人生轨迹”。因此生育的传统被一代一代传承，社会鼓励我们一起前行，从人生的一个里程碑走到下一个里程碑，这个假设使得所有的男孩和女孩朝同一个方向“长大”，并自然地导致他们走入婚姻、为人父母，即使他们其实并不想要。

(在社会看来，只有一个方式，别无他路。)

也就是说，“男孩和女孩们需要引导和大力的推动，去走那条笔直的路线”这个假设本身，恰恰证明了这些孩子是没有秩序及不受时间左右的紊乱者，所以“推动”他们走向摆在面前的道路（而非其他岔路）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男孩和女孩们只能从周围环境放在他们眼前的有限选项中选取。他们会偏向于我们所提供的任何东西，任何“靠得够近”的东西，任何摆在他们面前的各个领域的东西：阴柔气质、阳刚气质、性别认同、性倾向、婚姻、怀孕和养儿育女。

(需要规训才能走上这条路，说明不只这条路 )

“后悔生了孩子并不是罪恶。（中略）真正的罪恶是不对自己坦承，也不对孩子们坦承；真正的罪恶是留下一个不能说出、不能写下也不能透漏的黑暗秘密死去。”

(真正的罪恶。)

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而将她们的陈述包装成符合社会期望的样子，但这可能会阻碍孩子了解母亲作为一个人是怎样考虑、思索、评估、渴求、希望、梦想、记忆、哀叹、想象、欣赏及决定的。在这些方面，公众眼中、家人眼中及母亲自己眼中，母亲形象是没有脸孔的，或是往往隐藏着自己的脸孔，就如同露西·伊利格瑞精妙的描述：“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很快有了女儿，成为母亲。在这两个形象之中，哪个才是真正的你？你自己的空间在哪里？哪一个形象是你纯粹的自我？你该如何越过所有的面具，让自己真正的脸孔显露出来？”

(直击心灵的提问。)

因此，即使像索菲娅宣称“孩子们都知道”，或者像提尔纱说的“我还没跟孩子们谈过这些事，但我敢肯定他们能感觉出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并不会直接听到或明确知道他们的母亲成为母亲的方式、原因和情况，也不会听到母亲的主观感受。如果母亲们不愿在未经过滤的情况下讲述她们的感受，我们永远无法更全面地理解她们。这对母亲们及社会来说代价可能一样高昂，意味着当女性顺应社会安排而对自己的经历保持沉默时，她同时被剥夺了以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进行回应的权利，无法成为自己知识的拥有者。 总之，到底何谓母亲的责任和权利？什么是她们对孩子的承诺？对自己的承诺？对两者未来的承诺？因为这个未来是未知的，因而也是无法掌控的。每个母亲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应对这些问题。无论是跟孩子谈论自己的后悔，还是自我消音；是同时作为一个体贴的旁观者陪伴孩子成长，还是告诉他们自己的想法。 这些问题和母亲所提供的各种答案，沿着一个不断试着改善女人、女孩、男孩的现实生活的轴线结合起来，并将保持开放。

(母亲的拧巴，孩子能感受得到。)

◆ 第六章

后悔的母亲们以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这不仅和这些母亲的个人经验有关，而且也让我们明白，必须用更开阔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社会观念及期待。这使我们能够认知到，如果社会对我们“不要回头看那些无可挽回的事”的要求会成为控制我们的工具，那么回顾过去便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历史与当前生活的联系，就无从想象事情会改变，或无法去努力实现那些改变：“我们需要先充分了解现在，才能想象未来；我们需要想象自己期望怎样的未来后，才能实现那个期望中的未来。”

(我们为什么关心母亲会后悔这件事情。)

而从 21 世纪初开始，作为职业女性似乎也成为规定之一了。因此，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女性需要或希望离家工作，但同时她们也必须符合“超级职业女性”和“超级妈妈”的概念。她们发现自己在有偿工作和家中无偿工作之间疲于奔命，还要应付因为这些困境导致的磨难，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挣扎。

(苦于兼任母亲身份与离家的有薪工作。)

在母亲身份及有偿工作之间分身乏术、缺乏经济基础、缺乏来自配偶或环境的支持。

(使母亲处境困难的条件。)

生孩子就是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豪赌一把：母亲创造出一个人类，而且一般而言，她们事先无从得知这个新生人类的本质，更不用说孩子可能会有额外的特殊需求。

(生孩子就是赌一把。)

除了那些没有伴侣（至少能够分担育儿任务）的母亲以外，那些和伴侣一起生活的母亲也未必过得比较好。当伴侣体会到期望与现实的差异，从浪漫的情人转变为父亲时，可能会显露出他的个人特质，或是结构上的性别分工都可能使她们陷入困境。

(不称职的父亲和机构上的性别分工都能加深困境。)

“（中略）问题在于我们一直都要独立作战，而且社会期待我们去外头工作、在家里工作，随时都要当个女强人，但同时却没有人会用同样的标准去要求男人，这实在是不正常又荒谬。

(是啊)

“（中略）我总是说，现代生活对女性毫无助益，因为在现代社会，男人谈不上是真正的伴侣。在这些情况下，他们提供‘协助’（森妮用冷嘲热讽的语调说了这个词）——谁需要这种‘协助’啊？对不起！所谓的伴侣关系应该是完整的合作关系，不然根本不算数，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办法全心承诺的话，那我要奉劝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妈妈。”

(在现代社会，男人不会是称职的伴侣。)

“这真是太气人了，我发现每个人都假设，不想为人父母的人，生活的重心要么就是寻求更高的职场发展，要么就是不受约束的享乐主义。但只要看看这个论坛就知道那些看法是不正确的，在这里占多数的主题可是音乐、哲学和志愿服务啊！” “人们总是谈论职场和孩子间的两难选择，但也许有些人是两者都不要的。（中略）也许有些人工作谋生是为了让自己继续做喜欢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想发展职业生涯，至少我个人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

(“人们总是谈论职场和孩子间的两难选择，但也许有些人是两者都不要的。”说得好，都不重要！)

社会认为“为人母”和“职业女性”是女性仅有的两个选项，并同时假设没有其他原因会让女性不想当母亲。这样的假设抹杀了女性特质的多样性：女性可远远不止是“当个完美女人”或是“想要跟男人一样”。这个关于“女人要不是想生养小孩，就是想在公共领域发展”的假设，扼制了许多两者都不想要的女性；而且不只是压迫到这样的女性，也压迫到那些想要留在家中好好抚育孩子的女性。她们可能会被视为“自我放弃的女人”，仿佛只有当她们展现“真正的成就”时，公众才会认为她们有个有意义的人生。 父权制（将女性推向为人母之路）和资本主义（也就是“自由市场”的精神，要求不断进步）的交错，再次创造了一个二元选项的情况：既不给女性留下任何空间去考虑自己的出路，也不让其他人有任何空间去考虑女性的处境。人们应该去发掘自己人生的意义，非关母亲身份或职场生涯，也不用判断社会所说的意义是否存在。

(“人们应该去发掘自己人生的意义，非关母亲身份或职场生涯，也不用判断社会所说的意义是否存在。”！！！)

纳威兹这番话显示有许多女性不想在某些条件下当母亲，但是当条件改变时，她们可能会考虑。然而其他女性并不认为环境条件是导致她们不愿当母亲的原因。在我先前的研究中，多数参与调查的女性提到，即使她们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女人，而且能够得到所有养育孩子时需要的协助，她们也不想生养孩子，因为她们就是不想当妈妈。

(不想当妈就是不想当妈。)

“你的真实自我就沉睡在你的内心深处，而当你不想做某件事时，就算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你都不会想去做的。不管是整个村庄一起帮你养孩子，或是整个欧陆的人跟你一起养孩子，都不会影响你的想法。当你强烈地感到不情愿时，甚至不需要文字说明或定义解释，那都无关紧要，真的无关紧要。”

(是啊。)

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些假设和实情不符。矛盾在于：如果社会给某些女性提供支持，并让她们处在适当的条件下，不必在贫穷、孤独、社会制裁及竞争下养育孩子，她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但也有些女性不想要孩子的原因跟这些条件无关，即使她们已经拥有那些条件，却仍然希望避免成为母亲或希望撤销成为母亲的既定事实。

(女人天生就该做母亲是错的。有女人并不想做母亲，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将为人母和养育孩子等事放上心中的天秤，这在今日来说还是很寻常的。那些称颂母亲身份会是有价值的人说，女人会从母亲身份中受益（这个说法持续被用以劝说女人生养孩子）。这个说法一直都建立在功利主义的逻辑上，但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论述常常被光明正大地包装为“自然”，尤其是当天秤已经倾向为人母的方向时。

(包装功利主义。)

在现今社会中，将母亲视为主体并不常见。因为过去几十年母亲总是被视为一个角色，处于以孩子为主体的背景中。母亲在其中只是客体，是一个为了他人奉献的独立变项，而不是人。

(母亲被看作客体。)

根据为了母亲权利而奋斗的美国社会运动者朱迪丝· 史塔曼· 塔克（Judith Stadtman Tucker）的启发，我们将作为角色的母亲和作为人际关系的母亲区分开来。当我们把母亲视为亲属关系而非一个角色、一份责任或一个工作时，这就允许了多种母亲情境存在，涵盖复杂多变的母亲人生。只要母亲仍被视为一个角色，那么唯一的母亲情境就会围绕着功能，母亲被作为“完美母亲”——或者实际上是“理想员工”——看待，更接近一份结果导向的工作。儿童就如一块干净的手写板，让母亲在上头刻画成功或失败的线条。 将母亲身份视为一种人际关系，能够使我们将之认知为两个个体间的联结——保持关系的特定个体间的联系，而且这样的联系是动态及可变的——这样的概念能够让我们抛开过去希望每个母亲在和孩子相处时都有同样感受的方式（可以不再是慈母、伟大母亲那样的绝对形象）。我们可以将母亲视为人类经验的光谱之一，而非一种将之绑在责任上的单方面联结，继而影响她们的人生。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这样看待和母亲相关的人类情感光谱：从深深的爱，到深深的矛盾心理，以及，是的，后悔。

(要把母亲看作一种人际关系。)

因此，既然后悔这种人类的情感态度包括由受试者进行的比较、评估和决定——那么也怪不得许多参与研究的母亲会积极评估她们主观上认为的母亲身份的优缺点了。 如果我们确实意识到母亲作为主体会涉及这样的比较和估算，而且她们并不属于“公共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深刻体会所谓“社会期望”背后更广泛的含义——就是让母亲不能做出这样的比较和评估。换句话说，利用公众对于后悔的反应来作为可怕的合理手段，剥夺母亲谈论她们的经验与亲密关系的权利。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她们一次又一次被视为客体，甚至没办法停下一分钟来评估自己的状态，因为这样会使社会害怕——社会仰赖着被视为客体的母亲——害怕她们不像原本那样留在现况中。

(母亲作为主体有比较、评估和决定的权利，但社会出于维护秩序的目的，通过抨击后悔的母亲，来剥夺她们谈论自己的经验与亲密关系的权利。)

提尔纱的话深刻地描述了生育观念承载了怎样的功利主义逻辑，而后悔又是如何揭发了这个事实，这段话可以作为一切的总结： “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何后悔，以及我们为了生养他们而付出的代价，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使我们相信如果不这么做，人生将会是不完整的，我们将无法成为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看待不生育和不打算领养孩子的人的——他们的人生浪费而多余。我们当然‘为他们感到惋惜’，但在内心深处，我们羡慕他们自由、毫无负担的人生，他们不必放弃和牺牲自己的人生。 “（中略）我不知道要如何将这样的信息传递出去，也不知道要用怎样的方式才对。去写出来、说出来，在电视节目中说出来，在广播电台上说出来，去将它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去谈论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洗刷污泥后将之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让这些事、这些禁忌、这些秘密、这些黑暗都呈现在所有女性眼前。”

(生育观念承载着功利主义逻辑，而后悔揭发了这个事实。母亲应能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说出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

◆ 结语

当我随着那句愤怒的预言“你会后悔的！”踏上探索之旅时，从没想过会抵达什么地方。我以为参与研究的母亲的说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母亲和养育孩子，但突然间我发现我踏入了环绕着我们的另一个领域之中。在那里，我们认为情感沿着时间轴前进，认为时间流逝、覆水难收，我们只能选择性地遗忘。当接触了后悔的母亲们后，我看到情感规则和记忆规范已成为材料，即使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些规范是受到社会文化影响而成的。现在更清楚的是，它们是引导女性成为母亲的核心社会机制之一，社会向女性保证：她们肯定不会在为母之路上感到愤怒或后悔。

(结语高度概括本书内容。对于未婚未育女性“你一定会后悔”的莫名其妙的威胁，源自社会维护秩序的需要。)

因此，如果我们将为人母视为不可后悔的情况（尽管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可能有后悔相伴，尽管我们可能会对自己下的所有决定后悔），那么我们就不会想到，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为了让那些从中受益的人更加方便，社会是怎样利用或忽略那些情感规则和那些牢固的概念。当人们相信女性不会因为当妈妈而后悔，或人们对后悔的妈妈感到愤怒时，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母亲们会回顾并评估成为母亲是否值得”的想法真是太危险了。我想这种反应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许多女性，特别是母亲，一直被要求把自己放在一旁然后遗忘。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想想，为什么如果女性记得并提及她们自身的感受，就会引起人们的愤怒。

(人们愤怒母亲说自己后悔，是为了阻止母亲作为个体评估做母亲是否值得，人们希望母亲遗忘痛苦，闭上嘴巴，维护秩序。)

这种对后悔母亲的不信任和愤怒，是因为人们认为分娩和养育子女是神圣的，而且人们相信成为母亲是女性人生中最美妙的事情（尽管他们也知道那并不是什么花团锦簇的玫瑰园）。但不只是这个原因。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是导致人们不信任后悔母亲，并对此愤怒的原因。因为这种社会崇尚进步精神，并且推动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自强不息及成长。基于这种精神，人们的集体观念是，时间的流逝最终且必然会使女性安于母亲身份，否则她们就该因为不符合社会集体一厢情愿的想法（为母之路最终走向快乐结局）而受到惩罚。

(不相信且抨击说自己后悔的母亲，因为“女性天然就该希望做母亲”的自然论，也因为“母亲自己做出选择”的自由选择论。)

另一个愤怒的来源是我们对待后悔的性别化的方式：热烈的情感或冷静的计算思维。当我们将后悔视为热烈的情感时，后悔的母亲会受到抨击，因为她们被视为危险的、情绪化的女性，无法控制感情，无法克制她们毫无作用的悲叹：“如果社会要描绘一幅后悔的肖像，那么我想象她（恐怕这个形象不可避免地会是女性）是一个有着黏腻头发、柔弱无骨气的女人，沉浸在过去之中。”当我们将后悔视为冷静的计算思维时，那这些母亲则会被视为冷血的女人而受到抨击。因为社会认为由于超理性而导致的后悔只存在于男性及“公共领域”中。无论是哪种方式，这些女性都被困住了。社会没有给不想当母亲的女性留下空间，她们无法不被贴标签——想模仿男人的荒谬的女人，或者应当从公众世界中放逐出去的有病的女人。

(社会希望见到柔弱只懂爱的母亲，而不是会冷静计算“就像男人一样”的女人。)

此外，愤怒也来自担忧允许母亲表达后悔会对孩子造成伤害。这种担心并未脱离现实，因为我目睹了采访的女性透露出的痛苦，以及她们对孩子可能会知道她们的想法或感受的深度担忧。

(社会担心母亲说后悔会伤害孩子。)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谈这些母亲的后悔？这有什么用吗？

我不止一次因为坚持探究这个议题而遭到指责，理由是，我本身就是一个不希望成为母亲的女人。在指控者眼中，我试图通过这样的探究来证实成为母亲对女人是不好的，并且想通过赞颂后悔而说服其他女人不当妈妈，借以合理化我自己对为人母的不乐意。

这真是一个非常扭曲的联结，对我而言，我不愿意成为母亲从来不是问题（即使在社会认为这是问题时，我还是觉得这对我来说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不是要歌颂母亲的后悔，也不是为了减少孩子的出生或贬低那些满心希望成为母亲的女性——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我是亲母亲派，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去操纵别的女人怎么生活并假设我懂的比她们多。这种傲慢的“我才懂”会让我跟父权制完全一样，自命不凡地说着“以女性的名义”和“这样对女性才好”。

我是一个女人，一位母亲的女儿，一位社会学家，一位女权主义者，我相信问题应该是反过来看的：让这些后悔的母亲保持沉默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假装这些母亲的后悔不存在，那么是谁要付出代价？

(“对我而言，我不愿意成为母亲从来不是问题”。“ 我不认为我有权利去操纵别的女人怎么生活并假设我懂的比她们多。这种傲慢的“我才懂”会让我跟父权制完全一样，自命不凡地说着“以女性的名义”和“这样对女性才好””说得好！)

本书坚持认为，付出代价的是那些不想当妈妈的女性、是那些不想或确实想当妈妈的母亲，以及孩子们。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承受着社会秩序的实际后果，而这样的社会秩序使他们、使我们成为各种安排的承担者，那些安排肯定说的是对大家都好的话，但往往是对其他人好，对我们自己不好。

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三个外甥女的阿姨，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必须让更多女性有选择权，确保更多女性有机会主宰自己的身体、决策和人生。事实上，现在这些不想为人母的女性仍然被贴标签、遭受谴责及惩罚，这显示了所谓的选择权其实并不真的存在。

(“所谓的选择权其实并不真的存在”，“让更多女性有选择权，确保更多女性有机会主宰自己的身体、决策和人生”。)

坚持谈论后悔的深刻含义也展现在另一个层面上：参与研究的女性视之为自身的凭证。她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要求我在见面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后，寄送访谈记录给她们，以便她们能够了解自己并从中勾勒出精神和情感的蓝图。她们告诉我，当她们经过一段时间重新去看这些记录时，这些访谈内容给了她们很大的帮助。此外，我和其中一些母亲在往后几年里有书信往来，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描述这个研究时，反复提到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她们能够表达自我，使她们的话得到发表、倾听、阅读，从而使人们最终会倾听和思考。

(表达自我。)

此外，仔细检视这样的压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逻辑下的“责任”：在法律领域中，承认后悔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证据，但谈到养育孩子和母亲身份时，后悔却被视为放弃承担责任。在法律方面，后悔展现了一个人的理性和道德立场，但在母亲身份的领域中，后悔却被视为缺乏理智和不道德。我并不是在说后悔犯了罪（一种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和后悔为人母（一种实现社会秩序的行为）是一样的。然而就如同受访者提尔纱所说的：“你不能，你就是不能这么做，你不能就这样说——哇！我做了错误的决定。”这也许能让我们去思考，后悔是怎样变成一种紧随着不愿为人母的女性的情感道德责任；因为要考量到这会造成的社会影响，这样的责任已经超越了“私人领域”。因此，我们不能再把这些后悔的女性想成是只考虑到自己的、自私又不道德的女人。在审视这些母亲的后悔时，我们可以了解女人被控制到只能去留意“自己的事”（也就是她们都将成为母亲并只关心自己的孩子），这种情况可能会助长不道德。正如美国女权主义作家及活动者埃伦·佩克（Ellen Peck）曾经指出的：“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鼓励着自家庭起始的慈爱观念，看看那些高尚的俗语，诸如‘你的孩子是你的责任’‘家庭至上’等。家庭最后成了一块名副其实的海绵，吸尽了一切本来可以传递到外界的关爱。（中略）婴儿和孩童，特别是自己亲生的，会让我们忽略社群整体，还消除我们的自我价值（self-value），使我们忽视作为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的自我价值。”

(凭什么不让后悔。)

现在的开始是为了进一步的未来。

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通过回头去看那些被冷落在一旁的女性和母亲们，同时去探究所谓母亲的情感规则禁止了什么，会发现我们面临的情感轨迹，远比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单一路径要复杂得多。我们倾听在这项研究中（及之后）的女性诉说，描绘出许多不同的路径和路线图，而这并不只和那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相关，这也关乎那些不想为人母的女性及已经是母亲的女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描绘出其他可能的道路，在这些道路上，女性能够暂停、踱步、徘徊、转弯及漫步。

我们必须去铺设这样的道路。我们女性需要把世界掌握在我们手中，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女性需要主宰自己的身体和人生，也需要主宰自己的思想、感受和想象力。没有这些，就不会有补救的办法。

(主宰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