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九英里的步行
我在良政协会的晚宴上发表演说时出了个大洋相，在蓝月餐厅吃早餐时又被尼基・韦尔特（Nicky Welt）逮了个正着——我俩都时不时在那儿吃饭——他幸灾乐祸地拿这事儿揶揄我。我错就错在偏离了准备好的演讲稿，即兴抨击前任地方检察官向媒体发布的一则声明。我针对他的声明做了若干推理，结果对方当场予以反驳，反而显得是我在强词夺理无理取闹。我从法学院辞职、成为改革党地方检察官候选人以来不过区区数月，尚不足以参透这种政治游戏的玩法。我以初涉政坛为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但尼古拉斯・韦尔特——这位从不放下教师架子的人（他是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的斯诺登讲席教授）——像是在打发想晚交期末论文的大二学生一样，回了我一句：“这不算借口。”
年近半百的他虽然只比我大上两三岁，但他对待我的态度与呵斥笨小孩的老师简直没什么两样。或许是因为他满头白发，又像小矮人一样满脸皱纹，我看在他如此显老的份儿上，也就这么忍了。
“那些推理完全合乎逻辑。”我辩解道。
“亲爱的孩子，”他嘟囔道，“虽然人类交往高度依赖于推理，但绝大多数推理都会犯错。而在法律行业，犯错的概率尤其高，因为其推理的目的不在于寻找说话人想表达什么，而在于寻找他想隐瞒什么。”
我拿起账单，从桌后缓缓站起身。
“你指的是法庭上针对证人的交叉询问吧。不过，如果推理不合逻辑，辩护律师肯定会提出反驳的。”
“谁说是逻辑问题了？”他反驳道，“合乎逻辑的推理也未必为真。”
他跟着我走到收银台。我付完自己的账，不耐烦地等着他。他从一个老式钱包里一枚、一枚地摸出硬币，把硬币挨着账单放在柜台上，结果却发现硬币不够，只好又把硬币倒回零钱包里，再伴随一声轻叹，从钱包的另一个夹层抽出一张钞票，将其递给收银员。
“随便造一个十到十二个字的句子，”他说，“我就能构建出一串你造句时想都没想过的逻辑推理链。”
其他顾客陆续进店，而收银台前的空间狭小，我决定先到外面等着尼基结完账。我记得，当时的我一想到他以为我还在他身边、继续冲我高谈阔论，便不由得暗自发笑。
当他走到人行道上和我汇合时，我说：“步行九英里绝非儿戏，何况在雨中。”（A nine mile walk is no joke, especially in the rain）
“嗯，我也觉得这并非儿戏。”他心不在焉地附和道。然后他猛地停下脚步，目光锐利地看着我说，“你究竟在说什么？”
“这是个十一个字的句子。”我坚持道，一边重复了一遍，一边掰着手指数字数。
“那又怎样？”
“你刚刚说过，给定一个十到十二个字的句子——”
“哦，我是这么说过。”他狐疑地看着我，“你从哪儿听来的？”
“灵光一现罢了。来吧，开始你的推理吧。”
“你是认真的吗？”他问道，那双蓝色小眼睛里闪烁着戏谑的光芒，“真的要我推理？”
他总是这样，先抛出挑战，真等我接受了又一副要调侃我的嘴脸。这不由得让我怒火中烧。
“不推理，就闭嘴。”我说。
“好吧。”他温和地说。“犯不上动气。我接受挑战。嗯，让我想想，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步行九英里绝非儿戏，何况在雨中。’能推理出的东西不多。”
“它可超过十个字了。”我冲他顶嘴。
“非常好。”他似乎做好了答题的心理准备，声音也变得干脆利落。“第一个推理：说话人对此愤愤不平。”
“我同意。”我说，“虽然这算不上什么推理。这句话里已经隐含了这层意思。”
他不耐烦地点点头。“下一个推理：下雨是说话人始料未及的，否则他会说，‘在雨中步行九英里绝非儿戏’，而不是用‘何况’来补充说明。”
“同意。”我说，“虽然这显而易见。”
“最初的推理本就应该显而易见。”尼基不甘示弱。
我决定放他一马。他似乎有些语塞，我也不想穷追不舍。
“下一个推理：说话人不是运动员或户外活动爱好者。”
“这你得解释一下。”我说。
“关键还是在于‘何况’那一句。”他解释道，“说话人说的不是‘在雨中步行九英里并非儿戏’，而是说步行本身——注意，仅仅是这一段距离——就并非儿戏。要知道，九英里可不算什么特别夸张的距离，打一场十八洞高尔夫，行走距离就能轻松过半——而高尔夫可是老年人运动。”他狡黠地补充道。我就打高尔夫。
“好吧，这在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我说道，“但也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说话人可能是丛林中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下不下雨，九英里都将会是一场相当不得了的徒步。”
“可不是嘛。”尼基无不讽刺地说，“说话人说不定还只有一条腿呢。照你这么说，说话人也可能是位博士研究生，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幽默的博士论文，需要在论文开篇罗列世间所有无趣之事才说的这句话呢。听着，在继续讨论之前，我必须先做几个基本假定。”
“什么意思？”我狐疑地问。
“记住，我是在凭空探讨这个句子。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下说的。而通常来说。一句话都是有其语境的。”
“我明白了。你想做什么假设？”
“首先，我想假定这个句子的说话人并没有在胡言乱语，他指代的就是一次实际发生过的步行。同时，步行的意图并非是赢下打赌之流。”
“听起来很合理。”我说。
“我还想假设步行的地点在这儿。”
“你指的是在费尔菲尔德（Fairfield）？”
“不尽然。我指的是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区。”
“合理。”
“那么，如果你同意这些假设，你就必须接受我最后这句推理：说话人不是运动员或户外活动爱好者。”
“行吧，继续。”
“那么我的下一个推理是，步行发生在深夜或凌晨——比如说，午夜到早上五六点之间。”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我问。
“想想距离，九英里。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人口相当稠密。随便走哪条路，不到九英里你就能找到某个社区。哈德利离这儿五英里，哈德利瀑布七英里半，戈尔顿十一英里，但东戈尔顿只有八英里，而且去戈尔顿的路上会先经过东戈尔顿。戈尔顿沿途提供本地火车服务，其他路上提供公交车服务。所有公路上的车流量都相当可观。除非是在深夜，即公交车和火车停运，且路上为数不多的汽车也不愿搭载陌生人的时间段，否则谁会愿意冒雨步行九英里呢？”
“他可能不想被别人看见。”我指出。
尼基同情地笑了笑。“你觉得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会比在公路上长途跋涉还要显眼？明明乘坐公共交通的人都在埋头看报纸。”
“行吧，我放弃。”我没好气地说。
“接下来试试这个：他是朝着城镇方向走，而不是要离开城镇。”
我点点头。“确实前者更有可能。如果他在城里，那他就能想办法安排交通工具。这就是你推理的基础吗？”
“部分是。”尼基说，“但也可以从距离中推理出这个结论。记住，这是九英里的步行，而九是一个精确的数字。”
“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
尼基又摆出了那副愠怒教师的德行。“假设你说，‘我走了十英里’或‘我开车走了一百英里’，我会认为你实际上走了八到十二英里，或者开了九十到一百一十英里。换句话说，十和百是约数。你可能走了正好十英里，或者只是走了大约十英里。但当你说你走了九英里时，我有理由认为你给出了一个确切的数字。在此基础上，我们更有可能知道从某个地点到城市的距离，而非从城市到某个地点的距离。也就是说，如果你随便找个认识布朗农场主的城里人，问他们布朗住得有多远，他会说，‘三四英里吧。’但如果问布朗农场主他住得离城市多远，他会告诉你‘3.6英里——我用里程表量过很多次。’”
“这太牵强了，尼基。”我说。
“但结合你自己的推论，如果他在城市里，他可以设法安排交通工具——”
“行，这就说得通了。”我回答道，“我接受。还有吗？”
“好戏才刚刚开始呢。”他洋洋得意地说道，“我的下一个推理是，他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并且必须在特定时间内到达。并且，他并不是因为车子抛锚、妻子即将分娩、或有人试图闯进他家等情况而动身找人帮忙。”
“哦，得了吧。”我说，“车子抛锚才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他能知道确切距离，是因为他在离开城镇时确认过里程表。”
尼基摇摇头。“比起在雨中步行九英里，他何不蜷缩在后座上睡大觉呢。更何况，他也可以待在车旁，试着拦个车。记住，这可是九英里。他至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走完？”
“四个小时吧。”我指出。
他点点头。“考虑到那会儿在下雨，需要的时间只会多不会少。基于‘这段九英里的步行发生于深夜或凌晨’这一共识，我们可以假设他的车子是在凌晨一点抛锚。那等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也得五点了。那已经是破晓时分了，路上的车流量增多，公交车稍后也会开始运行。实际上，第一班公交车在五点半左右到达费尔菲尔德。更何况，如果他是想找人帮忙的话，他没必要一直走到城里——就近找个电话亭即可。所以事实并非如此。他一定是要去赴约，地点是在城里，时间在五点半之前。”
“那他为什么不能早点到那儿等着呢？”我问，“他完全可以搭乘末班公交，在凌晨一点左右到达，然后在那儿等着。但他却选择在雨中步行九英里，而你说过他不是运动员。”
我们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市政大楼，我的办公室就在这儿。在蓝月开始的争论通常都会在市政大楼的入口处结束。但这次，我对尼基的推理颇感兴趣，遂建议他上楼再和我聊上几分钟。
我们坐下后，我说：“如何，尼基，他为什么不能早点到那里等着呢？”
“他本应这么做的。”尼基反驳道，“但既然他没有，我们必须假定他要么被耽搁到末班车离开后，要么他不得不在原地等待某种信号，比如电话。”
“那么根据你的说法，他赴约的时间在午夜到五点半之间——”
“我们可以把范围缩得更精确一些。记住，他花了至少四个小时才走完这段路。末班公交车在凌晨十二点半停运。如果他不坐末班车，那哪怕他在同一时间出发，他抵达目的地的时间也不会早于四点半；同时，如果他乘坐早晨的首班公交，他将在五点半左右抵达。换言之，他赴约的时间介于四点半与五点半之间。”
“你的意思是，如果他约定的时间早于四点半，他就会坐晚上的末班车，如果晚于五点半，他就会坐早上的首班车？”
“正是如此。还有一点：如果他在等待信号或电话的话，那它一定不能晚于一点太多。”
“嗯，我懂你意思了。”我说，“如果他约定好的时间是在五点左右，而且他又得花上四个小时步行，那他必须得在一点前后出发。”
他点点头，沉默地深思着。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自己不该打搅他的思绪。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市县地图，我走过去研究起来。
“你说得对，尼基。”我扭头说道，“费尔菲尔德方圆九英里的范围内，无论怎么走都会先经过其他小城镇。费尔菲尔德就处在一群小城镇的中央。”
他也走到了地图前。“话说，终点未必是费尔菲尔德。”他平静地说道，“他要去的可能是费尔菲尔德周边的一个城镇。试试哈德利（Hadley）。”
“为什么是哈德利？谁会在大早上五点跑哈德利去？”
“华盛顿飞驰号列车大致会在那个时候停在哈德利加水。”他平静地说。
“你是对的。”我说，“我在无数个无眠之夜里都听到过那班火车的声音。先是听见列车进站的声响，过一两分钟，卫理公会教堂的钟就会铛铛地敲五下。”我回到书桌前翻找时刻表，“列车于零点四十七分从华盛顿出发，八点整抵达波士顿。”
尼基仍在地图前用铅笔比划着距离。
“老萨姆特旅馆（Old Sumter Inn）离哈德利正好九英里。”他宣布说。
“老萨姆特旅馆。”我重复了一遍，“但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你的理论啊。在旅馆里也能像在城里一样弄到车。”
他摇摇头。“车都停在一个围场里，得找管理员核查才能进门。要是有人深更半夜来取车，管理员肯定会记得。那是个相当封闭保守的地方。他大可以待在宾馆房间里，等华盛顿方面来电告知飞驰号列车上某位乘客的信息——可能包括车厢号和铺位号。然后只需溜出酒店，步行前往哈德利即可。”
我仿佛被催眠了一般盯着他看。
“趁着火车加水时悄悄溜上车算不得什么难事，而一旦他知道车厢号和铺位号——”
“尼基。”我郑重其事地说，“作为以节约财政为竞选纲领的改革派地方检察官，我打算浪费纳税人的钱，给波士顿打个长途电话。这很荒谬，也很疯狂——但我就要这么做！”
他蓝色的小眼睛炯炯有神。他用舌尖润了润嘴唇。
“去吧。”他哑着嗓子说。
我放下电话。
“尼基，”我说，“这恐怕是刑侦史上最惊人的巧合了：昨晚零点四十七分从华盛顿出发的列车上，一名男子在卧铺上被杀害！他已经死了三个小时左右，而那个时候列车正好停靠在哈德利。”
“我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尼基说，“但你错了，这不是巧合。绝不可能。你从哪儿听来的那句话？”
“就是灵光一现，突然想到的一句话。”
“不可能！这不是那种灵光一现就能想到的句子。你要是像我一样长年教授写作课的话就会明白，如果猛地让人造个十来个字的句子，得到的无非是‘我爱喝牛奶’之类的普通陈述句——而其他字数则会被用在‘因为它有益健康’这种修饰性从句里。然而，你给的这句话明显依赖于某个具体情境。”
“但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没跟任何人说过话。在蓝月的时候也一直和你在一起。”
“你并没有一直和我在一起，我结账的时候你不在。”他针锋相对，“在人行道上等我从蓝月出来的时候，你遇到什么人了吗？”
我摇了摇头。“我在外面等了不到一分钟，你就出来了。你想，在你掏零钱的时候，有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还撞了我一下，所以我想我还是到外面——”
“你以前见过他们吗？”
“谁？”
“进来的那两个人。”他说道，那种教师式愠怒再度渗进他的声音里。
“为什么这么问？不——我不认识他们。”
“他们在聊天吗？”
“是吧。没错，他们当时是在聊天。说真的，他们聊得相当投入——要不然也不至于没注意到我，还撞我一下。”
“蓝月平时少有生客光顾。”他补充道。
“你认为就是他们吗？”我急切地问道，“如果我再见到他们，我想我就能认出来。”
尼基的眼睛眯了起来。“有可能。至少有两个人涉案——一个在华盛顿跟踪受害者并确定他的铺位号，另一个守在这里并负责动手。华盛顿的那个人很可能在这儿就下车了：如果是谋财害命，他得和同伙分赃；如果单纯是起谋杀，那他就得下车给同伙支付报酬。”
我拿起电话。
“我们离开蓝月不过半小时。”尼基继续说道，“而他们刚刚才进去，蓝月上菜的速度又慢。那个一路走到哈德利的人想必是饥肠辘辘，而从华盛顿出发的另一个人可能坐了一夜车。”
“如果你抓到人了，立即给我打电话。”我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我俩默默无言地等待着，在房间里不停踱步，又彼此视而不见，像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
电话铃终于响了。我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我说了句“OK”，转向尼基。
“其中一个试图从厨房逃跑，但维恩事先派人在后院守着，把人抓住了。”
“这似乎证明了我的推理。”尼基说道，嘴角挂着一丝冷冰冰的微笑。
我点头表示同意。
他看了看表。“天哪！”他惊呼道，“我今早本想早点开始工作，结果却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你聊闲天。”
我把他送到门口。“对了，尼基。”我叫住了他，“你一开始想证明什么来着？”
“一条合乎逻辑的推理链未必能够推导出真相。”他说。
“噢。”
“你笑什么？”他没好气地问道。话音未落，他自己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