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

去年4月的一天，房东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要在房子的阳台上建造一座楼梯。他说，他要有个楼梯，这样才能爬上楼顶，那里有个太阳能热水器。这是他的房子，我只是租客，所以虽然我十分不愿意有陌生人进我家，但也只能同意。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把卧室的门锁紧了，客厅和厨房随意。

我原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没有想到，下午我下班回家，就看见一架精巧的楼梯，伫立在阳台门边。阳台上散落了几个螺钉，地上多了一些灰尘和纸屑，楼梯的边缘还有工人弹落的烟灰，想必房东请了好几个工人来干活，才有如此效率。

但我就得扫地了，累了一天还得打扫，真令人烦躁。而卫生间的情况还更加恶劣：我发现原本雪白的蹲坑边竟然出现了一些黄色的尿渍！我眉头紧锁着，拿起旁边的花洒对着那些肮脏的痕迹猛猛冲水，一边冲洗一边幻想着这是几条狗留下来的痕迹，这样心里能好受一些。

做完这一切，我站在阳台上，望着暮色里的楼梯。一种生理性的恶心涌上了我的嗓子眼，什么丑东西！一堆怪异的不锈钢架子，毫无美感的轮廓，明明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却粘上了前现代甚至是动物性的粗鄙。它让我的阳台变得廉价了，如果这不是房东的财产，我都想自己也请一队工人来，把它摧毁，让阳台恢复原状。

但我还是默默地回到房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开始着手做一个已经在我脑海里盘旋已久的社会学研究。和那些科班出身、身在学术体制之内的学者与学生不同，没有人会在意我想做什么，没有人会评判我，我不需要为了这个研究能被学术体制接纳，而履行许多繁琐的手续。在为了它打下第一个字的时候，我清楚：我唯一要在意的，只是我的文字而已。

和许多作者一样，我写作有一些特定的习惯。一般情况下，我总是在深夜写作，一边打字一边播放着喜欢的音乐。这样我就不会感觉到太孤独，孤独是写作的大敌，一旦我清晰地意识到我是永远地身处于不可阻挡的孤立状态之中，我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这种感觉在深夜，确切地说是在晚上10点过后，越发强烈。那时候万籁俱寂，四周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很容易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消融，整个地与夜色混为一体。这太可怕了，而音乐几乎总能把我从这种深不见底的恐惧中打捞起来。

但孤独感也并不是什么幻觉。几乎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次出现这个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在世界上注定是无足轻重的。我没有进入学术体制，那些学者们不会看到我，我也没有专业的学习经历。我的工作与社会学没有任何关系，周围的领导只管压迫下属去工作，做那些毫无意义又劳神费力的事，同事看似友好却实在不能交心，而我的家人朋友们很多时候也未必理解我在意的事情。我和我的文字一样渺小而平庸，让人提不起兴趣，没有人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也没有人需要我为了他们而给出任何东西。它们很大程度上只是被写出来，然后就永远地被放在那里，吃一些赛博灰尘。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只是勉勉强强地熬完一些年岁，然后很快就消失了，无声无息。

这样想着我就快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只剩音乐在鼓励我、推动我。好不容易我完成了研究的第一章，也就是总论，它是一篇类似于引导语的小文章，目的是告诉读者我想写什么。这就已经是深夜了，我马上上床睡觉，努力把白天经历的一切：写材料、下乡、楼梯、研究计划……全部打包，塞进睡眠的黑暗里。

第二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去上班。隔天我发现有人注意到了我，那篇总论得到一些感兴趣的人的支持。他们给我点赞、评论、收藏，而我看着他们欣喜若狂。那种始终萦绕着我的、浓密的孤独感，好像要被这些来自远方的响应冲出一个缺口，于是我就有信心写出第二章、第三章……我的计划，真的一点点地变成一个似乎像那么回事的研究了。

而那楼梯还是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因为它离我太近，又不能被摧毁，所以我开始了解起它来。

不错，它是由毫无诗意的不锈钢铸造而成的，这是一种没有人愿意为之写诗的材质，活像一种内心坚固而无趣的人，虽然脑子聪明、技术精湛，但是浑身上下只有一股工具的气息。更确切地说，这种不锈钢一样的人，就是我见过的某一些领导和同事。它的结构也十分简单，一根粗大中空的不锈钢管作为受力支架，旁边环绕着旋转上升的方钢楼梯，楼梯与支架之间又用稍粗的方钢连接。从远处看去，这楼梯还与楼顶的一排护栏相连，不用说那些护栏也是不锈钢的。整个结构毫无美感，纯粹是实用性，甚至没有人愿意给它们刷一层其实很容易随着风雨和岁月剥落的油漆。它甚至没有所谓的颜色，不锈钢从任何一个角度反射出外界的光线和景色，像一组光怪陆离的镜子。联想到蹲坑上那恶心的尿渍，我就感到：果然是什么人就会修建出什么样的建筑。也好在，那不是我的楼梯。

我的研究一直在稳步推进，持续了一整个夏天。随着它的进展，我发现事情比我想的还要复杂，很快我就不能利用已有的研究来做一些浅尝辄止的阐释了。我需要像其他的研究者一样，选择质性或是量化的研究方法，利用扎实的访谈或大量的问卷，得到我需要的材料，再进行分析得出有解释力的理论。而研究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开始成倍增长，我写作一章的用时越来越长。

5月，我没能通过生态环境监测技术上岗证考试，同事们都很惊讶，他们疑惑于为什么我身为科室里最年轻、学习能力强的人，却会折在这次考试上。消息传到家里，他们不由分说地把我教训了一顿，指责我完全是玩物丧志了，连老本行都丢得一干二净。

所有人似乎都忘了：我不是学化学出身的，从初中毕业就没有进过实验室，那些监测原理、实验操作要点，对我来说就像天书一样。而且，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编制是管理岗，而不是专技岗，就算我通过了考核拿到资质，也不能晋升。这一切从我考进来这个单位的时候就注定了。但是我并不打算解释，因为这除了增添家人的烦恼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整个5月，母亲都黑着脸打量我，她恨恨地把抹布摔在餐桌上：“你完全证明了，我在教育孩子上是多么失败。”我什么都不说，只是低着头吃饭，一边吃一边觉得对不起碗里的鸡鸭鱼肉：抱歉，你们用生命换来了一个如此可悲的人的生存。

但这些事情一点也损伤不了我。我的心早就被打碎了，现在它是用特殊的“生之胶水”粘合起来的，因此反而坚不可摧。我生来就知道，世界是不接纳我的，它只要求我。一旦我回应不了它的要求，比如说做一个漂亮的女人，聪明的孩子……我就会被毫不留情地踢掉。尽管我渴望理解，渴望到骨头咯咯作响，可是我并不指望它到来。谁也不能指望它到来。

一个人的时候，我时常望着那座楼梯。我渐渐知道，那楼梯是可以爬上去的，在楼梯的尽头，通向楼顶的地方，有一扇不锈钢做的窄门。平时那里也不锁起来，只有一个松松垮垮的门闩。这意味着我随时可以走上去，但是我不敢走上去。我说不清楚为什么。理性上我知道楼顶除了热水器空无一物，但感性上我总感到还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常年栖息在那里。夏天的天空比春天高一些，但不是最高的，暴风雨来临前，云层会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就像要塌下来把所有人淹没，而这楼梯似乎是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这个夏天，我开始在熟悉的人和朋友里面招收受访者。我以前几乎没有做深入访谈的经验，只有参与访谈的经验，因此即使是读了好些研究方法的书，也没有什么把握。朋友们也许比陌生人会更加容易包容我的笨拙，再者我也对自己和自己的研究没有自信。我是郑重地将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待的，但我总担心我做不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来，而且我深知：不在学术体制之内，很难得到认可，但我又是那么需要认可！

我还害怕有熟人认出我，觉得我的研究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情，然后开始指责我、围攻我、将我的研究当成笑话，或者是抹黑它，将它当成欺世盗名的把戏。就像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小规模的网络暴力，素不相识的网友们仅仅凭借只言片语，就开始恶意揣测我是图谋不轨的人、厌女症根深蒂固的男人、精神病人、听不懂人话的傻子……甚至，最严重的一次，我的手机号疑似被人利用技术手段攻击了，频繁接到陌生的骚扰电话。那些事情发生后，我很长时间都不能信任人，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变得沉默寡言。我好不容易走出来，但再也不想经历这类糟心事。

我既渴望有人看见我的研究，又不愿意太多人知道它的存在。2年前，我写出人生中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将我接受心理咨询的那三年之中经历的一切，都写了出来。那本书我写了总共40万余字，我尽力做到真实，反响也很好。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顺带着喜欢我，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我的写作。我的家人看到了作品，纷纷指责我在给他们泼污，矢口否认他们曾经伤害过我的身心。他们还担心我写领导和同事的阴暗面的部分，被这些人发现了，对我会尤其不利。以及，我也暴露了我双性恋的取向、被性骚扰的经历，这些在如今的社会上都是被视为“不光彩”的东西。

出于保护自己和家人，我只能把作品删掉，并且发誓：此后再也不会写作了。我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但这不见得就是建设性的，尤其是非虚构作品，总是让人一再地走在本来不至于抵达的刀尖之上。如果从“真实”的维度划分，我的研究也是一种非虚构的写作，那么它会伤害到我笔下书写的人吗？会伤害到我自己吗？因此，我总是处在一种微妙又难解的矛盾之中，时常怀疑自己的表达，是否是一种“巧言令色”。

但是我并没有停止访谈和书写。我的朋友慷慨地支持了我，这令我有了信心。看着我的文章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的研究开始有了支持者，我也开始相信：这一次，我真的可以做出一些像样的东西来。就在这种逐渐滋长的信心之中，我迎来了秋天的第一场雨，然后第二场、第三场……

那楼梯也一样。大约相处久了，无论是人或物，总不至于太讨厌。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它也始终安定地待在那里。秋天的天空变得高高的，越来越蓝，离人间越来越遥远。太阳收敛起它炽热的金针，风也变得干燥而微凉。每天我下班回到家，站在阳台上，都看见在暮色中的楼梯，一天中唯有这时候它才最美丽。在橙红色的晚霞之间镶嵌着明亮的金星，几乎不会闪动一般发着黄白色的光，而太阳早就头也不回地向西走去了。这毫无自己的颜色的不锈钢梯子，在它朝向晚霞的一边，由于忠实地反射出晚霞的橙红色，看上去就像和晚霞融为一体。而背向晚霞的另一边，则呈现出深邃的藏青色，而那属于不锈钢这种现代材质的、生硬的折角和笔直的线条轮廓，此刻也由于渐暗的天色而变得柔和了，仿佛被暮色融化一般，像古老的建筑。

有了这样美丽的时刻，这楼梯似乎也变得美丽起来。我开始发现它更多的美，一种潜藏在生硬躯壳内的美，是有别于唐诗中优雅的木质栏杆、欧洲中世纪城堡周围精巧的铁艺栅栏、缠满常青藤和蔷薇花的篱笆……的特殊的美。它属于现代工业，属于科学技术，属于理性和实利，当然也属于劳动。我知道它不仅在夕阳之中美丽，在朝阳初升时也同样美丽，但似乎除我之外没有人会这样观察它。就好像极少有人认真地、温柔地、充满希望地凝视我，我们原来在这个维度上是完全一样的，我想。

9月，我发布了我的受访者招募启事。起初，评论区的冷清让我怀疑我走错了地方，似乎我就不该来豆瓣招募。但是很快，受访者们像星星一样聚拢起来。我的确是用观星的目光观看他们的，从他们与我对话的语气、频率、用词，以及他们各自的故事里，我可以轻松地分辨出谁是恒星、谁是行星、谁是星云……甚至更细致：天狼星、心宿二、毕宿五……而我要做的就是认出他们的“星座”，也就是每个案例所代表的一种情形，以及背后蕴藏着的有解释力的理论。

但这并不足够。在我的一生之中，总是摆脱不了孤独，这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事。里尔克写过：“若谁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谁现在孤独，就永远孤独。”这诗句那么美，几乎像是一则令人心碎的偈子，但是我无法接受。根本不需要有心去寻找，我的潜意识就自动地开始伸出纤细的触角，去探测这些新来的陌生人：你们中间有谁对我发自内心地感兴趣吗？我的每一句对话几乎总是夹杂着与学术无关的东西，大约可以笼统地称为“私欲”。

毋庸置疑，我渴望朋友。不仅仅是可以一起吃喝玩乐的搭子，当然吃喝玩乐也很重要，我很享受与朋友一起看电影、探店的时光。如果是和朋友一起逛街，我会很兴奋，甚至从动身的前一天就开始期待，反复在衣柜里挑选合适的衣服和饰品，进行搭配游戏。两个人一起分享甜品，和一个人独享，味道也确实不一样。

但是，如果只是吃喝玩乐，我还是感觉到不满足。无论当下有多么欣喜和投入，结束之后各自回家，心里总是泛起一阵阵空虚，甚至也不只是心理的感受，连身体也感到了空洞。那是一种失重般的感觉，整个人从胸腔到胃部，完全变成真空。我很清楚面前的人并不真的理解我，甚至连去理解的意愿也没有，只是希望得到快乐。可是谁也给不了我们永久的快乐。

真正让我感到满足的，还是被一些人瞧不起的深度交谈。这些人在网上用这件事造梗，抛梗，接梗，完全是后现代的景观。可是，我总感到他们鄙视完了深度交谈，马上就会回去找chatGPT谈论自己的童年创伤、陈年恋情、情欲涌动，这样似乎显得更有骨气一点，知行合一一些。现代人已经孤独到宁可和ai聊天，也不愿意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人了，还嘴硬地说着谁也不需要谁。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还是需要朋友。

而我只有在网络上才能自在地深度交谈。与同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大家都在寒暄，我经常聊食物和工作，吐槽个别人和事，并且小心翼翼地确保他们都不认识当事人。不然，我就需要使用化名，以避免被当成一个讨厌的八卦制造机。她们也是如此，几乎不讨论感受，有也是那些最能被理解的，就好像被迫加了班，一定会骂人。但是实际上，我已经不知道在梦里杀了领导多少次，又把多少同事的手脚砍断、眼睛挖出来丢进厕所了。但是网络不同，虽然也有人认出我，但是大体上我还是匿名的，而且无论我说什么，总有人会回应我，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我的同事看来，我是业务不大熟练但是肯干的年轻人、总是抛出锐评令人捧腹的小段子手，是无忧无虑的人物，只要我不谈起，谁也看不见我的哀愁。

同时，作为几乎毫无支持、毫无学术前途也毫无社会认可度的独立研究者，我的孤独比他人似乎更甚。不是没有去参加过各种网络课程和讨论班，也不是没有收获，但当我看到社群里大家最喜欢讨论的还是导师、同门、论文、发表、申请……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就好像白天鹅群里面混进一只黑天鹅，甚至连天鹅都不算，而是一只不起眼的野鸭子。我早早就清楚，我不会在学术界有所作为，至少现阶段不会。当朋友圈里的社会学教授兴奋地告诉我，她要去加拿大领奖，或者一篇一区论文即将见刊，我一边捧场，一边感觉到作为她的受访者，我只是一个案例和数据。没有人看到我的梦想。

只有受访者们理解我。第一批招募，我找到19人，男女几乎各半，暂时没有出现其他性别。他们年纪最大的是35岁，最小的只有19岁，平均年龄28岁，几乎都是年轻人。很多人此前几乎不认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彼此，因此打招呼的语气总是非常客气而友好，我的话语在他们面前显得颇冷酷而生硬。而我向来如此，真诚的意思是把应该让他们知道的信息给到位，并且彼此尊重需求，我尽力做到这一点。

这些年轻人来找我，各有各的目的。有人是为了劳务费，甚至会向我敲竹杠，同时我也知道他们的故事不一定保真。有人是为了被理解和接纳，他们总是说得很多，事无巨细，访谈的时间被拉得极长，而我总有足够的耐心。有的人是想要帮助我，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和我一样的独立研究者，我知道他们非常爱我，并且我可以部分地看到他们灵魂的形状。大部分的访谈是通过语音进行的，少部分人文字或视频，这就像伊夫·博纳富瓦的那句诗：“夜里只有这声音，看不见你的面目。”

有了正式的访谈，研究进度突飞猛进，我也自信起来，甚至滋长出来一些野心。我开始幻想，某一天我会发论文、出书、申请海外的研究生或博士，几年后也许我会进入高校，拥有充足的研究经费和学术平台。虽然我也很清楚现在学术界的内卷程度，虚假繁荣程度，以及对灵魂的深度磨损。社会学研究几乎是情绪劳动最密集的研究之一，无论量化或质性，你总是需要比你以为的付出更多，而这部分付出几乎是不被看到的。因此，关于是否进入学术界，我还是没法轻率地决定。

虽然说受访者们普遍地理解我，但是这其中也有程度的差别。那些独立研究者是最能够与我惺惺相惜的人了，就像我的左右手。我会与他们说很多话，有些甚至是只关于我自己的：经历，创伤，感受，思考，判断……这使得他们看上去反而是需要包容我、接纳我。有两个人特别擅长于这样做，我暂且称他们为L和C。

过去的一年里，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不去教堂，也不愿受洗。当我的生命像脆弱的石膏一般破碎坍塌，对一个神的崇敬与爱可以将它重新建造起来。我在5年前就读完了《圣经》，而面对我的研究，我总会想起来巴别塔的故事。所有巴别塔的插图都将它画成一座被废弃的旋转上升的高塔，像人类dna的双螺旋结构，越往高处就越接近天堂，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让人直观地感受到“世道必进，后胜于今”。人类总是渴望着那云层之上的诺言，因此能互相理解，建造巴别塔——但是上帝似乎不愿意，他要毁掉这个计划，于是他在人心里建造墙壁，变乱人类的语言，使人类彼此隔阂、分崩离析。

而我要做的，大约就是再次建造巴别塔。只要互相理解，总可以一起走向天空的大门，只是时间问题，独立研究者和体制内研究者，本来做的也是同样的事情。而随着秋天越来越深，晴朗的日子也越来越多，我开始发现那座楼梯的另一个妙处：楼梯尽头那扇虚掩着的不锈钢门，在正午的晴空下，总会由于完全反射天空的蓝色，而看起来十分透明，与天空融为一体。似乎那真的是一扇，通往天空的大门。

啊，通往天空的大门！瑟德格兰说：“我必须徒步穿越太阳系。”如果我可以追随她的脚步，我现在就出发，带上我的心，或空空荡荡。我实在是太喜爱L和C，一个是神秘而安定的少女，有着远超于我的智慧，她的话语总是那么温和而坚定，给我新的启迪。一个是青涩而友好的少年，会轻柔地呼唤我的名字，并且长谈直到深夜。

也许我得承认，我一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是因为被一些学者对社会学研究的“美好蓝图”的描绘所“欺骗”。新一代的学者会开始反思研究的主观性，与受访者或被试之间的权力关系，对社会的影响，并且真诚地承认自己的局限与无能。但是老一辈的学者，还停留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感觉良好”之中，他们不断地夸耀与受访者建立了多么友好的关系，田野调查中的当地人又是多么有趣，被试多么配合他们做问卷和分发问卷……我早该怀疑，这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胡编乱造？最简单的道理，一个有解释力的质性研究需要访谈几十个人，你怎么能奢望与这么多人建立起雨露均沾的友好关系？但我当时并不能想到这些，天真地被这种理想化的描述所吸引，完全投身于其中。

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研究者本人的自恋就有多大。我在与受访者打交道的时候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招募只过了一星期，我就与受访者W因为某一章的初稿问题发生争议。她想要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个研究，以及在我笔下呈现出来的她自己，试图在其中争取解释权。而我只想快点让初稿发表。她指出，文章的字里行间总隐藏着我对她的想象，这些想象带着偏见，拼合成一张看上去像她却并不是她的假面，她无法接受这些。

W的课业繁忙且远在英国，7小时的时差加重了彼此的隔阂，就在把初稿交给W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去年国庆节前的最后一天，我联系了C。我们聊了很多话，我当时已经打算国庆节后就访谈他，话题一直在变动和游移，最后不可避免地我又谈到了我的创伤。C接住了我，没有让我受伤，似乎当时我和他都很快乐。我也把我的进度和困难告诉了L，她建议我，要有耐心，得承认对方的节奏和我不一样。实际上，L才是那个对我最耐心的人，她想知道比她大一点的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在生活着，现在她从我这里知道了：活到多少岁，都不可能万事如意，总有快乐和烦恼。

好在这还是能通过沟通就能消除的隔阂。W和我取得了解释上的权力平等。第（十）章顺利发表，我回到老家，干脆利落地拉黑了一直关注我豆瓣的母亲的账号。她太想掌控我生活中的一切，但是我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干涉和保护，他们的苛责也越发对我不起作用，现在有新的力量支撑着我。回到大余，我又一次见到那座楼梯，暮色中它显得越发高大，那一刻我决定给它取一个名字：巴别塔。

我原本以为我在研究中所经历的困难会到此为止，但想不到那只是开胃菜。继W之后，我又与C在稿子上发生分歧，我隐隐感觉到C开始不愿意像以前那样与我沟通，他的回复越来越少。但是他依然友好，依然愿意合作，虽然他告诉我：实际上国庆节那段时间对我的倾听和接纳，让他很疲惫。在这次以前，他极少谈论自己，尤其是自己的感受。这像是一种策略：只要把自己的脆弱藏起来，就能让人看起来很完美。

而我不明白他的完美主义从何而来，在我的认知里，以他的在学业上的优秀程度，他有资格走“脾气怪异、难以相处的天才”的社交路线。我甚至觉得他的疲惫是自找的：他大可以直接拒绝我的自我暴露。这一点完全与我相反，如果条件允许，我会在感到一丁点不适的第一时间表达不满，并且争取沟通。我们都站在巴别塔下，谁也不比谁更完善。

而大多数时候，我的坏脾气可以用一个拥抱或轻轻抚摸就解决掉。我和前女友高中就认识了，我总是喜欢抚摸她的头发，从背后出其不意地拥抱她，轻轻把头靠在她肩上，然后她也靠在我头上。听着她的心跳声，我感觉自己要融化了。可是那样的美好时光太短暂了，后来她患上抑郁症，我在大学经历一系列糟烂事，加上异地恋等等各种原因，我们最后彼此怨恨。巴别塔——它从来没有消失，一直矗立在每个人的心里。

之后我也曾爱过几个男生，但都是单恋而已。情欲和孤独，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啃噬着我，尤其是冬夜，我需要盖厚重的被子，才能缓解身体内发烧一般的感觉。像空心的炉膛，中间生火，而外壳寒冷。谁都可以点燃我，我是无主的柴草堆，抱紧厚厚的被子，身体被挤压着，这种近乎拥抱的感觉让我快乐地闭上了眼睛。但是我总会醒来……梦破碎了，其实谁也不来，谁也不会来！

我和C的争执莫名其妙地发生了。我看不惯他心里憋着气，而一句话不讲，觉得受伤。某种程度上也担心他憋坏自己，一再强调要他自己做决定，到底要不要继续承接我的诉说。他终于肯说不了，我对他近乎无话可说，后来我调整了策略：少谈自己。于是他又回来了。至于L，她向来稳定地按照自己的节奏与我交流，这样对我和她都最好。

几乎在同一时间，我与其他受访者的关系竟然也出现问题。在访谈Z之前，我与她约定下周二见，但是Z临时告诉我，她有个兼职要做，需要推到下周三。结果我居然把这事儿忘了，这让她不再信任我，即使我后续调了时间，她还是决定不再参与访谈，后续也再没有跟我说过话。还有H，她不能认可我对她的理解，并且感觉到我的行为让她受伤，同时她的好友——一位在日本某个著名学府攻读人类学硕士的学者，我曾经与她就研究的事情深入沟通过，她简直是我半个老师——也开始批评我研究的伦理问题。

我向我的另一个“导师”孙宇凡博士求助，结果他也没有给出好的建议，也许因为他是做纯粹理论研究的，对经验研究没有心得吧。后来我又尝试着向豆瓣上其他的学者求助，然而私信总是石沉大海，又在某个做经验研究的前辈那里得到了严厉的批评。所有人都在说，我卷入太深了，没能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我在我困境的中心，像在台风眼里，被突如其来的风暴打得只能蹲下来。

我的工作也出现了问题。经济下行简直积重难返，年底了地方财政出现大规模赤字，首当其冲的就是体制内。降薪让我开始精打细算，作为经济落后的地区，市里面对我们这种小县城也没有什么怜惜，各种花里胡哨又徒劳无功的活计堆积在每个人头上。年底，我得知前年资助的大凉山彝族失学女孩又一次失学了，但这次更加彻底：她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和能力，还因为家人的忽视和社会上一些心怀鬼胎的男人的引诱，养成了撒谎和随意向他人要钱的坏习惯。谁都知道他们给她钱是为了什么！她离开了学校，很快就被一个大她20岁的老男人性侵，好在通过人工流产没有生下不该有的孩子，她的家人甚至为了获取彩礼钱和早日甩开她这个包袱，安排她嫁给这个男人。女性只要不学习、不思考、不为自己而活，她的未来几乎就是一片黑暗，还是可以想象的、单调的黑暗。

我想起去年她最后一次找我要钱的时候，我终于肯严词拒绝她：我只是你的资助人，只会支付应付的生活费，但我不是你的提款机。还有，现在你不上学了，请你一定小心你说的那些男人，最好不要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实在是发生了，记得用避孕套。一切还是发生了，如此之快，我所有的付出都化为灰烬。策划这次捐助的老师在豆瓣上发了有关她的动态，评论区全是高高在上、逮着机会就去规训女性的男人，我像一头发怒的猛虎对准他们无差别地斥骂，我恨透了这个无条件拥护男人的世界！巴别塔倒塌了，并且将一再坍塌下去，直至分裂地球，让男人站一半，女人站另一半。

更大的挑战来自家庭。外公病了，需要手术，自从外婆去世，他的脾气就变得极其古怪，母亲直言：“我受不了他了。”这次住院，光是陪床和探视，就几乎耗尽了父母的耐心。11月，母亲所在的社区开始裁撤人员，母亲虽然业务过硬，但是因为年龄大了依然被列入裁撤名单，而她的退休金并不与她目前收入持平。这意味着父亲和我必须承担起更大的经济责任，而父亲也没有几年就退休了，去年母亲出国旅行又花了一些钱。所有人都处在困难中，我也不例外，为了让家人不担心，我开始隐瞒自己的困扰。本来出于研究的伦理考虑，为了保护受访者，我也绝不能公开并且实名地谈论他们，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使用代号。

这使我的精神压力越发沉重，11月我甚至出现了一些躯体化症状：我开始不时感到无来由地呼吸不畅、心跳加速，无法集中注意力，没有精力写作，也回避与同事一起吃午饭。朋友们支持我却未必能理解我，我开始变得苛刻而挑剔，面目可憎。

这种日子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我终于肯下决心去做心理咨询，虽然由于在既往的三段心理咨询中，都被咨询师侵权，我对心理咨询的感觉并不好。鉴于国内的咨询师专业素养良莠不齐，我只敢去找在北美执业的华人咨询师，但是心理咨询也不能完全解决我的问题。确切地说，我根本不知道多久才能走出困境，甚至我感到：也许我将要永远都走不出来了。

永远都走不出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极少向线下的人谈论我的困扰。父母自然不能说，做了访谈以后，能出去和朋友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同事也没有义务听我说这些和他们没有关系的事情。L和C成了我真正的左右手，虽然这样说他们，我心里很愧疚，因为原本倾听我、支持我，并不是他们的责任。出于对读者的责任心，我宣布暂时停止研究，并且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期限：明年的3月，春暖花开，也许我会再来。

有一些人会将自己的身份认同建立在成就之上，比如说若ta曾经写出过一篇文章，从此便自封为“作家”，也不管别人认不认可。甚至，有些人连成就都不需要，ta尽可以游手好闲，饱食终日，一个字也不写，却能自鸣得意地告诉别人：我是个名作家！我想来不属于这些人之列。即使写出了再多的作品，我也不愿意称自己为“作家”，因为数量不等于质量，我也难以承受这个身份带给人的压力。作为研究者的我也是同理，只有当下我正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做出了可观的成果，我才能安心地称自己为“研究者”，过去做出的一切不算数，未来的可能性也没有意义。

因此，暂停研究以后，我陷入了对自己的怀疑。不错，我第一批招募募集了19名受访者，这些年轻人为我而来，准确地说是为了我给他们造的梦而来。他们聚集在我的周围，凝视着我，而我用什么去回报他们的热情呢？

绝望中我曾经向天主祈祷，求祂让我的研究进展顺利一点，让我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让所有人都幸福。是的，我一生之中最大的渴望便是幸福。当我和L谈论这个话题，问她什么才是幸福，怎样让每个人都幸福，说希望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有能力的人、可以让别人幸福的人。她没有正面回应我，只是说希望我做一个快乐的人。而我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快乐，我知道我有很多生活乐趣，比如说写作、画画、唱歌、阅读……当我沉浸在其中，的确也是快乐的，可是一想到这只是我私人的快乐，没有人际关系的参与，就觉得这种快乐十分自私。

在和C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他：也许我去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就可以让每个人都幸福。我想到的是我会按照社会要求我的方式活着，毫不逾矩，这样我就不会犯错，也许我还能让别人幸福，哪怕有可能我自己并不会得到幸福——我并不真的相信我能得到幸福。我从小到大见过太多幸福的人儿，每一个都样貌美丽、聪明干练、家境优越，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创伤，像被命运深深地眷顾。只有他们那样才应该幸福。C说：做合格的社会人没有那么重要，还是得到幸福更要紧。我告诉他：那太可怕了，我会像那些伤害我的人一样，夺走别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幸福。我永远也不要做这样的人。

天主没有听到我的祈祷。祂总是高高在上，隐藏在柔软安全的云端，既不看人间的疾苦，也不听虔诚的呼唤。我想祂是一个巨大的最完美的球体，散发着白光，接纳每个痛苦的灵魂，但只有我们这些凡人都死了才能见到祂。12月来临了，我周围的世界变得越发动荡不安，无差别杀人案件此起彼伏，很多年轻有为的学者猝然长逝，食用油和卫生巾都被爆出来存在重大安全问题，女硕士因为精神失常被拐卖到千里之外……整个社会像一艘暴风雨中的小船，巨浪拍打着它的甲板，狂风撕裂了它的风帆，最糟糕的是它竟然还漏水，正在不断下沉。就连大余都已经连续两个多月没有下一滴雨，身心的干渴折磨着我，折磨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人。

天主，你不是口口声声说爱着人类吗？你不是全知全能吗？那为什么不救救这个世界呢？难道你一直在欺骗我们吗？难道你并不存在吗？难道你也有做不到的事情吗？因为完全无法解答这些疑惑，我最后放弃了信仰。任何神或领袖都无法为人类带来幸福，人类的幸福依靠每个人自己。整个12月，我养成了一个新习惯，就是每天中午搬着塑料板凳，坐在阳台晒太阳。灿烂的阳光将我的脊背晒得微微发烫。那座巴别塔就在我的身边，在阳光下反射着璀璨的光。这就是巴别塔，这就是我最深层的渴望，让人类在巴别塔下携起手来吧，不要理会那冷酷无情的神了。

但那并非易事。不要说操不同语言的人能不能互相理解，就是同样地使用中文进行交流，都很大程度上只是自说自话。成年人的社交总是夹杂着若隐若现的功利需要和权力斗争，害怕暴露脆弱、害怕招人讨厌、害怕不被需要、害怕热情没结果，这些矛盾和痛苦的种子原本就藏在我们的生命中，甚至死亡也不能消灭它们。

社会时钟在为人的生命提供必要的框架的同时，也通过对时间的控制在形塑每个人的灵魂，而这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社会结构的稳定和自我延续。无论是L对快乐的寻求，还是C所希望的通过个人的自我实现获得幸福，亦或是我通过做个“社会人”去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和他人的幸福——这些道路，似乎都行不通。甚至，我们连人际关系上的和谐也可遇不可求。

我想起我在26岁生日之前感到的、前所未有的恐慌。无疑，我的年纪已经不小了，早已经度过了人生这场大型游戏的“新手保护期”：父母日渐步入老年，曾经并行在人生旅途上的同学和朋友们各奔东西，有的人甚至早早就恋爱结婚，我的眼角也已经悄然刻下一根不起眼的细纹。面对陌生人的自我介绍，不再需要时刻加上自己的本科学校，却需要第一时间告知对方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行业，手机通讯录里的服务对象数量首次超越其余联系人的总和，打电话时也有被对方叫“主任”的机会了……比这些外在特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感到：也许我有必要去回应社会对我的要求了。

这个社会对于26-35岁的人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的脑海里闪过许多忠告：女孩子过了25岁就要加紧找对象了；26-28是最佳生育年龄；35岁以前如果职位还不晋升，以后基本上没有很大空间；过了25岁就应该不再迷茫了……这些忠告宛如一条条金线互相重叠，为我的生命画出一个个小格子，我要做的似乎只是往格子里填入文字而已。

我往格子里面填写了什么呢？23岁，我考入现在的工作单位，一工作就是3年；24岁，第一次认识社会学，并将社会学作为终生的热爱之一；25岁，第一次攒到5万块，开始人生第一个具有可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阳面，虽然也算得上可圈可点，但似乎太渺小了，以至于我周围极少人才能理解它们。

就连我萌发主动去联系C的念头，都是因为去年10月国庆节期间，我被前年经历的巨大创伤产生的后遗症困扰了：前年的9月，因为被母亲发现我在读潘绥铭老师的《论方法》，我和家人大吵一架。母亲直言：就算我将来进了社科院，也没有人会认可我，因为谁都知道社会学就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理论，对国计民生半点用处也没有！更何况像我这样天资驽钝，又出身普通的人，还是女人，又有什么机会出头？有时间去研究这些，还不如去研究遴选，实在不行把头发养长些，减肥塑形穿搭妆发，找个好对象也强些。

我并不认为她的话完全没有道理。社会学永恒地安慰着在时代变迁之中遍体鳞伤的人，也永远地诱惑着渴望改变世界的英雄儿女或野心家。但是它将这些人聚集在它用鲜花做成的旗帜下，却从不许诺满足他们的渴望、实现他们的梦想，等待他们的其实是残酷的现实：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却只能换来千疮百孔的生活。我看到了花旗之下闪烁的刀尖，选择将刀尖对准了自己，我在回到大余的班车上写下了自己的遗书，并且发布在豆瓣——因为我另有很多文稿，也许留给家人并不合适，需要对它们感兴趣的网友帮忙处理，我甚至不会计较版权问题。

我本来打算回去就死。但是好心的网友发现了我，根据我遗书里留下的个人信息报了警。警察冲进了我在赣州的老家，看热闹的邻居们围在门口，母亲打电话给我，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已至此，我只能撒谎安慰他们，顺带提了一嘴单位迟迟未赔付给我的工伤赔款，这也是我如此绝望的原因之一，却是我事到如今唯一说得出口的原因。也正是这件事，引来家人对我作品的激烈反对，以及为期一个月的冷、热暴力。争执在前年国庆节假期期间到达顶峰，自那以后我一听到“国庆节”三个字就会浑身发抖。

这就是生活的残酷之处，也是我生命中的孤独之处。连我自己都感到，我所呼唤、所期待的那种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妄念，我算什么呢？竟敢期待世界的爱？竟敢希望人人心意相通？我一定是疯了，没救了。

这一定不是我一个人的困境。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他们的孤独感：在家中、在同学中、在导师面前、在田野里……他们被不断地误认、曲解、怀疑，这一切都在消耗他们的精力。社会在要求我克己复礼的同时，也同等地要求他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方式回应，在诸种回应方式之中，最便利的一种其实是发展一段恋情。

作为热情充沛的人，我很清楚爱情活死人、肉白骨般的威力。去爱永远不会错，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当他们想爱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刚好匹配。我就总是处于这种不幸之中，但是C恰好抽中了幸运签。当他告诉我，他恋爱了，我甚至隔着冰冷的手机屏幕，都能感到对面年轻的身体里迸发出的热情。

爱情真美好，拯救这个世界于黑暗。拯救人于必死的命运。我想象着他坚固的松柏木船桨般平坦宽阔的胸膛里，现在跳动着一颗熊熊燃烧的心脏，以及那个隐匿在词语背后同样青春美丽的女孩，吉时已到，一切可能发生的都必将发生。然而我并不能共享他们的幸福，没有人会缓慢而艰难地爱上我——话说，爱情真的是缓慢而艰难的吗？它不是一道掠过天际的闪电吗？他选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绝不是希望我与他共享它，因为爱情是不能共享的。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他需要处分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这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呀，这本来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我们相识于网络，除了我的研究，彼此生活中没有任何多余的联系，我对他的访谈也早已结束了。他选择倾听我的故事和内心，大约出于他的教养，但绝非他的义务和热情。不可否认，他曾经从内部把摇摇欲坠的我撑起来，但是凭什么要他撑下去呢？无论是社会的要求，还是爱情的性质，都让他有权切断与我的关系。只因为我是女性，只因为他是男性，并且我们都会爱上与自己的性别相反的人。只因为当下的社会，还是只承认法律上和习俗上的单偶制，婚姻还是一件重大到足以改变人生的事情。只因为情歌还四处传唱，浪漫爱还被文化塑造为“普通人一生中可能体验到的、最强烈、最神圣、最不可取代的感情”。整个人类文明其实是建立在爱欲与死亡焦虑之上的，权力通过爱欲的孔道把人的全生命周期紧紧攥在手里，因为控制了爱欲就控制了人所有的渴望——难道不是吗？甚至，巴别塔下一定不乏情人，或者说：即使在彼此相爱的人们之间，也可能有一座巴别塔。

我很清楚，他变成了他们，而他们已经比我走得更远了，我现在只剩下目送。但我也是如此不舍于C，我总是寄希望于能与他、甚至是他的爱人，建立起超越性别和性缘关系的情谊。我幻想着我可以与他和他爱人成为朋友，然后在此之外自己去寻找爱情。这才是能够再建巴别塔的一种关系形态。

然而我的道德感，始终微妙地弹压着我，我意识到我不该去要求他们什么。我和C之间的联系也是无比脆弱，甚至与L、与其他受访者、与我的朋友们、所有的人……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脆弱。现代社会，个人可以以被充分原子化的形态生存，因此不存在斩不断的联系，人际关系才成为一个如此扎眼的问题。C委婉地告诉我：我该从他的生命里告别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如此天真、如此不甘心，不断地向C表达我的心思，寻求一种新的、兼顾三方感受和利益的关系可能性。我提出了我的方案，却被他一再否定，最后我耗尽了他们所有的耐心。我发现他们根本听不懂我的话，更无从想象我会想要参与进入C的生命中，即便是以一个完全清白的朋友的身份。我也彻底明白了，我在C的生命里也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可以随意被放弃。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一个死缠烂打的怪异的人，曾经看似坚固的巴别塔，现在迅速倒塌，砸坏的只是我心灵的地基而已。

没有人理解我对C的感情。全世界在听到“异性”这两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必然都是桃色的秘密，我的朋友也没能免俗，他们饶有兴味地听着这个八卦，眼睛眨巴着，我从他们的瞳孔里看到了草莓色的唇印。这一切令我厌倦得很，要真的是爱而不得倒很好理解，把网易云音乐里所有的伤心情歌听完，我就能释怀了。我有时也怀疑，自己的感情是否已经强烈到灼人，以至于性质可疑？我无数次问自己，得到的答案却始终卡在尴尬的位置：即使是一个好朋友离去，我的心也会同样痛楚，并且我对他并没有情欲。然而全世界现在却要告诉我：你不该这样痛楚，因为这是属于“失恋”的情绪阈值了。

我也终于明白，这个父权制的社会如此推崇浪漫爱的叙事，而不惜把原始的、强大的、具有革命性的爱欲，用种种概念、制度、伦理，切割成一块块甜腻而安全的小蛋糕，意在从根本上否定人类跨越性别、种族、国别、阶层……的沟通和联合。它令人心开始变乱，令巴别塔倒塌。即使是善良的愿望也值得警惕，因为地狱的道路也是由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但是，爱——依然是珍贵的——没有爱，就没有希望，那么人也没有必要活下去了。哪怕是痛苦的爱，局限的爱，不属于我的爱——也好！起码，这证明世界上还有爱，还有希望。即使已经失去了与C的所有联系，我一直在为C和他爱人祈祷，希望他们之间没有隔阂、欺骗、厌倦、伤害，希望他们永远相爱，永远牢不可破地幸福。

除夕那天，我又一次走上了我的巴别塔。站在楼顶，就好像站在与天空最为接近的地方。晴朗的天空，蓝得致命，伸出手，好像就能触摸天堂。我想起第一次走上巴别塔的那个夜晚，那时候我还为了与C的争执而伤神，洁白的月光下星星也没有褪色，我坐在那扇通往天空的大门上，感到天空就要在我面前合上，星星会像雨水一般滴落，而我将会被超升到我所想象不到的地方。楼顶有一面没有护栏，如果我想真正地进入这片天空，其实，只需要往那危险的边缘跨出一步就能做到……

但是我没有。我向那碧蓝的天际凝视许久，头顶上是正午明亮的太阳。我想起，在与C失去联系的当晚，这片干渴的土地，竟然又一次下起了雨。我——的——巴——别——塔——你那么美丽，请停一停，连天空都为你下起了雨……

我还是需要从“巴别塔”上走下来，去建造真正的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