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加塔利 | 概念何为？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

作者：费利克斯·加塔利/吉尔·德勒兹

译者：姜宇辉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年：2010-12

ISBN：9787545803150

作者介绍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法国最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之一，在哲学、文学、电影和绘画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因与德勒兹合著《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而闻名于欧美学界。

译者介绍

姜宇辉，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哲学、电影哲学和媒介理论。

内容摘要

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续作，本书将前作《反—俄狄浦斯》中已然肇始的思想实验向更为开放而宽广的领域推进：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神话学、数学，等等，都成为真正的思想—“根茎”的蔓生之地。而盘踞于传统思想模式中的种种“层”、“编码”、“超越性平面”、“纹理化空间”等，则伴随着这场激动人心的实验进程而渐次烟消云散。

全书散布着一座座流播强度的“高原”，而多元性、异质性的连接则成为它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横贯线。但在乱花迷人眼的表象之下，全书却流淌着纯正的哲学血液，因为它所致力于的正是德勒兹一以贯之的信念：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就是新思想方式的创生。

目录

代序：概念何为？（玛斯素美）

前言

1.导论：根茎

2.1914年：一匹还是许多匹狼？

3.公元前10,000年：道德的谱系学（地球把自己当作什么？）

4.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5.公元前587年—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6.1947年11月28日：怎样将自身形成为一个无器官的身体？

7.元年：颜貌

8.1874年：三则短篇小说，或“发生了什么？”

9.1933年：微观政治和节段性

10.1730年：生成—强度，生成—动物，生成—难以感知

11.1837年：迭奏曲

12.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13.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14.1440年：平滑与纹理化

15.结论：具体的规则与抽象的机器

译后记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卷二）

9.2

[法] 德勒兹 加塔利 [法国] 皮埃尔-菲利克斯·伽塔利 / 2010 / 上海书店出版社

精彩书摘

代序：概念何为？

玛斯素美（BrianMassumi）

“哲学，唯有哲学。”

这就是德勒兹的简单明了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千高原》是怎样一本书？———可能会浮现于众多展卷研读者的脑海之中。初看之下会发现，显然，书中展示着某种进程。每章的题头都包含着一个日期及一个标题，还伴以一副图像。但读者很快便感觉到，这些图像并非全然作为图示。比如，一副描绘着一个捕鹧鸪装置的图画与国家理论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同样，它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又为何（第13座高原）？抑或，一副卵的线描又与人类肉身之间存在着何种关联（第6座高原）？德勒兹的回答或许并非如看似那般简单明了，——这样的质疑为作者的一则简介性说明所进一步加强，它提示读者：该书完全不是按照章节来划分，相反，它由一座座“高原”构成。二者的差别之处就在于，这些高原可以按照任意的次序来阅读。每一座高原都将不同的主题构织成错综复杂的网络，而这些主题则与众多非哲学的学科关联在一起。艺术，数学，地质学，生物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动物行为学，文学，音乐，宗教，政治理论，经济学。如此展现出的宽度和多样性看似漫无边际。读者正被引向迷乱不堪的悬崖边沿。但骤然间，有种种连接跃显，往往是介于不同高原上那些互异的进程之间，恰似弥合天与地的概念闪电，以一种澄明映照出一片远景，而此种澄明既太过强烈，又转瞬即逝，难以将其把捉。此种远距连接迸射出的闪烁在每次阅读之际都会增殖，以一种表演般的节奏展开着对不同主题的构织。这本书的写作方式颇为类似实验小说，因而读来就带着一种音乐般的体验：动感实足。共振形成于每次“演奏”之际，它们以一种流变的自我增强的意义来令体验丰盈。德勒兹不是曾评论说，读一本书，就应该像聆听一张唱片？另一种复杂化：第一座高原的开篇第一句就预告了一场二重奏。每个进程都全然是合作的结果，而且“既然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多，这已经堪称人数众多了”。

德勒兹的合“多”者（co-multiple）——菲利克斯·加塔利——并非一位职业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政治活动，还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家，但他从未皈依于某个政治党派，也从未以一位分析家的身份从业。他不知疲倦地地奔走于不受国会所辖的左派阵营，后者后来与工人一学生一起掀起了68年的五月风潮，而这场革命赋予了随后几十年间突出的社会运动以持久能量。加塔利在整个职业生涯期间都任职于一家试验性的精神病诊所，La Borde，后者与反一传统精神病学的运动紧密关联在一起。德勒兹曾写到，加塔利的生命自身就是一种永恒运动的韵律，难以被纳入到既成的意识形态、学科壁垒或确定的体制当中。“他可以从一种行动跃至另一种行动，他睡得很少，但出游却很多，而且从不停歇。”他的生命就像是一片“海”，“表面上始终在运动，不断闪烁着光芒”。大地，天空，海洋。闪烁，韵律，共振。“唯有哲学”，但看起来，它由众多事物构成。“力，事件，运动和动因，风，台风，疾病，场所和时刻。”但它唯独不是一种思想的内在性。“哲学绝不是用来反思任何事物……谁也不需要通过哲学来进行反思。”一部哲学书“与外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哲学思索“唯有经由外部，并于外部方能存在”。“它并非在头脑之中。”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哲学是一种介入世界的方式。作为这部合著之作的代言人，德勒兹谈到，在写作《千高原》的过程中，“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我们在搞政治。……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能够在他们的生命和计划中利用它所进行的工作，……哪怕只是少量地利用”。哲学以这样一种方式介入世界，此种方式既是政治的，又是音乐的。它的政治策略是实用主义的，而非基于纲领。哲学是一种作为，并且是为了变革而作为。

这就是为何哲学不满足于进行反思，此种反思从一种超然的立场出发，并宣称要对世界进行解释性描绘或裁断性规定。致力于变革就是为新鲜事物欢呼。而从界定上说，新鲜事物是不可被描绘的、尚未来到的。如若它的到来可以被预先描绘，那么它就不会是新鲜事物。因为那样一来，它就已然被纳入当下的规划之中，权且作为一种对于未来的规定。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践行的哲学既非描绘性的、也非规定性。它是建构性的。“人人都知道哲学与概念打交道……但概念绝非垂手可得，它们并不会预先存在：你得创造，创造概念，这其中所包含的创造丝毫不亚于你在艺术之中所见到的创造与发明。”哲学只有一个目标：建构概念。“唯有概念”就是一种概念艺术。

德勒兹（左）与加塔利（右）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哲学方法对于引导读者如何以最佳方式来切近《千高原》的体验具有重要意义。这与非哲学学科的地位直接相关，作者们正是从这些学科当中获取了撰写该书的众多素材。作者们并非诉诸其他学科以寻求外在的权威。这根本不是他们说哲学与一个外部相关联时所意味着的。同样，问题也并非在于将哲学册封为别的思想或行为模式的审判者或外在的仲裁者。在哲学的行动当中包含着某种评价，但它却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种类。每一个学科都据认为拥有其自身的建构模式，基于此种模式，它发明了维持自身秩序的评判标准。哲学并不想擅自对其他学科的内部事务发号施令。对于其他学科的成果相对于它们自身领域的合法性，哲学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同样，它也并非只是将这些成果引进到自身的活动当中，赋予它们以一种借取而来的权威性。哲学既不对其他学科施加评判，也不在它们的评判面前俯首称臣，而是从它们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东西。它从它们的外在作用中抽取出某些东西，随后又巧妙地将其转为己有。它从非哲学那里所抽取的，正是哲学的潜能。它施展机巧来对此种潜能进行重新加工和重铸，将后者引向它若固守起点则绝不会前往的方向。哲学从学科的自治的能力当中将潜能解放出来。它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令潜能不断流通，朝向其他的生命，为了别的计划服务。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将其他学科的潜能取为己用。每一次取用不止一个学科。它从每个学科中所抽取的潜能进入到与其他学科的潜能的邻近关系之中。它与这些潜能一同进入到一个织网和一种韵律当中。哲学通过遵循其自身的相互包含律（mutualinclusion）来施展此种本领。这并不是说怎么都行。要将那些在别处相互差异的事物巧妙地包含于一种概念运动的相关性当中，这需要高超的技巧和足够的清醒。

再度被释放于世界之中，哲学所产生的邻近关系将运作于世界不同领域之间的通路转化为一张复杂的潜能网络，它包含着、但并不局限于潜能最初从中被挖掘出来的那些学科。从这些“横向”连接当中，某些前所未闻的事物出现了：一种新的综合。哲学所取用的，它还会将其还回，但却多了一重差异。将周流的潜能解放出来以营造一种差异，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此种运作称为“解域”。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这就是哲学的全部。不是反思，描绘，规定，或评判。哲学致力于在不同领域之间将新的潜能聚集在一起，而从通常的运作方式上来看，这些领域倾向于彼此分离地进行评判并充满嫉妒地固步自封。哲学的目标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以潜在的方式居间、聚集，外在于它们自身通常的限制条件。一个哲学概念的含义不能被还原为其语义内容，因为后者的界定抽离于这个过程之外。在概念的解放运动当中，存在着一个转化性的方面，正是通过这个方面，它有力地溢出了自身的界定。这个方面就是哲学试图在世界之中践行的：它的实用的方面。它就是概念的持续运动的过程性方面，趋向于新的效应。概念的含义不能抽离于它的溢出效应。它的含义与它自身所产生的过剩效应融为一体。除了它通过界定而拥有的语义之外，一个哲学概念还带有一种意义的过剩，后者与它的述行力融为一体。

哲学以双重方式与非哲学相关。它需要非哲学活动的现存领域，以便从中抽取出转为己有的潜能；此外，它还需要非哲学活动的生成领域，以便令其自身的潜能向那里流通，从而以相互包容的方式产生新效应。它需要一种可共享的世界的宽广度，以便在其中开动自身。哲学将自身的活动与现存的活动领域相连接，并着眼于如何能令这些领域一同运动，一起变化。至关重要的就是关联。而关联从根本上说即共变。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该书，《千高原》的读者必须欣然将自身向书中的概念力量的展示开放。然而，哲学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非它那实用主义的波幅被容许对阅读的经验展开荡涤。它向读者表达的“意义”将会处于共变之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这意味着承担风险，因为哲学的运动接下去将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与计划当中，并会产生新的、难以预计的效应。怀特海与此颇为契合，他曾指出，真正的思想就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险。假若此种历险的思想并非已然是一种快感，那么读者就要仔细地考虑是否要改变方向了。还存在着许多不那么具有生成性的思想以供选择。

阿弗烈·诺夫·怀特海

从本序言的一开始，有一点或许是清楚的，即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一个重要关切就是多元体（多元性）：众多学科，众多高原，众多韵律，众多主体，共变着的滑移。在西方，当哲学作为一个学科而被体制化，它事实上就变得不那么娴熟于处理多元性。与之相反，它已然发展出一大套技术手段来逃避多元性。体制性哲学酷爱将多元性涵纳于整体性之“一”当中。抑或，将它划分为二元性与对立之“二”。这样一来，出于对那丧失了的统一性（对于此种统一性的分裂，它现在不禁扼腕痛惜）的怀念，它往往会尽力克服自身所产生的二元性，只为了通过“一生二，二生三”式的辩证综合来对“一”进行纯化。

这当然并非是说，在西方哲学的历史当中就不存在思索多元性的大思想家，他们能够抵制整体性之“一”的虚构。斯宾诺莎，尼采，柏格森，就是这样的大思想家。德勒兹和加塔利正是与这样一些思想家结为同盟。考虑到西方哲学的总体化、二元化乃至三元化的运作所累聚起的分量，额外的协助还是值得赞赏的。比如说，他们会求助于数学，而这门学科除了想尽办法解决多元性难题之外别无选择。试想，数是什么？如若不是这样的多元性难题，它又会是什么呢？数学会相应创发出各种各样专门的形式语言来处理多元性。但哲学不是数学，它无需形式化。然而，每种形式化都包含着一种多元性的概念，它之所以被建构出来，就是为了导出特殊的数学结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立场则是，不存在究极的理由来规定多元性概念为何不能或不应该从它的专门的数学表达中被抽取、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重新用于哲学，以便产生出哲学的成果。

比如，黎曼几何发明了一种空间的形式化，作为不同区域所构成的拼贴，而每个区域都通过边沿彼此连接。对于黎曼，空间就是“多”之连续性，不可被还原为一种严丝合缝的统一性，也无需通过三角划分（triangulation）来获得拯救。此种“多”的无限连接的连续性就使得对于“一”的关注全然失去了必然性。一种移置已然发生。问题已然改变。德勒兹和加塔利将会为哲学而形成此种移置，小心翼翼地在哲学与其之前的体制性实现方式的关联之中对其进行解域。他们将会从黎曼的数学计划当中抽取出“平滑空间”这个全然是哲学的概念（第13和14座高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将一种新的潜能带给哲学，对于此种潜能的思索改变了哲学所遇到的问题。哲学与数学的接合并非单单是从数学那里引入了一种数学式的解答。相反，它运用一种数学的解答来为哲学重新提出问题。通过这样做，哲学激励自己发明出与属已的活动领域相适配的新的解答。

平滑空间的概念界定了这样一种空间，在其中存在着如此的潜能：从任意一点出发，可以直接连通到任意别的点，而无需经过中间的点。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们超越了数学的范域。一个通常空间中的物体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的运动将这个空间转化为平滑空间？运动是否能够发明出自身的无限连接的运作空间，并将自身从已然确立的空间构型的界限和边界之中解放出来？运动能否对空间自身进行解域，从而产生出一种别样秩序的空间？为了思索这些问题，德勒兹和加塔利创造出“游牧民”这个概念人物，将其作为此种转化的体现，而此种人物的例证可以在中亚草原的古代社会之中发现（第12座高原）。如果说在历史之中，游牧民曾通过发明一种平滑空间而将自身创造为一个民族，那么我们就看不出为何此种创造不会再度发生。它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表明了：潜能曾经存在。一旦潜能出现，那它就始终是一种潜能。德勒兹和加塔利沉思这一问题：游牧民在我们时代的体现形式会是怎样的呢？对于当今世界来说，那个尚未到来的民族又是怎样的呢——或许它已然处于自我创造的过程之中？

他们的回答：我们称之为“弱势群（“少数民族”）”（第13座高原）。他们在一种特殊的哲学含义上运用“弱势群”这个词。一个弱势群是一个不可数的人类多元体。它是一个处于连续流动之中的人类多元体，以至于构成这个多元体的个体无法被逐一计数并归入公认的范畴当中。他们无法被赋予一种明确的同一性，也不能被分派某种通常的功能。这是因为他们无法被固定约束，因为他们能够平滑地从任意一点直接通向界域之中的任意其他的点，即便界域本身有着公认的、明确的功能。他们处于一种集体生成之流当中。他们的运动形成了一个黎曼空间，它对公认的国家和地区的同一性以及包含和协调它们活动的功能机构进行界域化的拼贴。现代的游牧民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再度发明了“草原”。他们的运动分弥散出一个生成的平滑空间，它不能被纳入到现存的同一性的边界之内，也无法被它们的正常流通渠道的经济制度所调节。集体生成的平滑空间这个哲学概念确实进入到了其他的生命和计划当中。为反一全球化运动的要素所采纳，它在21世纪初期为一个新的反一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的空间做出了贡献。

一种哲学始终通过“双重生成”以及双重生成之间的串接而运动。某种事物穿越于数学和哲学之间，从而使得一种专属数学的建构变为哲学性的，并通过此种途径改变了做哲学的方式。哲学自身通过此种联接而生成：它变得更胜任于思索多元性，并愈发从它在历史中所养成的习性中解放出来。介于数学和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双重生成。串接：概念扎根于肥沃土地上的另外领域，这是激进的政治实践的领域，概念在其上孕育出流动不息的效应，后者溢出于哲学学科之外——也同样溢出于作为一种原型的学科分划之外。抽取，转化，溢出。此种未被学科化的潜能的关联性发展正是哲学思想的实用性运动。

正是通过此种与数学之间的过程性联接——以及其他类似的联接，德勒兹和加塔利发展了那个可被视作全书核心的概念：难以遏制的、作为一种生成的连续性的多元性。而别的关键概念则在与从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别的什么科学的其他学科的遭遇之中耗尽了自身。而与哲学学科自身的某种相遇当然也同样是融合的一个关键部分。它赋予既有的哲学概念以再度生成为哲学和获得新生的机会。正是这些概念性的生成一哲学、再生成一哲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座高原，也正是它们以一种自身特有的韵律穿越高原而返，将整部著作形成为一个平滑的概念空间。正如作者们所言，一座高原就是一个概念的解域化生成的“强度”区域：由策略性移置的概念的居间运动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多元性结合。这些运动构成了文本。它们的构成在文本中释放出一股关联性潜能的电流，后者非常有可能再度向外部运动、形成非哲学的溢出效应。

对该书的每次解读都是对以下运动的一种述行性的“测绘”：沿着概念潜能的“抽象线”所进行的一次饶有兴味的滑移；一种再创造性的“勾勒”，再度产生出它所横贯的思想一区域。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这本书就是对这样一些区域的“地质学”研究：它们的地壳构成不断地转变和折叠，并在相互折叠的力的作用之下隆起而形成表面上稳定的构成地标，也即“高原”。结果就是一种对思想的潜在生成所进行的复杂“绘图法”，这些生成从非一哲学的外部涌入，流经哲学自身，然后又再度通过潜在化的溢出运动返回。以此种方式践行的哲学是新陈代谢式的。它充满活力。任何非一哲学领域都可以提供养分。德勒兹和加塔利在食物来源方面的杂食特征可是出了名的。但反过来说，通过对哲学所能摄取的食物进行预先遴选，以此来对哲学使之产生代谢变化的能量进行限制，这一做法有何意义呢？作为一个学科（以体制化的方式存在，实现于专门化的大学系所），哲学只是它所能成就的形象的一个禁欲主义式的缩影。这是一种饥肠辘辘的哲学。这种哲学很久以前便断绝了与外部之间的共生关系，将它的供给仅仅限制于那些举世公认的哲学家们的金科玉律，因为它据称对这些东西拥有绝对的所有权。这是一种以自身为食的哲学。作为此种自食其身的做法的一个直接后果，体制性的哲学患上了概念的营养不良。但要想重新获取能量、再度成为它向来所是的那种新陈代谢的创造功用（——哲学，唯有哲学），只有通过冒险越过它的体制性修补的内在性，并重新与广阔世界中的林林总总的生命建立联接。

因而，《千高原》——这一关于哲学外部的伟大著作——在刚刚出版之际遭遇到来自哲学学科自身的充耳不闻式的忽视，这没什么奇怪的。而它被纳入到机构的藏品之中，这也只不过是近五年左右的事情。但即便如此，仍然还是有人惴惴不安。在它那种搞哲学的方式当中，总有点什么难以被体制机构消化吸收。这当然并非是说《千高原》出版后的最初二十五年是全然默默无闻的。相反，在哲学体制之外的任何地方，它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冲击。它很快就为阵容浩大的其他领域所采纳，并被用于它们自身的创造性的生成一之间：建筑，文学，舞蹈，电影，新媒体和互动艺术，实验音乐，表演艺术，教育学，人类学，国际关系，政治科学，政治激进主义。这个名单很长，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这本书的概念韵律已然触发了众多琴弦。

该提出一点警示了：在一个哲学概念之中，或在它所激发的创造过程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本来就是好的或坏的。为了回到平滑空间的概念，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说，产生此种空间的运动从本性上来说是“战争机器”（第12座和13座高原）。他们进一步解释到，这并不是因为这些运动寻求冲突或将战争作为其目标，而是因为它们那难以遏制的生成将它们置于这样一种永恒状态之中：与界域秩序及其所维护的生命方式之间的潜在冲突。此种潜能始终有可能被某个军事机构所“捕获”，并进而改变自身轨迹、确实将战争作为目标。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现代所发明的第一种游牧运动出现于海战的领域之中，伴随着向冷战时期的转变，它也逐渐演变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霸权的一个衍生物。最近，Eyal Weizman揭示了平滑空间的概念怎样被以色列国防军蓄意占为己有，以便彻底改造城市战争并将其用于他们对巴勒斯坦的占领，而《千高原》这本书也被用作军官的训练手册。由哲学的创造运动所激活的思想的运动并非先天地在道德上是善或恶的。同样，它也并非必然在政治上是左或右的。从潜在性上看，它可以采取任何一条路线。这就意味着，只能根据其自身来对它加以评判。这也就是说，以实用主义的方式：看它的结果。

既然一个哲学概念的有效产物总是要与它在哲学之外被重新激活的方式结伴而行，那么，一种哲学的价值也就始终是一种合作的结果。根据威廉·詹姆士（作为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概念就是它的所作所为。它的价值就是它确实在世界之中所产生的影响（“差异”，difference）。如果它看起来像一个概念，听起来也像一个概念，甚至连尝起来也像一个概念，但却没有在世界之中产生出任何影响，那它就不是一个概念。詹姆士最偏爱的那个本身并不为一的概念的例子就是“一”自身。绝对总体性将使我们一事无成。哪怕是想利用它的最微不足道的尝试也会令它化解为无。因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二”：它那丧失了的伟大，和你所进行的努力的渺小。这就等于没造成产生任何影响和差异。我们尽可以略过通常于随后进行的辩证法的第三步，并仅仅设法应对世界自身最初所呈现出的那种多样性，而不再是将思想一能量浪费在试图克服此种多样性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之上。迄今为止，这是更具创造性的见解。

德勒兹和加塔利强调说，创造性地应对多元性就涉及到一种生成的集体筹划。这就是他们那句经常重复的公式——一个概念的创造力就在于“一个尚未到来的民族”（第11座高原）——的意义。一个民族的处于外在关联之中的尚未一到一来正是对于这个概念的评价。一个概念的评价以一个事件的形式出现。它是一个活生生的判断。德勒兹和加塔利将此种自我创造的、基于事件的评价命名为“伦理学”。跟随斯宾诺莎和尼采，他们将伦理学与道德相对立。道德是规定性的。它预先评判。而伦理学在于展露。它应一对（makes-do）。一个哲学概念的伦理价值就是它的实用性真理。而这个真理发生在这个概念身上，在它自身的展露过程之中。它绝非处于头脑之中，对概念的预先一评判根本无法触及它对于事件来说的真正潜能。抽象地批评一个概念，冠冕堂皇地站在概念之外和之上来做出评判，这些都毫无用场。因为这就将概念置于无生气的状态，将概念与它自身的事件相分离。反之，德勒兹和加塔利倡导一种他们所谓的“内在性批评”。

一种内在性批评从手边问题的运动内部出发。它旨在进入到流之中，并通过在其中活动进而影响其进程。进行此种批评的能力需要一种对运动的方向和它所传送的潜能所进行的经验性评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的哲学评价从伦理上说始终是“肯定的”。它一开始就必须积极地将自身向着对问题的经验敞开，而正是此种经验与它相关。参与性的关切是它的必要条件。 个概念的运动令自身经受评判，这只有当它激起关切、在世界之中具有“重要性”之时方才可能。而且，它的此种作为，只有当人们普遍感受到它所造成的变化和差异之时方才可能。德勒兹列出了一个哲学概念的标志：特异性（事件），创新性（生成），以及重要性（其结果所具有的生命力）。“概念，”他说，“无法与情状相分离，我所说的情状意指它们对我们的生命所产生的强烈效应；无法与感应（percept）相分离，也就是说，它们在我们身上所激发的新的看与感知的方式。”概念可不是抽象的。它们是为活生生的生命而存在的，并且要由生命来对它们进行评判。

与一种既具有导向（就它承载着某种潜能而言）又有着开放性结果、自我肯定的运动相关的另一个词汇就是趋势（tendency）。概念总是与趋势相关。这就意味着它们最终总是与自身“相关”的运动，因为它们就是趋势。从实用的角度看，概念是自指的。这一点对于理解《千高原》中所调动的概念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观念的最为持久而顽固的误读或许正是认为它们指向着某种外在于其自身的运动：也即，将它们错当成经验的描述。这同样并非当德勒兹和加塔利说哲学与其外部相关时所意味着的。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运用的如此丰富的历史事件和构型并非是哲学概念以描绘的方式运用其上的事物的经验状态。德勒兹和加塔利并不关心将他们的哲学运用于历史，或任何别的事物之上。他们的兴趣在于将哲学释放于世界之中。与他们的概念相关的是趋势，后者荡涤着历史事件，席卷着它们的构型——-其中当然也包括哲学自身的构型，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生成的运动。趋势是超历史的。它们穿越着历史的时刻，又将这些时刻联结于流变的连续性之中，而此种连续性与哲学之间彼此密切相关的。哲学的争论并非是：（比如说，）中亚草原的社会是否曾经是游牧性的，而对这个争论所作出的评判需要依赖一位历史学家可能想要加以运用的某种经验标准。从哲学上说，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曾经是何许人，而在于他们曾经是怎样生存的：从生成的角度看，他们都做了些什么。

吉尔·德勒兹

他们所曾经做的，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之下，将某种超历史的趋势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出来。他们正是作为一种趋势的淋漓尽致的例示。每座高原的标题中的日期的功用就是标志出某种超历史的趋势在历史中达到最高程度的表达的时刻。这不是一种经验描述，而毋宁说是一个思辨命题。这个命题就是：趋势将会穿越历史不断前行，以期在同样高度的流变之中寻求进一步的表达，此种流变是作为同样的趋势性运动的例示，并将后者带向变迁的历史形势所能允许的极限。关于历史的哲学概念所关注的，是一种趋势穿越一系列极限情形的例示的运动。

这个系列原则上说是无穷无尽的。潜在地看，始终有可能存在着下一个趋势性的表达。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将会创造它的民族。对历史的哲学思考所针对的正是此种创造性潜能的剩余，它溢出于任何（在某种既定的事物状态之中的）既定的表达形式之外。关于历史的哲学思索就是释放出未来的电流，后者激活了构成历史的每个当下的流逝运动。这就是哲学自身所关切的：历史时刻的“不合时宜性”。既然此种关切是朝向未来的，那么哲学就可以说是思辨性的。思辨是“超经验的”，因为它所关注的是趋势溢出历史的经验运动。“描述”一种趋势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思想之中调动它，并在思想之中将它带向它自身所能达到的极致。通过将它在世界之中所发现的那些躁动不安的运动不断外推，哲学上演着思想一实验。一种趋势的特征就在于某种模式，正是以此种模式，大量多种多样的要素在生成的过程中聚集在一起，并且通过一种改变历史的运动所体现出的动态统一性相互维系。此种制造差异的模式正是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谓的“配置”。一个经验客体具有属性，这些属性界定了其所是。一种趋势具有极，这些极对其运动方式进行调控。创造一个概念，则是为了揭示既有的众多要素怎样聚集，怎样相互维系，从而在历史之中制造出某种差异。然后，在思想之中将那个配置向着其所能之绝对极限外推：如若它想要在可构想的最高程度上例示自身，那么它将会以怎样的方式运动？

某种趋势的最高程度的表达实现于此种绝对极限之上，它就是一个极，我们几乎可以在磁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术语：一个吸引力为一个趋势定向。对一种趋势的哲学外推就是对此种定向所做的一种积极判断。从哲学上来说，关键之处绝非某物之所是这个经验问题（存在的问题），而是事物“怎样”运动这个实用性的问题（生成一定向的问题）。哲学上的关键问题始终是这个实用性的问题，正是它被带向思想的极限。在那极限之处存在着一种吸引力，它绝不会耗尽于构成历史的任何特殊的当下之中。当一种运动被带向这个极限之时，它就处于过程性的过剩之中，溢出于它的活动所具有的任何可描述的经验情形之外。哲学所外推的正是此种过剩，后者就此而言在经验上是“纯粹的”。作为一个极，它的历史性是空洞的，但它的哲学性却是意味深长的。哲学正是对此种纯粹的实验性的思想一形式的思辨式创发。正是在这些极限一形式之中，它的创造性才找到了自身的最高程度的表达。当我们思考历史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写作之中的地位之时，将这一点牢记在心是至关重要的。

绝不应该忘记，“哲学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具有创造性”。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努力，德勒兹和加塔利常常强调哲学与艺术之间的紧密关联。再重复一遍：“你得创造概念，这其中所包含的创造丝毫不亚于你在艺术之中所见到的创造与发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思索与艺术和文学这些外部相关，其广泛程度绝不亚于与历史、数学或科学之间的关联。而他们之所以在每座高原的起始之处都放置一副图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标示出此种与艺术之间的密切关联，并进而暗示这一点：在艺术之中存在着一种概念活动，它滋养哲学的方式使得它比任何其他的外部更为切近哲学自身的活动。他们在艺术和哲学之间所体会到的此种亲密关联与这个事实相关：艺术的对象同样是不合时宜者。艺术像哲学一样，它略过事物之“所是”，只为了观察它们怎样生成。它“只关注运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瓦解”事物，令它们“开放”，只为了将它们的潜能的纯粹形式解放出来，并从中形成一个趋势性事件。这是一种思辨行为，一种概念姿态，以一种酷似哲学思索的方式存在。它同样也是一种抵抗的行为：抵抗事物之所是（“存在”）的方式，因为此种方式对它们可能会怎样生成漠不关心。哲学使抵抗得以被思索。而艺术则使之得以被感知。用加塔利的术语，它们都是以生成为宗旨的、进行创造性抵抗的“伦理一审美”实践。

哲学概念之巧夺天工不应该被理解为：它们是不严谨的，仅仅是隐喻性的。“对于我来说，”德勒兹告诫道，“隐喻并不存在”。为了让一个哲学概念去做它最为擅长的事情，接近其创造能力的极限，它必须实现一种对精确概念的实用性溢出。只有凭借实用性精度，才能使得事物通过思想而发生。缔造一个思想事件，这是一种最为严格的努力。德勒兹并未在“系统”这个词语面前犹豫不前。对于他来说，一种哲学必须具有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所具有的全部严格性，这样一个系统从构造上就向着外部的变迁不居的关联开放。

《千高原》的汉译本完全有理由成为一个严格的思想一事件，它“所包含的创造和发明丝毫不亚于”原著。对于将此项新创造置于掌中的中国读者来说，对待这个译本的唯一合适的方式理应如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待每项成就那般：令其开敞。抵抗它那欧洲的“存在”。千万别把它当做是对它的来源地的一种描绘。更别把它当做是对它当下的目的地的一种规定。将它的潜能的纯粹形式解放出来——为了中国思想，再度进入到它自身通过生成—之间、聚—集（coming-together）所实现的特异性历险的连续性之中，并与它自身的未来这个宏伟的外部相关联。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哲学获得了一种新的、不合时宜的重要性更为令他们愉悦的了，而此种重要性已然逾越了作为欧洲思想家的他们（从历史上说曾经如此）所能料想到的。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