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情到闺言：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传统与新章——方秀洁教授访谈录（转载自文艺研究）

方秀洁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5年1期，责任编辑高明祥，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方秀洁，1948年生，原籍广东开平。1984年获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师从叶嘉莹先生。曾任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客座教授。2023年9月荣休，现为麦吉尔大学中国文学荣誉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歌、词学、明清妇女文学文化研究。主持哈佛燕京图书馆与麦吉尔大学合作的明清女性著作数据库项目，同时兼任《汉学研究中的妇女与性别丛书》总编辑。著有《吴文英与南宋词的艺术》《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等；合编《话语的不同世界：清末民初性别与文类的变迁》《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等。本刊特委托山东大学文学院刘阳河副研究员采访方秀洁教授，现整理出此篇访谈，以飨读者。

一、从中国古典诗学到词学

刘阳河 方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答应我们对您的采访。我了解到您成长于加拿大，在西方语境下接受教育，您是什么时候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产生的兴趣？这种兴趣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方秀洁 我虽然在加拿大长大，但出生于广东开平，开平在20世纪初已经有不少人移民到加拿大谋生，我的祖父就是其中一员。20年代，我的父亲也去了加拿大，并打算把我接到加拿大生活，但是由于当时新通过的《排华法案》，华人不许以移民身份进入加拿大，现居加拿大的华人家属也不能到加拿大居留，所以我在广州的一所寄宿小学读了一年半的书，并学会了普通话。后来加拿大废除了《排华法案》，1957年左右我母亲将我带到香港，为前往加拿大做准备。我在香港入读一所天主教小学，毕业后又进入英制中学读了一年半，这两所学校都是全英文教学，所以其实我的中文并没有很强的基础。我来到加拿大后，继续接受英文教育，此时我的中文水平已经退化不少，记得当时给远在中国的母亲写中文信，需要用空格代替我不会写的字。到了大学，家人鼓励我选择偏实用的理科，但我读了一年理科之后，发现对自己所学的内容提不起兴趣，所以转而学习文科。因为我觉得文科尽管在世俗化的眼光中没有那么大的实用价值，但是其自身的魅力和影响力都非常大，这是难以用物质去衡量的。到了60年代，北美出现了一系列学生运动，涌现出许多新思潮，大家普遍对当时西方的社会政治现状和物质文化感到失望，很多年轻人开始转而探索东方的宗教和哲学文化。我当时在多伦多大学，选了几门东亚系的课程，尤其对佛教禅宗感兴趣。此外，我还对其他一些中国思想方面的课程有很深的印象，记得其中有一门课讲《庄子》，不过这门课主要面向不懂中文的本科生，因此我们当时用的是英文翻译本。我逐渐不满足于只看英文翻译，开始学习文言文，阅读《道德经》《庄子》以及一些佛教经典。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很多波折。

刘阳河 我了解到您在本科毕业之后继续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是《佛教对王维诗的影响》，您为何选择了这个研究方向？

方秀洁 我在多伦多大学读本科的第三年，东亚系的施文林（Wayne Schlepp）教授开了一门中国诗学课，面向能读懂文言文的学生，我选了施教授的课，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很大，引起了我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兴趣。本科毕业后，我决定将诗歌与宗教结合起来，继续跟随施教授进行硕士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当时多伦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不要求提交硕士学位论文，严格来讲，《佛教对王维诗的影响》是一篇专题论文，后来我在加拿大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上报告了这篇论文。论文分析了佛教对王维诗歌创作三个层面的影响，前两个层次主要集中在佛教的语言、词汇和思想上，在第三个层次中，我们几乎无法从王维诗歌表面看到佛教的影响，此时诗歌与佛教已经融合得天衣无缝，就像王维的那些绝句一样，文字与自然完全合二为一。当然，如果深入分析王维诗歌的话，不止是佛教，道家思想的影响也比较重要。

刘阳河 您后来为何选择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了解到您在硕士毕业到入读博士之间有两年的间隔，这两年您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方秀洁 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在加拿大攻读博士了，我的硕士导师施文林教授告诉我，如果要继续在中国古典诗歌领域进行研究的话，加拿大只有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叶嘉莹教授可以做我的博士导师。于是我申请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被顺利录取，并获得了奖学金。同时，我也申请到了当年的加拿大—中国交换奖学金，于是我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延期入学，计划在中国的著名高校深入学习两年中文。不幸的是，当时正值1976年，中国刚刚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于8月抵达时依然可以看到地震造成的巨大破坏。当时来中国交换的外国学生都会先到北京语言学院（即后来的北京语言大学）上汉语课，我也不例外。受地震的影响，北大、清华、复旦等大学在学生宿舍、教学设施和其他物资方面都很匮乏，不再接收新来的外国留学生，最后只有辽宁大学收留了我们。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而古代文学研究在特殊时期是中断的，因此当时我只能上一些古代汉语的课，没有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这里要说明一下，如果在加拿大攻读中国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不管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都需要掌握除中文之外的第二种亚洲语言，大家多半都会选日语，因此我也修读过一些日语课和日本文学课，对日本文化也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决定利用第二年的时间去日本感受一下。后来我在日本的英语语言教育理事会教授英语课，同时巩固语言技能，尽可能深入地了解东亚文化。

方秀洁与叶嘉莹先生在南开大学（2017）

刘阳河 叶嘉莹先生曾表示您是她所有学生中“对词的感受能力最好的一个”（叶嘉莹口述，张候萍撰写：《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11页），除了您对词与生俱来的敏锐感悟之外，还有什么原因让您从诗学研究转向词学研究？

方秀洁 叶先生这样说，我实在是不敢当。我的研究转向肯定与叶先生是密不可分的。我的硕士导师施文林教授主要研究元曲和古典诗歌，我跟随施教授读硕士的时候，他已经改行研究蒙古语，因此在跟随叶先生读博士之前，我对于词学的了解非常有限。叶先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专题研讨课，我在第一个学期修读了叶先生的《诗经》课，那门课是用中文讲的，叶先生讲课速度很快，对于各种典故信手拈来，我感到非常吃力。此外我还修读了叶先生开设的杜甫诗、苏轼诗等诗歌课程，对于这些诗歌文本，我大多用学术的眼光去看待，较少产生情感上的共鸣。第二个学期，叶先生开了一门词学专题研讨课，用的是郑骞编的《词选》，从晚唐五代词讲到宋词。我当时第一次读到温庭筠的词，一下子就被迷住了，无论是词的语言、情感表达还是意象的运用，都让我无比感动。如叶先生所说，这种感发是非理性的，很难解释，仿佛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情”的空间。我马上决定，要将词学作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

刘阳河 陈毓贤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过一次讲座，主题是“华人学者对北美汉学的贡献”，她将在北美从事中国研究的华人学者分为前后五批，将您归为第四批的代表学者，即在20世纪70年代后投身中国研究的北美第二代华人。70年代的北美学术界流行以后现代、女性主义及少数族裔的观点对经典学说进行解构，这些西方学术思潮是否影响到您最初的学术研究？

方秀洁 我于1976年硕士毕业，1978年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在我的印象里，当时加拿大的学术界比较流行后结构主义，当然，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概念的边界实际上都是比较模糊的，它们之间有很多重合。我个人的感觉是，文学研究领域在当时仍然十分重视新批评理论中的文本细读，不过相比较于传统的新批评，阅读的目标有所不同，也不再将文本视为完全独立自足的本体，而与创作背景、读者接受以及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我在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还没有运用解构主义的相关理论，但涉及到了一些性别研究的因素，因为词学研究是避免不了性别议题的。而我真正全面接触到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时候，已经是在我工作之后了。

二、吴文英与女性词研究

刘阳河 您在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宋词，博士论文聚焦于吴文英词。吴文英是最具独创性的词人之一，但同时他也非常具有争议性，普通读者阅读他的词作，最大的感受是晦涩难懂。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吴文英作为研究对象？

方秀洁 梦窗词的语言的确很难懂，这也是他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风格。张炎对梦窗词的评价非常经典，流传也是最广的：“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词源》卷下，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9页）当时我读到这句的时候，很想知道为什么梦窗词会带给我们这种感觉，以及“七宝楼台”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我把这些都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我认为，虽然梦窗词的语言带有晦涩的特征，但词作中的意象是无比优美的，这些意象增进了词的情感表达深度，即使这种情感有时会很沉重，它也极大地触动了我的内心。不同读者对梦窗词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感受，对文学文本来说没有一个普适性的评价标准。此外，叶嘉莹先生有一篇文章《拆碎七宝楼台——谈梦窗词之现代观》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篇文章中，叶先生对梦窗词进行了非常细致的释读，关注梦窗词在当时未被发掘的现代性特质，比如采用时空杂糅的叙写方法，以及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理性羁束的感性修辞，这在当时是非常有新意的洞见，让我感受到梦窗词兼具古典性与现代性的独特美感。叶先生的研究给了我极大启发，提升了我对词学研究认知的境界，让我更加坚定地选择吴文英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

刘阳河 中国近现代学者对吴文英的评价不是很高，王国维、胡适、刘大杰、胡云翼等学者都曾对梦窗词有过负面评价，而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内学界对于梦窗词的研究也几乎一片空白。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您当时在北美有没有受到国内词学研究风向的影响？

方秀洁 是的，梦窗词在近代以来受到的非议比较多，很多学者认为梦窗词过于雕琢、炫技，缺乏真实自然的感情。王国维还认为梦窗词具有“隔”的特征，这种雾里看花的隐性描写被他批评为“写景之病”。实际上，虽然梦窗词从数量上看在两宋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对梦窗词的评价从其产生的时代就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状态，毁誉参半。这是因为梦窗词的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并没有完全遵循词体一贯的创作范式，所以在他同时代的作品中显得特立独行。关于国内20世纪中期之后的词学研究，由于当时网络信息不像现在这样普及，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接触到的比较少。相对而言，对我影响更大的是清代常州词派对梦窗词的评价，例如，周济指出：“梦窗立意高，取径远，皆非余子所及。”（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第1644页）梦窗词在清代词坛受到推崇，在近现代却受到了时代的偏见，这种现象并非是评论者一己之喜好造成的，而是受到不同时代社会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刘阳河 您的博士论文对吴文英生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包括其早年生活、个人情事以及晚年交游等，为后世的吴文英及其作品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资料相对匮乏的条件下，您当时如何进行词人生平的考索？

方秀洁 想要研究吴文英的生平，首先要对他生活的时代语境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北美的博士生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需要通过一个博士资格考试，我当年考试的一个重点就是宋史。我当时跟随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蒲立本教授研读了宋史，对吴文英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态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在资料方面，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有关于吴文英生平的考证，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资料。此外，我主要参考杨铁夫的《吴梦窗词笺释》，不少笺释对作品的创作背景也做出一些考释。由于吴文英没有传记流传，我做的主要是一些很琐碎的考据与整理，例如他在词题中提到一些同时期的文人，还有对个人生活和交游的记录，我就从这些细微之处入手。当年资料获取不像现在这样便捷，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我还专门去过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查找中文古籍善本。不过，关于吴文英的身世经历，目前仍然存在一些还原难度很大的空白，这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考察。

刘阳河 您的专著《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Wu Wenying and the Art of Southern Song Ci Poetry）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198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世界范围内梦窗词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又经历了几次再版。可否简要谈一谈您这部专著的研究理路？

方秀洁 我当时是想做一个关于吴文英词比较全面的研究，包括吴文英的生平和他的著作，当然重点要放在后者。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吴文英的身世和生平经历，我将他的生平放在南宋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勾勒，这在前一个问题中已经有所回答。第二、三部分介绍吴文英词，其中，第二部分从不同角度分析吴文英词的艺术特质，例如吴文英词“质实”的风格。第三部分探讨吴文英词的主题与类型，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吴文英的咏物词。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咏物词没有什么深度，只是描写一个物品。的确，吴文英也创作过一些比较肤浅的、娱乐性比较强的咏物词，但我所关注的是吴文英利用咏物体对内心感情的表达，包括相思、怀人等。在这些作品中，“物”与“情”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与互动，例如《琐窗寒·玉兰》借咏玉兰花表达对苏姬深切的怀恋。我尤其喜爱吴文英那些充满“情”的作品，而非那些他为了应酬写的词。第四部分是对南宋以及后世诸家对吴文英词评说的梳理，包括同时代的张炎、沈义父，清代的词学评论家，以及晚清词坛对吴文英的推崇等。

刘阳河 张炎《词源》将姜夔与吴文英做对比，引出了关于词艺术风格的一对美学概念：“清空”与“质实”（《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259页）。您的专著是如何探讨梦窗词的质实风格的？这种风格是否可以代表南宋词风？

方秀洁 我关于梦窗词“质实”特征的专论主要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我从“领字”或者“领句字”的概念入手，这是清代词学家发明的术语。领字主要由表现语法关系的虚词构成，在一段文字中处于发端位置，领起下文，可以是一至三个字。北宋的柳永是第一个采取这种位置性虚词的词人，他的领字段产生了一种流动、连续的感觉。在此之后，虚词作领字成为词体创作的惯例，张炎《词源》提到的“合用虚字呼唤”（《词源》卷下，《词话丛编》，第259页）就是这个意思，单字如“正”“但”“任”“甚”，两字如“莫是”“那堪”“还又”，三字如“更能消”“最无端”，等等。而吴文英则多使用表现具体形象和内容的实词作为领字，包括动词和形容词，例如《木兰花慢》“润寒梅细雨，卷灯火、暗尘香”，《尾犯》“泪接孤城，渺平芜烟阔”。在这些例子中，领字缺失了指引和连结的功能，打断了读者期望的逻辑性或连续性，而呈现出一种感性的意象，给人浓缩且厚密的感觉，读起来也没有那么顺畅，这就是“质实”风格的形成。此外，梦窗词还有一些独特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吴文英大量运用转喻手法，即不直接呈现某种意象，而是将意象拆解为一些感性的属性，包括色彩、姿态、肌理或其他表现因素。他的咏物词尤其喜欢使用这种手法，如《丁香结》写海棠：“香袅红霏，影高银烛，曾纵夜游浓醉。正锦温琼腻。被燕踏、暖雪惊翻庭砌。”此外，吴文英对典故的熟练运用也使得他的词作显现出浓缩而隐晦的思想意义，增加了其密度与复杂性。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的书名可能会造成一点误导，我想表达的并非吴文英的词可以代表南宋词，而是他的词通过领句字较少使用虚词构成了南宋词坛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倾向与特征。“清空”给人的感觉是自然流畅的，而“质实”则给人比较强烈的艺术感，这种艺术感连同梦窗词的抒情风格融合了多种诗歌实践，绝非人工雕琢那样给人造作的感觉。

刘阳河 除了重点关注梦窗词之外，我看到您早期的研究涉及词体与性别的联系。我们读词的时候，常常觉得很多词在语汇层面和情感层面都具有女性化特征，这种特征对于古代女词人的创作有何意义？您后来致力于明清女性文学文化的研究，是否与词体中性别因素的影响有关？

方秀洁 词体的确带有女性化的特殊倾向，主要与闺房主题、女性形象和恋情联系在一起。例如，唐代敦煌曲子词中有大量带有女性口吻、描写女性角色和以恋爱情欲为主题的词，这些女性形象是男性创作主体建构出来的产物。甚至，即使词中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女性，女性化的措辞和感知仍然是它比较显著的特征。在词的形成过程中，一套女性化的语言系统通过当时流行的创作与实践得以确立。此外，词主要通过意绪的唤起和情感的表达来体现对于“情”的认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常与“情”等同，由于这一共性，词可看成诗歌传统提供给女性的一种最自然的表达方式。虽然男性诗人对女性化的词作大多持歧视态度，但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填词的批评。相反，清代女性词集的序言常常强调女性性别与女性文体之间的相通之处，女性填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女词人对男性词作中用以表现女性形象和情感的创作程序进行了自觉的吸收和沿袭，同时，她们在词作中也发出了自我的声音，创造出女性主题和特定的性别话语。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致力于词学研究的阶段也曾关注过明清女性文学，我有一篇文章题为《论词的性别化：她的形象与口吻》，有两节专门论述明清女作家。其中一节探讨才华横溢却时乖命蹇的女性“亚文化群”，主要分析了吴藻和贺双卿的作品，观察她们如何通过创作宣泄自我情感；另一节涉及明清上层社会的闺秀文学文化，尤其是女性文学社群的形成，例如，考察顾太清广泛的社会和文学活动，以及她与其他闺秀的交游和互动。

三、女性著作的搜集、整理与数字化

刘阳河 文献的搜集整理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您从2003年开始筹备，2005年建成“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使用数字人文技术保存珍贵的明清女性文化遗产，造福学界。请问是什么契机让您产生创建这个数据库的想法？

方秀洁 20世纪90年代，我个人的研究在词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开始转向明清时期女性的生活史与她们的诗词创作。然而我很快发现搜索相关资料相当困难，当时只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省立与市立图书馆或者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善本部检索到稀见的闺秀著作。同时，国外学者和研究生也开始着力于研究明清女性历史与文学，大家都意识到一手资源匮乏为研究带来的困难。巧合的是，21世纪正是数字人文发展的开端，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创新方法，我决定采取这个方向来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

刘阳河 您可否从收录数据的整体情况、数据的查询方式和使用现状等方面，为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

方秀洁 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收集的作品主要是明代末年和清代的女性诗词，用户可以看到这些作品原始文件的扫描图片。从文献种类来看，到目前为止，数据库收录有女性别集378种、总集25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作品，包含《吴中女士诗钞》《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等11种合刻，《名媛诗话》《然脂余韵》等8种诗话，《兰闺宝录》《列女传校读本》等2种传记，以及《再生缘》《天雨花》等7种弹词。数据库提供了四种便利的检索方式，分别是列表查询、书名查找、关键词检索和关键词逻辑检索，用户可以选择最合适的方式进行女性文学的地域、时代和诗集编纂等研究。此外，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中的部分人物在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中建立了一组永久ID，二者可以联合使用，这种系统互通的方式更加方便用户进行查询。自2014年起，数据库网站提供一个可供下载的微机数据库管理系统文件，该文件在每年12月进行更新，以纳入当年新增的数据。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是完全免费的，开放给世界各地的学者随时使用。

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

刘阳河 我了解到数据库最初收录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库“哈特特藏”（Hart Special Collection）中的五十余种明清女性著作。明清时期刻印的女性诗集多达近五千种，存世的女性作品占据总量的四分之一，搜集整理面临许多挑战。在“哈特特藏”之外，您是如何进行数据的搜集整理呢？得到了哪些方面的支持？

方秀洁 除了“哈特特藏”之外，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普通古籍部另外找到了四十多种明清女性著作，当然，更多文本还是藏在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不断前往国内的各家图书馆搜集女性著作文本。在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的主页，可以看到一个图书馆的列表，除了哈佛燕京图书馆之外，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数据库中的资料大多是从这些图书馆中获取的，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藏有两三千种女性别集。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图书馆，比如我去过江苏常熟，因为常熟在清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才女聚集地。三十年前，与国内图书馆合作并不容易，我只能以个人身份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解释我们项目的性质和搜集资料的目的。此外，当时我的经费主要来自加拿大社科人文研究委员会，资金有限，所以最初阶段困难重重。后来，美国的一个基金会给我们的项目提供了很大的资金支持，为这个项目设立了为期三年的博士后岗位，数据库的建设得到了更多的人力投入。麦吉尔大学图书馆则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数据库和网站都是由他们帮忙设计和建构的。还有一些捐赠者和资助机构的名单在我们的数据库网站上可以查阅到。数据库的数据录入与管理由我们的项目成员完成，我非常感谢我的几届研究生，他们从项目伊始就接受了数据方面的培训，并非常认真地进行相关工作。此外，哈佛大学东亚系包弼德教授的学生，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学生都曾作为助理参与到我们项目中，在数据库“人员”一栏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我在这里一并感谢。学生助理所做的工作包括：输入每部别集中每个作品的标题，并确定其体裁和形式，以方便用户进行研究。在数据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非常注重人文学科与技术性学科之间的合作，数据库的另一位重要成员施松博士现任匹兹堡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的助理教授，他曾任明清妇女著作项目的博士后，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和对学生助理的培训。

方秀洁与学界同仁在香港浸会大学“数字化与明清女性诗词研究的进展”讲座合照（2017）

刘阳河 截至2023年12月，“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收录5239位女性的431种女性著述，扫描的文本图像和插图多达74644张。如此规模令人惊叹，极大地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明清女性研究，目前海内外学术界从事相关领域的学者已经将这个数据库视为必不可少的文献来源。可否举例讲讲您如何利用数据库进行研究？

方秀洁 我在不少研究中都利用了数据库检索的优势，例如有一篇较早期的文章《书写与疾病——明清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情境”》，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是，女性诗词中存在很多与疾病相关的题材，有对病况的直接描写，也有对病中、病愈后情形的叙述。但是个体的阅读经验往往是抽象的，不太具有说服力，因此我想通过量化统计的方式大致了解一下疾病主题的诗歌在明清女性作品中所占的比例。这篇论文写于2006年，当时通过关键词搜索，我发现大概有450首诗的标题中含有“病”字，当然，随着数据库收录作品的不断增加，现在诗题中含有“病”字的作品已经远不止这个数量了。当时，这个样本已经足够进行定量分析。我发现，这450首诗具体分布在33种女性作者的诗歌别集和8种女性诗歌总集中，前者说明数据库中收录的46种别集中有33种包含了与疾病相关的诗歌，这意味着数据库样本中四分之三的女诗人写过这类诗歌，而且在刻印诗集时把它们收录在其中，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此外，我发现在那八种女性诗歌总集中，其中五种男性编选的总集收录这类诗歌的数量明显少于三部女性编纂的总集，后者为王端淑《名媛诗纬》、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以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据此也可以做出合理推断，很有可能是编者的性别造成了诗歌主题审美趣味的不同，女性编者更加重视女性对于日常闺阁生活经验的再现，而疾病是这类主题的代表。

刘阳河 在明清女性著作之外，您还致力于中国近代女性期刊的数字化，曾与季家珍（Joan Judge）、梅嘉乐（Barbara Mittler）共同主持研究计划“中国大众报刊研究的新路径：性别与文化生产，1904—1937”（The New Approach to the Popular Press in China: Gender and Cultural Production, 1904-1937），成果之一就是海德堡大学的“晚清民国女性杂志”数据库。据悉，您主要负责《女子世界》（1904—1907）部分。《女子世界》上有不少女性创作的传统诗歌，在此想请教您，这些晚清语境中的女性诗歌与之前相比有什么比较显著的特点与流变？

方秀洁 晚清时期维新派士人大多对才女诗歌持批判态度，梁启超认为“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9页），但闺秀并未就此放弃诗歌创作，而是借着报刊杂志等新的印刷媒体刊载她们的诗词作品，哪怕她们已经接受了革新思想。《女子世界》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妇女刊物，一方面，充满革命话语，积极推进妇女教育和妇女权益；另一方面，在“文苑”（后改名为“文艺”）专栏发表传统女性诗歌。这些诗歌显现出转型时期的才女对“诗界革命”的广泛参与，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诗界革命”就是在诗歌写作中“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饮冰室合集》第16册，第41页），使用新的词汇、修辞，融入外来语汇，规避过度雕饰的辞藻，代之以英雄气概的语言、艺术风格以及关注社会政治。具体来说，诗歌中常常可见“复归的外来书面语”（return graphic loans），即由日本借用中国传统词汇来翻译西方现代概念，又再次被引入汉语中的词语，例如“自由”“革命”“文明”“共和”等。在一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旧体诗中传统意象与当下新兴思想观念的结合，这可以产生一种奇异的效果。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名为赵爱华的女士写的《读〈女子世界〉有感》：“欧云亚语隔天涯，昨梦罗兰信不差。睡起碧幢偶有触，眼前羞见自由花。”（《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晚清社会对带有解放意味的“新女性”形象非常推崇，罗兰夫人作为西方著名的女政治家，成为这种“新女性”的代表。我们知道，在传统女性诗歌中，文本主体梦到的通常都是自己的丈夫或者意中人，而赵爱华这首诗却写自己梦到罗兰夫人，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形成对传统闺阁诗歌主题的颠覆。通过《女子世界》上刊登的旧体诗词，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诗歌在转型时期不但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还承担起革新媒介的重任，在报刊杂志场域渐渐成为一种传播进步思想的公器。

刘阳河 目前有关妇女著作的保存和数字化逐渐受到重视，例如，欧美学界比较有名的“早期现代英国女性”档案（The Early Modern Englishwoman: A Facsimile Library of Essential Works）、“女性作家在线”数据库（Women Writers Online）等。您觉得女性数字档案和数据库计划在当下有什么特殊意义？

方秀洁 正如你所说，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著述资料越来越受到重视，数字化、档案化的方式对于留存、修复、传播这些资料功不可没。这些数字档案最直接的意义在于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有关女性的研究。我们知道，古代女性文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忽视，这并非因为女性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有关女性的资料获取难度相对更大，我对此感同身受，当年搜集明清妇女著作的一手资料时去了很多图书馆，在时间、精力和财力等方面都有很大消耗。现在经过数字化后，研究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使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资料，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数字化具有很强的普及性，令一些尘封在历史中的杰出女性被普通大众所了解。除了为传统的历史人文研究提供原始资料外，数字档案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为数字人文研究提供大数据，从而推进女性写作的智能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从事数字人文研究的学者正在探索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同的项目和数据库如何共享数据，特别是当它们涉及不同的语言和时段。这里举一个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参与的例子：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普拉米特·乔杜里（Pramit Chaudhuri）教授曾举办两次“现代英文之外的数字人文”学术会议，我与之前和你提到的施松博士合写了一篇论文，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妇女社交网络的相关数据，并使用Gephi将这些不同的数据可视化，会议组织者正计划将会议论文集编辑出版。

刘阳河 您对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划？

方秀洁 明清妇女著作数据库收录的女性作家和文本是不断扩充的，我希望我们可以尽可能多地收录现藏于世界各地图书馆中的明清女性著作文本，这是数据库从建立以来一直坚持的目标。在检索功能方面，数据库目前支持对作品题目和作者姓名进行关键字检索，我一直有想法推进对作品内容基于文字识别技术的全文搜索功能，不过这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明清女性诗文集以刻本为主，其中存在大量异体字，以及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辨识的地方。我们会尽力克服困难，将实现全文检索功能作为数据库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

四、明清妇女文学文化研究

刘阳河 您与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系教授魏爱莲合作编著了一部明清女性写作论文集《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从这部论文集的题目来看，“跨越闺门”似乎暗示着闺秀作家对传统女性空间的逾越。请问您如何理解明清女性作家的空间性概念？她们如何通过写作实现空间的跨越？

方秀洁 在这部论文集中，空间性指向女性进行性别化书写的场域——闺阁，同时也包含闺阁外部想象的或真实的社会空间。论文集的英文题目“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直译过来就是“闺阁内外”，闺阁是一个古代女性生命体验的空间隐喻，构成了这部论文集理论框架的基础，其中收录的文章不但显现出闺门之内明清女性的丰富生活与情感经验，还展现了女性在闺门之外如何应对战争、羁旅与家国政治。在传统儒家性别规范中，空间有着严格的内外划分，女性被要求生活在家庭内部空间，不得进入公众领域，“闺秀”这一词语本身就显现出对女子居家的强调。在这一背景下，女性通过写作以及写作中的情感流露与个性表达，在闺阁空间内部创造出了一些隐秘而微小的个人空间，例如《书写与疾病——明清女性诗歌中的“女性情境”》探讨闺秀在家庭日常生活范畴内利用“疾病”建构的充满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另类空间。同时，这种严格的内与外、个人与公众、家庭与社会的壁垒并没有看上去那样坚不可摧，女性写作可以带来空间由内而外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对个人、社会和公众领域界限的跨越。这种“跨越”可以是想象性的，即闺秀在家庭内部写作，但其文学想象却游走于闺阁之外，例如，生活在战乱中的女性尝试在写作中超越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抒发英雄气概和投身战争、保家卫国的强烈意愿，甚至涉及公共领域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在现实中，女性可以通过编辑诗文集、组织和参与公众诗社等文学活动，进入一个非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的开放空间，并借此获得社会声誉；或是通过随宦外任，走出封闭的闺阁空间和乡土以外的广阔邦界，通过诗词写作记录沿途风土人情，传递思乡情怀，体会到自己身为女性与国家朝政的连结，并表达出一定的政治意识。

方秀洁、魏爱莲：《跨越闺门：明清女性作家论》书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刘阳河 您的新作中译本《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于2024年2月在国内出版。“能动性”（agency）作为重要的主题与线索，贯穿于整部书的分析中，您能否结合书中内容，谈谈“能动性”的意涵，及其在明清女性身上的体现？

方秀洁 所谓“能动性”，简单来说，指具有一定目的性、能够自主自觉从事某种行为活动的能力和意志。与它意思差不多的表述还有“主体性”（subjectivity），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的《辨认主体》（Discerning the Subject）一书对此有更加详细的定义。如果你对这个概念的起源及其与女性主义研究的关系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露易丝·麦克尼（Lois McNay）的著作《性别与能动性：女性主义与社会理论中的主体重构》（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在我这本书出版之前，已经有学者将能动性概念应用于明清女性诗歌研究，如雷迈伦（Maureen Robetson）的文章《主体之变：作者序言与诗歌中的性别与自我刻写》（Changing the Subject: Gender and Self⁃inscription in Authors’ Prefaces and “Shi” Poetry）考察了明清女诗人如何从男性笔下的女性客体转变为自我书写中的主体，并从中引出能动性概念。而本书采用这一概念探索明清时期儒家性别规范之下，女性如何通过文学书写在服从性和主体性的裂隙中进行“自我赋权”（self⁃empowerment）。如果将本书英文原标题中的herself和author直译的话，分别是“她”和“作者”，二者都与能动性紧密相连。通常来讲，明清时期从事文学创作的女性都属于士绅阶层的闺秀，而在这一普泛化、同质化的表述之外，女性不但根据家庭伦理秩序而具备母亲、妻子、妾室、姐妹、女儿等角色，更在特定的时空语境中通过诗歌的媒介作用而展现出诗人、旅人、闺塾师、评论家、汇纂者等身份表征。这些多重性别身份打破了“她”的单一性，建构出诸多看似偏离传统的、另类的主体性。本书第二章有关沈彩的论述尤其体现出这一点，沈彩是一位江南文士的侧室，从“妾”这一从属性身份转变为诗歌创作主体，同时致力于书法、藏书、鉴赏等诸多领域，这一个案让我们看到女性从边缘身份自我转型的可能性。书题中的“作者”一词则强调了女诗人们作为阐释主体的身份地位，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并非仅仅将诗歌创作视为一种消遣或技能，而是同男性文人一样，对立言以不朽显现出自主自觉的意识，本书第一章讨论的甘立媃《咏雪楼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咏雪楼稿》具有典型的自传色彩，其中的诗歌呈现出女诗人自童年至老年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这种自我叙述、自我铭刻的书写模式在明清女性中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中可以解读出女性诗歌创作的强大内驱力。

方秀洁著，周睿、陈昉昊译：《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书影，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刘阳河 除了《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之外，您的其他很多研究也涉及性别能动主体，例如《女性之手：清末民初中国妇女的刺绣学问》，探讨女性如何通过刺绣的日常行为进行创造性改造和主体性建构。然而刺绣这类传统工艺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逐渐被机器工业取代，令传统女性表达自我的知识领域面临着消亡的困境。在您看来，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转型时期，才女的能动性需要如何安放？

方秀洁 在我看来，过去几十年来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在各种表现形式的女性主义的激励下，通过考察女性在写作中的自我表述，重新发现了明清女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即使是有限的能动性，其在统治结构中的发生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妇女通过自我言行颠覆了传统中被动和受压迫者的单一观点。晚清至民国时期，随着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教育体制发生变革，女子学堂建立，社会空间进一步开放。虽然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但传统诗词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受过古典训练的女性——才女——有机会创造新的知识和技能，其职业领域也更加多元化。现代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带领她们进入新的文化和艺术空间，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女性刊物，除了刚才提到的《女子世界》之外，还有《神州女报》《妇女时报》《妇女杂志》《玲珑》等。在这个新旧并存的时代中，擅长古典诗词和传统题材的闺秀可以在文艺报刊和杂志中找到自己的平台，形成新的公共领域。此外，还有杰出的知识女性涉足政治，例如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近代民主革命志士和女权运动者秋瑾。这段令人振奋而又复杂的才女转型时期，在当下正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

叶山、方秀洁伉俪在江苏人民出版社为《卿本著者：明清女性的性别身份、能动主体和文学书写》签名

刘阳河 随着知识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西方理论的重要性，倡导立足本土，以国际化的视野打开研究思路。然而，不少学者也认为西方文艺理论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文学的语境。您的研究常常跨越中西文化，令人耳目一新。您如何看待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明清女性文学文化研究？

方秀洁 北美对于明清女性文学文本的研究与西方第二、三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性文学的理论化分析是同步进行的。女权主义寻求妇女在社会、政治和知识等场域的进步与平等，这广泛影响了相关学术话语。我认为，尽管社会语境和文化背景不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是可以运用到明清女性文学文化的研究中的。因为，父权制和性别分工模式导致女性在文学创作中面临困境，这样的困境并非西方所独有，女权主义理论衍生出的一些概念可以为明清女性文学打开新的阐释空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美学者就在不同程度上或隐或显地将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的概念和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考察明清女性作品及其文化生态。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显现出汉学研究中受女性主义方法影响的新兴趋势，如雷迈伦的文章《表达女性的声音：中国中世纪和帝国晚期女性抒情诗中性别主体的建构》（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我的文章《论词的性别化：她的形象与口吻》，采用了男性“凝视”（gaze）和女性“声音”（voice）的概念，分别研究了诗和词这两种最重要的文类中意象和修辞的性别维度。此外，还有不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孙康宜、魏爱莲、管佩达、高彦颐、李小荣、杨彬彬等。在“凝视”与“声音”之外，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主体性”“能动性”“自我表征”等理论也常常见于对明清女性文学文化的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富有成效的建构性互动是令人欣喜的，然而，我们也需要注意避免对前者的误用和滥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并非全部适用于中国古代语境，例如，女性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她的经典之作《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中重新审视英国女性小说家自身的文学传统，强调女性在男性作家不断地否定中进行持续的对抗与斗争。然而，明清时期在文学艺术领域呈现出了男女之间的互补而非对立，明清女诗人认为自己是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与男性共同推动女性写作，孙康宜用“男女双性”（androgyny）［孙康宜：《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来表述这个文化现象。总之，我们要记住，女性主义理论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化的，借鉴了来自不同学科、流派和意识形态的多种理论，包括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等，内部充满了异质性的话语。因此，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性别本身而忽视了民族、地域、阶级、家族、宗教等其他方面对于身份与主体形成的重要作用。

刘阳河 除了研究者中西方视角的差异之外，女性文学研究者本身的社会性别身份也是常常被提及的话题。桑德拉·阿克（Sandra Acker）认为，女性主义研究者可以根据被研究群体的成员资格分为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女性研究者在阅读同为女性书写的文本时可以从内部视角出发调动相关经验，相较于男性研究者来讲更容易产生共鸣性的理解与感受。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方秀洁 关于研究中的“局内人/局外人”问题，我想谈几点看法。首先，桑德拉·阿克的观点主要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引申而来，特别围绕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访谈者/研究者和受访者/信息提供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类研究中，地位、权力关系以及身份政治等问题更加直接和重要。相比之下，人文学科研究一般涉及某种形式的文化生产，包括文本、图像还有其他材料，并根据时间被分为历史和当下、前现代和现代等。我们无法“采访”生活在过去的历史研究对象，我们的研究旨在通过不同形式和方法的阅读与分析，不断生成关于这些对象的认知。作为研究明清女性作家的学者，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果我们从“局内人/局外人”的角度思考，那么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相对于这些历史中的女性（以及男性）而言，我们都是“局外人”。要做好历史和文学研究，我们需要考察时代语境之下研究对象及其作品所属的文学形式与流派，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细读和文学阐释是我们重要的研究工具。认为女性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明清女性文学研究的“局内人”，那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本质论。

方秀洁与学界同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研讨会合影（2024）

刘阳河 您最近主要从事哪方面的研究？之后有什么研究计划？

方秀洁 近年来，我撰写了多篇关于明清女性文学中特定主题的文章，例如关注女性友谊的文章《话语的缺席：晚期帝制中国的女性情谊表述》（In the Absence of Discourse: Articulating Female Friend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这篇文章被收录进《中国文学中的性别与友谊》（Gender and Friendship in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即将由博睿（Brill）出版社出版。我现在正在研究的议题还有明清女性的信仰如何在她们的作品中呈现，尤其关注这些信仰如何随时间推移和年岁增长而发生变化。此外，我想发掘更多切入女性文学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鉴于数据库的建立和不断发展，我有兴趣将数字人文领域开发的一些方法应用于明清女性文学文化的研究，不过，由于我没有接受过数字技术方面的训练，我需要与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进行合作。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如女性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诗歌体裁形式与性别差异的比较研究等。我希望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将前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纳入全球比较语境中，我正在为《帕尔格雷夫百科全书之早期现代女性著作（1526—1688）》（Palgrave Encyclopedia of Early Modern Women’s Writing from 1526-1688）撰写一篇关于明末清初中国女作家的文章。除了以上所述，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能重拾梦想，为伟大的近代女词人吕碧城撰写一部文学传记。她的生平和词作丰富而复杂，充满魅力，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

刘阳河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期待早日拜读您的新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刘阳河，1993年生，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女性文学文化，曾发表《身份、主体与合理性：清代闺秀家务诗词的日常化书写》《性别，权力与主体性：论清代八旗闺秀诗歌的族群书写》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