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衰的辩证法：数字资本下乡与城郊村的城乡融合发展

原文刊发于《江淮论坛》2024年第6期，欢迎围观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路径。城乡融合不仅需要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也需要市场和资本的参与支持。浙江省Y市两个城郊村在数字资本下乡驱动下的发展逻辑与发展路径显示外来资本与当地村民双向互利行为所达成的合作有助于促进村庄资源的合理利用，在推动乡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也增加了村民的非农收入。而当村庄产业饱和后，双向互利行为一定程度上会转向利益博弈并可能引发冲突，使资本波圈推流至更外围的乡村，从而带动更多远郊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一种从城市不断向外扩展的梯度循环。资本与村民从合作互利到相互博弈的长时段过程表明需从一个更为辩证的视角来观察不同主体的逐利性及其造成的影响，以此反思城乡关系中资本的角色与农民的主体性问题。

关键词：数字资本；资本下乡；电商；城郊村；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必须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1]当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期，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一方面努力建立健全促进乡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也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和政策鼓励城市资本在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参与乡村建设，借由资金、技术、人才的下乡将乡村打造成投资创业、生产生活的乐土。[2]相较于偏远乡村，城郊村实际上拥有更多获得城市资本投资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机会，但学界对此仍着墨有限。在上述政策与研究背景下，聚焦数字资本下乡驱动城郊村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逻辑，探讨提炼出数字时代乡村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新经验意义重大。

一、数字时代的资本下乡与城乡关系的重塑

学界已对资本参与乡村发展的过程和影响展开深入的研究，包括将该议题纳入“资本下乡”这一中国社会学的经典讨论中。资本下乡原指城市工商企业资本参与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和流通，但近些年学界开始将其内涵扩展至上述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等领域。[3]现有关于资本下乡的研究涉及多个面向，学者们探讨其对农村用工机制、[4]产业兴旺、[5]乡村治理[6]等方面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就城乡关系而言，周飞舟认为资本下乡有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但在此过程中资本和地方政府分享了城镇化的大部分收益，农民则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损失。[7]贺雪峰则指出允许资本下乡不仅不会缩小城乡差距，反而会让其挤占农村资源。[8]尽管批判力度有所不同，上述学者都对资本的逐利性保持警惕，担忧其会进一步边缘化农村与农民。与此呼应，有学者呼吁在利用资本下乡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9]

截至目前，多数资本下乡的文献指涉的资本是传统工商企业。然而随着数字产业的崛起，那些利用网络技术、数据等数字化手段获取剩余价值并谋求价值增值的企业，亦即数字资本，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构成，这类资本在下乡时又会对城乡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在此，有必要以地缘属性对活跃于乡村的数字资本以及这些数字资本具体聚集的村庄进行分类。

首先，我国乡村现有的数字资本从地域来源上看可分为内生和外来两类。相比于从城市下乡的外来数字资本（如后文谈及的外来网商），目前学界关注度更高的是以本地农民网商为代表的乡村内生数字资本。这些内生数字资本尽管规模不一，但它们经由熟人社会关系不断复制扩散，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集群，同时还带动了一系列与电商产业配套的加工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10]这些产业的协同发展为乡村提供了更多非农就业的机会、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更具城市风格的生产生活空间，因而被视作数字经济驱动下的新型城镇化模式。[11]更乐观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城镇化模式有助于打破中国社会既往的城乡分隔、抹平城乡差异。[12]与此相对，从城市下乡的数字资本虽然有助于搭建城乡之间的市场纽带，但仍不如内生数字资本那般直接推动乡村的城镇化，[13]由此数字资本下乡对城乡关系的塑造作用依然不甚明显。

其次，考虑到偏远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政策意义，多数关于资本下乡推动乡村发展的研究聚焦于偏远乡村，对城郊村的相关状况着墨较少，尽管后者更容易承接城市资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14]实际上，现有农村电商产业集群中既有依托内生数字资本成型的案例，也有依靠外来数字资本实现发展的个案，后者从地缘上看多出现在城郊村中。[15]作为村中数字经济的主体，外来网商借助城郊村及其周边的制造业基础参与市场交易，当地村民则以其他行业或收租为生，广州的里仁洞村便是一例典型。然而不少学者并不看好此类电商村的发展。一方面，外来网商可能会基于同乡关系和行业利益排斥当地村民参与电商活动；另一方面，稳定的租金收入也令不少村民不愿投入繁杂的电商创业。这些因素导致了两类人群的分离状态，村庄内的实体空间逐渐由外来人员支配，[16]出现了以往资本下乡研究中常见的外来资本反客为主的现象。而随着网商人数的增长和市场竞争的激化，村庄中空间供给和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致使电商运营成本高企。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网商退出行业或转移他处，村内产业逐渐萧条。由此，学者们认为这种由外来资本主导、缺乏本地嵌入性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11][16]

综合上述文献，学界对传统工商资本下乡之于城乡关系的影响既肯定也有顾虑，担心外来资本会侵蚀农民的利益，令农村进一步边缘化。而有关数字资本下乡的研究虽然肯定了外来数字企业在搭建城乡市场纽带上的积极角色，却甚少谈及它们对其他方面城乡关系的塑造作用，即便在一些城郊村中它们已是当地数字经济的主体。实际上，当学者们深入探讨这类城郊村中外来数字资本和当地村民的关系时，他们的看法又趋于负面，认为资本会侵犯村民的利益，由此它们引领的发展模式缺乏可持续性。与此相反，学者们高度认可村民自发形成的内生数字资本，认为其造就了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有助于消除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异。以上分析可以清楚看到学界对待乡村内生（数字）资本和外来（数字）资本的不同态度：热切关注前者，认为它们值得信赖并可寄托厚望；警惕后者，认为它们有逐利性，容易脱嵌于乡村社会，会损害村民的利益。

诚然，资本具有逐利的特征，也有可能会造成损害乡村利益的意外后果。但这一论断不应仅针对市场嵌入外来资本，同时适用于乡村中的内生资本。

一方面，针对乡村内生资本，传统上认为这类资本更易受到乡土伦理的约束，对乡村的损害较小，然而当商业竞争和乡土传统发生冲突时，诸多市场理性压倒乡土伦理的例子不胜枚举，在农村电商场域内主要表现为农民网商之间的恶性竞争。[17][18]这些现象提醒我们，由小农转变而来的内生资本虽有道义的一面，但也是精于计算的行动者，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随着市场经济对乡村的渗透，三农学者已经注意到乡村社会逐渐从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乡土逻辑对村民行为的控制力不断削弱，市场逻辑却越来越被认同，[19]这些趋势有可能会强化内生资本的逐利性。此外，乡土社会固然有其温情的一面，也有排外的一面，如乡土社会内外有别的传统往往给外来企业在劳动力雇佣、管理和监督等方面造成诸多困扰。[20]因此，应客观看待乡村中的内生力量，思考如何建立内外力量之间的“利益关联”，[21]进而实现共赢。

另一方面，针对外来资本的社会影响，有必要进行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段的观察。现有研究多用单一案例分析资本下乡的利弊，虽然能够呈现外来资本与特定村庄村民在一段时间内的互动，但未能揭示双方互动的长远影响。与此同时，互动的情境也会随着双方利益与意志的变化而变化，曾经互利共生的群体未来也有可能出现分化冲突的状况。[22]本文以一座城市中两个村庄的个案来展示外来资本和当地村民双向的逐利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揭示这些逐利行为利弊兼具的属性：外来资本以较低成本利用一个村庄的资源来谋利，在此过程中推动了乡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增加了村民的非农收入；而在村庄发展起来后，村民意图推高外来资本利用村庄资源的成本以获得更大的利益，直至后者不愿承受并转向开发拥有相近资源的其他村庄，继而重复上述过程。在这不断扩散的发展循环中，单一村庄被外来资本收割了一定的资源，但村民亦凭借村庄的发展形成了乡村内生资本，开始依靠土地、房产等资源谋生。从更大范围和更长时段来看，外来资本和村民双向逐利行为的一个未预结局是前者在不断寻找下一个经营地的过程中促进了更多村庄的工业化与城镇化。通过展示上述发展循环的路径与逻辑，本文希望为学界提供一个更为辩证的视角来观察资本在乡村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揭示其利弊相依以及化弊为利的可能性。

二、案例与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浙江省Y市两个城郊村为研究案例，分析外来数字资本与村民的互动如何推动村庄的城乡融合发展。Y市是浙江省内重要的商贸城市，以批发市场著称，其后还孵化出庞大的电商产业。2015年3月至2016年2月，进驻Q村采访村内从事平台电商（如淘宝、天猫）的外来网商，并对部分人的店铺运营和日常生活进行参与式观察，此外也访谈了村民和配套服务商（如快递员）。2018年7月至10月，回访Y市追踪前述人群的近况。2020年和2021年暑期，重回Y市研究直播电商（如抖音、快手），在B村采访当地的带货主播、村民和服务商。综合调研显示Q、B两村的发展有三点共性。首先，两个村庄都是城郊村，先经历旧村改造，而后借助外来资本充实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其次，村庄以数字产业的不同形态立身，但参与主体皆为外来人员，当地村民以其他行业或收租为生。再次，两村在调研期间都出现了资本外流的趋势，主要流向是两村周边或离城区更远但基础设施尚可的村庄；作为后发的电商村，B村事实上也承接了大量Q村流出的资本。这两个在发展历程上颇为相似但有时间差（分处平台电商时期和直播电商时期）的村庄说明它们的发展模式具有普遍性，且它们的不断接续形成了一种发展循环。

通过深描两个村庄近20年的发展历程，并划分出三个阶段以进一步说明资本在两个村庄运行的时间线条、发展特征及其演进趋势。在起步和爆发阶段，外来数字资本通过产业集聚促成了单个村庄的发展，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推进了村庄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在这两个阶段，村民与网商的互动以合作为主，同意后者以较低的成本利用乡村资源。到第三阶段，单个村庄产业饱和后，村民的议价能力提升，与外来资本之间的博弈加剧，不少网商迫于经营成本的考量开始搬离，村庄进入转型期。流失的资本迁至离城市更远但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村庄，开始新一轮的产业集聚，直至迫于成本压力再度搬迁。这一不断扩散的发展循环形成的核心机制便是外来网商和村民就乡村资源利用达成的合作与博弈。对网商来说，这些村庄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城郊村的区位优势、新建且完善的基础设施、低廉的租金。综合以上，外来数字资本下乡的实质是以尽量低的成本利用城郊村的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反映了资本的逐利性。而各村村民最初招揽网商的吸引点也是上述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待村庄发展起来后再提出议价，展现出村民的理性与算计。正是网商和村民基于各自利益的盘算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合作互利，在下一时段博弈争利直至关系破裂，驱使网商与下一个拥有低成本优势的村庄达成新的合作，进而带动一系列村庄的发展。

三、兴衰周期率：数字资本与城郊村的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较为典型的发展模式，一是21世纪初到2018年前后主导中国数字经济的平台电商模式，二是从2018年后兴起的直播电商模式。Q村是首批在平台电商时期借助外来资本兴起的城郊村，其后续数字资本的转移也令B村成为直播电商发展的典范。

（一）互利合作：资本注入与城郊村的迅速发展

Q村是中国平台电商时期借助数字产业实现发展的村庄典范，一度以“中国网店第一村”的美誉名闻天下。该村在2016年发布了一本白皮书，将其电商发展经验归纳为“Q村模式”，核心在于“充分统筹城市和乡村优势资源，借助‘互联网+’，整合多要素、多产业，将传统产业互联网化、传统贸易电商化、传统农村城镇化，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这一表述很好地概括Q村的发展路径。

1. 以平台电商为中心的新型工业化

据访谈资料，Q村村民在2005年旧村改造后失地上楼，五层楼房最上层由村民自住，余下的出租。由于距离Y市老批发市场较近，同时毗邻货运市场，村民最初租房给市场商户作仓库赚取租金。2006年底老市场搬迁，村内房屋空置率高企，村民为把房子租出去到处拉人、贴广告。村干部注意到Y市工商学院有一批开网店的学生，便考虑与该校合作，将村庄办成网商创业基地。彼时学院领导与学生也受困于创业场地不足，双方一拍即合，百余名创业大学生进驻Q村。今天村中的宣传栏还记录着该村第一家淘宝店在2007年开业，标志着Q村数字时代的开启。

在总结自身数字产业集聚的原因时，Q村白皮书谈到了其毗邻批发市场和货运市场的区位优势，以及处于城市外环线的便利交通。村民们则更强调村庄和高校的产学合作，以及村委鼓励村民降房租吸引创业者的举措。换言之，Q村对外来网商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低成本优势：靠近城市经济中心，有堪比城区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但租金却低得多。村民刘先生谈到：“市场搬走后，我们为吸引新租客，几乎是半价出租，两室一厅3000，还带家具。Q村到城区这一片再没这么低的价格了。租出去后我们还要跟网商联络感情，送点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希望他们多租几年”（访谈资料，20150413）。村民的降价举措和待客热情塑造了Q村在Y市电商行业内的口碑，为双方合作共赢奠定了基础。

随着首批网商的入驻，新的吸引力也开始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同行间的信息传播与电商配套服务的跟进。网商吴先生2008年入行，他说选择在Q村创业的主要原因是该村聚集了众多经验丰富的网商，有更多机会获得创业信息和技术。与此同时，2008年时Q村的房租仍算低廉，两室一厅的年租金5000元，房东还很客气。此外，村内发货方便又便宜。吴先生回忆，网商聚集引发了产业联动效应，吸引了不少快递入驻Q村，通过价格战争取客源，新手网商也有机会以较低的运费发货（访谈资料，20150823）。能让外来网商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大收益，Q村平台电商产业的发展此后进入快车道。村民乐见其成，不仅租金收入增加，各类服务设施（如超市、饭店）的进驻也令他们的生活更为便利。

2. 淘宝村的成形与村庄的新型城镇化

据官方统计，2009年Q村的网店数已近千家。2013年，该村网店数攀升至2000家，年销售额20亿元。2014年网店数达2800家，年销售额35亿元。彼时Q村户籍人口约1700人，但从事电商的外来人口超过了1.5万人。这些数据令它一度成为全国数字经济最活跃的村庄。

2013年阿里巴巴集团第一次发布淘宝村名单，Q村被追认为全国最早成型的淘宝村之一，继而吸引来更多的创业者。网商的集聚进一步生发了电商周边产业，电商培训、网店装修、产品摄影等配套服务纷至沓来，逐渐改变了村内房屋租赁市场的供求结构。网商宗小姐2013年底入行，当时Q村已出现一房难求的盛况，她找了好久才找到一套两居室，年租金3万，比周边同类型住房高出1万元，但她仍坚持住在这里。她说：“如果我租到隔壁村，那边快递发货比Q村贵1元，一年下来多出好几万。网店装修、产品摄影这些服务，这边的服务商更有经验。这边也聚集了很多电商人才，交流更频繁”（访谈资料，20150709）。

可见，尽管Q村的租住成本日益高涨，但其配套服务的质量与价格，以及人才聚集带来的信息优势令许多网商仍愿意留此创业。而随着该村的人口增长和产业繁荣，更多的外来商家开始在村内兴办服务产业，沿街店铺各类生活服务一应俱全，村民足不出村便可购买到与城区一样的商品和服务。又因为Q村逐渐与周边的城郊村连成一片，形成更大规模的人口聚集，一系列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也开始聚拢过来，包括医院、学校和大型商场，城镇化面貌愈加显著。过往研究曾指出卷入城镇化的农民有可能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只能在城市的现代化与农村的乡土性之间游移，成为“不完全城市化”的城市人。[23]但许多Q村村民欣然悦纳城市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自己在村里的生活已与城里人无异。村民赵女士说：“城里人的收入一般来自工作和收租，我儿子上班，我和老伴收租，收入不比他们低。城里人有的生活用品，我们都有。城里人不想做饭时上饭店，我们也一样”（访谈资料，20150612）。

赵女士的底气是平台电商带动村庄发展的结果。村民用低租金吸引外来网商入驻，通过“蓄水养鱼”的方式做大了村庄的产业和人气，其自身的租金收入也因市场需求的攀升不断上涨。这笔收入如此可观，以至于笔者在Q村调研时经常听房东诉说谁买了豪车、谁全家出国旅行，这些都是十年前他们不敢想象的。然而也正是这物质利益激发了村民的逐利之心，最终引发了他们与网商的矛盾。

3. 资本与村庄博弈引发的发展转型

面对村庄的声名鹊起，Q村村民愈加觉得自家的房屋奇货可居，在2015年初大幅调高租金，沿街店面从均价4万涨到6万，高层套间从均价2万涨到4万，此后村民间的攀比进一步推高了房租。2015年底搬离Q村的何先生讲诉了自己的经历：“搬家前几天我听到房东在跟邻居讨论涨房租的事情。邻居说街对面有户人家每个套间涨了5000，她觉得自己家的地段更好，准备每个套间涨10000，我的房东还支持她。我心想麻烦了，果然下午她就来找我说要涨15000，我们当场吵了一架。事实上我租了3年，每年都涨2000。这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访谈资料，20160115）

乡村的熟人社会关系令Q村的房租信息几近透明，每户人家的租金邻居都知道。如果谁家涨房租成功了，消息会在两天内传遍全村，其他村民也会跟进，有的甚至会要求租期内的租客支付额外的租金。村民的涨价行动极易引发租客的不满，笔者甚至见过双方大打出手。网商们谴责村民贪婪，后者则认为自身有不容置疑的定价权。村民刘先生说：“以前租金低是因为没人租，现在根本不愁租，价格自然要涨”（访谈资料，20150413）。在市场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村民对待租客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刘先生的长租客就发现房东开始时不时责怪他们打包声音太吵、发货时堵塞交通。

房租暴涨不仅增加了网商的日常开支，村中整个产业链都感受到了成本剧增的压力。以快递行业为例，最初只是个别快递员因无利可图离职，后来发展到快递网点开始压缩门面，最后部分中小快递公司直接退出了Q村。剩下的快递和其他产业均将新增成本转嫁于网商，网商在权衡后形成了搬离潮。网商张先生说：“日子越来越难过，不仅房租暴涨，其他开支也增加了。连菜价都涨了，因为菜市场的租金调高了。最后只能搬”（访谈资料，20180726）。张先生的叙述是Q村2015年后搬离潮的缩影，笔者2018年再到Q村调研时，许多网商已搬至他处。部分村民开始调低租金，希望留住老租客，吸引新租客。而村委则在村庄剩余的空间精心打造产业园，期望引进创意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到了2022年，Q村村委声称该村已实现产业升级，此时村庄在地缘上已成为Y市城区的一部分，村中的租金大致回落至十年前的水平，与周边城区房租相当。

（二）此消彼长：资本的波圈转移与外围城郊村的发展演进

2019年B村因直播电商走红，被媒体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该村座落于Y市东郊，村内宣传栏强调其区位优势包括“毗邻Y市国际商贸城，与货运市场一街之隔”。作为继Q村之后Y市数字产业基地的代表，B村的发展路径与Q村非常相似，都是由外来网商主导村庄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只是时间阶段不同，实际上B村承接了许多从Q村外溢的数字资本，因此发展周期更短。

1.可复制的新型工业化

据访谈所得，B村在2010年完成旧村改造，村民失地上楼。新改造的村庄因靠近货运市场，吸引了大量物流企业进驻。但货车进村常造成拥堵，又有安全隐患，村里便要求这些企业搬出。2014年开始，不少库存经营户进驻B村，令该村逐渐发展成“库存专业村”。2016年，B村廉价的库存商品和便捷的物流又使它成为微商的乐园。微信电商的兴起是B村探索数字化发展的开端，定居于此的微商有不少是2015年后从Q村搬过来的淘宝网商，B村的低成本优势是最初吸引他们到此的原因。除了货源、交通因素，由于前期入驻的库存经营户大多租用店面，套间的市场需求不高，网商能以较低的价格租用。进入村庄后，他们注意到微信电商已成为新的风口，于是转做微商。2019年后，他们又陆续进驻淘宝直播、抖音和快手，做起了直播带货。

B村村民对外来数字资本十分欢迎，认为网商是比物流企业和库存经营户更好的租客。村民龚女士指出，“我比较喜欢做直播的租客，他们会聚一起做生意，不像做物流和库存的，还要相互避开。他们一个带一个，我们就能把套间都租出去”（访谈资料，20200724）。而为了让网商长久租用他们的房屋，村民会有意识地与前者形成合作关系，譬如2年以上长租或熟人联合租多套都有租金优惠。等租客入住后，他们又会通过日常交往加强联系。和Q村一样，B村村民也会和租客分享自己种植的瓜果蔬菜。作为回馈，网商会帮房东发快递，且不收快递钱，这3元一单的邮费便成了人情。当他们遇到困难时，房东能出面帮忙，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网商孙先生记得2018年时有一次村委查消防隐患，他因把货堆在楼梯被罚1000元，此时房东主动出面说情，最后罚款改成了警告整改（访谈资料，20210710）。

2.直播村的成形与村庄的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产业的联动效应和村民的接纳态度共同推动着外来数字资本在B村的汇集，加上直播电商的风口效应，该村终于在2019年成了知名的网红直播村。据村委的统计，截至2021年，B村户籍人口约1400人，外来人口超过1万人。全村共有带货主播5000余人，绝大部分是外地人，创造了超过200亿元的电商年交易额。

正如B村村民意识到的，网商不像物流企业和库存经营户那样相互回避，后者因为面向线下市场，过度集聚会造成竞争；而网商面向的线上市场具有超越地域边界的特征，其线下的聚集不会造成直接的竞争，反而有助于信息与技术的交流，形成规模效应。[24]笔者采访的主播强调B村吸引他们的因素还有两个：一是同行云集带来丰富的资讯，包括爆款产品和带货短视频的信息，便于他们模仿跟进；二是发货便利，由库存商转型而来的供应商不仅提供大量低价的爆款货源，还代为发货，由此降低了主播的库存压力。此外，直播电商经营方式也更为灵活，按照主播许小姐的说法，“直播随时随地可以做，在出租屋里、在供应商店铺里、在马路上，有手机就行，出单了就让供应商发货”（访谈资料，20200802）。

产业与人口的集聚也加速了B村的城镇化，令这个城郊村在地景上越来越接近城市。村庄每条街都开满了商店，行走其中犹如置身城市商业街。在B村四周，过去只有南边建有货运市场，其余三面都是农田；如今村东边已建起鳞次栉比的高层住宅和商场，北边是一家三甲医院，西边则是一家物流园。不少B村村民对本村的发展状况感到自豪。村民朱先生说：“以前城里人很多没听过B村，现在不一样了，听说我是B村的都很羡慕，因为我们村的租金已经高过很多城区的房子。住这里交通也方便，四通八达”（访谈资料，20200722）。

3.资本的再次转移与村庄发展转型

2020年是B村数字产业发展的顶峰，繁荣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租金高于城区对村民来说是利好，但对外来网商、供应商来说却是大忌。笔者在2020年暑期调研时已探知村中房租攀升的趋势，2021年回访时发现情况愈演愈烈。一位租用两间店面的供应商筹措搬至隔壁村，因为房东要将房租从10万涨到20万。主播们租住的两居室套间也从2万涨到4万以上。新来的创业者常租用10平米左右的单间，以往月租金600元。考虑到市场紧俏，不少村民将套间隔成几个单间外租，月租金涨到1500元。有的村民还要求月租客一次性付一年的房租，对外宣称怕租客跑路，但龚女士解释到：“大多数时候租客有进有出，房间空的时间不会太久，但一次收一年就没任何风险了，稳赚不赔”（访谈资料，20200724）。等有租客退租，有的村民又会扯皮，以房屋家具破损为由克扣租金。从求租到不怕租，B村村民重蹈Q村村民的覆辙，以往与网商的合作姿态渐行渐远。

2016年从Q村搬到B村的网商王小姐坦言她的房东起初十分友善，过年买年货都会送她一份，但2019年后他们的交流只剩下针对涨房租的争辩。她原本租了同一房东的店面和套间用作生意和居住，2020年退掉套间搬到隔壁村，房租只有B村的一半；2021年又退掉店面，将生意也搬到隔壁村。在解释搬迁理由时，王小姐这样形容B村村民：“这些人就是寄生虫，专门吸我们的血。我的房东以前是农民，旧村改造后开始吃房租，天天琢磨怎么从租客身上搞钱。我后来才知道，村里用电5毛一度，他收1块，水费3块一吨，他收5块，在水电上再宰一笔，还很得意地跟其他人传授经验”（访谈资料，20210717）。

Y市更外围的村庄已意识到商机，开始积极招揽B村的网商。有个村的村集体斥资上百万做到全村无线网络全覆盖，方便主播随时随地直播。另一个村的村委与村民约定，统一将房租下调3000元，并承诺3年内不涨。在这一涨一跌之间，逐利的网商竞相搬迁。2021年笔者再到B村调研时，该村已较前一年冷清了不少。随着2022年直播电商的降温，村中外来网商进一步减少，原本高需求的套间租金几近腰斩，一楼店面的价格也有所回落。但不论如何，借助数字产业发展的红利，B村已在空间和基建上接轨城区，村民的收入也达到了与城市居民相当的水平。

四、发展的传递：资本下乡与城郊村城乡融合的秩序意涵

作为两代数字产业基地的代表，Q、B两村过去20年的经历可以说是Y市经由数字资本下乡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典型案例。村庄从旧村改造后的产业空心到实现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村民从以农业和季节性贸易为主的经济来源扩大到利用房产收租实现收入增长，两个村庄及其村民依靠数字资本下乡带来的红利开创出新的局面。本文由此在经验上充实了学界关于数字时代资本下乡之于城乡关系影响的研究，并对以往文献仅关注乡村内生数字资本所造就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模式的缺憾作出补充。资本作为国家之外另一股有可能助力乡村发展的力量，除了必要的政治引导外，其自身也会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发挥不同的作用，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双方的利益以实现共赢。

（一）资本的辩证作用及其应用

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本天然具有逐利性和剥削性，不论其出现在城市还是乡村，都应批判地看待。从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出发，学界总体上倾向于辩证地看待资本及其作用，例如在农业生产领域对资本进行区分，将农户资本视作草根性的内生资本加以肯定，同时有限度地允许外来资本下乡推动农业资本化。[25]具体到资本下乡对城乡关系的影响，学者们的疑虑超过了肯定，担心外来资本会损害农村和农民的利益。这种担忧也延续到外来数字资本，其主导的乡村数字化模式被认为缺乏可持续性。与此相反，学界高度认可由农民网商构成的乡村内生数字资本的积极作用。这种区别对待的观点虽有一定的经验基础，但却忽视了内外（数字）资本同是资本这一本质，对外来（数字）资本的过度批判可能会错失它们的正面影响，对内生（数字）资本的温情相待也可能会罔顾它们的消极影响。正视内外（数字）资本及其作用由此成了我们探讨数字时代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运行逻辑的前提。

（二）小农的资本化及其主体性的引导

在客观看待内外资本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如果我们聚焦Q、B两村这类缺乏内生数字资本、依靠外来数字资本实现发展的村庄，我们需要特别注意村民的角色。以往学者呼吁在利用资本下乡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农民的主体性地位，[9]这一呼吁隐含了一个假设，即农民是被动的弱势群体，有可能被外来资本边缘化。然而事实上，农民不仅有能力依据乡村伦理对外来资本进行日常抵抗，[20]他们还会凭借自身的资源追求利益最大化——在Q、B两村的案例中，村民凭借房产与外来网商合作或博弈，以便获得更大的收益。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两者的合作/博弈已成为两种资本之间的合作/博弈关系，村民的房产在高需求的市场环境中成了一种新的资本要素，拥有该要素的村民也从小农转变成资本，展现出与网商同等乃至更强大的主体性。将善用房产资源的村民视作新型的乡村内生资本既能够缓解学界对其丧失主体性地位的担忧，也有助于揭示该群体与外来资本合作推进乡村发展背后的逻辑。

（三）数字资本赋能城郊村城乡融合发展的循环逻辑

外来数字资本赋能城郊村城乡融合之所以能成功，归根结底在于村民和网商所代表的内外资本都能够善用村庄的低成本优势，在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村庄整体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成本与收益的考量驱使村民和网商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另一方达成合作，进而令村庄聚拢产业与人口，并在空间地景和基础设施上接轨城市。然而当村庄产业饱和后，作为内生资本的村民因其逐利性开始推高自身资本要素的估值，外来资本在权衡后最终形成了波圈外流。从更大空间和长时段发展视角来看，虽然资本外流对所涉村庄而言是损失，但它的一个未预结局是让更多拥有低成本优势的村庄获得了利用外来数字资本实现发展的机会，如B村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依赖Q村外流的资本，而B村外流的资本又培育了Y市城郊更多的网红直播村，这样不间断的发展循环一直在上演，驱动这一发展循环的动力机制便是乡村内外资本之间交替上演的合作-博弈式互动。因此，除了国家必要的监管干预外，辩证地看待资本自身的运作逻辑并因势利导，其仍有化弊为利、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从引导资本发挥积极作用的角度，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地方政府和各村村两委可协助内外资本建立利益共赢的机制，确保村庄产业发展的成本在双方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外来资本突发性大规模流失；同时引导外来资本流出与流入的村庄建立合作机制、形成差异化产业集群，共同分享数字资本下乡带来的红利。

（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