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疾病杀死了近一半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人

疟疾，在我国民间俗称“打摆子”，是一种古老又致命的流行病，杀死了近一半曾经在这颗星球上生活过的人。时至今日，每年还有数亿人遭受疟疾之苦。疟疾的克星——奎宁和青蒿素——拯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体现了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更让世界看到了传统中医药的深厚底蕴。

新药研发科学家梁贵柏的新作《双药记》，讲述的正是疟疾、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这本书融合了历史和想象、科学和文学，展现了一幅幅与疟疾相关的壮阔历史画卷，正如序言作者韩松落所说：“这本书除了是一部医药史、交通史和战争史，也是对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深入剖析。”

古印加的神树

古印加的丛林里，一名感染了疟疾的猎人高热难耐，掬起池塘里的水解渴，却发现这水苦涩难当。奈何喉咙干得难受，他还是喝了几大口。神奇的是，不久后，他的症状居然有所缓解。

村里的长者怀疑这是那些苦水的作用，便取来让几个染病的人喝了——果然有效。后来，印加人发现那水的苦味源自边上的一种树的树皮，便将其晒干磨粉，用来治疗疟疾，代代相传。这种神树，正是后来救人无数的金鸡纳树。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率军征服印加帝国后，西班牙逐渐在南美建立起殖民统治，大批欧洲人移民到利马，其中就有药剂师萨伦布里诺。1632年，萨伦布里诺托人将一包树皮粉带到了罗马，让罗马的药剂师尝试用它来治疗疟疾，这是第一例有记录的用南美的树皮粉来治疗疟疾案例。

至于金鸡纳（Cinchona）这个名字的由来，则有一个美丽的传说。1629年至1639年，西班牙驻利马的总督是钦琼伯爵，她的夫人按西班牙语的习惯被称为钦琼纳（Chinchona）。钦琼纳来到利马后患上疟疾，一名土著姑娘用树皮粉治好了她的病，钦琼纳随后订购了大量树皮送往欧洲，用于治疗疟疾，因而这些树皮被人们称为“钦琼纳树皮”（Chinchona Bark）。

1742年，现代植物命名法的创立人卡尔·林奈将这种树命名为金鸡纳（Cinchona），沿用至今。据说，这便是沿用了钦琼纳夫人的名字，至于林奈为何遗漏了字母“h”，至今仍是一个谜。

卡尔·林奈

从新大陆传到旧大陆后，金鸡纳救人无数，其中就有不少王公贵族，比如英王查理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王太子，甚至还包括康熙皇帝。

1692年，康熙身患疟疾，太医医治无果，用了洪若翰等来华传教士进献的钦琼纳树皮粉方才保住性命，金鸡纳霜由此被清廷奉为圣药。

奎宁的诞生与合成

这种神秘的树皮粉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抗疟呢？

从18世纪中期开始，不断地有植物中的活性成分被分离和鉴定，天然产物化学萌芽了，人们开始探索金鸡纳霜中的活性成分。历经七十多年，化学家和药剂师们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奎宁被成功提纯并命名。此后，奎宁取代金鸡纳树皮粉，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尤其流行于西方列强在热带的殖民地。

对生活在热带的欧洲人来说，奎宁跟食物和水一样，是健康生活的必需品，但其味道苦寒不堪。于是，居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尝试用苏打水加糖来调制奎宁饮料，把它称为“滋补水”（tonic water），风靡世界的杜松子酒（gin and tonic，缩写为G&T）——把金酒（gin）与滋补水混合而成的鸡尾酒饮料——也起源于英国殖民时期的印度。

1854年，德国化学家斯特克获得高纯度的奎宁样品，并确定奎宁的原子组成。1908年，保罗·拉贝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40年的不懈努力后，终于揭示出了奎宁的化学结构。1944年，伍德沃德和多林实现了奎宁的人工全合成——划时代的科学里程碑，开创了有机合成的先河。

伍德沃德（左）与多林（右）

沉寂在故纸堆里的中医智慧

在中国古代，治疗疟疾主要靠常山。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收了14个与常山有关的方剂，但后来多为人忽视的是，他还提到了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此后的一些医书中，也有用青蒿熬汤、制丸治疟的方子。但当“青蒿一握”重新出现在中国主流医药典籍《本草纲目》之中时，已经是一千多年多年以后的事了。

李时珍整理和辨析医书典籍时，发现前人提到青蒿有青、黄之分。谨慎起见，他同时列出了“青蒿”与“黄花蒿”两个条目，也照录了葛洪“青蒿一握”的方子，但并未对其进行验证，仍没引起医药界同仁的重视。

医药界更加关注的，是知名度更高的常山，到20世纪时也依旧如此。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疟疾疫情不断蔓延，依赖进口的奎宁陷入短缺，人们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传统中医药上。常山由此脱颖而出。

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医务室的工作人员在1942年首先确定了常山单药的疗效。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的研究团队分离出“常山碱”，发现其效果甚至优于奎宁。但后来，另一位药理学家陈克恢发现常山有慢毒，因此不可能将常山本身开发成一款安全的抗疟药物。

此时，青蒿素仍然被埋没在故纸堆里。

屠呦呦等“再发现”青蒿素

1967年5月23日，在胡志明的请求下，经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代号为“523任务”的秘密科研项目正式启动了，其当务之急是研发针对已有耐药性的恶性疟疾的新型疗法，用以帮助越南军民在战争中减少疟疾引起的非战斗减员。

1969年1月，屠呦呦以中药抗疟组组长的身份加入了“523任务”团队，带领该小组的科研人员从中草药中筛选能治疗耐氯喹恶性疟疾的新型药物。与团队筛选了一百多个中草药样品后仍然一无所获的屠呦呦，再一次翻开《肘后备急方》的书页时，忽然有了不一样的感悟：“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被无数次错过的青蒿素终于由此浮出水面。如今我们知道，含有抗疟成分青蒿素的植物其实就是李时珍笔下的“黄花蒿”，但长久以来一直在民间被称为“青蒿”。

2015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如今，青蒿素已经被广泛用于世界疟疾高发地区。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药物）用于联合治疗，估计可将疟疾死亡率总体降低20%以上，儿童死亡率降低30%以上，对于全球卫生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

一半科学，一半文学

《双药记》讲述奎宁和青蒿素的故事，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历史记录和文学想象相结合的方式，带给读者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独特阅读体验。

对于有明确文献记录的，梁博士在忠实还原的基础上，对具体的细节，如场景、人物、对话做了文学加工。比如葛洪在广州会晤刺史邓岳，1532年皮萨罗率领舰队征服印加帝国，郑和病逝于七下西洋的途中……这些都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事件，但葛洪与弟子的对话、皮萨罗和印加将军的会面、郑和海葬的具体场景，都是梁博士用合理的想象补足的。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写作形式，是因为梁贵柏自己也是“一半科学、一半文学”。他儿时起便爱好文学，但受改革开放初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他选择了去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

入校后，这名文学青年仍然流连于图书馆的文学名著，直到有机合成课改变了一切——课上所讲的伍德沃德—多林奎宁全合成让他一下子着了迷。后来，“523任务”的重要成员之一，第一篇有关青蒿素的署名论文的通讯作者周维善，来到课堂上讲解青蒿素的人工合成。而碰巧的是，周梁两家是邻居，“周家爸爸”看着梁贵柏从小长大。

梁贵柏与双药的缘分还不止于此。在他毕业那一年，多林教授来到复旦大学，梁贵柏被老师指定用英文就自己的论文做个报告。多林教授一句“很好，好好干，你是有前途的”深深鼓励了青年梁贵柏，其亲笔所写的推荐信更是帮他敲开了赴美深造的大门。

梁贵柏

1992年，梁贵柏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博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之后，梁博士于1994年加入默沙东新药研究院药物化学部，任高级研究员。他参与和领导了多个不同阶段的新药研发项目，对西格列汀的研发做出过重要贡献。

早年对文学的爱好让梁博士在科研之余，走上了科普写作之路。他所著的“新药的故事”系列三册（译林出版社出版）入选科技部2023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两次获得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他还与行业同仁李敬博士合译了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林·考里科的自传《突破：我的科学人生》。

用梁博士自己的话来说，“完成《双药记》也算是对一半科学、一半文学的自己有了一个交代。”